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提高警惕,关于村庄,我们几乎习惯了这样的表达:太阳升起来了,金黄的阳光照耀在希望的田野上,五月玉米地里,农民放声歌唱。远处几只疯狂追逐的土狗,穿梭在庄稼地里,卷起层层绿浪。望着它们,农民宽容地低哼一声“狗日的!”,天就黑了。夜晚的村庄是漫长的童话,深谙此道的村庄主人,总是快速走进梦的故乡。半夜,皎皎月光下,也有风吹过,也有虫子路过,可他们再也不愿醒来。 ――这是一种糅和多种抒情元素的“纸上村庄”,其来源大多产于文人飞扬的意念。在远离村庄众多规格不一的窗口里,他们根据某些线索抑或模糊的经验,大胆、虚妄地提升着村庄的文艺美感。而这种美感,也因缺乏对苦难的正视,呈现多年不变的美学静止。事实上,被毒日炙烤的农民很少歌唱,把庄稼破坏得一塌糊涂的土狗也难得到宽容,至于,月光下不愿醒来的农民,那是消解对土地疲惫唯一便宜的手段。 陈家湾是四川东部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绕着村庄流淌。三十年前,村里住着二十七户人家,陈姓为主,还有蒋、熊、张三姓,为着一些鸡毛小事,他们经常计谋、挑拨、争吵、和解,成为活着的证据及理由。村头那颗老槐树是热闹的发源地,它承担着会场、娱乐、休闲、小道消息发布的功能。在我记忆中,它一直很骄傲,看不起人间乐趣似的,默默地生长着。前几年,被雷劈了,半截树桩立在地面,很不服气的样子,像个感叹号。 不知什么时候起,村庄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要探究这种变化极其艰难,它除了外在客观因素,于我而言,几乎还暗合着命运意味。或许通过一些家庭的变迁方能发现线索。 二爷,村里超支大户,善良好客,我人生“革命乐观主义”启导者。育有三个好胃口的儿子,经常见他们一家在月光下兴奋地喝着面糊,声音响亮。大儿子随孙女客居他乡,二儿子神经有些错乱,曾见他恋爱期间,把对象逼在草房里动作,年幼的我要求观看,被拒,心里急盼公安局来抓他。婚后不久,重病身亡。小儿子外出打工多年,落户他乡,据说发了大财。如今,八十岁高龄的二爷行走在破败的村庄里,对前途充满悲观。 蒋跛子,抗美援朝军人,享受人民政府补助,经常在老槐树下数钱,被视为“骚包”。后来,据人讲,他的腿是在屙尿时被美军击中的,让我鄙视他多年,并认为他讨一个麻子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九八年,无钱医治重病,死了。麻子老婆随儿流迁。 贵叔,村里最卑微的人,常年气喘,讨了一个瞎子老婆,年年恩爱。幼时经常待在他家小屋里,听他讲薛仁贵的故事。有时,被我催逼不过,也讲唐僧取经的故事,我问什么经?他一本正经告诉我是“耗儿精”“蜘蛛精”“麻雀精”等。晚年,由于没有子嗣,符合“五保户”条件,被人民政府送往敬老院。 成安表叔,村会计,干瘦,小脑壳,是我遇见最早的“家庭暴力”者。老婆很剽悍,还经常被逼得跳河,没一次成功。记得有一次,又去跳河了,全村出动寻找,结果发现她躲在一草堆里,正若无其事地吃着衣缝里的虱子。育有五个女儿,个个不孝,老两口沦为盲流,下落不明。 云哥,矿工,村里最乐观的人,高兴时,有些结巴。他儿子贤林是我童年玩伴,常年犟着头,有着“走火入魔”天分,经常在山洞里对着武侠书练功夫。外出打工参加黑社会,被害。儿子死后不久,他也在一次工伤中死去。 春叔,外省人,“粑耳朵”(怕老婆的人),经常被老婆打骂,哭得很凶。月亮皎洁的夜晚,大声唱着戏剧,“我家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很陶醉,像个诗人。晚年,跟随外出务工的儿子,落户他乡。 海娃叔,村庄最早外出的人,掏空村庄人口启示者,我童年偶像。做过很多生意,特别是一笔油品生意,让他成为八十年代众人敬仰的万元户。数年过后,落魄穷困。几年前,与之偶遇,他抓住我的手,说女儿来信称他为“陈先生……”,让我掂量他女儿是否想推脱赡养义务。 