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百回长篇小说《镜花缘》，是一部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同辉璀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烂的天轮彩图。
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下诏百花盛开，不巧百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又不敢违旨不尊，只得开花，因此违犯天条，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玉帝就把百花仙子贬到人间。
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京赶考，中得探花。此时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有奸人陷害唐敖说他与徐敬业有结拜之交，被革去功名。唐敖对仕途感到灰心丧气，便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
他们路经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由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在“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大人国”的脚下有云彩，好人脚下是彩云，坏人脚下是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以红绫遮住；“女儿国”里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他被穿耳缠足；在“两面国”里的人前后都长着脸，每个人都有两个面孔，前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着一张恶脸，这些人都虚伪狡诈；“无肠国”里的人都没有心肝胆肺，他们都贪婪刻薄；“豕喙国”中的人都撒谎成性，只要一张嘴，就都是假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跂踵国”的人僵化刻板。
他的女儿唐小山思念父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仙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才，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
唐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唐小山又去参加“红文宴”。
李汝珍（1763－1830年）清代小说家，字松石，江苏海州人。自小多才多艺，曾写了一本音韵方面的书，名为《音鉴》。可是他一直不得志，最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写成这本《镜花缘》。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在《镜花缘》文本的表层展示的是虚幻浪漫静谧的万般世相，而其深处却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部分，但在理性思维下这部分内容不仅不能闪烁出本该有的金属般的光泽，反而成为“封建糟粕”，并且由于其他各方面艺术成就的折扣更遭株连，最终沦落得少有人问津的地步。小说为什么会有对死亡的深刻思考？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剖析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白何谓诗性智慧与中国语境下的诗性智慧，因为正是中国的诗性智慧的根本特征才导致了《镜花缘》造就出上述的深刻命题。
所谓的诗性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根据维柯在他著名的《新科学》中的解释来看，原始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本能的、独特的，并不是如我们理性智慧下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幼稚无知野蛮愚昧，是“富有诗意的”。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可以描述，即一个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一个是拟人化的“隐喻”。诗性智慧的产生显然是那个财产公有制时代的必然产物，在人类自我意识完全独立出来以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必然是集体表象，同时是一种“身体语言”或“动作思维”。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经典论述至少告诉我们生活在理性智慧下的人类两点注意事项：一、先于理性智慧的形态是诗性智慧，并且诗性智慧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二、既然人类在早期都共同拥有过诗性智慧，那么，不同民族、国度、地域的人具有共通性，虽然由于地域的差别、民族的特性而导致共通性越来越少，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遗留着相同以及相似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命题的讨论，就是虽然人类都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心理起点，但是，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诗性智慧又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生命本体精神的继承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中国的诗性智慧为什么会与西方的诗性智慧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不准备在此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本体精神，因而在本质上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形态，即刘士林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诗性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死的智慧。”他对此曾有过精辟而详细的论述，“与古希腊的哲学方式不同，它不是采用理性思维的反思方式，而是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与古印度的宗教实践不同，它不是采取非理性的宗教迷狂来超越感性之躯的畏死情结，而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为人生意义来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与古埃及的死亡伦理学更是截然相反，它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从而把个人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之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鉴于中国诗性智慧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的两大根本特征，中国诗性文化在文化底蕴上就显示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氤氲境界，以及“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生命活动节奏。作者在叙述方式上普遍地表现出重直观性而轻逻辑推理的童话式表达，围绕一种由诗性智慧澄明的、超生死的情感本体是如何可能的，包括《红楼梦》、《镜花缘》、《西游记》等伟大作品，无不表现着顽石、花木等因其灵性和对生命的热爱而从无限宇宙洪荒中突出出来的诗意题旨。
《镜花缘》中鲜明地张扬了这种不死的智慧精神。小说第六回即进入轮回转世的永生世界，“仙姑此去，小仙等无以奉饯，特赠灵芝一枝。此芝产于天皇盛世，至今二百余万年，因得先天正气，日月精华，故先凡服食，莫不寿与天齐。”“我等偶于海岛深山觅得回生仙草一枝，特来面呈，以为临别之赠。此草生于开辟之初，历年既深，故功有九转之妙，洵为希世珍奇。无论仙凡，一经服食，不惟起死回生，且能同天共老。”第九回《服肉芝延年益寿食朱草入圣超凡》中更是赤裸裸地渲染一个长生不老的世界：“此果名叫刀味核，其味全无定准，随刀而变，所以叫作刀味核。有人吃了，可成地仙。我们今日如得此核，即不能成仙，也可延年益寿。”“只见路旁石缝内生出一枝红草，……随即放入口内，只觉芳馨透脑。方才吃完，陡然精神百倍，……只见路旁有一残碑倒在地下，约有五七百斤。随即走近，弯下腰去，毫不费力，轻轻用手捧起，……”在这个世外桃源，不仅处处仙草可以吃了长生，就连吃了鱼儿也可以成仙。如第十五回记载，“当日黄帝时，仙人宁封吃了飞鱼，死了二百年，复又重生。岂但医痔，还能成仙哩！” 在无继国里，人虽不能生育，但死后尸体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在玄远国里，“国王业已千岁”。在所有长生不老、轮回转世的描述中，最具有核心位置的是“不死国”、“不死树”的出现：“不死国”中“有座员丘山，山上有棵不死树，食之可以长生，国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红，饮之亦可不老。”
