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粮食安全、减贫与收入分配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更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迎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粮食安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安全防护网，以缓解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对弱势群体的冲击，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来自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法国巴黎经济学院、以及印度和乌克兰研究机构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粮食安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围绕“国际粮食储备银行”、“贫困线标准”、“收入分配分析方法”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论坛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源发展”为主题，2010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饭店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主持了会议，著名经济学家陈锡文、李扬、张卓元、朱玲、李实等一大批国内学者，国际著名研究专家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利恩、波恩大学的冯·布朗、联合国大学的托尼·阿狄森等参会演讲和
讨论。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储备银行” 后金融危机下的粮食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经验看，这种调整有可能维持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要谨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十分严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甚至会持续成为各类国际争端的主要目标。
李扬强调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原因，即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过度消费、过度服务业化等造成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化国家之间的不正常经济关系。全球经济的恢复，必须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等全球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后，全球经济才能回到正常轨道。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国家，采取的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超出收入水平意味着负债，因而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意味着“负债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负债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同当前的国
际货币制度有关，即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输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等，向发展中经济体举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负债发展模式的调整，要求提高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而储蓄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紧缩，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难以在短期完成的事情。因此，从发达经济体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不可能很快过去。
第二，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高度发展，而传统的制造业则相对萎缩。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欧洲一些国家也基本依赖于服务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的过度发展，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有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看到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过度发达并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故提出了一些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例如低碳经济，例如重振制造业、重振出口等。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在近些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弹性变成缺乏弹性的僵化局面，使得劳动力供求难以实现平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授予了那些将宏观经济和微观基础相结合以深化劳动力市场分析的学者。不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平衡，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难以在短期完成。
第三，金融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的负债发展模式和过度服务业化造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必须实现金融业的调整，而金融业的调整可以概括为一个“去杠杆化”过程。去杠杆化
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它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金从哪里来；二是去杠杆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去杠杆化意味着必须提高储蓄，但正如上文所述，发达经济体提高储蓄率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同时，去杠杆化过程本身就是经济收缩的过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注入金融机构却出不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泡沫破灭后的调整过程，就是去杠杆化、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但迄今仍没有修复完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大量资金注入金融机构，但去杠杆化却使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伴随信贷扩张。也就是说，去杠杆化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只要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成，金融业的调整也就没有完成，如此也就谈不上完全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
第四，财税制度的调整。为了使得经济重回正常轨道，必须进行包括减少支出、增加税收在内的财税制度调整。财税调整是真实变量的调整，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更为明显，比如削减公务员的薪酬和福利、增加税收等措施，在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发展模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调整一样，财税结构和制度的调整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历史经验看，比较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共有三次，包括1929年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前两次经济危机之后的调整和恢复历时超过10年，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调整，至少也将维持10年。
同李扬一样，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托
尼·阿狄森也对国际金融危机是否已经结束持审慎态度。阿狄森指出，目前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或接近他们的借贷极限，但消费需求仍然疲弱，就业市场仍无显著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中等收入国家也正在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但它们大多属于非常规措施，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各国政府最终必须结束经济刺激措施，但不论是将利率提的太早，还是将财政赤字减得太多，都会导致经济复苏过程的停止；同时，随着监管部门努力抑制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行为再次发生，全球金融体系可能会产生进一步震荡。
阿狄森进一步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包括金融危机、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在内的“三重危机”的冲击：（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需求疲软，出口价格削减，私人金融流动减少，这是第一个危机；（2）目前气候变化仍在加剧，温室气体持续增加，并伴随着气温和海平面上升，其严峻性超过了以往预计，这是第二个危机；（3）受全球粮食价格上升的影响，营养不良和饥饿问题正在抬头，这是第三个危机。“三重危机”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令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并对穷国和脆弱国家、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严重冲击。
