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春秀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8期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2-0096-07
文人关心政治，文学反映政治事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政治又影响文人，重大的时代政治事件，往往对文人创作有巨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复杂现象，某一时期作家的群体心态，乃至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都与这些政治事件有或大或小的关系。”①在宋金双方近120年(1117-1234)的对峙时期，从徽钦北迁到“绍兴和议”，从完颜亮侵宋到“隆兴和议”，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等，都是影响到宋金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其中，采石之战在宋金关系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引起宋金双方文人广泛关注。因为采石大捷是宋室南渡以来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战役，所以更是点燃了南宋文人的爱国激情，并一度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样一来，采石之战这一政治事件就被文学化了。本文拟探讨虞允文采石之战在南宋时期的文学化进程，并试图揭示采石之战题材的作品与南宋爱国文学的关系。
一、采石之战的创作底本
采石之战后，虞允文(1110-1174)成了拯救国家、民族于生死一线的伟大英雄。一时文人广泛关注虞允文的奇功大业，竞相传写，出现了一批颂功之作。而在这赞歌声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论调，譬如赵甡之《中兴遗史》、王明清《挥麈录》等就否定虞允文的采石战功。由此引人深思：宋金采石之战的过程究竟如何？虞允文在采石大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采石之战的亲历者，虞允文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上奏朝廷《江上军事三札》②，详细记录了采石之战的过程。以其《江上军事第一札》为例：
蒙圣恩，令从军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北岸有一高台，台上大红绣旗、黄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黄盖，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问之，此虏酋也。昨已登台祭天，刑白马，与诸将盟矣。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臣与统制官张振等共议，列马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摆布仅毕，忽闻虏众齐声发喊，虏酋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未顷刻间，已有七舟遽达南岸。虏登岸与官军战，臣往来行间，再三传令，激以大义，许以醴赏。步军统制时俊先登，军皆殊死斗，俘斩既尽。而战于江中者，艨艟相击，虏舟皆平沈，溺水死者以万数。天色向晦，北岸鼓声乃止，虏引余舟遁去。臣等尚虑其诈，不敢以兵掩其前，但以强弓弩袭其后追射之。
细观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应该符合事实。因为奏札是仓促之间写成的，如果不亲历其事，很难编造得出来。其中所记载的战绩，如“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射杀万户一人，服紫茸绵甲注丝战袍，生获千户二人，女真三十余人”(《江上军事第一札》)，如此精确的数字和特别的服饰，也不可能随手编造而成。有些细节叙述，如“虏有旗头为官军斫断其左臂，尚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进战，久之乃仆地死，金人之伉健可概见矣”(《江上军事第二札》)，形容金军将领矫健善战，英勇顽强，真实可感，如在目前。这种肯定敌方将领的气度和胸怀，令人钦佩。至于“溺水死者以万数”“应弦而倒者以万数”(《江上军事第三札》)等概数，则不必苛责，一来那种纷纭繁杂的场面，足以给人这种数量众多的冲击感，二来夸张数目以形容杀敌的快意，正是亲历战场的文人对战争最真切的感受，并采用夸张的文学化手法将其表达出来。
但是，当时也有人对虞允文三札提出了质疑，譬如赵甡之就声称曾亲至采石战场，就采石之战有关情形“质之于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取“太平州及东采石之百姓所言”，录采石之战的过程于其《中兴遗史》③。在赵甡之笔下，虞允文根本没有往来行阵、激励士卒的义举，而是“坐峨眉台中，战抖几不能止”；而且采石一战金兵死亡人数仅“五六百人”，战绩有限。诸如此类的指摘很多。他还尖锐地批评虞允文三札“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于邀求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异日之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对《中兴遗史》所指摘的细节一一反驳。其实不必争论细节孰是孰非，仅从文末赵甡之将采石大捷归功于上天，便可见其主观臆断：“当是之时，争战之声方厉，安危之机甚切，而人皆罢其业，离其居，乐观之，既而连亘数十里驻足不动，遂成江南壁立万仞之势，岂人力能使之然哉！盖天实为之也。”显然是道听途说，离事实较远。
当然，虞允文三札的行文口气，俨然以采石之战的指挥官自任，确有些邀功之嫌。但他以帝王使者的身份犒师，因主将未至而参与督战，自然是最高指挥官，恰因完颜亮瓜州被杀，取得了采石之战的绝对性胜利，居功之心自然难免，此亦人之常情。但不能因此否定虞允文采石战功，而赵甡之所称虞允文三札“皆不可取信”就更失之偏激了。
总体来说，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比较客观可信，所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在稽考众家记载的同时，基本采用了虞允文的记载。《江上军事三札》不仅成为后来很多文人再创作的重要底本，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也使其成为反映采石之战的第一部作品。
二、采石之战的当代创作
虞允文及采石大捷在当时所引发的文学创作，不仅参与人数很多，而且覆盖范围很广，从政治中心到偏远地区，都有众多文人积极创作，还有一些名家参与其中。这些作品对采石之战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效应，这种时空的变换还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乃至文体的选择。
(一)接近“事件中心”的纪实性宣传