《镜花缘》版本琐语
《镜花缘》的版本较多，在“十大明清小说”中颇出风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李汝珍从“淮南草堰场”出发去苏州亲自监刻已“敷衍了卷”、“收拾誊清”的《镜花缘》，这就是著名的“吴刻本”，版本学家或称之为“定稿本原刻”、“初刻本”、“原刊初印本”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标有“马廉隅卿旧藏”字样的吴刻本，经张友鹤先生校注，于1955年4月出版，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镜花缘》铅印本。这本流传最广、再版最多的苏州原刻的版片，直到日军侵占灌云时，还保存在李汝珍的姻亲许氏家的阁楼上。住在许宅的日本兵，以版片生火，终致这部与“万宝全书”相邻的《镜花缘》原刻版片化作了烟尘。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人看到过苏刻原版刷印的《镜花缘》残篇零页出现在板浦街卖虾皮的地摊上，作为包装纸，它也随着四乡的买客而散失殆尽。
这个由李汝珍亲自监刻的初刻本刷印成书之际，苏州的书坊市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刻本《镜花缘》，它是江宁桃江镇书坊根据《镜花缘》传抄稿本抢先私刻的。江宁桃江镇刻本，人们称之为“私刻本”或“传抄二稿抢刻本”。此本未经李汝珍进一步修订，但已有蔬庵（即许祥龄）的评批。蔬庵是《镜花缘》的评批中内容最多的一家。可惜的是，这个虽然是抢刻的江宁桃江镇本，至今尚未见到有保存下来的完整的本子。
无论是江宁抢刻本，还是苏州原刻本，都不是李汝珍最后改定的本子。此后，他又作了至少两次的修订，直到道光元年才最后定本。
由于江宁桃江镇抢刻本《镜花缘》的影响，苏州原刻本一度滞销，但不久，即售完告罄。三年后，即道光元年（1821年），《镜花缘》又在苏州再版。
李汝珍在苏州原刻的基础上，对文中的许多词句作了修改。这些修订的出发点，显然是听到了出版后文坛读者的品评，如中国的代称“天朝”，对外国人说话时改作“敝处”，“家乡”；把“才女”、“众人”等称呼改为“闺臣”等。
李汝珍的修改也是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之上作出的。如苏州原刻第五回“俏官婉戏夸金盏草”，道光元年本改作“俏官婉戏嘲桦皮树”，苏州原刻本借上官婉儿之口，认金盏草为月季花：“至月季之色虽稍逊芙蓉，但四时常开，其性最长，如何不是好友？”但金盏草并非月季花。此对于长于考证的李汝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失。张友鹤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镜花缘》校注中为此辩解说：“金盏草，花名，属菊科，这里却指的月季花。月季花属蔷薇科，原与金盏草不同，但两花的别名都称长春花，所以这里用金盏草作月季花的代词。”这也不能不说失之于牵强。
李汝珍在道光元年本上的改动之大，在中国章回小说中是少见的。“夸”改为“嘲”，语情完全相抵；“草”变为“树”、“金盏”更作“桦皮”，皆是本质、属性上的出脱。书中上官婉儿的腔调也大异：“少刻再把所余两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丹皮药材店哩。”讥喻讽嘲，对于这些天生灵秀的姑娘来说，近乎于笑骂了，对行文略显苦涩的《镜花缘》来说，不失为一处生花之笔。
由于苏州原刻本后期的销路甚畅，道光元年，经过作者修订的本子，仍然会有多家抢刻。因此，道光元年刻本有三种以上的版式。道光元年刻本虽然是经过李汝珍亲自过问的本子，但几种本子的改动在细微处却又各异，这些细小的差别显然是出自书商，因为改法是去掉几个字，就换上几个字，只要上下勉强成句就行。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说自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写书，到刊刻时，绝不会这么敷衍了事。
琐谈《镜花缘》与明清六大小说的关系
李汝珍撰著的《镜花缘》是一部化用群书、推陈出新的学者型杂体小说。文章从文学发展的继承、创新角度，以确凿翔实的对照比较，论证了《镜花缘》与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两大顶峰小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镜花缘》中多次提到《西游记》，而且有意翻新，可以看出李汝珍不仅熟读此书，更富有独创性的艺术追求。
《镜花缘》这部海属奇书的作者李汝珍，是位“于学无所不窥”的学者型作家。他不仅“枕经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而且“穷探野史，尝有所见。”他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列举出他所引用的神话传说、笔记小说、经史子集以及元人杂剧、明人小说的书名和作者，甚至把《西厢记》中的“赖柬” 和“长亭送别” 、《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和“女儿国”都明示出来，以体现他那“以文为戏”“涉笔成趣”“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充溢书卷秀气的美学风貌。但是，对于明代“四大奇书”的另外三部和清代两大顶峰小说，他却一字未提。 ,这就难怪令人作出“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推论。问题在于，从文学发展的继承、创新角度看，若无明清之际这几部大书烛照于前。又岂能有我们今天见到的这样一部《镜花缘》! 何况《镜花缘》与这几部大书之间确有不少疑似、发人联想的地方。那又该作何解释? 因此，探索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来还是颇有必要的。
李汝珍曾在全书结束语中自豪地说: “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可以认为，这正是他有意向艺术高峰攀登的宣言。度以常理，他连那些“旧稗官”之作都没有看过的话，又何谈花样“全”翻? 不过，我们要是处身设地为他着想一下，如果他将自己曾经从中受到启发的前人小说逐一点出，是否会让人生出他也在“借人旧套”之嫌? 当然，他要是觉得比之前人小说显然有某种“新奇独造”之处，他又何乐而不点出来? 这也许就是他在书中仅点明前人一部小说的秘密。
要说以博学著称的李汝珍 ,既想写小说 ,却又不看那几部脍炙人口的大书 ,实在于理难通。因为他的妻兄许乔林藏书极富 ,他尽可遍览 ,何况这几部大书风行于世 ,并不难找。其实 ,我们即使只从《镜花缘》书中的某些描述 ,也可窥见他广读小说书的蛛丝马迹。例如 ,第六回有这么一段对“心血来潮”进行随机调侃的话：
红孩儿说：“我见下界说部书上往往有此一说 ,其实我也不知怎样潮法。大仙要问来历 ,你只问那做书的就明白了。”玉女儿道: “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 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来历 ,连他也是套来的 ,何能知道怎样潮法。”
这里所指的“说部书” ,是李汝珍对“四库全书”四部之外的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幽默称谓。他在此借人之口 ,明确说他“见”过这些说部书 ,而且进行评论 ,判明其中“原有几种好的” ,更多的则是“旧套满篇”之作。由此可见 ,他眼界甚高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这本书决非“套来”之作而属“好的”一类的无比自信和自豪。
这“几种好的”究竟是指哪几部说部书 ,他没有明说。但是 ,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两大顶峰小说均是独创一类的开山之作 ,并无“套来”之嫌 ,他岂能只认定一部 ,其余都排除在外? 它们在李汝珍心目中究竟占何等位置 ,还是让我们考查一下《镜花缘》与那几部大书之间的关系吧。
我们首先看看距离《镜花缘》写作时间最近的《红楼梦》第一回中 ,曹雪芹即借“石头”之口而夫子自道说: “历来野史 ,皆蹈一辙 ,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 ,反倒新奇别致。
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前面所引李汝珍借玉女儿之口所说的话 ,便可发现 ,两者语意一致 ,用语相承 ,都鄙弃“旧套满篇”,追求“新奇别致”。不同的是 ,曹雪芹概言“历来野史 ,皆蹈一辙”,一笔抹倒 ,自视极高;李汝珍则谓“原有几种好的” ,把握分寸 ,留有余地。不过 ,李汝珍所云实从曹雪芹所云点化而来 ,这一点该是没有疑义的。
更有甚者 ,两书开篇在表述大写闺阁女子的宗旨时 ,不仅语意一致 ,而且用语还有全同之处。《镜花缘》云：
“盖此书所载 ,虽闺阁琐事 ,儿女闲情 ,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 ,历历有人。岂可因事涉杳渺 ,人有妍,一并使之泯灭? ”
《红楼梦》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屑 ,自护已短 ,一并使其泯灭也”。
两相对照 ,彼此又何其相似乃尔 ! 要说“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红楼梦》”,谁能信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李汝珍不仅读过《红楼梦》 ,而且读之甚熟。否则 ,他怎么可能在创作过程中 ,竟然在不知不觉间留下因袭《红楼梦》词句的印迹 ,授人以《镜花缘》可能从《红楼梦》“套来”的话柄呢!
