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资料图片
原先为了独尊鲁迅，我们对他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即如他在“一二八事变”这个历史阶段的经历，编鲁迅全集的人肯定知道，但至今没有人说这一段，因为说出来会与“神化”产生冲突。如今，虽然我们说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但不从原典上去读他，我们的视角与思路便没有从这个前理解上收回来。
“一二八”事变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不断在汉口、青岛、南京、福州、上海等地寻衅滋事挑起事端。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等五名日本僧人在上海引翔港一带，手敲钟鼓铙钹，行至毗邻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棉纺织厂附近，向围观群众投石，三友工人上前劝阻，引起冲突，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20日，策动60名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无理的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遭到拒绝后，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开始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
进攻日军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的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同盟罢工，各界人民踊跃捐款捐物，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
躲进小楼成一统
此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它是英国人拉摩斯建造的钢筋混凝土四层公寓楼，1930年春，鲁迅为躲避国民政府的通缉，经内山完造介绍，以内山名义租下了此楼的304室，面积83平米，5月12日迁入。它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远，为此鲁迅曾目睹了事变发生那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动的情景。据许广平先生回忆：“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正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忽然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则见红色火箭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迫在眉睫。”
根据鲁迅日记，当天他曾和许广平去了趟医院，“下午颇纷扰”，这应该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准备战争。战争爆发后，危险很快波及到了鲁迅一家。一家人从楼上退到楼下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在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许广平)。第二天，“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夜雾。”(鲁迅日记)一家人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天两夜。没想到，30日一大早又遭到了日本兵蛮横的搜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在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个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当即离去了”(许广平)。
为什么要搜查鲁迅一家，“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夜里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无法免除误会，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许广平)来得似乎真的很及时，邀请得似乎真的很巧。
在这个“微妙”时刻，面对这位日本好友的邀请，鲁迅同意了。“晴。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日记)，“在这样形势之下，30日下午，我们仅仅带得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连同我们的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去。”(许广平)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内山书店的位置，这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忽略的一个问题，上海多伦路，呈L状，东端与南端出口均与北四川路相接。快到南端出口时，路西首先抢人眼球的是一座中国庙宇式的基督教堂鸿德堂，北边紧挨着它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内山书店”。而它正对面的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战争爆发后，当时基督教堂的蒋姓牧师及布道蔡某一家，为接待乡下来的教友没有离开，竟惨遭日本杀害，仅蒋牧师的小女儿因在友人家而幸免———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也可理解内山一家是为鲁迅一家安全起见，也可理解鲁迅一家是为避免牵连内山的好心而显得那么平静。
鲁迅自此到3月19日才恢复记日记。19日那天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夜补写1月30日至今日日记”，可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日记，躲在小楼上的那几天，鲁迅就用了两个字“失记”。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