熊婆,吵架高手,保持着三天两夜不停歇的记录。她骂人很有特点,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每自提一问,就用右手指在左手掌点一下;每自答一问,也同样用右手指在左手掌点一下。即使混战中,也不失章法。享年八十二岁,葬礼办得热闹。那时村庄人丁兴旺,她算赶上了。 …… ――这是一种速度,阴谋似的,迅速掏空着陈家湾的人丁。而这种阴谋,即使阳光下,也有合法的路径。先是一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很有良心的人,没几年工夫就不再回来了。更有意味的是,像人贩一样,还拐跑了大量的村民。留守在村庄的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着没有盈余的“人口生意”,由于缺少青壮年照顾,很快就把自己支出了。那些装点村庄门面的庄稼地,长得更是没有教养,与年久失修的老屋同时显露破败的表情。 是谁,抛弃了村庄? 可能,没人抛弃她,只是她自己衰老了。贫穷时代,它承载着村民的悲苦,给村民庄稼、牛羊、房屋、树木、水源;村民有了更大追求时,它已无力给予更多。她老了。抛开一切庸常事务,这种了无依靠的衰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苦难。她一直是流动的,独自承受着属于自己的命运细节。只是,她的衰老如此寂寞。有趣的是,很多人忽略她的苦难,演变成一种美学静止的“纸上村庄”,这是不公平的。正如,老红军值得尊敬,因为我们铭记着他们为革命所付出的艰辛。 国庆节,陪同父亲回到阔别多年的陈家湾。村庄很安静,一只瘦狗吠了二声就走远了。那些失修老屋里面有很多麻雀窝,一阵微风,有羽毛飘散。几位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他们太老了,我有些认不出来。见着我们,也不怎么热情,欠了欠身子又坐回原地,几乎对晒太阳更感兴趣。走时,给了些钱,他们说不用这么多,麻烦。走出村口,我问父亲,村庄怎么啦? 他说,老了。 距离 我回转身,岳母正迈着细碎的脚步,有些急促。出于对陌生环境的警戒,使她锁定我背影的眼神显得严肃坚定。而那些组成她臃肿体型的脂肪则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充满嬉皮与欢乐,麦浪似的,上下颤动。穿在身上的衬衣受腹部曲线的影响,像燕尾服,尾襟似乎飘扬。她的脚其实并不大,我几乎有些担心,她是否会像陀螺一样摔倒。 她跟在我后面,始终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很多次,我让她走前面,她手一挥,拒绝了。只有过红绿灯时,她才妥协,与我离得很近,甚至还想把手伸过来让我握着。她过红绿灯时表情夸张,先观望一下红灯上的数字,再扫视一下我的脸,见没任何暗示时,就死死地盯住我的脚。当我说“走!”时,她已经快我半步。她身体前倾,脚步混乱,极具乱世中挤火车的意味。 倘若经过红绿灯是一种冒险,那么步行街的热闹则是对她心灵的伤害。观音桥商业圈号称西南最大的商圈,步行街像置入其中的高音喇叭,关于热闹,具有不置可否的霸气。里面很多人,他们说着、笑着、走着、坐着,好像互有关联,也好像互不相干,只是探着热闹的声源而来。即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也能抛开世俗烦恼,坐在免费长凳上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步行街的阳光。而那些从卖场带出来的商品,随着脚步的移动,花花绿绿的,暴露着艳俗的本性。――整个步行街充斥着喧嚣与轰鸣,像火车经过着的隧洞。而我那老岳母,耷拉着双手,脚步拖沓,犹如逆水行舟,嘴角偶尔牵动一下,几乎也是诅咒这影响她行进心绪的热闹。她对我说,“看着这些就烦,真想闭着眼睛走路!”