如果全球经济迟迟难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由于各国对贫穷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是顺周期的，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反之，如果全球经济很快恢复增长，那么由于缺少转变低碳经济增长方式的坚定措施，碳排放将会再次加速，气候危机将会进一步恶化，粮食价格的攀升可能会再次重演。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粮食作物产量增长
放缓，全球需求却在保持上升，粮食价格不断上升，2007~2008年达到顶峰，2010年再次抬头。目前，推高粮食价格的结构性驱动力仍然存在，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下，以及在国际商品市场流动性恢复的作用下，粮食价格的确出现了部分反弹。受到增长恢复的前景驱动，世界石油价格目前接近每桶80美元，这进一步鼓励使用土地来生产生物燃料的趋势。
阿狄森认为，气候变化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是最弱的。气候变化还会通过洪灾和旱灾进一步强化粮食危机。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对各国财政带来深重影响：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约为每年750亿到900亿美元，并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这些费用的大部分与现有基础设施的加速损坏有关系，尤其是道路的加速损坏，以及新建基础设施，用来控制洪涝灾害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其他潜在的重大损失包括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流离人口的援助、以及为应对生计影响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脆弱国家的数量会上升，而脆弱国家的增多会带来冲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收入基础造成重大打击，使它们更加积贫积弱。
另外，经济增长也可能会伴随“新型”贫困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本的回报率，由此提高了价值。如果产权没有保障，那么就会产生强征土地的现象，使人们陷入贫困。随着城市发展的繁荣，土地价值节节攀升，给城市的贫困居民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一问题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孟加拉国，以及埃塞俄比亚的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等地都能看到。
为了减少三大危机造成的冲击，必须推动以穷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关怀他们的需要和能力，从而改善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促进多元化，减少不稳定，加强社会的包容）。同时，鉴于经济增长的恢复可能会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持续攀升，有必要建立新的全球援助和粮食架构，建立低碳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建立更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际粮食储备银行”
德国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农经学会前主席约赫姆·冯·布朗详细介绍了关于构建“国际粮食储备银行”的设想，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
布朗认为，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2007~2010年间相互交织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给贫困人口、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目前，反复无常的粮食价格继续损害着穷人的营养与食物保障，2010年6~7月份小麦价格暴涨，小农户非但没有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受益，最贫穷人口的福利却因此受到显著影响。
布朗指出，当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是众多因素导致的结果，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忽视对农业进行投资，工业化国家不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劣气候事件造成的粮食产量减产，粮食出口限制、不合理的贸易监管以及金融投机的影响等。布朗认为，同G20峰会日程上
的发展事务和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相比，粮食安全、食品和营养问题应当享有更大的优先权。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及其造成的冲击，必须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粮食产量，改善贸易和粮食存储政策以降低市场波动，同时要扩大社会保障和儿童营养，以社会保险网络保护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
提高粮食产量的核心是技术和投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源，粮食市场就会变得不稳定，这是基础性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过低，亚洲、拉美情况相对好些，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太慢，至少要增加1个百分点才能满足现实需要。另外，必须加强农业领域的投资，公共农业研究方面的投入若能翻倍，农业产出将显著提高，将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如果这些投资用于帮助世界贫困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亚），其农业总产出每年将增长1.1个百分点，帮助约2.82亿人口在2020年之前摆脱贫困。除了公共投资，还必须带动私人投资。
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加剧，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资金雄厚的国家开始进行跨国土地并购以保证本国食品安全，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为了确保这些投资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必须采取国际协调的政策行动，尤其是在外资土地并购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应当包括：（1）当前的土地拥有者应当享有知情权并参与土地交易的谈判，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本地人民的权利以及保护其他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2）尊重现有的土地权利，包括习俗和共同权利，失去土地
的人应得到补偿并进行合理安置；（3）当地社区应该从外国投资的农业中受益，而非受损；（4）为确保健全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应当仔细进行环境评估，比如保护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从居民用水或环境用水中大规模抽调水资源等；（5）发生国家食品危机时（比如出现严重干旱），应当优先保障民用食品，外国投资者应当无权出口食品。也就是说，对农业的投资必须加大，投资于农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个机会，但前提是不应排斥穷人或者破坏环境。
2008年，食品价格波动对最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并且损害了很多人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极端价格波动也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增加了国际游资投资农产品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潜在的投机交易风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降低粮食危机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冲击，我们需要新的行动，预防粮食价格的波动，包括开放的贸易、适当的市场机制以及建立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国际粮食储备银行”。穷人依赖于粮食价格适当稳定，国家层面的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不能同时解决上述问题，“国际粮食储备银行”有助于应对和抑制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
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认为，回顾中国历史，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农业和粮食首先出了问题。长期而言，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但若出现大的危机，必定源于粮食危机或资源环境危机。近几年洪涝灾害不断，在某种程度上同农田水利建设“欠账”
有关；沿海的快速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耕地、农业和粮食为代价。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中国农村农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并对当前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最近六七年是中国农村农业发展较好的阶段：第一，粮食连续七年增长，年度产量每年增加2000亿斤以上。第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03年为2600元，今年估计会超过5500元。第三，农村政策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比如取消了农业税、四项补贴达1280亿元等；始于2003年的新农合，由最初的30元提高到2007年的100元，且基本做到了农村人口全覆盖；截至今年8月份，农村低保制度覆盖人群超过5000万；另外还有新农保和基础养老金等。第四，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很快，基本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农村地区全部免除学费、教科书全部免费、住校生补助等。