最先对采石之战进行再书写的是追随虞允文左右的门生宾客，他们最早获悉采石大战前后事迹，因而能够及时反映这一重大事件。如蹇驹，潼川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撰有《采石瓜洲毙亮记》一卷④，长达五千余字，详细记录采石之战始末。在战争时间、战略部署以及战绩数量等事实方面，皆与虞允文奏札如出一辙，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蒙文通认为蹇驹此文“最坦率、最朴质，专为记载这一战役而作”⑤。在纪事的同时，蹇驹十分注意表达对虞允文的崇敬之情，将其刻画成识见非凡、大义凛然的英雄。如战斗开始前虞允文劝谕战士的过程：
公徐晓之曰：“敌万一过江，江南席卷，无措足之地，汝辈虽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乃不能一战以报国乎？”众皆曰：“顾未尝不欲战，奈无当头者。”允文觉其言可动，倡言：“汝辈止缘王权谬妄抵此，今朝廷别差官管此军矣。”众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谕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来唤池州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如用显忠，得人矣。”
人物对话鲜活，时见方言俗语，凸显了虞允文激励将士、谋划战略的忠义智勇形象。再如战斗结束后虞允文劳问将士的细节：
诸将趋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阁门宣赞耳，岂有文臣骑马往来行阵乎？”允文执其手曰：“诸公何言？相与共安危，死生同之，期于破贼以报国家。”
突出虞允文以文臣往来行阵的忠勇行为。这些生动的对话皆不见于虞允文的奏札，却最能展现其英雄形象。从文末“驹以门下士获侍燕间，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可知，蹇驹的门客身份决定他有机会从虞允文或其他幕僚口中获悉这些细节。又蹇驹称“舍人虞侯……建振古不可及之功”，且记事止于虞允文回朝“遂有川陕之命”，按《宋史·虞允文传》，虞允文宣抚川陕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故此文记事时间离采石大战仅两个月。蹇驹在文中自称“退而录之以报里中新友”，所以这是一篇及时宣扬虞允文丰功伟绩的文章。作为采石战役的宣传品，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倡百和，“蜀人家家有传本”。
另一蜀人员兴宗的《绍兴采石大战始末》⑥，也是及时宣扬虞允文采石战功的作品。此文与蹇驹之作的写成时间同在绍兴三十二年，记事同是止在这一年二月，但两家又各不相知，有所遗漏⑦，说明蹇、员二人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内对采石大捷进行报道，其共同点是反映时事的及时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写作方式的选择上几乎相同，都是文言、白话间用的语体类作品，便于传播。
除此之外，员兴宗还以诗叙事，讴歌虞允文采石战功，有《歌两淮》⑧诗一首，其诗引曰：“事以诗叙者，唐人累累有焉。……吾蜀虞公尝援尺棰笞敌两淮之上，敌愤以死，此事旷古今一快者。宾客欲表著铺张而绪言之，其当取杜乎？当用白也？”据此知员兴宗为虞允文同乡宾客，作诗目的就是讴歌虞允文采石之功。此诗长达千余言，几乎是《绍兴采石大战始末》的韵语版，如虞允文初至采石问询战士一节，采用了乐府民歌传统的问答形式：“公趣下马询众语，众共来前致辞苦。平时节使驱为奴，逐逐无聊战无主。而今侧身堕两失，官骑已亡难再得。诚令军政日月悬，我有微躯人不惜。公闻瑟缩涕潸然，汝曹寄命真可怜。朝今清明万乘圣，权已殛死家南迁。若等是行能奋死，朝建勋名暮朱紫。官今付我诰如山，节使察使皆在此。”另外，此诗状写宋金两军采石交战情形，气势也颇壮阔。先是极力渲染敌方“千里断岸皆遮逻”，以“天低野旷笳鼓咽”之景暗示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但我方毫无畏惧，“长啸激俊挥戈回，万斧并下声如雷”，最终使得“敌愁惊心疑鹤唳，十步回头九堕泪”。从诗末“近来分陕从天阙，悬解西民愁百结”等语来看，本诗也应写于虞允文初赴川陕宣抚使之命时，故有“为君再赋洗兵马，下客敢继唐诗翁”的期许，一方面期望虞允文再立战功，一举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以杜甫自勉，足证其诗歌的“诗史”意义。全诗篇幅较长，记事详尽，其中不乏铺写夸张的成分，可惜文采略嫌不足，远远不及杜、白叙事水准。
蹇、员二人在语体本的基础上，又各自修改完成了同题的文言本——《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一文⑨，卷二百四十二又引员兴宗《采石战胜录》一文⑩。据蒙文通考证，员兴宗的文言本写成时间比较接近语体本，蹇驹的文言本写成于乾道(1165-1173)年间，滞后语体本至少三年。以蹇驹两本为例，语体本写得及时，重在事实报道；文言本从容创作，意在歌功颂德。从写作意图来看，语体本是报道采石大战，文言本是要作史垂后，如蹇驹言：“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所以，在论定虞允文采石战功时，语体本仅有一句“建振古不可及之功”，文言本则将虞允文采石战功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比来拔高虞允文之功勋：“(虞公)身自督战，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虏不战而自毙，此岂与赤壁、淝水乘危徼幸同日语哉！”该文甚至认为后来江淮战场的战势走向诸如成闵收复扬州、泗州等，“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气一战之力也”。赞誉实在有点过高，揄扬意图十分明显。赵甡之曾批评虞允文门下士“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11)当是针对这一类有心夸饰之文。
身处事件中心的蹇驹等人在采石之战后最先宣扬采石大捷，说明文学反映政治事件的及时性。同为虞允文门生宾客的身份和情感倾向，决定了其创作意图在于大力宣扬虞允文采石大捷以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如蹇驹在《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中就宣称欲“广其事，以壮吾中国之威，以激吾蜀士夫之气”。总体来说，这一类作品距离采石大捷时间最近，纪实性比较强，但艺术水平不高，这与其作者的水平有关。虞允文当时以中书舍人(正四品)的身份犒军，他身边聚集的文人在名家辈出的宋代声名很有限，员兴宗还有《九华集》存世，而蹇驹则是非常普通的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颂功之声高而艺术影响低。这也正是后来王质所感叹的“有恢宏之功，而无穆清之章”(12)。
(二)远离“事件中心”的抒情性颂扬