一个对热闹保持戒备与恶意的人,我还能说什么? 好不容易逃出了步行街,来到了邮局。一进邮局,她就流露出慈祥的表情。年轻时,她同岳父支边到了马尔康的一个林场,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人烟稀少,荒凉闭塞,邮局成了她与外界联系不可或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她几次背着岳父偷偷寄钱给娘家,邮局都保质按量地完成了任务,没一点差错,这让她对邮局充满信任,甚至超过任何一家信誓旦旦的银行。还有,邮局的绿色标志也暗合着她的审美趣味,让她想起与森林有关的美好事物。我叫她去一号窗口排队查询工资到账情况,我便去汇款订阅杂志。不到十分钟,一号窗口就发生了情况:“同志,帮我查一下工资到账没有?”“到了。”里面那小同志把存折递了出来,眼光流向下一位。“同志,数字怎么没变?”“你是外地账户,机器打不上。”小同志有些不耐烦。“啊?同志!钱到账了怎么会打不上?”“真的打不上去,要是能行,我也不愿意说这么多的话!”小同志想发火,但面对一个老人对她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的称呼,又觉得不妥,脸儿涨得通红。“同志,啥破机器,这点小事就办不了,乱弹琴!”岳母把存折往台板上一拍,声调突然上扬,很快就达到了C3 ,而整个变调过程没有任何酝酿、预谋,特别是说到“乱弹琴”时几近喷薄。声音充斥在寂静的大厅里,坚硬、干瘪、撕裂。让人突兀与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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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邮局,她面容惨淡,呼吸急促,像是遭受了极大的委屈。并对我没有“据理力争”的表现充满失望。坐在路边石凳上,她瘪着嘴,极其不屑地说:“一个都靠不住。”“一个都靠不住”是她日常功课惯用的开场白之一,起着发泄不满与警示子女勿忘孝道的功用。她喝了口水,接着说,“辉娃真没用!去年我就要求去他那儿,到今年还没走成,白当了那么大的官!”“大哥事多,空了就会来接你的。”我宽慰道。“忙?有多忙?连自己的老母亲就顾不上,忙有什么用?”她冷笑一声,接着就陷入了沉默。“你知道焦裕禄吗?”过了许久,我突然发问。“怎么不知道?那几年还学习他呢,他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回忆往昔岁月,她的表情有所舒缓。“大哥就是人民的儿子嘛,党和人民培养了他,他得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为你一人服务嘛。”“啊――啊――,辉娃是人民的儿子?乱说!谁不知道辉娃是我一泡屎一泡尿养出来的?不先为我服务,倒为人民服务了!”她表情陡然激愤,拔起身就气冲冲地走了。我感觉特没趣,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劝解,却蹩脚得连老人家也看不起。 在一本杂志上曾看到这样一个句子:“食物的香气如此浓郁”,立即就想到了岳母,并认为她是这句子最佳代言人。重百超市里,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她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昂扬而有见识。鼻翼偶尔的颤动,也几乎表明着她的迷恋。我跟在她后面,提着篮子,倾听着她关于食品的见解,比如价格、品种、成色、产地等。或许对食品太有见解了,好几次,竟情不自禁地想用手探摸那些熟食,被工作人员礼貌地阻止了。不知在食品堆里转悠了多久,我提醒她篮子快装不下啦,她瞄了一下篮子,满脸堆笑,“还可以装点的,还可以装点的,堆在家里慢慢吃。” 