当然，目前中国农村农业也存在一些问题。陈锡文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吃饭问题，农业的经营体制问题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人口众多，对中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重大挑战。即使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5.3亿吨并创历史新高，但人均勉强只有400公斤；同时，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目前主要有13个粮食主产省提供粮食，中国历史上“北粮南供”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于北方地区面临着缺水问题，现在是“南粮北供”。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会引起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由于粮食价格比国
际市场低廉，输出粮食的省份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好处：其一，农业的生产率不可能太高，地方官员不认为发展农业能有政绩；其二，由于农业税收被全部免除，政府收不到税，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发展农业增加财政税收收入。正因如此，目前的动力机制非常不适合粮食生产，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目前，中国的粮食供给似乎略有结余，但存在结构性问题。现在三大谷物供求略微平衡，如小麦少量进口、玉米勉强平衡、大米粳米基本平衡，关键问题是大豆和植物油。2009年，中国进口了4255万吨大豆，是国内产量的三倍，预计今年进口量将达到4700万吨。同时，国内植物油的消费量增长非常迅猛，进口大豆后，植物油还是不够，还需要通过进口植物油来解决问题。目前，中国大豆和豆油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率高达70%和60%。如果国际市场大豆植物油有重大变化，国内就会出现重大问题，我们目前实际上是利用了境外6亿亩的播种面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不能说有稳定的安全基础。保护耕地，水利建设，技术进步，培育现代农民等任务，仍然非常重要。
农业的经营体制是第二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农业经营体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过去认为家庭承包经营是不得已的办法，1998年以来认为是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办法。从农业生产过程看，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非常不一致，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力由家庭管理最为有效，因而农业是最适合家庭经营的。农业现代化和家庭经营并不矛盾，家庭经营不排斥农业现代化。目前，不少地方强调土地要实
行规模经营，但问题是途径是什么，不能依靠强迫，强迫会产生土地兼并。土地集中起来以后，究竟给谁种，从目前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给老板种。二战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土地制，目前已很少有农业雇工的农场农业。只有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效率才是最高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生产，实际上让农民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三个问题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现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口号都很响亮，并统一于统筹城乡发展之中。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实际上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土地改革，转变土地用途，政府卖地。这似乎是中国的发明，是从土地中获取收益的快速方法。其直接后果是耕地被大量占用，一些农民失去土地。这类事情必须可控，否则会影响到粮食问题、蔬菜问题。粮田盖工厂、菜地盖楼，蔬菜等价格当然要上涨了。土地改革的关键是：第一，要可控，哪些土地可以转变，“能种庄稼的地一定能够盖房子，能够盖房子的土地不一定能种庄稼”；第二，农民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城乡统筹改革，不能是仅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改革。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拥有的土地，一旦搞了开发，就是公地变成私地，中国是则私地变公地。城乡统筹，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惦记那块地，（你把农民“被城市化”了，就来低价强买人家那块地，凭什么“王法”可以怎么干）。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让农民能够进退有路；中国的农村问题，城镇化只能解决一部分，但不能解决全部。
二、减贫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统计部主任陈少华利用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在世界的大框架下对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进行了分析。以农村地区的贫困线为例，中国过去的官方贫困线标准为每年683元人民币，低收入线标准为每年1196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依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制订的每天1.25美元新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线标准应该分别为每年1361元和1865元。不论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还是同收入水平相当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贫困线标准都是偏低的。当然，不论按照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还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效都是显著的，提高贫困线并不会降低中国减贫的成效：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中国26年来令3亿人脱贫；若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中国26年来的脱贫人口达到6亿人。陈少华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更多地表现为食物之外的匮乏，贫困线标准亦会相应地不断提高。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对中国减贫经验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指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和扶贫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经验有三：第一，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每位农村居民享有了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如此可保证每个人有饭吃，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制度性基础。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领域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例如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日本的地膜覆盖技术，在没有大规模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科技支农，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如县级政府有科技副县长，乡级政
府有科技副乡长等。第三，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能力和收入，增强其支配粮食和食品的能力，例如针对农村居民的能力开发、劳动力流动和各类扶贫开发项目等。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部长马丁·拉瓦利恩结合世界银行在中国进行的一项“低保”项目，对低保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总结。拉瓦利恩介绍了世界银行在中国进行的关于最低收入保障（低保）的一项研究。拉瓦利恩指出，中国的最低收入保障于1993年在上海最先开始，然后推广至全国。从理论上讲，低保补差收入的边际税率高达100%，低保的这一负激励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贫困陷阱”的产生。不过，他的研究表明，中国低保的边际税率远远低于100%的理论值，只有5%左右。事实上，中国的低保并没有形成“贫困陷阱”，实际效果优于理论。其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知道贫困陷阱，并成功地采取了相应措施来规避这种陷阱。比如说，当低保对象除低保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增加100元时，低保金只减少5元左右。目前中国低保制度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边际税率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第二，要提高低保覆盖率，尤其是暂时贫困人口的参保率；第三，应该为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非义务阶段教育提供支持，低保项目要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最后，目前中国社保项目的一个很大缺陷，是城乡差别问题，应尽量解决城乡低保标准差别过大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对目前存在的社会保障的公