采石之战后，远离朝廷政治中心和采石战场的文人，同样为采石大捷的消息所鼓舞，热情讴歌虞允文采石战功。譬如，当时被远贬的周麟之听闻完颜亮兵败采石、瓜洲被杀，作《破虏凯歌二十四首》(13)讴歌采石大捷，其中有“淝河度卷苻坚阵，赤壁灰飞孟德舟”等句，将虞允文采石大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从今四海归图籍，金殿垂衣亿万年”等句，高度肯定虞允文采石之功对南宋王朝社稷的重大意义。不同的是，周麟之杂采很多传言包括一些迷信，敷衍其事，这与其远离消息中心无从获悉采石之战详情不无关系。《四库提要》谓其《前后凯歌三十首》“虚张虞允文瓜洲采石侥幸之功，殊为过实”。(14)恰恰说明采石大捷对当时爱国文人的强大冲击，从而引发了对虞允文瓜洲采石之功的热情歌颂。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1132-1169)，一生力主抗金，采石大捷的战场就在他的家乡。虞允文在采石大败完颜亮时，张孝祥正任抚州知州。当他听到采石大捷的消息时，写下《水调歌头》“和庞佑父”：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15)
词的上阕抒发喜悦之情，讴歌采石大捷。下阕缅怀英雄人物，表达报国杀敌的决心。词人也将采石大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讴歌虞允文的丰功伟绩直追周、谢。词末“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表达自己抗金杀敌、报效国家的愿望和抱负。此词堪称当时爱国文人的心声。一方面广大爱国文人为采石大捷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另一方面采石大捷极大地振奋了爱国人士收复失地的信心，激发了他们抗金杀敌的热情。
另有一些文人如王质、杨万里等，与虞允文渊源颇深，采石之战发生时，他们也不在朝中，未能及时宣传虞允文采石战功。但后来他们对虞允文采石战功的歌颂，一直环绕在虞允文的身前生后。如王质(16)在《枢相宣抚虞公寿雅》其二《江舻》中铺排采石大战的盛况：“江之沄沄，舻之贲贲，敌之休休，震于昆仑，仁寿公一临，靡靡其倾。江之洋洋，舻之扬扬，敌之煌煌，孔炽厥芒，仁寿公一嘘，萧萧其凉。”(17)夸张虞允文一临沙场便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据诗前小序，此诗写于乾道三年(1167)，距离采石之战六年。
虞允文逝后，这类颂功之声并未立即消歇。如王质作《挽虞丞相》叙采石之功曰：“一德风云会，千秋海岳灵。中涵天度量，外峙玉仪形。人物如三代，文章似六经。嘉谋调药石，伟望振雷霆。二水盘明镜，三嵎揭秀屏。天心开俊杰，世路化畦町。采石交绥急，参谋揽辔停。舟中掬晋指，屋上建秦瓴。帝座忧回喜，邦人醉得醒。”(18)该诗既有挽诗的严整雅正，又有灵动的诗情文采。其《祭虞丞相文》进一步将虞允文采石之功与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准澶渊三战相比，以采石情势之危急甚于前者，完颜亮之凶悍甚于前人，完颜亮之毙亡速于前人，突出虞允文之任重于前人，而虞允文之功大于前人，并进而假设，“嗟公生迟，早三十年，强敌奚为？”(19)意谓虞允文早生三十年，就不会有靖康之难。评价过高，体现出对虞允文的推崇之情。
杨万里曾与虞允文同朝为官，且虞允文对他有知遇之恩和识拔之情。所以，杨万里在致书虞允文之子时以虞允文门生自称，高度赞扬虞允文采石战功救亡图存的伟大意义：“岂惟一家，四海万姓，岂有更生之望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其不然乎？”(20)虞允文去世后，杨万里作《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神道碑》(21)，也将虞允文采石大捷与周瑜赤壁、谢安淝水之战并论，皆为“以一日之大势定基而立国者”，称扬虞允文之功不可谓不高。杨万里叙采石大战过程，与蹇驹等人大体相似。不过，杨万里毕竟是大家，语言表达上起承转合自然，显得更加圆融流畅，诸如“其中流者，船小而卒众，又自争舟，兵刃隔塞，运棹不俊，而我之艨艟往来如飞，横突乱刺，敌舟破，溺死者数万”，一气呵成；像“江水为丹”之类更是纯文学的表达方式。又如“至夜师还，数尸四千有七百，杀万户二人，生得千户五人，女真五百人”一段，战绩数字比虞允文、蹇驹等人几乎翻了一番，夸饰之情显而易见。另外，杨万里还突出了海船的形象：“大而艨艟，小而海，皆外垩板城，中运机轮，但见舟行，不见有人。三周金山，泝洄往来，矫如白龙，怒飞水上。风涛掀天，江水尽沸。”这是以前诸家之文都没有的细节，说明杨万里注意到了采石战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军的海船之利。
王质、杨万里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宣扬虞允文采石战功，后来促使他们为虞允文歌功颂德的契机，就是虞允文的寿诞和死祭等一些特殊日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寿词、挽诗、祭文、碑文等一些应用文体。这类作品应酬性强，对虞允文采石战功评价过高，夸饰之情十分明显。这既是应酬文字的题中之义，也足证采石大捷在南宋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概而言之，周麟之、王质等人或与政治中心距离较远，或距采石之战时间稍长，因而其作品纪实性不强，主要是侧重于抒情的诗词和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但文学性因素反而增加了，尤其是张孝祥、杨万里等大家参与创作，提升了采石之战题材作品的艺术水平。
从采石大捷发生到虞允文去世的十五年间，南宋文人对虞允文的采石战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不费两淮千斛水，一洗万古乾坤辱”(员兴宗《歌两淮》)的采石大捷，将南宋人从亡国的焦虑和恐慌中解脱出来，功莫大焉。所以人们异口同声地将采石之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不仅在于其地理形势的相似，更因为采石之战亦有扭转乾坤、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但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因素实在太多，譬如驻守采石的战士、采石的地理形势、宋军的战备等，恰恰是这些没有被宣扬的因素合力促成了采石大捷。可惜，时人很少关注这些因素，可能因为当时虞允文奇功居伟以致论者不便轻议。譬如陆游在采石战后有多首诗写及完颜亮南侵以及南宋将领刘琦等人，却避而不提虞允文，或许即与此有关。
三、采石之战的异时思考
如果没有完颜亮瓜洲被杀，金人退兵和议，采石之战就不会如此惊天动地。疆场杀敌、建功立业，本是武将的分内事，但虞允文以儒生在战场上建立奇功，出人意料，因而格外引人瞩目。时移事迁，当铺天盖地的颂歌逐渐消歇，当南北共存的格局渐趋稳定，南宋人再回顾这场战争，就冷静、客观得多。
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奉命接伴金使，途经瓜洲，写下“佛狸马死无遗骨，阿亮台倾只野田。南北休兵三十载，桑畴麦垄正连天”(《过瓜洲镇》)(22)的诗句，与这种平静祥和相呼应的是，南宋后期很少有人再津津乐道虞允文采石战功了，仅有李心传的《虞丞相采石之胜》(23)记叙了采石战事，重点是叙写宋军以海船和克敌神臂弓大破金兵，写及虞允文仅有数语，“并甫将至采石，道闻之，即疾前督王权余军决战”，肯定虞允文积极督战之功，但已不像当时人那样将其功劳拔高到冠绝古今的高度了。