我不知道,食品与人的关系最佳角度该怎样。但她无疑是我三十几年见到最迷恋食物的人,有时甚至像战争。她每餐至少花费一个多小时,细吞慢嚼,从不敷衍任何一个进食细节,也不放弃任何可能浪费掉的粮粒。看着她的舌头搅动口腔,仿佛觉得,她的口腔从来就没有残羹存留过。好多时候,见她快撑不住了,她欠欠身子或松动皮带就恢复了状态。什么因素促使她如此迷恋甚至争夺食物?或许,人上了年纪就开始务实了,而吃饭是最快捷、最实惠的手段,立竿见影的,很容易上瘾。就像许多老人一样,老得像脱了漆的旧家具,张口就一句“吃,吃到肚子里才是实在货”;也或许,人到老年,因为寂寞。抛开这两种可能,另一因素则结实地加剧了她对食品的迷恋,她患有糖尿病,这病是一个魔鬼,客观上要求患者对食物保持克制,主观上则引诱患者对食物疯狂的占有。她深陷其中,进退逼仄,既冲锋陷阵,又伤痕累累。 回家路上,她跟在我后面,目光落在我的背上,渐渐沉重,心不可名状地痛了起来。老实说,她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人,也见过许多世面,岳父在世时,她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甚至还稍显泼辣。常见她与岳父行走在故乡街道上,岳父在前,她在后,慢腾腾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构成一幅爱情牵引的图画。 岳父走后,她性情大变,人一下子就萎靡了,像那些突然失去水分的植物,给人以枯竭之感。她变得胆小懦弱,对外界保持高度的警戒,甚至对子女也无法信任――充满怀疑与审判。同时,她还放弃了宽容的品质,抱怨着太多的不如意,并顽固地认为,大多事物都是与她作对的。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食物为线索,把自己包围起来,封锁里外消息。我们进不去,她也出不来。也曾鼓励她找一个老伴,最终还是放弃了。她说,要找岳父一样的人。 ――那个最爱她的人已经走远了。 我回转身,她跟在后面,脚步零乱,气喘吁吁,失缺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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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高警惕,关于村庄,我们几乎习惯了这样的表达:太阳升起来了,金黄的阳光照耀在希望的田野上,五月玉米地里,农民放声歌唱。远处几只疯狂追逐的土狗,穿梭在庄稼地里,卷起层层绿浪。望着它们,农民宽容地低哼一声“狗日的!”,天就黑了。夜晚的村庄是漫长的童话,深谙此道的村庄主人,总是快速走进梦的故乡。半夜,皎皎月光下,也有风吹过,也有虫子路过,可他们再也不愿醒来。 ――这是一种糅和多种抒情元素的“纸上村庄”,其来源大多产于文人飞扬的意念。在远离村庄众多规格不一的窗口里,他们根据某些线索抑或模糊的经验,大胆、虚妄地提升着村庄的文艺美感。而这种美感,也因缺乏对苦难的正视,呈现多年不变的美学静止。事实上,被毒日炙烤的农民很少歌唱,把庄稼破坏得一塌糊涂的土狗也难得到宽容,至于,月光下不愿醒来的农民,那是消解对土地疲惫唯一便宜的手段。 陈家湾是四川东部一个小山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绕着村庄流淌。三十年前,村里住着二十七户人家,陈姓为主,还有蒋、熊、张三姓,为着一些鸡毛小事,他们经常计谋、挑拨、争吵、和解,成为活着的证据及理由。村头那颗老槐树是热闹的发源地,它承担着会场、娱乐、休闲、小道消息发布的功能。在我记忆中,它一直很骄傲,看不起人间乐趣似的,默默地生长着。前几年,被雷劈了,半截树桩立在地面,很不服气的样子,像个感叹号。 不知什么时候起,村庄渐渐地发生了变化。