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朱玲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二元社会问题，但中国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二元特征，并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人员最先得到了保障，农村居民只有很低水平的保障。即使是这种很低水平的保障，往往也流于形式，比如人民公社社员每人交0.1元但很快就花完了，而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可以全额报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保障的城乡分割特征充分暴露出来，比如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同城市居民类似，但却没有什么保障。
对于社会保障来说，除了有社会保障和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目前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参加率从8%到92%，只用三、四年时间；进展很快，但也造成了相关制度比较粗糙，这会影响制度的可持续性。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会影响政府的信誉，必须减少不公平性、实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朱玲认为，目前比较重要的方面包括：第一，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保差别，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第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缩小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就业者的社保差别；第三，统筹单位从县级水平提到省级水平；第四，推进财政改革，加大中央政府的社会支出责任，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保证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承担社会支出责任，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社
保差别，等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应当是“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应以“保基本、广覆盖”为原则，增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人口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叶夫根尼·普雷皮克在介绍乌克兰情况时指出，同中国类似，乌克兰在过去20年也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乌克兰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过大，仅公共养老金支出就占GDP的16%，位居世界之首，几乎是欧盟国家的两倍。同时，绝大部分社会救助的对象并非迫切需要救助，而真正需要的群体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由于选举频繁，政府难以采纳那些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方案。叶夫根尼认为，乌克兰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削减过量的养老金支出，比如逐渐提高退休年龄，逐渐将女性的退休年龄由目前的55岁延长至与男性一样的60岁，并最终使男女退休年龄都延长到65岁等。印度高校财政拨款委员会主席苏哈迪尔·索拉特在谈及印度社会保障情况时表示，认同朱玲的观点，并认为印度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在印度，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不同宗教、种姓和性别之间，仍然存在着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公平性，现在的社会保障基本是对富人有利。
三、中国的收入分配之争
中国收入分配因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估算与统计局有关收入分配计算之争后，再次让我们审视如何估算中国的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来靠“刘易斯转折点”的劳动工资上
涨是否能矫正，就这一系列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部长马丁·拉瓦利恩、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学者会聚一堂，对收入分配的一些新分析方法进行了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所的蔡昉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则对中国当前“刘易斯转折点”和收入分配状况和有关对策措施进行了分析。
拉瓦利恩对“调查无应答”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调查的应答率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人们的特征相关。由于富人的应答率通常低于穷人，因此调查应答率在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异就会导致对贫困状况的低估。但调查无应答问题对收入差距估计偏差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尽管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一问题会低估收入不平等状况。拉瓦利恩介绍了世界银行对调查无应答问题的一种处理方法，该方法利用不同地区各个收入组别的应答率，采用广义矩方法，估算调整权数，并使用这一权数对样本进行重新加权，以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即使在不掌握无应答者的任何个人和家庭信息的情况下，这一方法也是适用的。
李实认为，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无应答问题较为严重，而拉瓦利恩的方法对修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该方法对中国的有关研究而言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有助于解决调查数据中高收入人群代表性不足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估计偏差问题。但拉瓦利恩方法的应用前提是要知道不同地区的应答率，而中国现在并未披
露地区层面的应答率。针对高收入人群在目前的收入调查数据里的比重偏低以及难以获取极高收入组的收入信息等问题，李实在评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方法。
李实教授通过增加高收入信息样本的方式对高收入阶层进行了重新估算。其增加信息的办法根据是福布斯富人榜的分布，在此基础上上市公司高管的数据的补充，形成高端人群收入数据库。根据推算，收入水平高于12万以上，大概280万左右；占整个城镇人口的比重47%，平均收入大概51万。而调查数据，对12万以下的有很高的适合性；加入我们的估计高收入人群，加权后，高收入人群占城市基尼系数从0.34上升到0.42，大概上升了8个百分点，经过价格调整后，为0.41。如果将高收入人群加入到全国样本技术，则基尼系数上升到0.52，经过价格调整为0.47，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大幅提高。从平均收入看，如果不进行调整，人均3.8万，调整后上升到6万元左右。10%的人群，大概上升了60%左右，但达不到王小鲁估计的2倍或3倍左右。
王有捐则对拉瓦利恩的方法（现有样本加权）、李实的方法（其他样本补充）和王小鲁的方法（基于未调整样本的恩格尔系数推算法）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大家提出了改进的方式。
总之，加入富人样本信息后，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会提高中国收入不公，如何解释和解决就成了关键。蔡昉教授认为，中国在2003年已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民工荒”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而不是临时性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这意味着：其一，农业已不再是
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二，农民工集体行动会越来越大；其三，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其四，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中西部地区则逐渐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因而应加快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转折点被确认的直接结果是低劳动力成本时代结束，工资进入上涨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则认为居民收入分配仅仅是宏观分配的一个缩影，认为中国当前仍没有改变劳动收入报酬下降的事实，需要政策大调整。发言指出：（1）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96~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大约9.3个百分点，其中3.3个百分点是由于就业非正规化造成原属于劳动者报酬的自雇者营业盈余被纳入企业营业盈余之中，而其他6个百分点则来自于实实在在的劳动者报酬下降；（2）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数东欧转型国家，大体处于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较为明显地低于巴西的居民收入差距；（3）行业差距迅速扩大，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人均工资比率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1:1以内，增至新世纪以来的超过1.3:1。
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断恶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地方政府经济增长优先战略、迁移工人比重上升但议价能力不强、正规部门就业下降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管理层