统览两书 ,相近之处还多。例如《镜花缘》从开篇所云“其中奇奇幻幻 ,悉由群芳被贬 ,以发其端”引出百花仙子贬世的锦绣文字 ,与《红楼梦》从开篇所云“你道此书从何而来?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 ,细按则深有趣味”引出石头幻形入世的奇妙构想 ,奇幻的内容虽异 ,奇幻的手法则一; 《镜花缘》写仙猿将泣红亭碑记托付给自称为“老子的后裔”的李汝珍编撰 ,与《红楼梦》写空空道人将《石头记》托付给曹雪芹增删 ,二者又如出一辙。如此等等 ,可以看出 , 《红楼梦》必为李汝珍读过的“几种好的”说部书中给他启示较多的一种。
应该指出 ,如果凭藉以上所述就说《镜花缘》出于《红楼梦》 ,甚至说《镜花缘》是从《红楼梦》那里“套来”的 ,则大谬不然。因为《镜花缘》的整体构思和具体写法都与《红楼梦》迥不相犯 ,确有“花样全翻”“异境天开”之妙。主旨的多元化(包括妇女之走向社会化) 、形式的杂体化 ,题材之神奇海味 ,风格之机智幽默 ,情节出奇 ,着意讽刺 ,无不显示出李汝珍摆脱《红楼梦》巨大光影之笼罩而“新奇独造”的匠心。前人早已挑明: “《镜花缘》是欲于《石头记》外另树一帜者。”实际就在强调李汝珍虽然“见”过《红楼梦》但却“不借此套”、另辟蹊径的艺术追求。李汝珍既然有所得益于《红楼梦》,却又不肯点出其名 ,他的难言之隐恐怕正在于担心后人误以为“追他来历 ,连他也是套来的”吧。
李汝珍是否读过清代另一部说部大书《儒林外史》呢? 书中既未点明 ,又无明显因袭之处 ,似乎难以确认。不过 ,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还在吴敬梓生前就已写诗说: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在吴敬梓去世六七十年间 ,李汝珍的妻兄许乔林岂能不购置这部风行于世之书? 博学多闻的李汝珍又焉有不读之理? 特别是《镜花缘》的讽世思想和某些写法，与《儒林外史》时有暗合之处 ,岂能贸然作出“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的推论? 例如《儒林外史》在全书开首就说：
“人生富贵功名 ,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 ,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乃至到手之后 ,味同嚼蜡。自古及古 ,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
《镜花缘》第十六回写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议论 , “把名利看破”的一番对话 ,竟与《儒林外史》这段话不谋而合 ,只是略微发挥得详尽些罢了。其中林之洋说：“那名利二字 ,原是假的。无奈到了争名夺利关头 ,心里不由就觉发迷 ,倒象自己永世不死 ,一味朝前奔命。”唐敖说: “世上名利场中 ,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阵中吐气扬眉 ,洋洋得意 ,那个还能把他拗得过! 一经把眼闭了 ,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 ,不过做了一场春梦。”
两相对照 ,语意一致 ,表述相近 ,个别词句十分相似 ,这岂能完全出于偶然?
某些场面描写 ,两书也有神似之处。例如《镜花缘》第六十七回描写小春、婉如听到考中消息之前以及之后的情景 ,令人不禁想到了《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那一段绝妙文字。特别是看到小春、婉如得知考中后 , “二人却立在净桶旁边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倒象疯癫一般 ,只管大笑”,恐怕谁都会唤起对于范进得知中举时喜得发了疯 ,连声大叫“噫! 好! 我中了! ”那段传神描写的联想吧。虽说李汝珍是另起炉灶 ,并不因袭 ,但是在喜极欲疯的具体构想上 ,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启发。
在其他某些细节描写上 ,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情形。《儒林外史》写胡三公子买板鸭 ,拔下簪子来刺一刺鸭子的胸脯 ,看它肥不肥 ,吃完之后又把骨头脑全拿走《镜花缘》写淑士国一个“姓儒的老者”把吃剩的盐豆尽数包了 ,揣在怀中 ,还顺手拿走旁边残桌上放着的一根秃牙签。两相对照 ,又何等神似。虽说是各出机杼 ,异曲同工 ,后者毕竟还有受到前者启示的痕迹。
两书在揭露社会弊病、抨击科举制度、嘲笑儒林丑相 ,乃至愤恨为富不仁、鄙弃追名逐利、反对风土迷信、斥责买妾厚葬等方面意旨一致 ,在某些喜剧性的描写、借人物之口以发议论、运用机趣幽默的语言进行讽刺等表现手法上 ,也有相承之处。尽管从整体来看 ,两书各走各道 ,绝不相交 ,但是《镜花缘》确实存在着受到《儒林外史》某些影响的迹象。我们与其说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 ,倒不如说李汝珍极有可能读过《儒林外史》,因为只有这样推论 ,才能解释《镜花缘》为何会有不少与《儒林外史》暗合的地方。
至于《镜花缘》之爱发议论 ,讽意浅露 ,无法与《儒林外史》“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的上乘讽刺手法相提并论 ,那并不能说明李汝珍没有见过《儒林外史》 ,相反倒可看出他刻意追求“花样翻新”的大胆尝试。只是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无意之间开了晚清谴责小说浅露通病的先河 ,这当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
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当时流传天下 ,家喻户晓。清人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 ,又复演为戏剧 ,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 ,无不知曹操之为奸。”而《水浒传》当时已“几于家置一编 ,人怀一箧” ,连儿童都熟知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 ,封建统治者禁毁不止 ,以至封建卫道士俞万春就在道光六年(1826 年)撰成了抵制《水浒传》的《荡寇志》 ,当时《镜花缘》也才问世不久。因此 ,要说李汝珍没有读过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岂非笑话 ?