而要探究这种变化极其艰难,它除了外在客观因素,于我而言,几乎还暗合着命运意味。或许通过一些家庭的变迁方能发现线索。 二爷,村里超支大户,善良好客,我人生“革命乐观主义”启导者。育有三个好胃口的儿子,经常见他们一家在月光下兴奋地喝着面糊,声音响亮。大儿子随孙女客居他乡,二儿子神经有些错乱,曾见他恋爱期间,把对象逼在草房里动作,年幼的我要求观看,被拒,心里急盼公安局来抓他。婚后不久,重病身亡。小儿子外出打工多年,落户他乡,据说发了大财。如今,八十岁高龄的二爷行走在破败的村庄里,对前途充满悲观。 蒋跛子,抗美援朝军人,享受人民政府补助,经常在老槐树下数钱,被视为“骚包”。后来,据人讲,他的腿是在屙尿时被美军击中的,让我鄙视他多年,并认为他讨一个麻子老婆是天经地义的事。九八年,无钱医治重病,死了。麻子老婆随儿流迁。 贵叔,村里最卑微的人,常年气喘,讨了一个瞎子老婆,年年恩爱。幼时经常待在他家小屋里,听他讲薛仁贵的故事。有时,被我催逼不过,也讲唐僧取经的故事,我问什么经?他一本正经告诉我是“耗儿精”“蜘蛛精”“麻雀精”等。晚年,由于没有子嗣,符合“五保户”条件,被人民政府送往敬老院。 成安表叔,村会计,干瘦,小脑壳,是我遇见最早的“家庭暴力”者。老婆很剽悍,还经常被逼得跳河,没一次成功。记得有一次,又去跳河了,全村出动寻找,结果发现她躲在一草堆里,正若无其事地吃着衣缝里的虱子。育有五个女儿,个个不孝,老两口沦为盲流,下落不明。 云哥,矿工,村里最乐观的人,高兴时,有些结巴。他儿子贤林是我童年玩伴,常年犟着头,有着“走火入魔”天分,经常在山洞里对着武侠书练功夫。外出打工参加黑社会,被害。儿子死后不久,他也在一次工伤中死去。 春叔,外省人,“粑耳朵”(怕老婆的人),经常被老婆打骂,哭得很凶。月亮皎洁的夜晚,大声唱着戏剧,“我家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很陶醉,像个诗人。晚年,跟随外出务工的儿子,落户他乡。 海娃叔,村庄最早外出的人,掏空村庄人口启示者,我童年偶像。做过很多生意,特别是一笔油品生意,让他成为八十年代众人敬仰的万元户。数年过后,落魄穷困。几年前,与之偶遇,他抓住我的手,说女儿来信称他为“陈先生……”,让我掂量他女儿是否想推脱赡养义务。 熊婆,吵架高手,保持着三天两夜不停歇的记录。她骂人很有特点,采用自问自答的方式。每自提一问,就用右手指在左手掌点一下;每自答一问,也同样用右手指在左手掌点一下。即使混战中,也不失章法。享年八十二岁,葬礼办得热闹。那时村庄人丁兴旺,她算赶上了。 …… ――这是一种速度,阴谋似的,迅速掏空着陈家湾的人丁。而这种阴谋,即使阳光下,也有合法的路径。先是一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很有良心的人,没几年工夫就不再回来了。更有意味的是,像人贩一样,还拐跑了大量的村民。留守在村庄的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着没有盈余的“人口生意”,由于缺少青壮年照顾,很快就把自己支出了。那些装点村庄门面的庄稼地,长得更是没有教养,与年久失修的老屋同时显露破败的表情。 是谁,抛弃了村庄? 可能,没人抛弃她,只是她自己衰老了。贫穷时代,它承载着村民的悲苦,给村民庄稼、牛羊、房屋、树木、水源;村民有了更大追求时,它已无力给予更多。她老了。抛开一切庸常事务,这种了无依靠的衰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苦难。她一直是流动的,独自承受着属于自己的命运细节。只是,她的衰老如此寂寞。有趣的是,很多人忽略她的苦难,演变成一种美学静止的“纸上村庄”,这是不公平的。正如,老红军值得尊敬,因为我们铭记着他们为革命所付出的艰辛。 国庆节,陪同父亲回到阔别多年的陈家湾。村庄很安静,一只瘦狗吠了二声就走远了。那些失修老屋里面有很多麻雀窝,一阵微风,有羽毛飘散。