与普通工人收入差距过大、快速城市化的影响等。魏众认为，应该采取多方面小措施，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一，正确理解我国的收入分配指导方针，对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分配，既要承认，也要抑制；第二，应在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明确提出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要快于人均GDP增长率；第三，政府部门应适度调减生产环节税收，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做出表率；第四，建立健全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形成机制，严格控制国有垄断企业和权力机构的收费和利润转化为收入的比例，保持全社会劳动者之间和谐的劳动关系；第五，规范用工制度，建设工会，集体谈判；第六，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等。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
粮食安全、减贫与收入分配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更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迎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粮食安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为穷人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安全防护网，以缓解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对弱势群体的冲击，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来自世界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法国巴黎经济学院、以及印度和乌克兰研究机构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粮食安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围绕“国际粮食储备银行”、“贫困线标准”、“收入分配分析方法”等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论坛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源发展”为主题，2010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国际会议饭店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主持了会议，著名经济学家陈锡文、李扬、张卓元、朱玲、李实等一大批国内学者，国际著名研究专家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利恩、波恩大学的冯·布朗、联合国大学的托尼·阿狄森等参会演讲和
讨论。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储备银行” 后金融危机下的粮食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经验看，这种调整有可能维持十几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要谨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将十分严峻，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甚至会持续成为各类国际争端的主要目标。
李扬强调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首先是发达国家的原因，即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过度消费、过度服务业化等造成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化国家之间的不正常经济关系。全球经济的恢复，必须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等全球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后，全球经济才能回到正常轨道。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国家，采取的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消费超出收入水平意味着负债，因而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意味着“负债发展模式”，在金融领域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负债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同当前的国
际货币制度有关，即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输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等，向发展中经济体举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负债发展模式的调整，要求提高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而储蓄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紧缩，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也是难以在短期完成的事情。因此，从发达经济体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不可能很快过去。
第二，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高度发展，而传统的制造业则相对萎缩。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欧洲一些国家也基本依赖于服务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的过度发展，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有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已经看到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过度发达并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故提出了一些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例如低碳经济，例如重振制造业、重振出口等。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在近些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高弹性变成缺乏弹性的僵化局面，使得劳动力供求难以实现平衡。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授予了那些将宏观经济和微观基础相结合以深化劳动力市场分析的学者。不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平衡，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难以在短期完成。
第三，金融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的负债发展模式和过度服务业化造成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必须实现金融业的调整，而金融业的调整可以概括为一个“去杠杆化”过程。去杠杆化
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它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金从哪里来；二是去杠杆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去杠杆化意味着必须提高储蓄，但正如上文所述，发达经济体提高储蓄率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同时，去杠杆化过程本身就是经济收缩的过程；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注入金融机构却出不来。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泡沫破灭后的调整过程，就是去杠杆化、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日本用了16年的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但迄今仍没有修复完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大量资金注入金融机构，但去杠杆化却使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伴随信贷扩张。也就是说，去杠杆化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只要去杠杆化过程没有完成，金融业的调整也就没有完成，如此也就谈不上完全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
第四，财税制度的调整。为了使得经济重回正常轨道，必须进行包括减少支出、增加税收在内的财税制度调整。财税调整是真实变量的调整，造成的社会经济冲击更为明显，比如削减公务员的薪酬和福利、增加税收等措施，在英国法国等发达经济体引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同发展模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调整一样，财税结构和制度的调整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历史经验看，比较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共有三次，包括1929年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前两次经济危机之后的调整和恢复历时超过10年，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调整，至少也将维持10年。
同李扬一样，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托
尼·阿狄森也对国际金融危机是否已经结束持审慎态度。阿狄森指出，目前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或接近他们的借贷极限，但消费需求仍然疲弱，就业市场仍无显著改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中等收入国家也正在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但它们大多属于非常规措施，不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各国政府最终必须结束经济刺激措施，但不论是将利率提的太早，还是将财政赤字减得太多，都会导致经济复苏过程的停止；同时，随着监管部门努力抑制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行为再次发生，全球金融体系可能会产生进一步震荡。