绍熙二年(1191)八月，担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杨万里从建康出发，巡视江南东路各州县(24)，写有《海赋》一文，状写海船的神威：“艨艟两艘，夹山之东西，突出于中流矣。其始也自行自流，乍纵乍收。下载大屋，上横城楼，缟于雪山，轻于云球。翕忽往来，顷刻万周。有双垒之舞波，无一人之操舟。……海万艘，相继突出而争雄矣。其迅如风，其飞如龙。俄有流星，如万石钟。霣自仓穹，坠于波中。复跃而起，直上半空。震为迅雷之隐谷，散为重雾之冥濛，人物咫尺而不相辨，贼众大骇而莫知其所从。于是海交驰，搅西蹂东。江水皆沸，天色改容。冲飙为之扬沙，秋日为之退红。贼之舟楫，皆躏藉于海之腹底。”(25)此赋重点不在称颂虞允文及采石大捷，而在状写海船之神奇，以及操控海船战士与百姓之英勇，这是此前歌颂虞允文采石之战的作品所忽视的。与前此有关采石之战的文字相比，《海赋》是少见的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宋金和平共处已三十余年，人们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感情自然冷静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否定虞允文的功劳，而是他们评价虞允文采石之功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如阳枋在淳祐五年(1245)的《策问》中论虞允文采石之功曰：“虞公允文坐据采石，敌遂授首，何白面书生死中求活，而立大勋欤。”(26)赞扬虞允文以白面书生而立大功，难能可贵。再如姚勉《送杨帅参之任》：
浔阳戈甲屯如云，天子命我参卿军。江头策马斩渠帅，快作当年虞允文。欲知允文宰相业，只观采石江头捷。满望麒麟第一功，不唱阳关第三迭。(27)
这首诗送蜀籍友人到幕府任职，故以虞允文因参谋军事而立大功相期许。最后四句评价虞允文的千秋功业，以采石之功为第一，与前人论调一致。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多地认识到采石地理的战略意义。如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采石》诗云：
不上峨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令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阔处平如驿，况此介然表带窄。欲从谪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28)
文天祥是以军事家的眼光来关注虞允文和采石之战，认识到采石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宋末文人吴龙翰在其《牛渚山观大江》中赞美虞允文，也指出采石大捷与长江天险有关：“固知长江当城壁，立此天堑限南北。……书生不能长枪与大剑，只坐帷幄收奇功。”(29)
南宋后期有关作品对虞允文的赞扬，多着眼于其能以一介书生而建立奇功，并且考虑到采石之战各方面的情形，诸如长江天险、舟师战备等，都是促成采石大捷的重要因素。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肯定了虞允文指挥采石大战之功，颂扬其以书生立大功的奇迹，但不再像蹇驹、王质那个时代的文人，过度拔高乃至狂热神化虞允文采石战功。个中原因，可能因为南北休兵多年，人们安于休养生息，采石大捷一度引发的爱国热情已经烟消云散，再也唱不出那样高昂的赞歌了。
从国家存亡意义上来说，虞允文采石之战十分关键，引起了南宋文人的积极书写。这些因虞允文及采石大捷所引发的文学创作，由虞允文亲自记录采石大战开始，中间经历了十五年比较集中的创作时期，到南宋后期逐渐平静，有一个从高潮到低潮的发展进程，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从时空关系上看，近者重历史，远者重文学；从作者身份上看，才华不足者重纪实，大作家则重文学。但整个南宋时期有关采石之战题材的作品，对虞允文采石战功的肯定始终是一个主调，很好地起到了宣扬虞允文及采石大捷的作用。虞允文的英雄形象和采石大捷的伟大意义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而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固化下来，直至八百余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还盛赞曰：“伟哉虞公，千古一人！”(30)可见，文学尊重历史，却选择历史片断，注入个体感情，又辅以文学手段，这样宣传历史的效果更佳。
从南宋爱国文学来看，这一系列围绕虞允文及采石之战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实际是南宋爱国文学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揭示出南宋爱国文学在陆游、辛弃疾等名家经典之作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而这种因重大政治事件所引发的文人集体性的爱国文学创作，在宋金对峙时期十分常见，譬如靖康之难、完颜亮侵宋、开禧北伐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曾引发众多南宋普通文人的积极创作，它们与陆游、辛弃疾等大家的爱国诗词相互补充，从而使得南宋爱国文学更丰富、更生动、更立体。
①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0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3页。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3页。
④清乾隆刻奇晋斋丛书本。
⑤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第163页。
⑥原文见员兴宗《九华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第162页。
⑧《九华集》卷二。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一，第1731—1735页。此文不著作者，蒙文通认为亦是蹇驹所作。
⑩原文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第1736—1739页。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九引赵甡之《中兴遗史》，第1718页。
(12)(宋)王质：《雪山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傅璇琮等：《全宋诗》第3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65—23568页。
(14)(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4页。
(15)徐鹏：《于湖居士文集》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16)王质，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采石之战时，王质正奔走在其他战场。采石之战后，虞允文宣抚川陕时，王质入幕随行。
(17)《雪山集》卷一二。
(18)《雪山集》卷一五。
(19)《雪山集》卷一一。
(20)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六十七《答虞祖禹兄弟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55页。
(21)《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第4603—4604页。