可许广平看见了，后来也如实写下了：“这里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在这种情况下，躲避、恐惧是人之自然反应，能够理解也应给予理解，但面对内山书店一干人对战争的态度与支持，鲁迅怎么能那么“平静”？用“失记”二字只能说明，鲁迅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抑或出于无奈的心情？否则的话，那就是鲁迅真的平静了，或者说是太平静了。
自由出行与活动
当年就曾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虽然书店位置和上述表现不能决定或者说明一切，但这些不能不让人起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如果与侵华高层没有良好关系恐怕不可能得到职位与惠顾。许广平先生后来的《鲁迅回忆录》说得倒也实在：“鲁迅在中国反对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残暴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旁看来，可以看作与已无关，甚或在侵略中国的旗帜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国人的反对蒋介石而取而代之，这时没有什么矛盾，内山先生的支持鲁迅活动，在这一意义之下，可以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的”；“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
可能真的如此这般地呆在小黑楼上太感屈辱了，再加春节来了，鲁迅及周建人两家加上女工一共十人在一个星期过后，也就是2月6日(春节)那天搬走了。但仍然是住在内山书店里，只不过由总店搬到了四川路福州路附近的中央支店。直到3月13日因周海婴出疹子才移入福建路南京路附近的大江南饭店。
在这里，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2月6日日记)。
到3月13日，下了三场大雨雪，这种情况下，日子自然不好过，鲁迅在日记中不由得感叹：“大冷。”应该说周海婴的疹子就是在这样封闭恶劣的小环境中焐出来的。
虽然如此，毕竟摆脱了前期险恶环境，天晴的白天，也能够相对自由地出行与活动了。鲁迅这段时间曾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往还，郁达夫夫妇曾来拜访并赠干鱼、风鸡和腊鸭等；写信给在司法界任职的陶书臣，保释因借住许家的陶思瑾(陶元庆妹妹)和刘梦莹之间人命案受牵连的许钦文，3月19日许钦文交保释放；回信答复母亲等人对其两家安全状况的询问。特别是许寿裳，曾电在沪的陈子英探询鲁迅的安危，陈子英一时找不到鲁迅，只好登报找寻。鲁迅看到后，2月21日下午和周建人一起看望陈子英，并给许寿裳回信，“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2月6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鲁迅的信写出了他对这场日本人制造的事变的意外，印证了居所曾遭枪弹洞穿，但也有所“取舍”，没有写明中间整整一个星期在内山书店的躲避以及所看见的一切，这个没写明也与日记所记作了印证。
买书与“邀妓”
此时的鲁迅先生，应该属于晚年，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
千万别吓着，千万别说我胡说。这就是事实。它是鲁迅先生自己记下的。
可能因为走时匆忙，钱财不及带出，经济比较窘迫，鲁迅先生这段时间八次前往北新书局，三次讨了400元版税。有了钱之后，鲁迅先生开始大买珍本书、拓片和古玩等，买的书有陈老莲绘《博古酒牌》、《樊谏议集七家注集》、《王子安集注》、《温飞卿集签注》、《商周金文拾遗》、《九州释名》、《矢彝考释质疑》、《四洪年谱》、陈森《梅花梦》、《古籀余论》各一部共十五本；《阮嗣宗集》三部四本，即汪士贤本、程荣本和汉文渊翻汪本；《安阳发掘报告》二本。共花钱24.7元。买的拓片有《绵州造像记》六种六片，《唐小虎造像》一枚，共7元。买的古玩有《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2.8元。三种共计34.5元。
可能也是新年前后，再加在内山书店憋屈坏了，有了钱之后，鲁迅开始带领家人出外至酒店加餐。2月15日夜，鲁迅“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第二天晚上，鲁迅不仅带着前一天的几人，而且把两大家男女老小及女工全带到同宝泰“饮酒”，自己竟然喝多了，“颇醉”。
也就在这次“颇醉”之后，鲁迅邀妓了。“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次去，“颇醉”想解口渴恐怕是最好的由头与掩饰。可能是略坐，所以才与一元，上面所记买书等，最便宜是七角，正常的都是一元以上。
大概正因这两天喝酒，鲁迅接下来两天一直胃疼，不得不服用Bismag，酒店也是一直到3月14日才再去加餐请客。
此时的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单就文化来说，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可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我们不能让鲁迅这个老人在这个时刻不顾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去投身抗战，但须知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经典印象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民族英雄”，这里反差也太巨大了。
我仍然尊敬鲁迅先生，但我反对对他进行神化。原先为了“独尊”他，我们对他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即如这个阶段，编鲁迅全集的人肯定知道，但至今没有人说这一段，因为说出来会与“神化”产生冲突。如今，虽然我们说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但不从原典上去读他，我们的视角与思路便没有从这个前理解上收回来。
◎李传玺，著有《寂寞书边》，参与编校《胡适全集》等。
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资料图片
原先为了独尊鲁迅，我们对他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即如他在“一二八事变”这个历史阶段的经历，编鲁迅全集的人肯定知道，但至今没有人说这一段，因为说出来会与“神化”产生冲突。如今，虽然我们说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但不从原典上去读他，我们的视角与思路便没有从这个前理解上收回来。