阿狄森进一步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包括金融危机、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在内的“三重危机”的冲击：（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需求疲软，出口价格削减，私人金融流动减少，这是第一个危机；（2）目前气候变化仍在加剧，温室气体持续增加，并伴随着气温和海平面上升，其严峻性超过了以往预计，这是第二个危机；（3）受全球粮食价格上升的影响，营养不良和饥饿问题正在抬头，这是第三个危机。“三重危机”相互叠加、相互影响，令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并对穷国和脆弱国家、穷人和弱势群体造成严重冲击。
如果全球经济迟迟难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由于各国对贫穷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总是顺周期的，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必然导致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反之，如果全球经济很快恢复增长，那么由于缺少转变低碳经济增长方式的坚定措施，碳排放将会再次加速，气候危机将会进一步恶化，粮食价格的攀升可能会再次重演。
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粮食作物产量增长
放缓，全球需求却在保持上升，粮食价格不断上升，2007~2008年达到顶峰，2010年再次抬头。目前，推高粮食价格的结构性驱动力仍然存在，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预期下，以及在国际商品市场流动性恢复的作用下，粮食价格的确出现了部分反弹。受到增长恢复的前景驱动，世界石油价格目前接近每桶80美元，这进一步鼓励使用土地来生产生物燃料的趋势。
阿狄森认为，气候变化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是最弱的。气候变化还会通过洪灾和旱灾进一步强化粮食危机。同时，气候变化还会对各国财政带来深重影响：在财政支出方面，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约为每年750亿到900亿美元，并将一直持续到2050年。这些费用的大部分与现有基础设施的加速损坏有关系，尤其是道路的加速损坏，以及新建基础设施，用来控制洪涝灾害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其他潜在的重大损失包括疟疾和登革热的传播、流离人口的援助、以及为应对生计影响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脆弱国家的数量会上升，而脆弱国家的增多会带来冲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收入基础造成重大打击，使它们更加积贫积弱。
另外，经济增长也可能会伴随“新型”贫困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本的回报率，由此提高了价值。如果产权没有保障，那么就会产生强征土地的现象，使人们陷入贫困。随着城市发展的繁荣，土地价值节节攀升，给城市的贫困居民造成了很大压力。这一问题在经济发展迅猛的孟加拉国，以及埃塞俄比亚的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等地都能看到。
为了减少三大危机造成的冲击，必须推动以穷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关怀他们的需要和能力，从而改善经济增长的总体质量（促进多元化，减少不稳定，加强社会的包容）。同时，鉴于经济增长的恢复可能会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持续攀升，有必要建立新的全球援助和粮食架构，建立低碳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建立更多的社会保障体系。
“国际粮食储备银行”
德国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农经学会前主席约赫姆·冯·布朗详细介绍了关于构建“国际粮食储备银行”的设想，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
布朗认为，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2007~2010年间相互交织的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给贫困人口、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目前，反复无常的粮食价格继续损害着穷人的营养与食物保障，2010年6~7月份小麦价格暴涨，小农户非但没有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受益，最贫穷人口的福利却因此受到显著影响。
布朗指出，当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是众多因素导致的结果，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忽视对农业进行投资，工业化国家不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恶劣气候事件造成的粮食产量减产，粮食出口限制、不合理的贸易监管以及金融投机的影响等。布朗认为，同G20峰会日程上
的发展事务和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相比，粮食安全、食品和营养问题应当享有更大的优先权。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及其造成的冲击，必须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来提高粮食产量，改善贸易和粮食存储政策以降低市场波动，同时要扩大社会保障和儿童营养，以社会保险网络保护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
提高粮食产量的核心是技术和投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源，粮食市场就会变得不稳定，这是基础性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率过低，亚洲、拉美情况相对好些，但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太慢，至少要增加1个百分点才能满足现实需要。另外，必须加强农业领域的投资，公共农业研究方面的投入若能翻倍，农业产出将显著提高，将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如果这些投资用于帮助世界贫困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亚），其农业总产出每年将增长1.1个百分点，帮助约2.82亿人口在2020年之前摆脱贫困。除了公共投资，还必须带动私人投资。
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外商投资环境得到了改善。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加剧，尤其是土地和水资源，资金雄厚的国家开始进行跨国土地并购以保证本国食品安全，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为了确保这些投资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必须采取国际协调的政策行动，尤其是在外资土地并购方面，新的制度安排应当包括：（1）当前的土地拥有者应当享有知情权并参与土地交易的谈判，应当采取措施保护本地人民的权利以及保护其他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2）尊重现有的土地权利，包括习俗和共同权利，失去土地
的人应得到补偿并进行合理安置；（3）当地社区应该从外国投资的农业中受益，而非受损；（4）为确保健全和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应当仔细进行环境评估，比如保护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从居民用水或环境用水中大规模抽调水资源等；（5）发生国家食品危机时（比如出现严重干旱），应当优先保障民用食品，外国投资者应当无权出口食品。也就是说，对农业的投资必须加大，投资于农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个机会，但前提是不应排斥穷人或者破坏环境。
2008年，食品价格波动对最贫困人口的影响最大，并且损害了很多人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极端价格波动也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增加了国际游资投资农产品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潜在的投机交易风险。为了保证粮食安全，降低粮食危机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冲击，我们需要新的行动，预防粮食价格的波动，包括开放的贸易、适当的市场机制以及建立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国际粮食储备银行”。穷人依赖于粮食价格适当稳定，国家层面的金融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不能同时解决上述问题，“国际粮食储备银行”有助于应对和抑制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
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认为，回顾中国历史，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农业和粮食首先出了问题。长期而言，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但若出现大的危机，必定源于粮食危机或资源环境危机。近几年洪涝灾害不断，在某种程度上同农田水利建设“欠账”
有关；沿海的快速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以牺牲耕地、农业和粮食为代价。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中国农村农业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并对当前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最近六七年是中国农村农业发展较好的阶段：第一，粮食连续七年增长，年度产量每年增加2000亿斤以上。第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2003年为2600元，今年估计会超过5500元。第三，农村政策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比如取消了农业税、四项补贴达1280亿元等；始于2003年的新农合，由最初的30元提高到2007年的100元，且基本做到了农村人口全覆盖；截至今年8月份，农村低保制度覆盖人群超过5000万；另外还有新农保和基础养老金等。第四，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很快，基本建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农村地区全部免除学费、教科书全部免费、住校生补助等。