(22)《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394页。
(2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8—459页。
(24)于北山：《杨万里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页。
(25)《杨万里集笺校》卷四四，第2285—2286页。
(26)阳枋：《字溪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姚勉：《雪坡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29)见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毛泽东读《续通鉴纪事本末》眉批，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作者介绍：邹春秀，女，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安徽 芜湖 241003
作者：邹春秀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08期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2-0096-07
文人关心政治，文学反映政治事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政治又影响文人，重大的时代政治事件，往往对文人创作有巨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复杂现象，某一时期作家的群体心态，乃至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都与这些政治事件有或大或小的关系。”①在宋金双方近120年(1117-1234)的对峙时期，从徽钦北迁到“绍兴和议”，从完颜亮侵宋到“隆兴和议”，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等，都是影响到宋金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其中，采石之战在宋金关系史上意义十分重大，引起宋金双方文人广泛关注。因为采石大捷是宋室南渡以来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战役，所以更是点燃了南宋文人的爱国激情，并一度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这样一来，采石之战这一政治事件就被文学化了。本文拟探讨虞允文采石之战在南宋时期的文学化进程，并试图揭示采石之战题材的作品与南宋爱国文学的关系。
一、采石之战的创作底本
采石之战后，虞允文(1110-1174)成了拯救国家、民族于生死一线的伟大英雄。一时文人广泛关注虞允文的奇功大业，竞相传写，出现了一批颂功之作。而在这赞歌声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论调，譬如赵甡之《中兴遗史》、王明清《挥麈录》等就否定虞允文的采石战功。由此引人深思：宋金采石之战的过程究竟如何？虞允文在采石大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采石之战的亲历者，虞允文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上奏朝廷《江上军事三札》②，详细记录了采石之战的过程。以其《江上军事第一札》为例：
蒙圣恩，令从军江上，今月六日抵建康。……北岸有一高台，台上大红绣旗、黄旗各二，左右行立，中有大黄盖，有一人服金甲，以胡床坐其下。问之，此虏酋也。昨已登台祭天，刑白马，与诸将盟矣。兵号四十万，马数倍之。臣与统制官张振等共议，列马步军为阵，静以待之。分戈船为五……摆布仅毕，忽闻虏众齐声发喊，虏酋亲执小红旗，麾数百舟绝江而来。未顷刻间，已有七舟遽达南岸。虏登岸与官军战，臣往来行间，再三传令，激以大义，许以醴赏。步军统制时俊先登，军皆殊死斗，俘斩既尽。而战于江中者，艨艟相击，虏舟皆平沈，溺水死者以万数。天色向晦，北岸鼓声乃止，虏引余舟遁去。臣等尚虑其诈，不敢以兵掩其前，但以强弓弩袭其后追射之。
细观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应该符合事实。因为奏札是仓促之间写成的，如果不亲历其事，很难编造得出来。其中所记载的战绩，如“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射杀万户一人，服紫茸绵甲注丝战袍，生获千户二人，女真三十余人”(《江上军事第一札》)，如此精确的数字和特别的服饰，也不可能随手编造而成。有些细节叙述，如“虏有旗头为官军斫断其左臂，尚能以手持小旗麾其下进战，久之乃仆地死，金人之伉健可概见矣”(《江上军事第二札》)，形容金军将领矫健善战，英勇顽强，真实可感，如在目前。这种肯定敌方将领的气度和胸怀，令人钦佩。至于“溺水死者以万数”“应弦而倒者以万数”(《江上军事第三札》)等概数，则不必苛责，一来那种纷纭繁杂的场面，足以给人这种数量众多的冲击感，二来夸张数目以形容杀敌的快意，正是亲历战场的文人对战争最真切的感受，并采用夸张的文学化手法将其表达出来。
但是，当时也有人对虞允文三札提出了质疑，譬如赵甡之就声称曾亲至采石战场，就采石之战有关情形“质之于士人、僧道、军兵、商贾、官员”，取“太平州及东采石之百姓所言”，录采石之战的过程于其《中兴遗史》③。在赵甡之笔下，虞允文根本没有往来行阵、激励士卒的义举，而是“坐峨眉台中，战抖几不能止”；而且采石一战金兵死亡人数仅“五六百人”，战绩有限。诸如此类的指摘很多。他还尖锐地批评虞允文三札“虚张功伐，大其劳绩。意在于邀求厚赏，以结将士之心，自誉己才，而冀异日之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曾对《中兴遗史》所指摘的细节一一反驳。其实不必争论细节孰是孰非，仅从文末赵甡之将采石大捷归功于上天，便可见其主观臆断：“当是之时，争战之声方厉，安危之机甚切，而人皆罢其业，离其居，乐观之，既而连亘数十里驻足不动，遂成江南壁立万仞之势，岂人力能使之然哉！盖天实为之也。”显然是道听途说，离事实较远。
当然，虞允文三札的行文口气，俨然以采石之战的指挥官自任，确有些邀功之嫌。但他以帝王使者的身份犒师，因主将未至而参与督战，自然是最高指挥官，恰因完颜亮瓜州被杀，取得了采石之战的绝对性胜利，居功之心自然难免，此亦人之常情。但不能因此否定虞允文采石战功，而赵甡之所称虞允文三札“皆不可取信”就更失之偏激了。
总体来说，虞允文对采石之战的记载比较客观可信，所以《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在稽考众家记载的同时，基本采用了虞允文的记载。《江上军事三札》不仅成为后来很多文人再创作的重要底本，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也使其成为反映采石之战的第一部作品。
二、采石之战的当代创作
虞允文及采石大捷在当时所引发的文学创作，不仅参与人数很多，而且覆盖范围很广，从政治中心到偏远地区，都有众多文人积极创作，还有一些名家参与其中。这些作品对采石之战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效应，这种时空的变换还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乃至文体的选择。
