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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我们都是因为父母，而变成了坏孩子
印象中的宋慧乔，像棉花糖，柔柔的，甜甜的，轻飘飘的，睫毛一扑闪，眼泪就落下来，想一把搂进怀里，为她遮风挡雨，从此保护她永不受伤害。
直至《今天》，才知道她也出演深刻。
一个多月前，写《今天》的影评，写完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差了点火候，可究竟差在哪里，一直没琢磨清楚，便只好压在硬盘里。
前段时间领读季羡林的《读书与做人》，在微课上同学们探讨季羡林的童年与家庭，才幡然醒悟：是它，就是这个，在《今天》里，那些说不清的疼痛，那些无法与外人语的酸楚，与季羡林的婚姻家庭的不快乐，是何等的相似。
翔宇是多惠（宋慧乔饰演）的未婚夫，两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
多惠生日的那个雨夜，一个孩子骑着摩托车撞倒了翔宇，肇事后，孩子扭转车头，对翔宇施行二次碾压，导致翔宇死亡。
多惠的天从此砰然坍塌。
面对法律制裁，多惠选择了原谅，并为肇事者写自愿书，免除了对方的司法制裁。多惠辞去工作，帮助教会拍摄“废除死刑”的记录片，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家属能够原谅施暴者，并为其请愿免除死刑和法律制裁。
纪录片拍摄到第三组镜头的时候出了意外，那个被杀死丈夫的女人，突然反悔了。因为直至那个时候，施暴者也从未道过歉。
“如果原谅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听到他的道歉。”
纪录片的拍摄进程，让多惠的信念不断动摇，从坚信肇事者值得被原谅，到产生质疑、恐惧，转而发现了真相：她原谅的肇事者再一次残忍的杀害了另一个人。
多惠曾经的原谅，造成了又一个家庭的不幸。多惠终于无法直面这种绝望，选择了自杀。其实肇事者在杀害翔宇之前，就曾经想杀自己的母亲，但是没有受到惩罚。
一再的原谅，使得原谅和宽恕本身变得廉价。
他变本加厉，骑车碾杀翔宇，被原谅后，又用小刀捅死了自己的同学。
整个采访过程，迟敏一直参与。她接近多惠，想从多惠和这些原谅者身上学习一种原谅的能力。因为她想原谅父母。
迟敏的父亲是一个法官，象征公平和正义。可是他打池敏，往死里打，从小打到大。
池敏成绩很好，一直很优秀，父亲常常拿这些，向亲朋好友显摆。可私底下，只要池敏有一丝反抗和让他不满，他便开始施暴，操起手边可够到的任何东西，往女儿身上砸。
在父亲看来，正是他的“棍棒”和“拳脚”才有池敏的今天，才能管住她“不翻天”。
迟敏想知道，为什么父亲总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她，她甚至希望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这样便能说得通。
因此，她偷了父亲头发去做亲子鉴定。
毫无疑问，她是亲生的。
鉴定结果加剧了她的痛苦，她去求父亲，告诉她一个理由，一个对她如此暴力的理由。换来的，是父亲的暴怒，揪起她的头发开始拳打脚踢。
她无数次想杀害自己的父母，可她做不到，所以，她决定杀害她自己，用很严重的心脏病。
影片中，这个女孩是叛逆的，可是却最让人心疼。
她原本有一颗柔软的心，一直认为翔宇的死，归结于那天她哥哥的电话；在她心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都是有罪的，都是需要被原谅的，可是他们并不自知，因此，只好由她来代过，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他们赎罪。
外人看到的光鲜，大多数是表面的，是伪装的；关上家门，父亲的残暴和母亲的无能，兄长的默许，才是实实在在的。
池敏的兄长池锡，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在父亲对其妹妹施暴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不对的，甚至在潜意识里，他也认同家人对她的方式。在不经意间，也常常会忍不住对妹妹施暴。父亲的模式已经在他身上有了深深的烙印，若是以后池锡有了女儿，大概也难逃同样的模式。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孩子从父亲那里学会的，没有爱，没有关心，只要暴力，冷酷，责骂，宣泄，孩子很痛苦。
等到他长大了，他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曾经多么痛恨暴力和责骂，他用父亲曾经的方式，对待着自己的孩子。
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系的教授，此生全部献给了梵文研究，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学术上，是大师，是世人推崇和景仰的学者；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异常的孤独。
从小家境贫寒，六岁离家后生活有所改善，却也“寄人篱下”，对其母亲感情深厚，可对于父亲，他从未有过任何好的体验。
在《艺术人生》中，当被问及父亲时，季羡林说：我从来不想父亲。他没有什么值得我想的地方。
那么对于他自己的儿子呢？