问题在于，《镜花缘》“所载”乃“闺阁琐事，儿女闲情”，与写三国战争的历史题材和逼上梁山的英雄传奇相距甚远，所以少有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关的写法、相承的文字，也不点出这两部书，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李汝珍既然着力于“花样全翻归稗官”，也就必然会在可能情况下“翻”及这两部书。我们看他特地将故事背景放在武则天当朝的时期，并且写了武后与上官婉儿赏花赋诗，徐敬业讨武失败，徐氏余党逃奔海外，终至余党后代重又讨武，攻打酒、色、财、气四关，而以中宗复位、武后仍开女试作结。其间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不难看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给予的启示。书中还写有强盗劫舟叫留“买路钱”，徐丽蓉发弹救众人，侠女颜紫绡飞身入堂(六十回)之类，似又像从《水浒传》中强盗剪径，鲁智深野猪林救林冲，时迁飞檐走壁之类化来的随机发挥。
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镜花缘》影响不大的话，作为明代“四大奇书”殿军的《金瓶梅》，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了。
尽管《镜花缘》与《金瓶梅》都同样大写妇女，但是，前者写的都是“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的巾帼才女，后者写的却是些淫妇荡婢。两书主旨相忤，趣味相背，描写的对象亦水火不容，恐怕李汝珍即使认为《金瓶梅》并非“旧套满篇”之作，也不会把它放入“几种好的”说部书之列吧。我们试看《镜花缘》开篇自道作书要旨的话”：“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
这与《红楼梦》开篇借“石头”之口评论“历来野史”时所云：“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对“淫秽”之类的叙写表示厌弃。脂砚斋指明《红楼梦》这段话是在影射《金瓶梅》，那么《镜花缘》这段话也当是在影射《金瓶梅》。
如此看来，李汝珍该是“见”过《金瓶梅》的。脂砚斋曾谓《红楼梦》“得金瓶壶奥。”《镜花缘》又如何呢? 李汝珍虽然说他扬弃“淫词秽语”，着力做到“曲终之奏，要归于正”，但在“所叙虽近琐细”的词句后面，却也暗含着并不排斥《金瓶梅》所叙琐细这种写法的意蕴。试看《镜花缘》后半部大写百名才女饮宴游戏、行令猜谜等情景，而与《金瓶梅》中大写妻妾帮闲们吃酒戏耍、唱曲玩棋等情景相较，便知李汝珍说的正是老实话。
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李汝珍对于《西游记》似乎情有独钟。他在《镜花缘》中，仅只点出这一部明清“说部书”，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述及其中的情节，毫不害怕别人说他是从《西游记》那里“套来的”。例如，第二十七回借林之洋之口说:
“《西游记》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原来海外竟有两座火山。”
再如第七十一回写掌红珠道及“无论古今正史、野史，以及说部之类”都查不出“姐妹百人相聚的”，终由蒋春辉反驳说:
“如何没凭据 ! 我们本朝那部《西游记》可是有的?《西游记》上女儿国可是有的? 你到女儿国酒楼戏馆去看 ,只怕异姓姐妹聚在一起的 ,还成千论万呢。”
这里所说的“本朝那部《西游记》”，当然只是“游戏笔墨”，实指明朝吴承恩撰著的《西游记》。因为唐朝不仅无人撰写《西游记》，甚至连长篇说部书都还没有出世呢。
李汝珍为什么对那几部明清说部大书一概地加以回，而唯独对于《西游记》没有顾忌? 若从《镜花缘》所写主要内容来看，唐敖、唐小山先后两次浮舟东游海外世界，历经数十个海外国家，饱览海外各国的奇人异事、奇花异兽、奇风异俗、奇遇异境，真堪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东游记”，令人无法不去联想那部誉满天下、妇孺皆知的《西游记》。李汝珍是否由于无法回避《西游记》而大点其名呢?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镜花缘》所给的回答吧。他在三十二回写道：
唐敖因闻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几乎被国王留住，不得出来，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虑的固是。但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
好一个“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 巧妙双关，一语中的。他特意将他独创的女儿国与《西游记》的女儿国相比，而且显露出他这女儿国更加高明的意蕴，表明他那“花样全翻旧稗官”的豪言绝非虚妄无稽之谈。这恐怕才是他一再点出《西游记》女儿国的用心。
事实也确乎如此。两个女儿国，除了两个国王都很好色，一个国王要招唐三藏为夫、一个国王要招林之洋为后相似之外，其余写法全不相同。李汝珍用了六回大书，“新奇独造”地营构了一个自家笔下的女儿国，其中描写林之洋被封王妃，备受裹足、穿耳之苦，不仅令人捧腹喷饭，喜剧效果达于极致，而且机锋四出，寓意甚深，直刺现实，促人反思，以致胡适誉之为“永远不朽的文学”，鲁迅也特地把它推荐给日本学者增田涉。《西游记》中的女儿国虽也令人读了发笑，但徒有谐趣，别无深意，与《镜花缘》的女儿国相比，确实是相形见绌。
看来李汝珍是够聪明的，他只拿他最为得意的这段翻案文章作比，以显其“异境天开”的奇妙，却不从两书整体论高低。只此亦足以说明，他不仅熟读《西游记》，而且有意翻新。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他确有“不借旧套”的独创性和“花样全新”的艺术追求。
说来也巧，《西游记》以东胜神州傲来国海中名山花果山作为猴王发祥地，《镜花缘》以海外仙岛小蓬莱作为唐敖归宿地，表现出吴承恩和李汝珍同对海境风光的无比赞美和神往。这也许是李汝珍独点《西游记》的又一诱因吧。
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百回长篇小说《镜花缘》，是一部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同辉璀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烂的天轮彩图。
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下诏百花盛开，不巧百花仙子出游，众花神无从请示，又不敢违旨不尊，只得开花，因此违犯天条，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玉帝就把百花仙子贬到人间。
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京赶考，中得探花。此时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有奸人陷害唐敖说他与徐敬业有结拜之交，被革去功名。唐敖对仕途感到灰心丧气，便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
他们路经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由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在“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大人国”的脚下有云彩，好人脚下是彩云，坏人脚下是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以红绫遮住；“女儿国”里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他被穿耳缠足；在“两面国”里的人前后都长着脸，每个人都有两个面孔，前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着一张恶脸，这些人都虚伪狡诈；“无肠国”里的人都没有心肝胆肺，他们都贪婪刻薄；“豕喙国”中的人都撒谎成性，只要一张嘴，就都是假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跂踵国”的人僵化刻板。
