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如果你说你来自伦敦，本地人会问你是安大略的伦敦还是英格兰的伦敦。这个问题总让我感到有些懊恼，这或许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自大心态在作祟吧。 但或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必再如此问了，因为伦敦人现在都成了“哈加族”。加拿大银行前行长马克·卡尼履新英格兰银行行长没几周就迅速征服了伦敦。一位评论家描述卡尼“像摇滚明星一样帅，同公关人士一样有魅力”。 变革是当下英格兰银行的主题。过时的通胀目标机制已成往事，紧盯消费物价指数、无视金融部门失衡的日子已经结束。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依存、基于阈值的前瞻指引”的世界，有三个可使指引变化的“破坏条件”。 卡尼在其首份政策公告中只简单地表示，利率将维持不变，英格兰银行版的量化宽松将继续实施。尽管卡尼的话非常直白，但市场还是感到困惑。英镑先是暴跌，然后反弹，而长期政府借贷利率上升约30个基点。 这样的结果或许不是新行长的初衷，但或许也不奇怪。尽管“前瞻指引”是现代央行行长一个颇有用的工具，但在加拿大籍行长带领下的英格兰银行采用的这个版本相当复杂，这主要是因为该工具是被强行塞入一个为其他目的设计的政策框架内。 第一个问题是英国的决策机制仍是委员会制。卡尼成功说服了MPC（货币政策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同意新方针。这并非理所当然之事，要知道，近年来，MPC成员常常意见相左。但个人投票机制仍在，因此卡尼并不能像在加拿大银行时那样独力决定政策。任何未来承诺都必须以获得委员会多数同意为前提。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所谓的“破坏条件”——其他可能改变政策方向的因素——显然是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第一个破坏条件是MPC认为未来一年半到两年内，CPI通胀率多半可能比2%的目标高出0.5个百分点或更多；第二个破坏条件是中期通胀预期不再足够确定。这两个问题都可谓是见仁见智，两者都没有基于具体数字的确定回答。此外，遗憾的是，英格兰银行在预测通胀方面记录向来不佳。 最后一个破坏条件——FPC（金融政策委员会）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对金融稳定性构成重大威胁——指向第三个问题。FPC是英国复杂的新监管结构的一部分。在此结构中，原先的金融服务局被一分为二：一个审慎的商业行为监管部门和一个新的金融稳定性监管机构。新的FPC若有疑问，必须公开地向MPC提出意见。 需要强调的是，FPC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兼任，但该机构的组成不同于MPC，因此其对特定政策立场的观点也可能不同，而且其主席也只有一票。 第四个问题最为根本。政府选择了不改变英格兰银行的正式使命，其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而实体经济因素被降格为第二重要目标。相反，美联储有双重使命：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当然，它必须时刻平衡这两个使命，但两者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英国政府未能修订法规，才导致足智多谋的英格兰银行成员不得不设计出这种复杂的所谓“破坏条件”机制。与“前瞻指引”挂钩的失业阈值，可以被视为暗暗添加了第二个目标。但如果这是长期政策目标，你就一定不会在此入手。 如果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并改变英格兰银行的使命，情况就会明晰很多。这会给这个新政权披上民主合法性的外衣，给予它更大的权力。但英国政府决定不在议会中开启这个议题。 新货币政策方针的目标值得追求。英国经济尽管仍在向前，但仍远未达到应有产能。但要让所有问题都不搞砸，同时又不自己同自己唱反调，卡尼需要像全球知名的加拿大太阳剧团一样，富有创造力和灵活性。 作者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
在加拿大，如果你说你来自伦敦，本地人会问你是安大略的伦敦还是英格兰的伦敦。这个问题总让我感到有些懊恼，这或许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自大心态在作祟吧。 但或许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必再如此问了，因为伦敦人现在都成了“哈加族”。加拿大银行前行长马克·卡尼履新英格兰银行行长没几周就迅速征服了伦敦。一位评论家描述卡尼“像摇滚明星一样帅，同公关人士一样有魅力”。 变革是当下英格兰银行的主题。过时的通胀目标机制已成往事，紧盯消费物价指数、无视金融部门失衡的日子已经结束。到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依存、基于阈值的前瞻指引”的世界，有三个可使指引变化的“破坏条件”。 卡尼在其首份政策公告中只简单地表示，利率将维持不变，英格兰银行版的量化宽松将继续实施。尽管卡尼的话非常直白，但市场还是感到困惑。英镑先是暴跌，然后反弹，而长期政府借贷利率上升约30个基点。 这样的结果或许不是新行长的初衷，但或许也不奇怪。尽管“前瞻指引”是现代央行行长一个颇有用的工具，但在加拿大籍行长带领下的英格兰银行采用的这个版本相当复杂，这主要是因为该工具是被强行塞入一个为其他目的设计的政策框架内。 第一个问题是英国的决策机制仍是委员会制。卡尼成功说服了MPC（货币政策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同意新方针。这并非理所当然之事，要知道，近年来，MPC成员常常意见相左。但个人投票机制仍在，因此卡尼并不能像在加拿大银行时那样独力决定政策。任何未来承诺都必须以获得委员会多数同意为前提。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所谓的“破坏条件”——其他可能改变政策方向的因素——显然是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第一个破坏条件是MPC认为未来一年半到两年内，CPI通胀率多半可能比2%的目标高出0.5个百分点或更多；第二个破坏条件是中期通胀预期不再足够确定。这两个问题都可谓是见仁见智，两者都没有基于具体数字的确定回答。此外，遗憾的是，英格兰银行在预测通胀方面记录向来不佳。 最后一个破坏条件——FPC（金融政策委员会）认为货币政策立场对金融稳定性构成重大威胁——指向第三个问题。FPC是英国复杂的新监管结构的一部分。在此结构中，原先的金融服务局被一分为二：一个审慎的商业行为监管部门和一个新的金融稳定性监管机构。新的FPC若有疑问，必须公开地向MPC提出意见。 需要强调的是，FPC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兼任，但该机构的组成不同于MPC，因此其对特定政策立场的观点也可能不同，而且其主席也只有一票。 第四个问题最为根本。政府选择了不改变英格兰银行的正式使命，其主要目标是维持价格稳定，而实体经济因素被降格为第二重要目标。相反，美联储有双重使命：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当然，它必须时刻平衡这两个使命，但两者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英国政府未能修订法规，才导致足智多谋的英格兰银行成员不得不设计出这种复杂的所谓“破坏条件”机制。与“前瞻指引”挂钩的失业阈值，可以被视为暗暗添加了第二个目标。但如果这是长期政策目标，你就一定不会在此入手。 如果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并改变英格兰银行的使命，情况就会明晰很多。这会给这个新政权披上民主合法性的外衣，给予它更大的权力。但英国政府决定不在议会中开启这个议题。 新货币政策方针的目标值得追求。英国经济尽管仍在向前，但仍远未达到应有产能。但要让所有问题都不搞砸，同时又不自己同自己唱反调，卡尼需要像全球知名的加拿大太阳剧团一样，富有创造力和灵活性。 作者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