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处于矛盾和变化中的家庭观念
90年代以来，家庭问题被新闻媒介炒得异常火爆，无论电视还是报刊都在关注和争相报道与家族有关的问题和题材，而且否定性东西占压倒多数，给人们造成了家庭崩溃的印象。如拥有卧床不起的老人而面临崩溃危机的家庭，由家庭内暴力破坏了亲子关系的家庭，因丈夫的轻浮和妻子的偷情而心不相通的家庭，因虐待幼儿而给孩子的精神带来异常的家庭，不能阻止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家庭等，在这里，家庭只被说成压迫、迫害、伤害家庭成员的装置。
确实，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负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人工作、女人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一年比一年淡薄，特别是35岁到40岁的女性赞成的仅为20.6%。（1996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1997年，被雇佣者中的女性的比率达到39.5%，已接近4成。虽然正规雇佣仍然受到限制，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大距离，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却是事实。
家庭的个人化、多样化，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较明显的变化。家用电器等的个人使用，个人用房间的普遍化，再加上单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响，全体家庭成员一块吃晚饭的时间减少，更别说经常沟通感情了。而且，社会高龄化不断深刻化，1992年10人中有1个高龄的人，186万人1人生活。
另外，家族的多样化也在进展。非婚单身的一人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妇家庭、事实婚夫妇家庭、因离婚和婚外子的单亲家庭等，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
从来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如夫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共同话题较少，在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做妻子的，由于长期束缚于家务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久而久之使会感到孤独，并转化为对丈夫的不满。这些问题再加上上述各种新观念的影响，带来了离婚的增大。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在1983年达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如1992年有179198对夫妻离婚，超过了1983年的179150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离异的日渐增多。这种观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虽然看上去相互配合，夫妻和睦，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对子女或经济因素等的考虑，在形式上维持着家庭。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夫妻危机不仅体现在离婚这种形式上，而且还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对日本家庭的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实际上，如果只看统计的话，好像日本的家庭还是相对安定的。例如，日本的离婚率与欧美诸国相比，还是有数的低离婚率国家；还有高龄离婚，根据调查结果，“1000对夫妇中也只有4、5对离婚”。这与“激增”一词不太相符。虽然统计未必完全反映现实，但也说明了现实的变化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大。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人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1998年认为“结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尽量继续拥有职业”的结婚与职业“两立”的人占46%，战后以来第一次越过“即使结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拥有职业”的“育儿优先”的人（38%）。另外，认为“如果结了婚的话应专心维持家庭”的“专心家庭”的人为13%。关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张“夫妻协作”的人达到45%，大大超过了主张“性角色分担”（17%）和“夫唱妇随”（13%）的人。 但是，与观念的变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现实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务，就是女方参加工作的家庭，家务活也是以女方为主。
这说明，家庭确实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其流动变化并不快。思考家族问题之际的危险，是或者认为现在的“家庭”什么也能做到，或者宣布家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关于家庭的形象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闲的场所”，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3．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显的证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报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
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
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青人远离理科，理工科志愿者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志愿者数为约74万人，占志愿者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志愿者人数下降的话，必然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学部长57人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志愿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的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年度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位置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从来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基准内，30多岁的人的工资差3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 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年轻人贪图亨受的实质。3．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显的证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报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