他的女儿唐小山思念父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仙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才，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
唐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唐小山又去参加“红文宴”。
李汝珍（1763－1830年）清代小说家，字松石，江苏海州人。自小多才多艺，曾写了一本音韵方面的书，名为《音鉴》。可是他一直不得志，最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写成这本《镜花缘》。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在《镜花缘》文本的表层展示的是虚幻浪漫静谧的万般世相，而其深处却一度奔突、冲撞着由生命的热爱、执着与死亡的敬畏、疑惑的巨大张力支撑起的深沉悲痛的宇宙意识，这种对人类生存根本性问题的追问才是小说最具魅力的部分，但在理性思维下这部分内容不仅不能闪烁出本该有的金属般的光泽，反而成为“封建糟粕”，并且由于其他各方面艺术成就的折扣更遭株连，最终沦落得少有人问津的地步。小说为什么会有对死亡的深刻思考？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剖析这个问题必须先明白何谓诗性智慧与中国语境下的诗性智慧，因为正是中国的诗性智慧的根本特征才导致了《镜花缘》造就出上述的深刻命题。
所谓的诗性智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根据维柯在他著名的《新科学》中的解释来看，原始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本能的、独特的，并不是如我们理性智慧下人类所想象的那样幼稚无知野蛮愚昧，是“富有诗意的”。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可以描述，即一个是想象性的“类概念”，一个是拟人化的“隐喻”。诗性智慧的产生显然是那个财产公有制时代的必然产物，在人类自我意识完全独立出来以前，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必然是集体表象，同时是一种“身体语言”或“动作思维”。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经典论述至少告诉我们生活在理性智慧下的人类两点注意事项：一、先于理性智慧的形态是诗性智慧，并且诗性智慧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二、既然人类在早期都共同拥有过诗性智慧，那么，不同民族、国度、地域的人具有共通性，虽然由于地域的差别、民族的特性而导致共通性越来越少，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仍然遗留着相同以及相似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命题的讨论，就是虽然人类都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心理起点，但是，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诗性智慧又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生命本体精神的继承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中国的诗性智慧为什么会与西方的诗性智慧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不准备在此赘述，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本体精神，因而在本质上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形态，即刘士林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诗性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不死的智慧。”他对此曾有过精辟而详细的论述，“与古希腊的哲学方式不同，它不是采用理性思维的反思方式，而是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与古印度的宗教实践不同，它不是采取非理性的宗教迷狂来超越感性之躯的畏死情结，而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为人生意义来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与古埃及的死亡伦理学更是截然相反，它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从而把个人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之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鉴于中国诗性智慧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的两大根本特征，中国诗性文化在文化底蕴上就显示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氤氲境界，以及“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生命活动节奏。作者在叙述方式上普遍地表现出重直观性而轻逻辑推理的童话式表达，围绕一种由诗性智慧澄明的、超生死的情感本体是如何可能的，包括《红楼梦》、《镜花缘》、《西游记》等伟大作品，无不表现着顽石、花木等因其灵性和对生命的热爱而从无限宇宙洪荒中突出出来的诗意题旨。
《镜花缘》中鲜明地张扬了这种不死的智慧精神。小说第六回即进入轮回转世的永生世界，“仙姑此去，小仙等无以奉饯，特赠灵芝一枝。此芝产于天皇盛世，至今二百余万年，因得先天正气，日月精华，故先凡服食，莫不寿与天齐。”“我等偶于海岛深山觅得回生仙草一枝，特来面呈，以为临别之赠。此草生于开辟之初，历年既深，故功有九转之妙，洵为希世珍奇。无论仙凡，一经服食，不惟起死回生，且能同天共老。”第九回《服肉芝延年益寿食朱草入圣超凡》中更是赤裸裸地渲染一个长生不老的世界：“此果名叫刀味核，其味全无定准，随刀而变，所以叫作刀味核。有人吃了，可成地仙。我们今日如得此核，即不能成仙，也可延年益寿。”“只见路旁石缝内生出一枝红草，……随即放入口内，只觉芳馨透脑。方才吃完，陡然精神百倍，……只见路旁有一残碑倒在地下，约有五七百斤。随即走近，弯下腰去，毫不费力，轻轻用手捧起，……”在这个世外桃源，不仅处处仙草可以吃了长生，就连吃了鱼儿也可以成仙。如第十五回记载，“当日黄帝时，仙人宁封吃了飞鱼，死了二百年，复又重生。岂但医痔，还能成仙哩！” 在无继国里，人虽不能生育，但死后尸体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在玄远国里，“国王业已千岁”。在所有长生不老、轮回转世的描述中，最具有核心位置的是“不死国”、“不死树”的出现：“不死国”中“有座员丘山，山上有棵不死树，食之可以长生，国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红，饮之亦可不老。”
《镜花缘》版本琐语
《镜花缘》的版本较多，在“十大明清小说”中颇出风头。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李汝珍从“淮南草堰场”出发去苏州亲自监刻已“敷衍了卷”、“收拾誊清”的《镜花缘》，这就是著名的“吴刻本”，版本学家或称之为“定稿本原刻”、“初刻本”、“原刊初印本”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标有“马廉隅卿旧藏”字样的吴刻本，经张友鹤先生校注，于1955年4月出版，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镜花缘》铅印本。这本流传最广、再版最多的苏州原刻的版片，直到日军侵占灌云时，还保存在李汝珍的姻亲许氏家的阁楼上。住在许宅的日本兵，以版片生火，终致这部与“万宝全书”相邻的《镜花缘》原刻版片化作了烟尘。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人看到过苏刻原版刷印的《镜花缘》残篇零页出现在板浦街卖虾皮的地摊上，作为包装纸，它也随着四乡的买客而散失殆尽。