几位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他们太老了,我有些认不出来。见着我们,也不怎么热情,欠了欠身子又坐回原地,几乎对晒太阳更感兴趣。走时,给了些钱,他们说不用这么多,麻烦。走出村口,我问父亲,村庄怎么啦? 他说,老了。 距离 我回转身,岳母正迈着细碎的脚步,有些急促。出于对陌生环境的警戒,使她锁定我背影的眼神显得严肃坚定。而那些组成她臃肿体型的脂肪则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充满嬉皮与欢乐,麦浪似的,上下颤动。穿在身上的衬衣受腹部曲线的影响,像燕尾服,尾襟似乎飘扬。她的脚其实并不大,我几乎有些担心,她是否会像陀螺一样摔倒。 她跟在我后面,始终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很多次,我让她走前面,她手一挥,拒绝了。只有过红绿灯时,她才妥协,与我离得很近,甚至还想把手伸过来让我握着。她过红绿灯时表情夸张,先观望一下红灯上的数字,再扫视一下我的脸,见没任何暗示时,就死死地盯住我的脚。当我说“走!”时,她已经快我半步。她身体前倾,脚步混乱,极具乱世中挤火车的意味。 倘若经过红绿灯是一种冒险,那么步行街的热闹则是对她心灵的伤害。观音桥商业圈号称西南最大的商圈,步行街像置入其中的高音喇叭,关于热闹,具有不置可否的霸气。里面很多人,他们说着、笑着、走着、坐着,好像互有关联,也好像互不相干,只是探着热闹的声源而来。即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也能抛开世俗烦恼,坐在免费长凳上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步行街的阳光。而那些从卖场带出来的商品,随着脚步的移动,花花绿绿的,暴露着艳俗的本性。――整个步行街充斥着喧嚣与轰鸣,像火车经过着的隧洞。而我那老岳母,耷拉着双手,脚步拖沓,犹如逆水行舟,嘴角偶尔牵动一下,几乎也是诅咒这影响她行进心绪的热闹。她对我说,“看着这些就烦,真想闭着眼睛走路!”一个对热闹保持戒备与恶意的人,我还能说什么? 好不容易逃出了步行街,来到了邮局。一进邮局,她就流露出慈祥的表情。年轻时,她同岳父支边到了马尔康的一个林场,那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人烟稀少,荒凉闭塞,邮局成了她与外界联系不可或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她几次背着岳父偷偷寄钱给娘家,邮局都保质按量地完成了任务,没一点差错,这让她对邮局充满信任,甚至超过任何一家信誓旦旦的银行。还有,邮局的绿色标志也暗合着她的审美趣味,让她想起与森林有关的美好事物。我叫她去一号窗口排队查询工资到账情况,我便去汇款订阅杂志。不到十分钟,一号窗口就发生了情况:“同志,帮我查一下工资到账没有?”“到了。”里面那小同志把存折递了出来,眼光流向下一位。“同志,数字怎么没变?”“你是外地账户,机器打不上。”小同志有些不耐烦。“啊?同志!钱到账了怎么会打不上?”“真的打不上去,要是能行,我也不愿意说这么多的话!”小同志想发火,但面对一个老人对她左一个同志右一个同志的称呼,又觉得不妥,脸儿涨得通红。“同志,啥破机器,这点小事就办不了,乱弹琴!”岳母把存折往台板上一拍,声调突然上扬,很快就达到了C3 ,而整个变调过程没有任何酝酿、预谋,特别是说到“乱弹琴”时几近喷薄。声音充斥在寂静的大厅里,坚硬、干瘪、撕裂。让人突兀与没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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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邮局,她面容惨淡,呼吸急促,像是遭受了极大的委屈。