“一二八”事变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不断在汉口、青岛、南京、福州、上海等地寻衅滋事挑起事端。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等五名日本僧人在上海引翔港一带，手敲钟鼓铙钹，行至毗邻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棉纺织厂附近，向围观群众投石，三友工人上前劝阻，引起冲突，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20日，策动60名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无理的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遭到拒绝后，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开始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
进攻日军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的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工人举行抗日同盟罢工，各界人民踊跃捐款捐物，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积极支援前线。
躲进小楼成一统
此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它是英国人拉摩斯建造的钢筋混凝土四层公寓楼，1930年春，鲁迅为躲避国民政府的通缉，经内山完造介绍，以内山名义租下了此楼的304室，面积83平米，5月12日迁入。它距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远，为此鲁迅曾目睹了事变发生那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动的情景。据许广平先生回忆：“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正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忽然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紧张。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则见红色火箭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迫在眉睫。”
根据鲁迅日记，当天他曾和许广平去了趟医院，“下午颇纷扰”，这应该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准备战争。战争爆发后，危险很快波及到了鲁迅一家。一家人从楼上退到楼下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在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许广平)。第二天，“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夜雾。”(鲁迅日记)一家人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一天两夜。没想到，30日一大早又遭到了日本兵蛮横的搜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在检查，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个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当即离去了”(许广平)。
为什么要搜查鲁迅一家，“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夜里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一家中国人，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无法免除误会，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许广平)来得似乎真的很及时，邀请得似乎真的很巧。
在这个“微妙”时刻，面对这位日本好友的邀请，鲁迅同意了。“晴。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日记)，“在这样形势之下，30日下午，我们仅仅带得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连同我们的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去。”(许广平)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内山书店的位置，这是这么多年来大家一直忽略的一个问题，上海多伦路，呈L状，东端与南端出口均与北四川路相接。快到南端出口时，路西首先抢人眼球的是一座中国庙宇式的基督教堂鸿德堂，北边紧挨着它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内山书店”。而它正对面的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战争爆发后，当时基督教堂的蒋姓牧师及布道蔡某一家，为接待乡下来的教友没有离开，竟惨遭日本杀害，仅蒋牧师的小女儿因在友人家而幸免———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也可理解内山一家是为鲁迅一家安全起见，也可理解鲁迅一家是为避免牵连内山的好心而显得那么平静。
鲁迅自此到3月19日才恢复记日记。19日那天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夜补写1月30日至今日日记”，可如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日记，躲在小楼上的那几天，鲁迅就用了两个字“失记”。以鲁迅的记忆，怎么会失记呢，何况那几日对中日关系是那么关键，难道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难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点异样都没有，难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动也被黑暗遮掩了？