这个由李汝珍亲自监刻的初刻本刷印成书之际，苏州的书坊市场上却出现了另外一种刻本《镜花缘》，它是江宁桃江镇书坊根据《镜花缘》传抄稿本抢先私刻的。江宁桃江镇刻本，人们称之为“私刻本”或“传抄二稿抢刻本”。此本未经李汝珍进一步修订，但已有蔬庵（即许祥龄）的评批。蔬庵是《镜花缘》的评批中内容最多的一家。可惜的是，这个虽然是抢刻的江宁桃江镇本，至今尚未见到有保存下来的完整的本子。
无论是江宁抢刻本，还是苏州原刻本，都不是李汝珍最后改定的本子。此后，他又作了至少两次的修订，直到道光元年才最后定本。
由于江宁桃江镇抢刻本《镜花缘》的影响，苏州原刻本一度滞销，但不久，即售完告罄。三年后，即道光元年（1821年），《镜花缘》又在苏州再版。
李汝珍在苏州原刻的基础上，对文中的许多词句作了修改。这些修订的出发点，显然是听到了出版后文坛读者的品评，如中国的代称“天朝”，对外国人说话时改作“敝处”，“家乡”；把“才女”、“众人”等称呼改为“闺臣”等。
李汝珍的修改也是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之上作出的。如苏州原刻第五回“俏官婉戏夸金盏草”，道光元年本改作“俏官婉戏嘲桦皮树”，苏州原刻本借上官婉儿之口，认金盏草为月季花：“至月季之色虽稍逊芙蓉，但四时常开，其性最长，如何不是好友？”但金盏草并非月季花。此对于长于考证的李汝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失。张友鹤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镜花缘》校注中为此辩解说：“金盏草，花名，属菊科，这里却指的月季花。月季花属蔷薇科，原与金盏草不同，但两花的别名都称长春花，所以这里用金盏草作月季花的代词。”这也不能不说失之于牵强。
李汝珍在道光元年本上的改动之大，在中国章回小说中是少见的。“夸”改为“嘲”，语情完全相抵；“草”变为“树”、“金盏”更作“桦皮”，皆是本质、属性上的出脱。书中上官婉儿的腔调也大异：“少刻再把所余两千株也都炙枯，将来倒可开丹皮药材店哩。”讥喻讽嘲，对于这些天生灵秀的姑娘来说，近乎于笑骂了，对行文略显苦涩的《镜花缘》来说，不失为一处生花之笔。
由于苏州原刻本后期的销路甚畅，道光元年，经过作者修订的本子，仍然会有多家抢刻。因此，道光元年刻本有三种以上的版式。道光元年刻本虽然是经过李汝珍亲自过问的本子，但几种本子的改动在细微处却又各异，这些细小的差别显然是出自书商，因为改法是去掉几个字，就换上几个字，只要上下勉强成句就行。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说自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写书，到刊刻时，绝不会这么敷衍了事。
琐谈《镜花缘》与明清六大小说的关系
李汝珍撰著的《镜花缘》是一部化用群书、推陈出新的学者型杂体小说。文章从文学发展的继承、创新角度，以确凿翔实的对照比较，论证了《镜花缘》与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两大顶峰小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镜花缘》中多次提到《西游记》，而且有意翻新，可以看出李汝珍不仅熟读此书，更富有独创性的艺术追求。
《镜花缘》这部海属奇书的作者李汝珍，是位“于学无所不窥”的学者型作家。他不仅“枕经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而且“穷探野史，尝有所见。”他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列举出他所引用的神话传说、笔记小说、经史子集以及元人杂剧、明人小说的书名和作者，甚至把《西厢记》中的“赖柬” 和“长亭送别” 、《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和“女儿国”都明示出来，以体现他那“以文为戏”“涉笔成趣”“论学说艺，数典谈经”，充溢书卷秀气的美学风貌。但是，对于明代“四大奇书”的另外三部和清代两大顶峰小说，他却一字未提。 ,这就难怪令人作出“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推论。问题在于，从文学发展的继承、创新角度看，若无明清之际这几部大书烛照于前。又岂能有我们今天见到的这样一部《镜花缘》! 何况《镜花缘》与这几部大书之间确有不少疑似、发人联想的地方。那又该作何解释? 因此，探索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来还是颇有必要的。
李汝珍曾在全书结束语中自豪地说: “镜光能照真才子，花样全翻旧稗官。”可以认为，这正是他有意向艺术高峰攀登的宣言。度以常理，他连那些“旧稗官”之作都没有看过的话，又何谈花样“全”翻? 不过，我们要是处身设地为他着想一下，如果他将自己曾经从中受到启发的前人小说逐一点出，是否会让人生出他也在“借人旧套”之嫌? 当然，他要是觉得比之前人小说显然有某种“新奇独造”之处，他又何乐而不点出来? 这也许就是他在书中仅点明前人一部小说的秘密。
要说以博学著称的李汝珍 ,既想写小说 ,却又不看那几部脍炙人口的大书 ,实在于理难通。因为他的妻兄许乔林藏书极富 ,他尽可遍览 ,何况这几部大书风行于世 ,并不难找。其实 ,我们即使只从《镜花缘》书中的某些描述 ,也可窥见他广读小说书的蛛丝马迹。例如 ,第六回有这么一段对“心血来潮”进行随机调侃的话：
红孩儿说：“我见下界说部书上往往有此一说 ,其实我也不知怎样潮法。大仙要问来历 ,你只问那做书的就明白了。”玉女儿道: “下界说部原有几种好的。但如‘心血来潮’ 旧套满篇的也就不少。你若追他来历 ,连他也是套来的 ,何能知道怎样潮法。”
这里所指的“说部书” ,是李汝珍对“四库全书”四部之外的明清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幽默称谓。他在此借人之口 ,明确说他“见”过这些说部书 ,而且进行评论 ,判明其中“原有几种好的” ,更多的则是“旧套满篇”之作。由此可见 ,他眼界甚高 ,字里行间流露出他这本书决非“套来”之作而属“好的”一类的无比自信和自豪。
这“几种好的”究竟是指哪几部说部书 ,他没有明说。但是 ,明代“四大奇书”和清代两大顶峰小说均是独创一类的开山之作 ,并无“套来”之嫌 ,他岂能只认定一部 ,其余都排除在外? 它们在李汝珍心目中究竟占何等位置 ,还是让我们考查一下《镜花缘》与那几部大书之间的关系吧。
我们首先看看距离《镜花缘》写作时间最近的《红楼梦》第一回中 ,曹雪芹即借“石头”之口而夫子自道说: “历来野史 ,皆蹈一辙 ,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 ,反倒新奇别致。
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前面所引李汝珍借玉女儿之口所说的话 ,便可发现 ,两者语意一致 ,用语相承 ,都鄙弃“旧套满篇”,追求“新奇别致”。不同的是 ,曹雪芹概言“历来野史 ,皆蹈一辙”,一笔抹倒 ,自视极高;李汝珍则谓“原有几种好的” ,把握分寸 ,留有余地。不过 ,李汝珍所云实从曹雪芹所云点化而来 ,这一点该是没有疑义的。
更有甚者 ,两书开篇在表述大写闺阁女子的宗旨时 ,不仅语意一致 ,而且用语还有全同之处。《镜花缘》云：
“盖此书所载 ,虽闺阁琐事 ,儿女闲情 ,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 ,历历有人。岂可因事涉杳渺 ,人有妍,一并使之泯灭? ”
《红楼梦》云：“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 ,万不可因我之不屑 ,自护已短 ,一并使其泯灭也”。
两相对照 ,彼此又何其相似乃尔 ! 要说“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红楼梦》”,谁能信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李汝珍不仅读过《红楼梦》 ,而且读之甚熟。否则 ,他怎么可能在创作过程中 ,竟然在不知不觉间留下因袭《红楼梦》词句的印迹 ,授人以《镜花缘》可能从《红楼梦》“套来”的话柄呢!