当然，目前中国农村农业也存在一些问题。陈锡文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吃饭问题，农业的经营体制问题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人口众多，对中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重大挑战。即使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5.3亿吨并创历史新高，但人均勉强只有400公斤；同时，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目前主要有13个粮食主产省提供粮食，中国历史上“北粮南供”的局面已经发生了改变：由于北方地区面临着缺水问题，现在是“南粮北供”。地区粮食供需不平衡，会引起经济利益上的不平衡。由于粮食价格比国
际市场低廉，输出粮食的省份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好处：其一，农业的生产率不可能太高，地方官员不认为发展农业能有政绩；其二，由于农业税收被全部免除，政府收不到税，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发展农业增加财政税收收入。正因如此，目前的动力机制非常不适合粮食生产，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目前，中国的粮食供给似乎略有结余，但存在结构性问题。现在三大谷物供求略微平衡，如小麦少量进口、玉米勉强平衡、大米粳米基本平衡，关键问题是大豆和植物油。2009年，中国进口了4255万吨大豆，是国内产量的三倍，预计今年进口量将达到4700万吨。同时，国内植物油的消费量增长非常迅猛，进口大豆后，植物油还是不够，还需要通过进口植物油来解决问题。目前，中国大豆和豆油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率高达70%和60%。如果国际市场大豆植物油有重大变化，国内就会出现重大问题，我们目前实际上是利用了境外6亿亩的播种面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不能说有稳定的安全基础。保护耕地，水利建设，技术进步，培育现代农民等任务，仍然非常重要。
农业的经营体制是第二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农业经营体制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过去认为家庭承包经营是不得已的办法，1998年以来认为是适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办法。从农业生产过程看，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非常不一致，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力由家庭管理最为有效，因而农业是最适合家庭经营的。农业现代化和家庭经营并不矛盾，家庭经营不排斥农业现代化。目前，不少地方强调土地要实
行规模经营，但问题是途径是什么，不能依靠强迫，强迫会产生土地兼并。土地集中起来以后，究竟给谁种，从目前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给老板种。二战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土地制，目前已很少有农业雇工的农场农业。只有让农民种自己的地，效率才是最高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生产，实际上让农民种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三个问题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现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口号都很响亮，并统一于统筹城乡发展之中。在实践中，不少地方实际上围绕一件事情展开：土地改革，转变土地用途，政府卖地。这似乎是中国的发明，是从土地中获取收益的快速方法。其直接后果是耕地被大量占用，一些农民失去土地。这类事情必须可控，否则会影响到粮食问题、蔬菜问题。粮田盖工厂、菜地盖楼，蔬菜等价格当然要上涨了。土地改革的关键是：第一，要可控，哪些土地可以转变，“能种庄稼的地一定能够盖房子，能够盖房子的土地不一定能种庄稼”；第二，农民究竟从中得到了什么。城乡统筹改革，不能是仅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改革。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拥有的土地，一旦搞了开发，就是公地变成私地，中国是则私地变公地。城乡统筹，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惦记那块地，（你把农民“被城市化”了，就来低价强买人家那块地，凭什么“王法”可以怎么干）。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让农民能够进退有路；中国的农村问题，城镇化只能解决一部分，但不能解决全部。
二、减贫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统计部主任陈少华利用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在世界的大框架下对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进行了分析。以农村地区的贫困线为例，中国过去的官方贫困线标准为每年683元人民币，低收入线标准为每年1196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依据2005年购买力平价制订的每天1.25美元新贫困线标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线标准应该分别为每年1361元和1865元。不论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还是同收入水平相当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贫困线标准都是偏低的。当然，不论按照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还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成效都是显著的，提高贫困线并不会降低中国减贫的成效：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中国26年来令3亿人脱贫；若按照世界银行的新贫困线标准，中国26年来的脱贫人口达到6亿人。陈少华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更多地表现为食物之外的匮乏，贫困线标准亦会相应地不断提高。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对中国减贫经验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高度的概括，指出：中国农村农业发展和扶贫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经验有三：第一，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每位农村居民享有了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如此可保证每个人有饭吃，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制度性基础。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领域发生了显著的技术进步，例如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日本的地膜覆盖技术，在没有大规模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科技支农，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如县级政府有科技副县长，乡级政
府有科技副乡长等。第三，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农村居民的能力和收入，增强其支配粮食和食品的能力，例如针对农村居民的能力开发、劳动力流动和各类扶贫开发项目等。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部长马丁·拉瓦利恩结合世界银行在中国进行的一项“低保”项目，对低保制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总结。拉瓦利恩介绍了世界银行在中国进行的关于最低收入保障（低保）的一项研究。拉瓦利恩指出，中国的最低收入保障于1993年在上海最先开始，然后推广至全国。从理论上讲，低保补差收入的边际税率高达100%，低保的这一负激励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贫困陷阱”的产生。不过，他的研究表明，中国低保的边际税率远远低于100%的理论值，只有5%左右。事实上，中国的低保并没有形成“贫困陷阱”，实际效果优于理论。其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知道贫困陷阱，并成功地采取了相应措施来规避这种陷阱。比如说，当低保对象除低保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增加100元时，低保金只减少5元左右。目前中国低保制度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边际税率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第二，要提高低保覆盖率，尤其是暂时贫困人口的参保率；第三，应该为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非义务阶段教育提供支持，低保项目要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最后，目前中国社保项目的一个很大缺陷，是城乡差别问题，应尽量解决城乡低保标准差别过大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对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总结，并对目前存在的社会保障的公
平性和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朱玲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二元社会问题，但中国的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二元特征，并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人员最先得到了保障，农村居民只有很低水平的保障。即使是这种很低水平的保障，往往也流于形式，比如人民公社社员每人交0.1元但很快就花完了，而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可以全额报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保障的城乡分割特征充分暴露出来，比如进城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同城市居民类似，但却没有什么保障。