(一)接近“事件中心”的纪实性宣传
最先对采石之战进行再书写的是追随虞允文左右的门生宾客，他们最早获悉采石大战前后事迹，因而能够及时反映这一重大事件。如蹇驹，潼川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撰有《采石瓜洲毙亮记》一卷④，长达五千余字，详细记录采石之战始末。在战争时间、战略部署以及战绩数量等事实方面，皆与虞允文奏札如出一辙，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蒙文通认为蹇驹此文“最坦率、最朴质，专为记载这一战役而作”⑤。在纪事的同时，蹇驹十分注意表达对虞允文的崇敬之情，将其刻画成识见非凡、大义凛然的英雄。如战斗开始前虞允文劝谕战士的过程：
公徐晓之曰：“敌万一过江，江南席卷，无措足之地，汝辈虽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乃不能一战以报国乎？”众皆曰：“顾未尝不欲战，奈无当头者。”允文觉其言可动，倡言：“汝辈止缘王权谬妄抵此，今朝廷别差官管此军矣。”众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谕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来唤池州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如用显忠，得人矣。”
人物对话鲜活，时见方言俗语，凸显了虞允文激励将士、谋划战略的忠义智勇形象。再如战斗结束后虞允文劳问将士的细节：
诸将趋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阁门宣赞耳，岂有文臣骑马往来行阵乎？”允文执其手曰：“诸公何言？相与共安危，死生同之，期于破贼以报国家。”
突出虞允文以文臣往来行阵的忠勇行为。这些生动的对话皆不见于虞允文的奏札，却最能展现其英雄形象。从文末“驹以门下士获侍燕间，并从幕府诸公间，获闻此事甚详”可知，蹇驹的门客身份决定他有机会从虞允文或其他幕僚口中获悉这些细节。又蹇驹称“舍人虞侯……建振古不可及之功”，且记事止于虞允文回朝“遂有川陕之命”，按《宋史·虞允文传》，虞允文宣抚川陕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故此文记事时间离采石大战仅两个月。蹇驹在文中自称“退而录之以报里中新友”，所以这是一篇及时宣扬虞允文丰功伟绩的文章。作为采石战役的宣传品，它确实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一倡百和，“蜀人家家有传本”。
另一蜀人员兴宗的《绍兴采石大战始末》⑥，也是及时宣扬虞允文采石战功的作品。此文与蹇驹之作的写成时间同在绍兴三十二年，记事同是止在这一年二月，但两家又各不相知，有所遗漏⑦，说明蹇、员二人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内对采石大捷进行报道，其共同点是反映时事的及时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写作方式的选择上几乎相同，都是文言、白话间用的语体类作品，便于传播。
除此之外，员兴宗还以诗叙事，讴歌虞允文采石战功，有《歌两淮》⑧诗一首，其诗引曰：“事以诗叙者，唐人累累有焉。……吾蜀虞公尝援尺棰笞敌两淮之上，敌愤以死，此事旷古今一快者。宾客欲表著铺张而绪言之，其当取杜乎？当用白也？”据此知员兴宗为虞允文同乡宾客，作诗目的就是讴歌虞允文采石之功。此诗长达千余言，几乎是《绍兴采石大战始末》的韵语版，如虞允文初至采石问询战士一节，采用了乐府民歌传统的问答形式：“公趣下马询众语，众共来前致辞苦。平时节使驱为奴，逐逐无聊战无主。而今侧身堕两失，官骑已亡难再得。诚令军政日月悬，我有微躯人不惜。公闻瑟缩涕潸然，汝曹寄命真可怜。朝今清明万乘圣，权已殛死家南迁。若等是行能奋死，朝建勋名暮朱紫。官今付我诰如山，节使察使皆在此。”另外，此诗状写宋金两军采石交战情形，气势也颇壮阔。先是极力渲染敌方“千里断岸皆遮逻”，以“天低野旷笳鼓咽”之景暗示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势，但我方毫无畏惧，“长啸激俊挥戈回，万斧并下声如雷”，最终使得“敌愁惊心疑鹤唳，十步回头九堕泪”。从诗末“近来分陕从天阙，悬解西民愁百结”等语来看，本诗也应写于虞允文初赴川陕宣抚使之命时，故有“为君再赋洗兵马，下客敢继唐诗翁”的期许，一方面期望虞允文再立战功，一举收复失地，另一方面以杜甫自勉，足证其诗歌的“诗史”意义。全诗篇幅较长，记事详尽，其中不乏铺写夸张的成分，可惜文采略嫌不足，远远不及杜、白叙事水准。
蹇、员二人在语体本的基础上，又各自修改完成了同题的文言本——《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一引《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一文⑨，卷二百四十二又引员兴宗《采石战胜录》一文⑩。据蒙文通考证，员兴宗的文言本写成时间比较接近语体本，蹇驹的文言本写成于乾道(1165-1173)年间，滞后语体本至少三年。以蹇驹两本为例，语体本写得及时，重在事实报道；文言本从容创作，意在歌功颂德。从写作意图来看，语体本是报道采石大战，文言本是要作史垂后，如蹇驹言：“异时国史大书特书与宋匹休，……以扬厉无前之绩者”。所以，在论定虞允文采石战功时，语体本仅有一句“建振古不可及之功”，文言本则将虞允文采石战功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比来拔高虞允文之功勋：“(虞公)身自督战，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虏不战而自毙，此岂与赤壁、淝水乘危徼幸同日语哉！”该文甚至认为后来江淮战场的战势走向诸如成闵收复扬州、泗州等，“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气一战之力也”。赞誉实在有点过高，揄扬意图十分明显。赵甡之曾批评虞允文门下士“拾掇三札，溢其虚美，作为记事之文，夸大允文之功”。(11)当是针对这一类有心夸饰之文。
身处事件中心的蹇驹等人在采石之战后最先宣扬采石大捷，说明文学反映政治事件的及时性。同为虞允文门生宾客的身份和情感倾向，决定了其创作意图在于大力宣扬虞允文采石大捷以激励士气，振奋民心。如蹇驹在《虞尚书采石毙亮记》中就宣称欲“广其事，以壮吾中国之威，以激吾蜀士夫之气”。总体来说，这一类作品距离采石大捷时间最近，纪实性比较强，但艺术水平不高，这与其作者的水平有关。虞允文当时以中书舍人(正四品)的身份犒军，他身边聚集的文人在名家辈出的宋代声名很有限，员兴宗还有《九华集》存世，而蹇驹则是非常普通的文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颂功之声高而艺术影响低。这也正是后来王质所感叹的“有恢宏之功，而无穆清之章”(12)。
(二)远离“事件中心”的抒情性颂扬
采石之战后，远离朝廷政治中心和采石战场的文人，同样为采石大捷的消息所鼓舞，热情讴歌虞允文采石战功。譬如，当时被远贬的周麟之听闻完颜亮兵败采石、瓜洲被杀，作《破虏凯歌二十四首》(13)讴歌采石大捷，其中有“淝河度卷苻坚阵，赤壁灰飞孟德舟”等句，将虞允文采石大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从今四海归图籍，金殿垂衣亿万年”等句，高度肯定虞允文采石之功对南宋王朝社稷的重大意义。不同的是，周麟之杂采很多传言包括一些迷信，敷衍其事，这与其远离消息中心无从获悉采石之战详情不无关系。《四库提要》谓其《前后凯歌三十首》“虚张虞允文瓜洲采石侥幸之功，殊为过实”。(14)恰恰说明采石大捷对当时爱国文人的强大冲击，从而引发了对虞允文瓜洲采石之功的热情歌颂。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1132-1169)，一生力主抗金，采石大捷的战场就在他的家乡。虞允文在采石大败完颜亮时，张孝祥正任抚州知州。当他听到采石大捷的消息时，写下《水调歌头》“和庞佑父”：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15)
