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德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03期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代表之一。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总结出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原理，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国富论》，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管是信奉斯密，还是标榜反对斯密，都从斯密那里吸取了营养。《国富论》主要探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最终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斯密在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探讨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富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有重要意义。
一、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标准
一般人认为，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两种定义，提出了两个标准。
第一，斯密认为能生产增加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反之，就是非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1〕。 斯密又说：“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2〕。这里， 斯密实际上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同时，这种劳动，是由资本去购买，经过劳动后能够再生产出来并能带来利润，所以，又是同资本相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斯密的这个定义是从一定的生产关系考察中得来的，体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性质，指出了资本积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第二，劳动是固定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还是不固定在商品中。斯密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3〕。“反之，家仆的劳动， 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们的价值保存下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4〕。 可以看出，能生产一种物品而且有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凡不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除家仆外，还有君主、官吏、海陆军、演员、歌手、舞蹈家、牧师、律师、医师、文人等。“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5〕。斯密所指的生产性劳动，即要生产出有形的能贮存的商品的劳动，这里强调的是有形的物质产品。
斯密的这两个标准是不是正确的？两个标准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呢？
二、如何理解斯密的这两个标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第一个标准，即能生产增加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的标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用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种交换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6〕。对这个标准的看法比较一致， 这里不多论述。
第二个标准，即劳动是固定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还是不固定在商品中。很多人认为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原因是它只谈到了商品的形式（使用价值），而抛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认为第二个标准偏离了第一个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对这个问题要深入研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先看看斯密的思想体系及其真实意图。《国富论》就是要探究什么是财富？如何增进一国的财富？哪些部门能生产财富？财富的表现形态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人们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斯密提出的经济自由法则，经济运行机制等问题，而忽略了对财富及其原因本身的研究。什么是财富？在斯密以前就有很多的探讨。我认为，财富属社会历史范畴，它所包含的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斯密论述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不是仅仅为提出个标准，而是要用来说明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积累的，因此，我们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考察。在斯密以前，重农主义认为，财富仅是土地生产物，即农产品，与此对应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和土地改良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余为非生产性劳动。因为，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没有工业，小手工业亦很弱小。重商主义则依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的需要，扩展了重农学派的概念，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是金银。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媒介问题就显得突出。生产金银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劳动，除传统的农业外，工场手工业的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到斯密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除农业生产外，工业、商业的地位日益重要。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7〕。财富包括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及其他生产的创造物，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财富的增长，不单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财富的增长从劳动的角度主要是生产性劳动提供的。斯密说：“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8〕。 斯密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是为强调生产性劳动能增加资本积累和促进财富的增长。把握生产性劳动的含义就要放到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去理解，不光从字面上去分析。斯密指出能增加物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他以制造工业为例，认为工人制造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是从价值形态的角度考虑的，如果经过劳动，能够在所生产的产品中增加价值，这种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从字面上看这与西方统计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有些类似，是不是能增加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呢？我认为斯密所指的范围要小。从他当时的历史状况看，能增加物的价值的产业有农业、工业、商业等，范围较大。斯密紧接着指出可以固定在商品上，不会随生随灭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样，斯密从物质形态上对生产性劳动进行了界定。他在这里注意到了财富的增长主要由有形产品来体现，强调物质生产领域；还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注意到了价值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平衡，从再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要有价值的增加，另一方面要有物质形态的产品的补偿，才能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斯密说：“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中，我把工匠、制造工业人及商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9〕。可见，斯密的两条标准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生产性劳动既是要生产价值的劳动，又是要生产有形产品的劳动。
其实，马克思在论述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时，对斯密的第二条标准不是一概否定的。“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10〕。马克思考虑生产劳动时，也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他说：“从一般劳动过程的单纯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切近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就表现为生产劳动”〔11〕。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1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主要散见于《资本论》第4卷，综合其理论要点，大体上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强调生产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强调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还包括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既包括生产产品的一切劳动，也包括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把价值形态与物质形态对立起来。
三、借鉴与启示
（一）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是个历史范畴，其区分标准要与一定的社会生产状况相联系。那么，我们现阶段如何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呢？现阶段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斯密和马克思时代有很大的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除农业、工业生产部门外，还有大量的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服务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财富的角度看，有形的物质产品的增加是财富增长的表现，服务性行业所生产的产品的增长也是财富增长的表现。所以，我认为生产性劳动是指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能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直接或间接提供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从劳动部门看，生产性劳动部门有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教育、科学研究、文艺创作表演等。
