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日之间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多谈些文化，少比些数字；多一些直截了当，少一些陈词滥调。 作为身在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日本人，我常常有机会跟中国学者聊天。我一直认为，聊天是种力量，能够促进思考。我跟中国人，尤其是长辈聊天的时候，无论什么话题，最后几乎必会论及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那似乎很难跨越的认知障碍。 最近，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拿“文化差异”来安慰我。他们总是高度评价中日文化“自古以来”交往的源远流长，而对于敏感的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国民感情等，却总是不谈及问题的核心，避免与我争论。他们总是说：“我们之间文化不同，思维认知方式不同，慢慢来吧。”讨论总是在此戛然而止，无法得出有建设性的结论。 这样的次数多了，逼迫我开始思考，症结点到底在哪里？ 文化是最难以解读的分野，比政治、经济、贸易、工业、能源、金融、军事、科技等能够以数据量化的科学领域复杂很多。 比如，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难以理解，而很多中国人则无法接受日本的首相频繁更换。中国政府主张西藏问题是“主权问题”，而西方人却更多从宗教和人权的角度看待西藏。这里面的问题，是很难仅仅用一句“文化不同”来解释的。 而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立场看，仅以文化为问题根源，往往是不科学的，甚至非理性的。因为一旦拿出文化，研究的思维只好遭到停止，以日文来表述的话就是陷入“思考停止”。原因在于，文化是很难“论证”的，而无法论证的东西必须是难以说服他人的——你能拿出什么样的有形证据让别人信任你嘴巴里说着的内容？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不同”变成了一句口号，被我们频频提出甚至放大，却又不能真正回答我们心中的问题。 具体到中日关系，我最怕谈文化。理由显然是因为，它无法被我的思维和逻辑来量化和论证。 试想一下，如果手中有具体的经贸来往、军费增长、人际来往、直接投资额和收购案等数据，我们说起话来自然感到底气足、靠谱。“中日总贸易额已经超过26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有2万家以上日本企业，雇用着1000万以上的中国员工”，“中国GDP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拿这些根据提倡“中日两国应该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当然很有说服力。 但文化呢？它说不清道不明，却重要到无法回避。 我曾听企业界的朋友说，在华的日企，在企业管理上多半采用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的待遇，而中国员工却并不喜欢。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愿意接受频繁跳槽的、由能力和工作量决定待遇的西式企业文化。日籍老板明明知道中国员工有情绪，却不愿改变。据说，一位日本老板曾私下这样说：“我不需要那么优秀的个性化人才，比如北大的；我更需要听话的一张白纸，那些服从上司的中级人才，比如北外的。” 可以这么说，有形的数据在理解上也是透明的，而发生问题的领域恰恰来自无法量化和论证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多谈“文化”，没有实证基础的东西，就只能靠语言和感受来沟通和交流。要面对中日之间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无论有多么不愿意——多谈些文化，少比些数字；多一些直截了当，少一些陈词滥调。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游记：十一位“中国通”的中国观察笔记》 编者：戴闻名 等）
面对中日之间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多谈些文化，少比些数字；多一些直截了当，少一些陈词滥调。 作为身在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日本人，我常常有机会跟中国学者聊天。我一直认为，聊天是种力量，能够促进思考。我跟中国人，尤其是长辈聊天的时候，无论什么话题，最后几乎必会论及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那似乎很难跨越的认知障碍。 最近，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拿“文化差异”来安慰我。他们总是高度评价中日文化“自古以来”交往的源远流长，而对于敏感的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国民感情等，却总是不谈及问题的核心，避免与我争论。他们总是说：“我们之间文化不同，思维认知方式不同，慢慢来吧。”讨论总是在此戛然而止，无法得出有建设性的结论。 这样的次数多了，逼迫我开始思考，症结点到底在哪里？ 文化是最难以解读的分野，比政治、经济、贸易、工业、能源、金融、军事、科技等能够以数据量化的科学领域复杂很多。 比如，很多日本人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难以理解，而很多中国人则无法接受日本的首相频繁更换。中国政府主张西藏问题是“主权问题”，而西方人却更多从宗教和人权的角度看待西藏。这里面的问题，是很难仅仅用一句“文化不同”来解释的。 而从国际关系研究者的立场看，仅以文化为问题根源，往往是不科学的，甚至非理性的。因为一旦拿出文化，研究的思维只好遭到停止，以日文来表述的话就是陷入“思考停止”。原因在于，文化是很难“论证”的，而无法论证的东西必须是难以说服他人的——你能拿出什么样的有形证据让别人信任你嘴巴里说着的内容？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不同”变成了一句口号，被我们频频提出甚至放大，却又不能真正回答我们心中的问题。 具体到中日关系，我最怕谈文化。理由显然是因为，它无法被我的思维和逻辑来量化和论证。 试想一下，如果手中有具体的经贸来往、军费增长、人际来往、直接投资额和收购案等数据，我们说起话来自然感到底气足、靠谱。“中日总贸易额已经超过26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有2万家以上日本企业，雇用着1000万以上的中国员工”，“中国GDP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拿这些根据提倡“中日两国应该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当然很有说服力。 但文化呢？它说不清道不明，却重要到无法回避。 我曾听企业界的朋友说，在华的日企，在企业管理上多半采用日本特色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的待遇，而中国员工却并不喜欢。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更愿意接受频繁跳槽的、由能力和工作量决定待遇的西式企业文化。日籍老板明明知道中国员工有情绪，却不愿改变。据说，一位日本老板曾私下这样说：“我不需要那么优秀的个性化人才，比如北大的；我更需要听话的一张白纸，那些服从上司的中级人才，比如北外的。” 可以这么说，有形的数据在理解上也是透明的，而发生问题的领域恰恰来自无法量化和论证的文化领域，尤其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多谈“文化”，没有实证基础的东西，就只能靠语言和感受来沟通和交流。要面对中日之间的问题，我想，我们必须——无论有多么不愿意——多谈些文化，少比些数字；多一些直截了当，少一些陈词滥调。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游记：十一位“中国通”的中国观察笔记》 编者：戴闻名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