并对我没有“据理力争”的表现充满失望。坐在路边石凳上,她瘪着嘴,极其不屑地说:“一个都靠不住。”“一个都靠不住”是她日常功课惯用的开场白之一,起着发泄不满与警示子女勿忘孝道的功用。她喝了口水,接着说,“辉娃真没用!去年我就要求去他那儿,到今年还没走成,白当了那么大的官!”“大哥事多,空了就会来接你的。”我宽慰道。“忙?有多忙?连自己的老母亲就顾不上,忙有什么用?”她冷笑一声,接着就陷入了沉默。“你知道焦裕禄吗?”过了许久,我突然发问。“怎么不知道?那几年还学习他呢,他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回忆往昔岁月,她的表情有所舒缓。“大哥就是人民的儿子嘛,党和人民培养了他,他得为人民服务,不能仅为你一人服务嘛。”“啊――啊――,辉娃是人民的儿子?乱说!谁不知道辉娃是我一泡屎一泡尿养出来的?不先为我服务,倒为人民服务了!”她表情陡然激愤,拔起身就气冲冲地走了。我感觉特没趣,好不容易找出一个劝解,却蹩脚得连老人家也看不起。 在一本杂志上曾看到这样一个句子:“食物的香气如此浓郁”,立即就想到了岳母,并认为她是这句子最佳代言人。重百超市里,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她像将军检阅士兵一样,昂扬而有见识。鼻翼偶尔的颤动,也几乎表明着她的迷恋。我跟在她后面,提着篮子,倾听着她关于食品的见解,比如价格、品种、成色、产地等。或许对食品太有见解了,好几次,竟情不自禁地想用手探摸那些熟食,被工作人员礼貌地阻止了。不知在食品堆里转悠了多久,我提醒她篮子快装不下啦,她瞄了一下篮子,满脸堆笑,“还可以装点的,还可以装点的,堆在家里慢慢吃。” 我不知道,食品与人的关系最佳角度该怎样。但她无疑是我三十几年见到最迷恋食物的人,有时甚至像战争。她每餐至少花费一个多小时,细吞慢嚼,从不敷衍任何一个进食细节,也不放弃任何可能浪费掉的粮粒。看着她的舌头搅动口腔,仿佛觉得,她的口腔从来就没有残羹存留过。好多时候,见她快撑不住了,她欠欠身子或松动皮带就恢复了状态。什么因素促使她如此迷恋甚至争夺食物?或许,人上了年纪就开始务实了,而吃饭是最快捷、最实惠的手段,立竿见影的,很容易上瘾。就像许多老人一样,老得像脱了漆的旧家具,张口就一句“吃,吃到肚子里才是实在货”;也或许,人到老年,因为寂寞。抛开这两种可能,另一因素则结实地加剧了她对食品的迷恋,她患有糖尿病,这病是一个魔鬼,客观上要求患者对食物保持克制,主观上则引诱患者对食物疯狂的占有。她深陷其中,进退逼仄,既冲锋陷阵,又伤痕累累。 回家路上,她跟在我后面,目光落在我的背上,渐渐沉重,心不可名状地痛了起来。老实说,她是一个有着丰富经历的人,也见过许多世面,岳父在世时,她一直保持着乐观、积极、昂扬的生活态度,甚至还稍显泼辣。常见她与岳父行走在故乡街道上,岳父在前,她在后,慢腾腾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构成一幅爱情牵引的图画。 岳父走后,她性情大变,人一下子就萎靡了,像那些突然失去水分的植物,给人以枯竭之感。她变得胆小懦弱,对外界保持高度的警戒,甚至对子女也无法信任――充满怀疑与审判。同时,她还放弃了宽容的品质,抱怨着太多的不如意,并顽固地认为,大多事物都是与她作对的。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食物为线索,把自己包围起来,封锁里外消息。我们进不去,她也出不来。也曾鼓励她找一个老伴,最终还是放弃了。她说,要找岳父一样的人。 ――那个最爱她的人已经走远了。 我回转身,她跟在后面,脚步零乱,气喘吁吁,失缺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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