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青人远离理科，理工科志愿者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志愿者数为约74万人，占志愿者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志愿者人数下降的话，必然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学部长57人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志愿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的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年度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位置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从来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基准内，30多岁的人的工资差3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 这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年轻人贪图亨受的实质。
未来的几个演变趋势
1．工作场所价值的降低
自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伴随日本式经营制度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高度组织化时代。充分就业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自己归属的小集团，终身雇佣制决定了工作单位内部的关系是日本人主要和长期的社会关系。由于个人只能从自己的工作单位获得所需的一切，如地位、金钱、福利等，所以单位的性质、规模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日本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单位内部承担的角色也就成了她们最主要的社会角色。上面的功能和特点，使工作场所成为一个功能复合体，造成了日本人对单位的完全依附性。
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改革，将迫使日本企业向一直给职工提供安全感的劳动、工资和保险制度开刀，并改革“日本式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现在的改革是合理的。因为从来的工资体系的特点在于：对年轻职员进行教育投资，在其成为中间层后做出超出工资的贡献，到中高年期发生贡献和工资关系的逆转，个人和企业以此维持长期的贡献和工资的平衡。但在不能保证中高年职工的高额工资的不景气时期，有必要缩短决算期间。即对年轻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投资，但尽早将其收回结束长期决算，对管理者以后也要移向短期决算。这是推进日本型年俸制的理由，是合理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减少年功的成分，向能力主义倾斜。
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使自我的价值得到尊重和肯定。结构性改革得推行，将使许多日本人脱离原有的集团和集团的保护，开始自己到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这对习惯于依赖他人的日本人来讲，确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这样得背景下，日本人对企业等的归属意识以及工作观等，还会继续发生变化。
一些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上班族的加班时间明显减少，下产班后马上回家的越来越多。另外，比起为企业等卖命来，重视自己的余暇生活，在余暇生活中寻求人生意义的人有了很大增加。可以预料，随着各种改革措施的到位，日本人脱离工作单位的倾向将逐渐强化，对公司等的归属意识将日益淡化。未来日本人将摆脱对公司的全面依附性质，个人的自主性会日益加强。同时，公司等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也将日益减弱。
21世纪的日本人将面对更多的实际问题，其心理需求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格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而演变，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社会现状、未来发展的反应的复杂性。由于对企业等共同体渐渐失去信赖，对社会关系的需求有可能使日本人追求其他的人际关系方式。
但是，对企业归属意识的减弱，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在1996年4月曾设立了一年契约的“特别专门职”，以现在年收入的2－5倍的年俸对课长以上的对象进行募集，但应募的为零。山一证券集团也在1995年设立了完全年俸制，但采用也为零。野村综合研究所虽采用了32人，但从本企业内转来的不过数人。 另外，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关于“理想的工作条件”的调查，1998年举出“能与同事愉快地干的工作”的占第一位。 这说明，人们还在留恋习惯了的终身雇佣制，还是非常重视与同事的关系的。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打破了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步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价值观势必会继续失落，对企业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2．“家”意识的强化
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以公司为家”、“工作单位至上”的价值观将逐渐淡化，人们将越来越多地离开“公司的舞台”而回归家庭，“以家为家”的价值观将逐渐升值。
日本人曾有过重视家族的时代。远的不说，就是战前的日本人“家”意识也是很浓厚的。正是“家”意识与“忠孝”相连，而“忠孝”又与天皇和国家意识相连，“家”意识才成为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支柱。但随着战后改革的实行和新宪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不仅使“家”与“国家”的传统联系被切断，而且二者的价值功能大大减弱，取代之的是介于“家”和“国家”之间的企业等共同体价值的上升。
但是，90年代以来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和企业等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动摇。日本人与公司关系的弱化，势必导致他们重新审视和看待家庭的价值，将家庭视为回避社会风浪的“宁静港
湾”。到21世纪，随着社会变化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和人际关系距离的拉大，日本人的温情感和安全感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家庭，家庭将成为他们获取人间温情的基本单位。
日本人回归家庭，势必导致“家”意识的加强。但是，问题是在回归家庭，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追求什么。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加地伸行认为：“虽然日本国宪法提倡个人主义，但这成了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因提出个人主义，无论在法律还是在社会还是道德方面，都向家族主义解体的方向推移。……这样的话，结果我们日本人所依据的只能是传统的儒教式家族主义。” 在这里，总让人自然地感到战前家族制度的影子。
在传统的“家”观念中，家的本质不是物质的居住和生活场所，而是由血统、家世组成的，是有生命的、有精神的严肃的存在。家既是生命之本，又是生命的延续，是将祖先与父母、子孙连为一体的连绵不断的综合体。这恰恰与战前的“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如果试图通过提高家庭观念来恢复这种“家”意识，那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
未来的家庭意识，应通过强调加强夫妻和亲子关系，以家庭内平等和互相尊重，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形式出现。这样，才能使人们在家庭中品尝到真正的温情、和睦和幸福，并有效防止由“家”意识的强化滑向新国家主义。