词的上阕抒发喜悦之情，讴歌采石大捷。下阕缅怀英雄人物，表达报国杀敌的决心。词人也将采石大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讴歌虞允文的丰功伟绩直追周、谢。词末“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表达自己抗金杀敌、报效国家的愿望和抱负。此词堪称当时爱国文人的心声。一方面广大爱国文人为采石大捷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另一方面采石大捷极大地振奋了爱国人士收复失地的信心，激发了他们抗金杀敌的热情。
另有一些文人如王质、杨万里等，与虞允文渊源颇深，采石之战发生时，他们也不在朝中，未能及时宣传虞允文采石战功。但后来他们对虞允文采石战功的歌颂，一直环绕在虞允文的身前生后。如王质(16)在《枢相宣抚虞公寿雅》其二《江舻》中铺排采石大战的盛况：“江之沄沄，舻之贲贲，敌之休休，震于昆仑，仁寿公一临，靡靡其倾。江之洋洋，舻之扬扬，敌之煌煌，孔炽厥芒，仁寿公一嘘，萧萧其凉。”(17)夸张虞允文一临沙场便扭转乾坤的关键作用。据诗前小序，此诗写于乾道三年(1167)，距离采石之战六年。
虞允文逝后，这类颂功之声并未立即消歇。如王质作《挽虞丞相》叙采石之功曰：“一德风云会，千秋海岳灵。中涵天度量，外峙玉仪形。人物如三代，文章似六经。嘉谋调药石，伟望振雷霆。二水盘明镜，三嵎揭秀屏。天心开俊杰，世路化畦町。采石交绥急，参谋揽辔停。舟中掬晋指，屋上建秦瓴。帝座忧回喜，邦人醉得醒。”(18)该诗既有挽诗的严整雅正，又有灵动的诗情文采。其《祭虞丞相文》进一步将虞允文采石之功与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准澶渊三战相比，以采石情势之危急甚于前者，完颜亮之凶悍甚于前人，完颜亮之毙亡速于前人，突出虞允文之任重于前人，而虞允文之功大于前人，并进而假设，“嗟公生迟，早三十年，强敌奚为？”(19)意谓虞允文早生三十年，就不会有靖康之难。评价过高，体现出对虞允文的推崇之情。
杨万里曾与虞允文同朝为官，且虞允文对他有知遇之恩和识拔之情。所以，杨万里在致书虞允文之子时以虞允文门生自称，高度赞扬虞允文采石战功救亡图存的伟大意义：“岂惟一家，四海万姓，岂有更生之望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其不然乎？”(20)虞允文去世后，杨万里作《宋故左丞相节度使雍国公赠太师谥忠肃虞公神道碑》(21)，也将虞允文采石大捷与周瑜赤壁、谢安淝水之战并论，皆为“以一日之大势定基而立国者”，称扬虞允文之功不可谓不高。杨万里叙采石大战过程，与蹇驹等人大体相似。不过，杨万里毕竟是大家，语言表达上起承转合自然，显得更加圆融流畅，诸如“其中流者，船小而卒众，又自争舟，兵刃隔塞，运棹不俊，而我之艨艟往来如飞，横突乱刺，敌舟破，溺死者数万”，一气呵成；像“江水为丹”之类更是纯文学的表达方式。又如“至夜师还，数尸四千有七百，杀万户二人，生得千户五人，女真五百人”一段，战绩数字比虞允文、蹇驹等人几乎翻了一番，夸饰之情显而易见。另外，杨万里还突出了海船的形象：“大而艨艟，小而海，皆外垩板城，中运机轮，但见舟行，不见有人。三周金山，泝洄往来，矫如白龙，怒飞水上。风涛掀天，江水尽沸。”这是以前诸家之文都没有的细节，说明杨万里注意到了采石战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宋军的海船之利。
王质、杨万里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宣扬虞允文采石战功，后来促使他们为虞允文歌功颂德的契机，就是虞允文的寿诞和死祭等一些特殊日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寿词、挽诗、祭文、碑文等一些应用文体。这类作品应酬性强，对虞允文采石战功评价过高，夸饰之情十分明显。这既是应酬文字的题中之义，也足证采石大捷在南宋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概而言之，周麟之、王质等人或与政治中心距离较远，或距采石之战时间稍长，因而其作品纪实性不强，主要是侧重于抒情的诗词和歌功颂德的应用文体，但文学性因素反而增加了，尤其是张孝祥、杨万里等大家参与创作，提升了采石之战题材作品的艺术水平。
从采石大捷发生到虞允文去世的十五年间，南宋文人对虞允文的采石战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不费两淮千斛水，一洗万古乾坤辱”(员兴宗《歌两淮》)的采石大捷，将南宋人从亡国的焦虑和恐慌中解脱出来，功莫大焉。所以人们异口同声地将采石之战与赤壁、淝水之战相提并论，不仅在于其地理形势的相似，更因为采石之战亦有扭转乾坤、救亡图存的重大意义。但是，赢取战争胜利的因素实在太多，譬如驻守采石的战士、采石的地理形势、宋军的战备等，恰恰是这些没有被宣扬的因素合力促成了采石大捷。可惜，时人很少关注这些因素，可能因为当时虞允文奇功居伟以致论者不便轻议。譬如陆游在采石战后有多首诗写及完颜亮南侵以及南宋将领刘琦等人，却避而不提虞允文，或许即与此有关。
三、采石之战的异时思考
如果没有完颜亮瓜洲被杀，金人退兵和议，采石之战就不会如此惊天动地。疆场杀敌、建功立业，本是武将的分内事，但虞允文以儒生在战场上建立奇功，出人意料，因而格外引人瞩目。时移事迁，当铺天盖地的颂歌逐渐消歇，当南北共存的格局渐趋稳定，南宋人再回顾这场战争，就冷静、客观得多。
淳熙十六年(1189)，杨万里奉命接伴金使，途经瓜洲，写下“佛狸马死无遗骨，阿亮台倾只野田。南北休兵三十载，桑畴麦垄正连天”(《过瓜洲镇》)(22)的诗句，与这种平静祥和相呼应的是，南宋后期很少有人再津津乐道虞允文采石战功了，仅有李心传的《虞丞相采石之胜》(23)记叙了采石战事，重点是叙写宋军以海船和克敌神臂弓大破金兵，写及虞允文仅有数语，“并甫将至采石，道闻之，即疾前督王权余军决战”，肯定虞允文积极督战之功，但已不像当时人那样将其功劳拔高到冠绝古今的高度了。
绍熙二年(1191)八月，担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杨万里从建康出发，巡视江南东路各州县(24)，写有《海赋》一文，状写海船的神威：“艨艟两艘，夹山之东西，突出于中流矣。其始也自行自流，乍纵乍收。下载大屋，上横城楼，缟于雪山，轻于云球。翕忽往来，顷刻万周。有双垒之舞波，无一人之操舟。……海万艘，相继突出而争雄矣。其迅如风，其飞如龙。俄有流星，如万石钟。霣自仓穹，坠于波中。复跃而起，直上半空。震为迅雷之隐谷，散为重雾之冥濛，人物咫尺而不相辨，贼众大骇而莫知其所从。于是海交驰，搅西蹂东。江水皆沸，天色改容。冲飙为之扬沙，秋日为之退红。贼之舟楫，皆躏藉于海之腹底。”(25)此赋重点不在称颂虞允文及采石大捷，而在状写海船之神奇，以及操控海船战士与百姓之英勇，这是此前歌颂虞允文采石之战的作品所忽视的。与前此有关采石之战的文字相比，《海赋》是少见的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宋金和平共处已三十余年，人们再次审视这段历史，感情自然冷静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否定虞允文的功劳，而是他们评价虞允文采石之功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如阳枋在淳祐五年(1245)的《策问》中论虞允文采石之功曰：“虞公允文坐据采石，敌遂授首，何白面书生死中求活，而立大勋欤。”(26)赞扬虞允文以白面书生而立大功，难能可贵。再如姚勉《送杨帅参之任》：