季羡林的文章中写过很多人，却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儿子季承。1946年，他从德国留学十年后归国，见到久别的儿子，他摸了摸儿子的头，然后到厨房洗手。
季承在其著作《我与父亲季羡林》中写到：父亲和我们之间可以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可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可内心里却隔着一堵墙。
1995年，父子反目成仇，从此两不相见。13年之久，季羡林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陪伴他的，是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季羡林对其父亲是相当淡漠的，可是在潜意识中，却又在季承身上将这种父子关系延续和复制下去。
何以如此？
第一是因为他不会，他从未在自己父亲身上学到该如何做一个爸爸，也没有过那种亲密的父子关系的体念；第二是因为他不敢，少小离家，寄人篱下，对于“叔叔”他是很难接受的，何况他悲剧的包办婚姻就是叔叔的媒妁。 可悲的是，这种模式陷入了一种轮回。
季承讨厌父亲季羡林的“孤独、寂寞、吝啬、无情”，却又几乎完全在复制父亲的关系模式。
对其儿子季泓，在其作品《我和父亲季羡林》，在其它场合，也提到很多人，同样几乎没有提及儿子，关系似乎也很疏离。
孩子原本是一张白纸，你在上面写什么，她便有了些内容；你在上面画些什么，她便有了些颜色。
她学说话，学做人，学做事，都是看着父母的样子在模仿。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孩子接触到第一层社会关系，她要从这层关系中，学习如何爱，如何理解，如何接纳，如何包容，如何与另一个人相处，相爱，相守。
父母对待孩子的模式，无时无刻不是一种教育，教她如何对待下一代，如何与下一代相处。
诚然，随着孩子长大，也可以后天学习，努力摒弃原生家庭那些不好的烙印。
但是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人能够常常自省，不断自我认知，与自己相抗衡。
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电影中的迟敏，曾经多次问多惠：我父亲这样打我，我居然还能活到现在，是不是一个奇迹？
季羡林在多个场合说：要做一个好爸爸，让你的孩子愿意和你说话，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你说，那你就是一个好爸爸。
中国人讲“父慈子孝”。
我们常常教导孩子要子孝，可却常常忘记了：第一，以行动向孩子证明什么是“子孝”；第二，父慈和子孝是对等关系，要孩子“子孝”，自己先“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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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宋慧乔，像棉花糖，柔柔的，甜甜的，轻飘飘的，睫毛一扑闪，眼泪就落下来，想一把搂进怀里，为她遮风挡雨，从此保护她永不受伤害。
直至《今天》，才知道她也出演深刻。
一个多月前，写《今天》的影评，写完总觉得缺了些什么，差了点火候，可究竟差在哪里，一直没琢磨清楚，便只好压在硬盘里。
前段时间领读季羡林的《读书与做人》，在微课上同学们探讨季羡林的童年与家庭，才幡然醒悟：是它，就是这个，在《今天》里，那些说不清的疼痛，那些无法与外人语的酸楚，与季羡林的婚姻家庭的不快乐，是何等的相似。
翔宇是多惠（宋慧乔饰演）的未婚夫，两人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
多惠生日的那个雨夜，一个孩子骑着摩托车撞倒了翔宇，肇事后，孩子扭转车头，对翔宇施行二次碾压，导致翔宇死亡。
多惠的天从此砰然坍塌。
面对法律制裁，多惠选择了原谅，并为肇事者写自愿书，免除了对方的司法制裁。多惠辞去工作，帮助教会拍摄“废除死刑”的记录片，希望更多的受害者家属能够原谅施暴者，并为其请愿免除死刑和法律制裁。
纪录片拍摄到第三组镜头的时候出了意外，那个被杀死丈夫的女人，突然反悔了。因为直至那个时候，施暴者也从未道过歉。
“如果原谅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听到他的道歉。”
纪录片的拍摄进程，让多惠的信念不断动摇，从坚信肇事者值得被原谅，到产生质疑、恐惧，转而发现了真相：她原谅的肇事者再一次残忍的杀害了另一个人。
多惠曾经的原谅，造成了又一个家庭的不幸。多惠终于无法直面这种绝望，选择了自杀。其实肇事者在杀害翔宇之前，就曾经想杀自己的母亲，但是没有受到惩罚。
一再的原谅，使得原谅和宽恕本身变得廉价。
他变本加厉，骑车碾杀翔宇，被原谅后，又用小刀捅死了自己的同学。
整个采访过程，迟敏一直参与。她接近多惠，想从多惠和这些原谅者身上学习一种原谅的能力。因为她想原谅父母。
迟敏的父亲是一个法官，象征公平和正义。可是他打池敏，往死里打，从小打到大。
池敏成绩很好，一直很优秀，父亲常常拿这些，向亲朋好友显摆。可私底下，只要池敏有一丝反抗和让他不满，他便开始施暴，操起手边可够到的任何东西，往女儿身上砸。
在父亲看来，正是他的“棍棒”和“拳脚”才有池敏的今天，才能管住她“不翻天”。
迟敏想知道，为什么父亲总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她，她甚至希望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这样便能说得通。