统览两书 ,相近之处还多。例如《镜花缘》从开篇所云“其中奇奇幻幻 ,悉由群芳被贬 ,以发其端”引出百花仙子贬世的锦绣文字 ,与《红楼梦》从开篇所云“你道此书从何而来? 说起根由虽近荒唐 ,细按则深有趣味”引出石头幻形入世的奇妙构想 ,奇幻的内容虽异 ,奇幻的手法则一; 《镜花缘》写仙猿将泣红亭碑记托付给自称为“老子的后裔”的李汝珍编撰 ,与《红楼梦》写空空道人将《石头记》托付给曹雪芹增删 ,二者又如出一辙。如此等等 ,可以看出 , 《红楼梦》必为李汝珍读过的“几种好的”说部书中给他启示较多的一种。
应该指出 ,如果凭藉以上所述就说《镜花缘》出于《红楼梦》 ,甚至说《镜花缘》是从《红楼梦》那里“套来”的 ,则大谬不然。因为《镜花缘》的整体构思和具体写法都与《红楼梦》迥不相犯 ,确有“花样全翻”“异境天开”之妙。主旨的多元化(包括妇女之走向社会化) 、形式的杂体化 ,题材之神奇海味 ,风格之机智幽默 ,情节出奇 ,着意讽刺 ,无不显示出李汝珍摆脱《红楼梦》巨大光影之笼罩而“新奇独造”的匠心。前人早已挑明: “《镜花缘》是欲于《石头记》外另树一帜者。”实际就在强调李汝珍虽然“见”过《红楼梦》但却“不借此套”、另辟蹊径的艺术追求。李汝珍既然有所得益于《红楼梦》,却又不肯点出其名 ,他的难言之隐恐怕正在于担心后人误以为“追他来历 ,连他也是套来的”吧。
李汝珍是否读过清代另一部说部大书《儒林外史》呢? 书中既未点明 ,又无明显因袭之处 ,似乎难以确认。不过 ,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还在吴敬梓生前就已写诗说: “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在吴敬梓去世六七十年间 ,李汝珍的妻兄许乔林岂能不购置这部风行于世之书? 博学多闻的李汝珍又焉有不读之理? 特别是《镜花缘》的讽世思想和某些写法，与《儒林外史》时有暗合之处 ,岂能贸然作出“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的推论? 例如《儒林外史》在全书开首就说：
“人生富贵功名 ,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 ,便舍着性命去求他 ,乃至到手之后 ,味同嚼蜡。自古及古 ,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
《镜花缘》第十六回写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议论 , “把名利看破”的一番对话 ,竟与《儒林外史》这段话不谋而合 ,只是略微发挥得详尽些罢了。其中林之洋说：“那名利二字 ,原是假的。无奈到了争名夺利关头 ,心里不由就觉发迷 ,倒象自己永世不死 ,一味朝前奔命。”唐敖说: “世上名利场中 ,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阵中吐气扬眉 ,洋洋得意 ,那个还能把他拗得过! 一经把眼闭了 ,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 ,不过做了一场春梦。”
两相对照 ,语意一致 ,表述相近 ,个别词句十分相似 ,这岂能完全出于偶然?
某些场面描写 ,两书也有神似之处。例如《镜花缘》第六十七回描写小春、婉如听到考中消息之前以及之后的情景 ,令人不禁想到了《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那一段绝妙文字。特别是看到小春、婉如得知考中后 , “二人却立在净桶旁边 ,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 ,倒象疯癫一般 ,只管大笑”,恐怕谁都会唤起对于范进得知中举时喜得发了疯 ,连声大叫“噫! 好! 我中了! ”那段传神描写的联想吧。虽说李汝珍是另起炉灶 ,并不因袭 ,但是在喜极欲疯的具体构想上 ,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启发。
在其他某些细节描写上 ,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情形。《儒林外史》写胡三公子买板鸭 ,拔下簪子来刺一刺鸭子的胸脯 ,看它肥不肥 ,吃完之后又把骨头脑全拿走《镜花缘》写淑士国一个“姓儒的老者”把吃剩的盐豆尽数包了 ,揣在怀中 ,还顺手拿走旁边残桌上放着的一根秃牙签。两相对照 ,又何等神似。虽说是各出机杼 ,异曲同工 ,后者毕竟还有受到前者启示的痕迹。
两书在揭露社会弊病、抨击科举制度、嘲笑儒林丑相 ,乃至愤恨为富不仁、鄙弃追名逐利、反对风土迷信、斥责买妾厚葬等方面意旨一致 ,在某些喜剧性的描写、借人物之口以发议论、运用机趣幽默的语言进行讽刺等表现手法上 ,也有相承之处。尽管从整体来看 ,两书各走各道 ,绝不相交 ,但是《镜花缘》确实存在着受到《儒林外史》某些影响的迹象。我们与其说李汝珍可能没有读过《儒林外史》 ,倒不如说李汝珍极有可能读过《儒林外史》,因为只有这样推论 ,才能解释《镜花缘》为何会有不少与《儒林外史》暗合的地方。
至于《镜花缘》之爱发议论 ,讽意浅露 ,无法与《儒林外史》“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的上乘讽刺手法相提并论 ,那并不能说明李汝珍没有见过《儒林外史》 ,相反倒可看出他刻意追求“花样翻新”的大胆尝试。只是这种尝试并不成功 ,无意之间开了晚清谴责小说浅露通病的先河 ,这当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
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当时流传天下 ,家喻户晓。清人顾家相《五余读书廛随笔》中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 ,又复演为戏剧 ,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 ,无不知曹操之为奸。”而《水浒传》当时已“几于家置一编 ,人怀一箧” ,连儿童都熟知梁山好汉的姓名、绰号 ,封建统治者禁毁不止 ,以至封建卫道士俞万春就在道光六年(1826 年)撰成了抵制《水浒传》的《荡寇志》 ,当时《镜花缘》也才问世不久。因此 ,要说李汝珍没有读过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岂非笑话 ?