可许广平看见了，后来也如实写下了：“这里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我们则呆蹲在楼上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在这种情况下，躲避、恐惧是人之自然反应，能够理解也应给予理解，但面对内山书店一干人对战争的态度与支持，鲁迅怎么能那么“平静”？用“失记”二字只能说明，鲁迅对自己所目睹的一切采取的是有意回避，抑或出于无奈的心情？否则的话，那就是鲁迅真的平静了，或者说是太平静了。
自由出行与活动
当年就曾有人指责内山是一名日本间谍，虽然书店位置和上述表现不能决定或者说明一切，但这些不能不让人起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如果与侵华高层没有良好关系恐怕不可能得到职位与惠顾。许广平先生后来的《鲁迅回忆录》说得倒也实在：“鲁迅在中国反对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残暴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旁看来，可以看作与已无关，甚或在侵略中国的旗帜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国人的反对蒋介石而取而代之，这时没有什么矛盾，内山先生的支持鲁迅活动，在这一意义之下，可以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的”；“内山既是商人，虽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是听命于日本当局，否则以‘非国民’三字来加罪于他，这一点鲁迅亦深懂得的”。
可能真的如此这般地呆在小黑楼上太感屈辱了，再加春节来了，鲁迅及周建人两家加上女工一共十人在一个星期过后，也就是2月6日(春节)那天搬走了。但仍然是住在内山书店里，只不过由总店搬到了四川路福州路附近的中央支店。直到3月13日因周海婴出疹子才移入福建路南京路附近的大江南饭店。
在这里，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鲁迅2月6日日记)。
到3月13日，下了三场大雨雪，这种情况下，日子自然不好过，鲁迅在日记中不由得感叹：“大冷。”应该说周海婴的疹子就是在这样封闭恶劣的小环境中焐出来的。
虽然如此，毕竟摆脱了前期险恶环境，天晴的白天，也能够相对自由地出行与活动了。鲁迅这段时间曾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往还，郁达夫夫妇曾来拜访并赠干鱼、风鸡和腊鸭等；写信给在司法界任职的陶书臣，保释因借住许家的陶思瑾(陶元庆妹妹)和刘梦莹之间人命案受牵连的许钦文，3月19日许钦文交保释放；回信答复母亲等人对其两家安全状况的询问。特别是许寿裳，曾电在沪的陈子英探询鲁迅的安危，陈子英一时找不到鲁迅，只好登报找寻。鲁迅看到后，2月21日下午和周建人一起看望陈子英，并给许寿裳回信，“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2月6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鲁迅的信写出了他对这场日本人制造的事变的意外，印证了居所曾遭枪弹洞穿，但也有所“取舍”，没有写明中间整整一个星期在内山书店的躲避以及所看见的一切，这个没写明也与日记所记作了印证。
买书与“邀妓”
此时的鲁迅先生，应该属于晚年，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成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时的社会，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可就是这个时刻的鲁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
千万别吓着，千万别说我胡说。这就是事实。它是鲁迅先生自己记下的。
可能因为走时匆忙，钱财不及带出，经济比较窘迫，鲁迅先生这段时间八次前往北新书局，三次讨了400元版税。有了钱之后，鲁迅先生开始大买珍本书、拓片和古玩等，买的书有陈老莲绘《博古酒牌》、《樊谏议集七家注集》、《王子安集注》、《温飞卿集签注》、《商周金文拾遗》、《九州释名》、《矢彝考释质疑》、《四洪年谱》、陈森《梅花梦》、《古籀余论》各一部共十五本；《阮嗣宗集》三部四本，即汪士贤本、程荣本和汉文渊翻汪本；《安阳发掘报告》二本。共花钱24.7元。买的拓片有《绵州造像记》六种六片，《唐小虎造像》一枚，共7元。买的古玩有《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2.8元。三种共计34.5元。
可能也是新年前后，再加在内山书店憋屈坏了，有了钱之后，鲁迅开始带领家人出外至酒店加餐。2月15日夜，鲁迅“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第二天晚上，鲁迅不仅带着前一天的几人，而且把两大家男女老小及女工全带到同宝泰“饮酒”，自己竟然喝多了，“颇醉”。
也就在这次“颇醉”之后，鲁迅邀妓了。“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次去，“颇醉”想解口渴恐怕是最好的由头与掩饰。可能是略坐，所以才与一元，上面所记买书等，最便宜是七角，正常的都是一元以上。
大概正因这两天喝酒，鲁迅接下来两天一直胃疼，不得不服用Bismag，酒店也是一直到3月14日才再去加餐请客。
此时的租界外正是炮火连天，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血刃塞途”，十九路军正在奋力拼搏，上海市民正在积极支援抗战，单就文化来说，日军第二天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其所属的东亚最大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化为灰烬。可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
我们不能让鲁迅这个老人在这个时刻不顾自身条件和客观环境去投身抗战，但须知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经典印象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热忱的民族英雄”，这里反差也太巨大了。
我仍然尊敬鲁迅先生，但我反对对他进行神化。原先为了“独尊”他，我们对他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即如这个阶段，编鲁迅全集的人肯定知道，但至今没有人说这一段，因为说出来会与“神化”产生冲突。如今，虽然我们说要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但不从原典上去读他，我们的视角与思路便没有从这个前理解上收回来。
◎李传玺，著有《寂寞书边》，参与编校《胡适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