浔阳戈甲屯如云，天子命我参卿军。江头策马斩渠帅，快作当年虞允文。欲知允文宰相业，只观采石江头捷。满望麒麟第一功，不唱阳关第三迭。(27)
这首诗送蜀籍友人到幕府任职，故以虞允文因参谋军事而立大功相期许。最后四句评价虞允文的千秋功业，以采石之功为第一，与前人论调一致。与此同时，人们也更多地认识到采石地理的战略意义。如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采石》诗云：
不上峨眉二十岁，重来为堕山河泪。令人不见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长江阔处平如驿，况此介然表带窄。欲从谪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28)
文天祥是以军事家的眼光来关注虞允文和采石之战，认识到采石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宋末文人吴龙翰在其《牛渚山观大江》中赞美虞允文，也指出采石大捷与长江天险有关：“固知长江当城壁，立此天堑限南北。……书生不能长枪与大剑，只坐帷幄收奇功。”(29)
南宋后期有关作品对虞允文的赞扬，多着眼于其能以一介书生而建立奇功，并且考虑到采石之战各方面的情形，诸如长江天险、舟师战备等，都是促成采石大捷的重要因素。可见，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肯定了虞允文指挥采石大战之功，颂扬其以书生立大功的奇迹，但不再像蹇驹、王质那个时代的文人，过度拔高乃至狂热神化虞允文采石战功。个中原因，可能因为南北休兵多年，人们安于休养生息，采石大捷一度引发的爱国热情已经烟消云散，再也唱不出那样高昂的赞歌了。
从国家存亡意义上来说，虞允文采石之战十分关键，引起了南宋文人的积极书写。这些因虞允文及采石大捷所引发的文学创作，由虞允文亲自记录采石大战开始，中间经历了十五年比较集中的创作时期，到南宋后期逐渐平静，有一个从高潮到低潮的发展进程，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从时空关系上看，近者重历史，远者重文学；从作者身份上看，才华不足者重纪实，大作家则重文学。但整个南宋时期有关采石之战题材的作品，对虞允文采石战功的肯定始终是一个主调，很好地起到了宣扬虞允文及采石大捷的作用。虞允文的英雄形象和采石大捷的伟大意义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而深入人心，并最终被固化下来，直至八百余年后，一代伟人毛泽东还盛赞曰：“伟哉虞公，千古一人！”(30)可见，文学尊重历史，却选择历史片断，注入个体感情，又辅以文学手段，这样宣传历史的效果更佳。
从南宋爱国文学来看，这一系列围绕虞允文及采石之战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实际是南宋爱国文学主旋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揭示出南宋爱国文学在陆游、辛弃疾等名家经典之作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而这种因重大政治事件所引发的文人集体性的爱国文学创作，在宋金对峙时期十分常见，譬如靖康之难、完颜亮侵宋、开禧北伐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曾引发众多南宋普通文人的积极创作，它们与陆游、辛弃疾等大家的爱国诗词相互补充，从而使得南宋爱国文学更丰富、更生动、更立体。
①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07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3页。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3页。
④清乾隆刻奇晋斋丛书本。
⑤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第163页。
⑥原文见员兴宗《九华集》卷二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第162页。
⑧《九华集》卷二。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一，第1731—1735页。此文不著作者，蒙文通认为亦是蹇驹所作。
⑩原文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第1736—1739页。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九引赵甡之《中兴遗史》，第1718页。
(12)(宋)王质：《雪山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傅璇琮等：《全宋诗》第3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65—23568页。
(14)(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24页。
(15)徐鹏：《于湖居士文集》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0页。
(16)王质，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采石之战时，王质正奔走在其他战场。采石之战后，虞允文宣抚川陕时，王质入幕随行。
(17)《雪山集》卷一二。
(18)《雪山集》卷一五。
(19)《雪山集》卷一一。
(20)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六十七《答虞祖禹兄弟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55页。
(21)《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第4603—4604页。
(22)《杨万里集笺校》卷二七，第1394页。
(2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8—459页。
(24)于北山：《杨万里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页。
(25)《杨万里集笺校》卷四四，第2285—2286页。
(26)阳枋：《字溪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姚勉：《雪坡集》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
(29)见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毛泽东读《续通鉴纪事本末》眉批，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作者介绍：邹春秀，女，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安徽 芜湖 2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