问题在于，《镜花缘》“所载”乃“闺阁琐事，儿女闲情”，与写三国战争的历史题材和逼上梁山的英雄传奇相距甚远，所以少有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关的写法、相承的文字，也不点出这两部书，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李汝珍既然着力于“花样全翻归稗官”，也就必然会在可能情况下“翻”及这两部书。我们看他特地将故事背景放在武则天当朝的时期，并且写了武后与上官婉儿赏花赋诗，徐敬业讨武失败，徐氏余党逃奔海外，终至余党后代重又讨武，攻打酒、色、财、气四关，而以中宗复位、武后仍开女试作结。其间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不难看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给予的启示。书中还写有强盗劫舟叫留“买路钱”，徐丽蓉发弹救众人，侠女颜紫绡飞身入堂(六十回)之类，似又像从《水浒传》中强盗剪径，鲁智深野猪林救林冲，时迁飞檐走壁之类化来的随机发挥。
如果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对《镜花缘》影响不大的话，作为明代“四大奇书”殿军的《金瓶梅》，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了。
尽管《镜花缘》与《金瓶梅》都同样大写妇女，但是，前者写的都是“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的巾帼才女，后者写的却是些淫妇荡婢。两书主旨相忤，趣味相背，描写的对象亦水火不容，恐怕李汝珍即使认为《金瓶梅》并非“旧套满篇”之作，也不会把它放入“几种好的”说部书之列吧。我们试看《镜花缘》开篇自道作书要旨的话”：“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
这与《红楼梦》开篇借“石头”之口评论“历来野史”时所云：“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者都对“淫秽”之类的叙写表示厌弃。脂砚斋指明《红楼梦》这段话是在影射《金瓶梅》，那么《镜花缘》这段话也当是在影射《金瓶梅》。
如此看来，李汝珍该是“见”过《金瓶梅》的。脂砚斋曾谓《红楼梦》“得金瓶壶奥。”《镜花缘》又如何呢? 李汝珍虽然说他扬弃“淫词秽语”，着力做到“曲终之奏，要归于正”，但在“所叙虽近琐细”的词句后面，却也暗含着并不排斥《金瓶梅》所叙琐细这种写法的意蕴。试看《镜花缘》后半部大写百名才女饮宴游戏、行令猜谜等情景，而与《金瓶梅》中大写妻妾帮闲们吃酒戏耍、唱曲玩棋等情景相较，便知李汝珍说的正是老实话。
在明代“四大奇书”中，李汝珍对于《西游记》似乎情有独钟。他在《镜花缘》中，仅只点出这一部明清“说部书”，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述及其中的情节，毫不害怕别人说他是从《西游记》那里“套来的”。例如，第二十七回借林之洋之口说:
“《西游记》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原来海外竟有两座火山。”
再如第七十一回写掌红珠道及“无论古今正史、野史，以及说部之类”都查不出“姐妹百人相聚的”，终由蒋春辉反驳说:
“如何没凭据 ! 我们本朝那部《西游记》可是有的?《西游记》上女儿国可是有的? 你到女儿国酒楼戏馆去看 ,只怕异姓姐妹聚在一起的 ,还成千论万呢。”
这里所说的“本朝那部《西游记》”，当然只是“游戏笔墨”，实指明朝吴承恩撰著的《西游记》。因为唐朝不仅无人撰写《西游记》，甚至连长篇说部书都还没有出世呢。
李汝珍为什么对那几部明清说部大书一概地加以回，而唯独对于《西游记》没有顾忌? 若从《镜花缘》所写主要内容来看，唐敖、唐小山先后两次浮舟东游海外世界，历经数十个海外国家，饱览海外各国的奇人异事、奇花异兽、奇风异俗、奇遇异境，真堪谓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东游记”，令人无法不去联想那部誉满天下、妇孺皆知的《西游记》。李汝珍是否由于无法回避《西游记》而大点其名呢?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镜花缘》所给的回答吧。他在三十二回写道：
唐敖因闻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女儿国，几乎被国王留住，不得出来，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虑的固是。但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
好一个“这女儿国非那女儿国可比”! 巧妙双关，一语中的。他特意将他独创的女儿国与《西游记》的女儿国相比，而且显露出他这女儿国更加高明的意蕴，表明他那“花样全翻旧稗官”的豪言绝非虚妄无稽之谈。这恐怕才是他一再点出《西游记》女儿国的用心。
事实也确乎如此。两个女儿国，除了两个国王都很好色，一个国王要招唐三藏为夫、一个国王要招林之洋为后相似之外，其余写法全不相同。李汝珍用了六回大书，“新奇独造”地营构了一个自家笔下的女儿国，其中描写林之洋被封王妃，备受裹足、穿耳之苦，不仅令人捧腹喷饭，喜剧效果达于极致，而且机锋四出，寓意甚深，直刺现实，促人反思，以致胡适誉之为“永远不朽的文学”，鲁迅也特地把它推荐给日本学者增田涉。《西游记》中的女儿国虽也令人读了发笑，但徒有谐趣，别无深意，与《镜花缘》的女儿国相比，确实是相形见绌。
看来李汝珍是够聪明的，他只拿他最为得意的这段翻案文章作比，以显其“异境天开”的奇妙，却不从两书整体论高低。只此亦足以说明，他不仅熟读《西游记》，而且有意翻新。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他确有“不借旧套”的独创性和“花样全新”的艺术追求。
说来也巧，《西游记》以东胜神州傲来国海中名山花果山作为猴王发祥地，《镜花缘》以海外仙岛小蓬莱作为唐敖归宿地，表现出吴承恩和李汝珍同对海境风光的无比赞美和神往。这也许是李汝珍独点《西游记》的又一诱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