总之，确立自我，回归家庭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发展趋势。
3．处于矛盾和变化中的家庭观念
90年代以来，家庭问题被新闻媒介炒得异常火爆，无论电视还是报刊都在关注和争相报道与家族有关的问题和题材，而且否定性东西占压倒多数，给人们造成了家庭崩溃的印象。如拥有卧床不起的老人而面临崩溃危机的家庭，由家庭内暴力破坏了亲子关系的家庭，因丈夫的轻浮和妻子的偷情而心不相通的家庭，因虐待幼儿而给孩子的精神带来异常的家庭，不能阻止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家庭等，在这里，家庭只被说成压迫、迫害、伤害家庭成员的装置。
确实，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负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人工作、女人家庭”的性别分工观念一年比一年淡薄，特别是35岁到40岁的女性赞成的仅为20.6%。（1996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1997年，被雇佣者中的女性的比率达到39.5%，已接近4成。虽然正规雇佣仍然受到限制，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大距离，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却是事实。
家庭的个人化、多样化，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较明显的变化。家用电器等的个人使用，个人用房间的普遍化，再加上单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响，全体家庭成员一块吃晚饭的时间减少，更别说经常沟通感情了。而且，社会高龄化不断深刻化，1992年10人中有1个高龄的人，186万人1人生活。
另外，家族的多样化也在进展。非婚单身的一人家庭、不要孩子的夫妇家庭、事实婚夫妇家庭、因离婚和婚外子的单亲家庭等，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
从来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如夫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共同话题较少，在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做妻子的，由于长期束缚于家务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久而久之使会感到孤独，并转化为对丈夫的不满。这些问题再加上上述各种新观念的影响，带来了离婚的增大。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在1983年达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如1992年有179198对夫妻离婚，超过了1983年的179150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离异的日渐增多。这种观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虽然看上去相互配合，夫妻和睦，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对子女或经济因素等的考虑，在形式上维持着家庭。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夫妻危机不仅体现在离婚这种形式上，而且还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对日本家庭的现状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实际上，如果只看统计的话，好像日本的家庭还是相对安定的。例如，日本的离婚率与欧美诸国相比，还是有数的低离婚率国家；还有高龄离婚，根据调查结果，“1000对夫妇中也只有4、5对离婚”。这与“激增”一词不太相符。虽然统计未必完全反映现实，但也说明了现实的变化并没有宣传的那样大。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人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1998年认为“结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尽量继续拥有职业”的结婚与职业“两立”的人占46%，战后以来第一次越过“即使结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拥有职业”的“育儿优先”的人（38%）。另外，认为“如果结了婚的话应专心维持家庭”的“专心家庭”的人为13%。关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张“夫妻协作”的人达到45%，大大超过了主张“性角色分担”（17%）和“夫唱妇随”（13%）的人。 但是，与观念的变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现实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务，就是女方参加工作的家庭，家务活也是以女方为主。
这说明，家庭确实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其流动变化并不快。思考家族问题之际的危险，是或者认为现在的“家庭”什么也能做到，或者宣布家庭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关于家庭的形象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闲的场所”，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3．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显的证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报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
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
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青人远离理科，理工科志愿者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志愿者数为约74万人，占志愿者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志愿者人数下降的话，必然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学部长57人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志愿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的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年度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位置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从来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基准内，30多岁的人的工资差3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 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年轻人贪图亨受的实质。3．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迷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显的证明。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报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