因此，她偷了父亲头发去做亲子鉴定。
毫无疑问，她是亲生的。
鉴定结果加剧了她的痛苦，她去求父亲，告诉她一个理由，一个对她如此暴力的理由。换来的，是父亲的暴怒，揪起她的头发开始拳打脚踢。
她无数次想杀害自己的父母，可她做不到，所以，她决定杀害她自己，用很严重的心脏病。
影片中，这个女孩是叛逆的，可是却最让人心疼。
她原本有一颗柔软的心，一直认为翔宇的死，归结于那天她哥哥的电话；在她心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都是有罪的，都是需要被原谅的，可是他们并不自知，因此，只好由她来代过，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他们赎罪。
外人看到的光鲜，大多数是表面的，是伪装的；关上家门，父亲的残暴和母亲的无能，兄长的默许，才是实实在在的。
池敏的兄长池锡，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子，在父亲对其妹妹施暴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不对的，甚至在潜意识里，他也认同家人对她的方式。在不经意间，也常常会忍不住对妹妹施暴。父亲的模式已经在他身上有了深深的烙印，若是以后池锡有了女儿，大概也难逃同样的模式。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孩子从父亲那里学会的，没有爱，没有关心，只要暴力，冷酷，责骂，宣泄，孩子很痛苦。
等到他长大了，他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个孩子，曾经多么痛恨暴力和责骂，他用父亲曾经的方式，对待着自己的孩子。
季羡林是北大东方语言系的教授，此生全部献给了梵文研究，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学术上，是大师，是世人推崇和景仰的学者；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异常的孤独。
从小家境贫寒，六岁离家后生活有所改善，却也“寄人篱下”，对其母亲感情深厚，可对于父亲，他从未有过任何好的体验。
在《艺术人生》中，当被问及父亲时，季羡林说：我从来不想父亲。他没有什么值得我想的地方。
那么对于他自己的儿子呢？
季羡林的文章中写过很多人，却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儿子季承。1946年，他从德国留学十年后归国，见到久别的儿子，他摸了摸儿子的头，然后到厨房洗手。
季承在其著作《我与父亲季羡林》中写到：父亲和我们之间可以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可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可内心里却隔着一堵墙。
1995年，父子反目成仇，从此两不相见。13年之久，季羡林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陪伴他的，是四只纯种的、从家乡带来的波斯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季羡林对其父亲是相当淡漠的，可是在潜意识中，却又在季承身上将这种父子关系延续和复制下去。
何以如此？
第一是因为他不会，他从未在自己父亲身上学到该如何做一个爸爸，也没有过那种亲密的父子关系的体念；第二是因为他不敢，少小离家，寄人篱下，对于“叔叔”他是很难接受的，何况他悲剧的包办婚姻就是叔叔的媒妁。 可悲的是，这种模式陷入了一种轮回。
季承讨厌父亲季羡林的“孤独、寂寞、吝啬、无情”，却又几乎完全在复制父亲的关系模式。
对其儿子季泓，在其作品《我和父亲季羡林》，在其它场合，也提到很多人，同样几乎没有提及儿子，关系似乎也很疏离。
孩子原本是一张白纸，你在上面写什么，她便有了些内容；你在上面画些什么，她便有了些颜色。
她学说话，学做人，学做事，都是看着父母的样子在模仿。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孩子接触到第一层社会关系，她要从这层关系中，学习如何爱，如何理解，如何接纳，如何包容，如何与另一个人相处，相爱，相守。
父母对待孩子的模式，无时无刻不是一种教育，教她如何对待下一代，如何与下一代相处。
诚然，随着孩子长大，也可以后天学习，努力摒弃原生家庭那些不好的烙印。
但是很难，因为这需要一个人能够常常自省，不断自我认知，与自己相抗衡。
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说：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
电影中的迟敏，曾经多次问多惠：我父亲这样打我，我居然还能活到现在，是不是一个奇迹？
季羡林在多个场合说：要做一个好爸爸，让你的孩子愿意和你说话，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你说，那你就是一个好爸爸。
中国人讲“父慈子孝”。
我们常常教导孩子要子孝，可却常常忘记了：第一，以行动向孩子证明什么是“子孝”；第二，父慈和子孝是对等关系，要孩子“子孝”，自己先“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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