对于社会保障来说，除了有社会保障和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问题和可持续性问题，目前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参加率从8%到92%，只用三、四年时间；进展很快，但也造成了相关制度比较粗糙，这会影响制度的可持续性。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会影响政府的信誉，必须减少不公平性、实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朱玲认为，目前比较重要的方面包括：第一，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保差别，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第二，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缩小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就业者的社保差别；第三，统筹单位从县级水平提到省级水平；第四，推进财政改革，加大中央政府的社会支出责任，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保证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承担社会支出责任，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社
保差别，等等。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中长期目标，应当是“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应以“保基本、广覆盖”为原则，增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人口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叶夫根尼·普雷皮克在介绍乌克兰情况时指出，同中国类似，乌克兰在过去20年也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同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乌克兰的社会保障支出总量过大，仅公共养老金支出就占GDP的16%，位居世界之首，几乎是欧盟国家的两倍。同时，绝大部分社会救助的对象并非迫切需要救助，而真正需要的群体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由于选举频繁，政府难以采纳那些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方案。叶夫根尼认为，乌克兰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削减过量的养老金支出，比如逐渐提高退休年龄，逐渐将女性的退休年龄由目前的55岁延长至与男性一样的60岁，并最终使男女退休年龄都延长到65岁等。印度高校财政拨款委员会主席苏哈迪尔·索拉特在谈及印度社会保障情况时表示，认同朱玲的观点，并认为印度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问题。在印度，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之间，不同宗教、种姓和性别之间，仍然存在着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公平性，现在的社会保障基本是对富人有利。
三、中国的收入分配之争
中国收入分配因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估算与统计局有关收入分配计算之争后，再次让我们审视如何估算中国的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来靠“刘易斯转折点”的劳动工资上
涨是否能矫正，就这一系列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部长马丁·拉瓦利恩、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学者会聚一堂，对收入分配的一些新分析方法进行了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口所的蔡昉教授、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则对中国当前“刘易斯转折点”和收入分配状况和有关对策措施进行了分析。
拉瓦利恩对“调查无应答”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调查的应答率并不是随机的，而是与人们的特征相关。由于富人的应答率通常低于穷人，因此调查应答率在不同收入组之间的差异就会导致对贫困状况的低估。但调查无应答问题对收入差距估计偏差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尽管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一问题会低估收入不平等状况。拉瓦利恩介绍了世界银行对调查无应答问题的一种处理方法，该方法利用不同地区各个收入组别的应答率，采用广义矩方法，估算调整权数，并使用这一权数对样本进行重新加权，以得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即使在不掌握无应答者的任何个人和家庭信息的情况下，这一方法也是适用的。
李实认为，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无应答问题较为严重，而拉瓦利恩的方法对修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该方法对中国的有关研究而言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有助于解决调查数据中高收入人群代表性不足而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估计偏差问题。但拉瓦利恩方法的应用前提是要知道不同地区的应答率，而中国现在并未披
露地区层面的应答率。针对高收入人群在目前的收入调查数据里的比重偏低以及难以获取极高收入组的收入信息等问题，李实在评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方法。
李实教授通过增加高收入信息样本的方式对高收入阶层进行了重新估算。其增加信息的办法根据是福布斯富人榜的分布，在此基础上上市公司高管的数据的补充，形成高端人群收入数据库。根据推算，收入水平高于12万以上，大概280万左右；占整个城镇人口的比重47%，平均收入大概51万。而调查数据，对12万以下的有很高的适合性；加入我们的估计高收入人群，加权后，高收入人群占城市基尼系数从0.34上升到0.42，大概上升了8个百分点，经过价格调整后，为0.41。如果将高收入人群加入到全国样本技术，则基尼系数上升到0.52，经过价格调整为0.47，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大幅提高。从平均收入看，如果不进行调整，人均3.8万，调整后上升到6万元左右。10%的人群，大概上升了60%左右，但达不到王小鲁估计的2倍或3倍左右。
王有捐则对拉瓦利恩的方法（现有样本加权）、李实的方法（其他样本补充）和王小鲁的方法（基于未调整样本的恩格尔系数推算法）进行了评述，并介绍了国家统计局的做法，大家提出了改进的方式。
总之，加入富人样本信息后，不论哪一种方法，都会提高中国收入不公，如何解释和解决就成了关键。蔡昉教授认为，中国在2003年已达到刘易斯转折点，“民工荒”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而不是临时性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问题。这意味着：其一，农业已不再是
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其二，农民工集体行动会越来越大；其三，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其四，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中西部地区则逐渐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因而应加快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刘易斯转折点被确认的直接结果是低劳动力成本时代结束，工资进入上涨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众则认为居民收入分配仅仅是宏观分配的一个缩影，认为中国当前仍没有改变劳动收入报酬下降的事实，需要政策大调整。发言指出：（1）以劳动者报酬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1996~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大约9.3个百分点，其中3.3个百分点是由于就业非正规化造成原属于劳动者报酬的自雇者营业盈余被纳入企业营业盈余之中，而其他6个百分点则来自于实实在在的劳动者报酬下降；（2）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状况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多数东欧转型国家，大体处于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的中等水平，但较为明显地低于巴西的居民收入差距；（3）行业差距迅速扩大，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人均工资比率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1:1以内，增至新世纪以来的超过1.3:1。
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断恶化，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地方政府经济增长优先战略、迁移工人比重上升但议价能力不强、正规部门就业下降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管理层
与普通工人收入差距过大、快速城市化的影响等。魏众认为，应该采取多方面小措施，改进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一，正确理解我国的收入分配指导方针，对劳动以外的要素参与分配，既要承认，也要抑制；第二，应在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明确提出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要快于人均GDP增长率；第三，政府部门应适度调减生产环节税收，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做出表率；第四，建立健全以工资为主体的收入形成机制，严格控制国有垄断企业和权力机构的收费和利润转化为收入的比例，保持全社会劳动者之间和谐的劳动关系；第五，规范用工制度，建设工会，集体谈判；第六，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