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青人远离理科，理工科志愿者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志愿者数为约74万人，占志愿者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志愿者人数下降的话，必然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学部长57人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志愿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的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年度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位置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从来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基准内，30多岁的人的工资差3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 这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年轻人贪图亨受的实质。
未来的几个演变趋势
1．工作场所价值的降低
自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伴随日本式经营制度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高度组织化时代。充分就业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自己归属的小集团，终身雇佣制决定了工作单位内部的关系是日本人主要和长期的社会关系。由于个人只能从自己的工作单位获得所需的一切，如地位、金钱、福利等，所以单位的性质、规模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日本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单位内部承担的角色也就成了她们最主要的社会角色。上面的功能和特点，使工作场所成为一个功能复合体，造成了日本人对单位的完全依附性。
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改革，将迫使日本企业向一直给职工提供安全感的劳动、工资和保险制度开刀，并改革“日本式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现在的改革是合理的。因为从来的工资体系的特点在于：对年轻职员进行教育投资，在其成为中间层后做出超出工资的贡献，到中高年期发生贡献和工资关系的逆转，个人和企业以此维持长期的贡献和工资的平衡。但在不能保证中高年职工的高额工资的不景气时期，有必要缩短决算期间。即对年轻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投资，但尽早将其收回结束长期决算，对管理者以后也要移向短期决算。这是推进日本型年俸制的理由，是合理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减少年功的成分，向能力主义倾斜。
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使自我的价值得到尊重和肯定。结构性改革得推行，将使许多日本人脱离原有的集团和集团的保护，开始自己到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这对习惯于依赖他人的日本人来讲，确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这样得背景下，日本人对企业等的归属意识以及工作观等，还会继续发生变化。
一些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上班族的加班时间明显减少，下产班后马上回家的越来越多。另外，比起为企业等卖命来，重视自己的余暇生活，在余暇生活中寻求人生意义的人有了很大增加。可以预料，随着各种改革措施的到位，日本人脱离工作单位的倾向将逐渐强化，对公司等的归属意识将日益淡化。未来日本人将摆脱对公司的全面依附性质，个人的自主性会日益加强。同时，公司等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也将日益减弱。
21世纪的日本人将面对更多的实际问题，其心理需求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格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而演变，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社会现状、未来发展的反应的复杂性。由于对企业等共同体渐渐失去信赖，对社会关系的需求有可能使日本人追求其他的人际关系方式。
但是，对企业归属意识的减弱，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在1996年4月曾设立了一年契约的“特别专门职”，以现在年收入的2－5倍的年俸对课长以上的对象进行募集，但应募的为零。山一证券集团也在1995年设立了完全年俸制，但采用也为零。野村综合研究所虽采用了32人，但从本企业内转来的不过数人。 另外，据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关于“理想的工作条件”的调查，1998年举出“能与同事愉快地干的工作”的占第一位。 这说明，人们还在留恋习惯了的终身雇佣制，还是非常重视与同事的关系的。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打破了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步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价值观势必会继续失落，对企业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2．“家”意识的强化
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以公司为家”、“工作单位至上”的价值观将逐渐淡化，人们将越来越多地离开“公司的舞台”而回归家庭，“以家为家”的价值观将逐渐升值。
日本人曾有过重视家族的时代。远的不说，就是战前的日本人“家”意识也是很浓厚的。正是“家”意识与“忠孝”相连，而“忠孝”又与天皇和国家意识相连，“家”意识才成为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支柱。但随着战后改革的实行和新宪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不仅使“家”与“国家”的传统联系被切断，而且二者的价值功能大大减弱，取代之的是介于“家”和“国家”之间的企业等共同体价值的上升。
但是，90年代以来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使人们和企业等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动摇。日本人与公司关系的弱化，势必导致他们重新审视和看待家庭的价值，将家庭视为回避社会风浪的“宁静港
湾”。到21世纪，随着社会变化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和人际关系距离的拉大，日本人的温情感和安全感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家庭，家庭将成为他们获取人间温情的基本单位。
日本人回归家庭，势必导致“家”意识的加强。但是，问题是在回归家庭，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追求什么。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加地伸行认为：“虽然日本国宪法提倡个人主义，但这成了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因提出个人主义，无论在法律还是在社会还是道德方面，都向家族主义解体的方向推移。……这样的话，结果我们日本人所依据的只能是传统的儒教式家族主义。” 在这里，总让人自然地感到战前家族制度的影子。
在传统的“家”观念中，家的本质不是物质的居住和生活场所，而是由血统、家世组成的，是有生命的、有精神的严肃的存在。家既是生命之本，又是生命的延续，是将祖先与父母、子孙连为一体的连绵不断的综合体。这恰恰与战前的“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如果试图通过提高家庭观念来恢复这种“家”意识，那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
未来的家庭意识，应通过强调加强夫妻和亲子关系，以家庭内平等和互相尊重，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形式出现。这样，才能使人们在家庭中品尝到真正的温情、和睦和幸福，并有效防止由“家”意识的强化滑向新国家主义。
总之，确立自我，回归家庭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