现阶段，对生产性劳动概念进行扩展有重要意义。
1.改变过去我们片面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忽视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强调发展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
2.不仅要重视与再生产有直接联系的流通部门的发展，还要重视科学研究、教育、文艺创作等部门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视这些部门的投入为非生产性投入，重视不够，经费短缺严重，结果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斯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些产物的数量无论怎样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门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13〕。斯密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是基础，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规模要以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提供的可能性为限，片面强调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刺激消费成为时尚。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不正常的流通领域急剧膨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短缺经济，要以强调物质生产为主，适当发展非物质生产部门，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等严重后果。
（三）我们还可以从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中，借鉴以下思想。
1.提供节约和勤劳。斯密说：“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14〕。斯密是从个人推及社会的方法，说明节约和勤劳的重要性。要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奢侈，另一部分人节俭，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15〕。节俭、勤劳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奢侈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仅公款吃喝一年就达1000亿元之巨，全国一年浪费的粮食达1162.5亿公斤，够5亿人吃一年！
2.反对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16〕。斯密主张私人投资要进行谨慎的选择，国家也不能妄为。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妄为情况甚为严重，有些项目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就盲目上马，导致资金的巨大浪费，生产能力也得不到发挥。
3.主张政府机构精简。斯密说：“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17〕。他反对政府机构庞大。我国政府机构庞大，浪费严重。1993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有近4000万人，官民比例由解放初的1：600上升为1：34， 每年行政事业费达1500亿元。政府机构臃肿成了一个大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总之，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2日
注释：
〔1〕〔2〕〔3〕〔4〕〔5〕〔7〕〔8〕〔13〕〔14〕〔15〕〔16〕〔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3、312、303～304、303～304、304页、 序言、305、304～305、310、312、313～314、314～315页。
〔6〕〔1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48、165 ～166、476～477页。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242页。
〔11〕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版，第105 页。
作者：肖德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03期
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代表之一。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总结出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原理，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国富论》，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管是信奉斯密，还是标榜反对斯密，都从斯密那里吸取了营养。《国富论》主要探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最终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斯密在第二篇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中，探讨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富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有重要意义。
一、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标准
一般人认为，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两种定义，提出了两个标准。
第一，斯密认为能生产增加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反之，就是非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1〕。 斯密又说：“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2〕。这里， 斯密实际上把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同时，这种劳动，是由资本去购买，经过劳动后能够再生产出来并能带来利润，所以，又是同资本相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斯密的这个定义是从一定的生产关系考察中得来的，体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特殊性质，指出了资本积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
第二，劳动是固定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还是不固定在商品中。斯密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3〕。“反之，家仆的劳动， 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们的价值保存下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4〕。 可以看出，能生产一种物品而且有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凡不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是非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除家仆外，还有君主、官吏、海陆军、演员、歌手、舞蹈家、牧师、律师、医师、文人等。“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5〕。斯密所指的生产性劳动，即要生产出有形的能贮存的商品的劳动，这里强调的是有形的物质产品。
斯密的这两个标准是不是正确的？两个标准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还是相互联系的呢？
二、如何理解斯密的这两个标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第一个标准，即能生产增加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的标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用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种交换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6〕。对这个标准的看法比较一致， 这里不多论述。
第二个标准，即劳动是固定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还是不固定在商品中。很多人认为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原因是它只谈到了商品的形式（使用价值），而抛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认为第二个标准偏离了第一个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对这个问题要深入研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先看看斯密的思想体系及其真实意图。《国富论》就是要探究什么是财富？如何增进一国的财富？哪些部门能生产财富？财富的表现形态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人们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斯密提出的经济自由法则，经济运行机制等问题，而忽略了对财富及其原因本身的研究。什么是财富？在斯密以前就有很多的探讨。我认为，财富属社会历史范畴，它所包含的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斯密论述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不是仅仅为提出个标准，而是要用来说明财富的来源和资本积累的，因此，我们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考察。在斯密以前，重农主义认为，财富仅是土地生产物，即农产品，与此对应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和土地改良才是生产性劳动，其余为非生产性劳动。因为，当时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没有工业，小手工业亦很弱小。重商主义则依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的需要，扩展了重农学派的概念，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是金银。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媒介问题就显得突出。生产金银的劳动当然是生产性劳动，除传统的农业外，工场手工业的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到斯密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除农业生产外，工业、商业的地位日益重要。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7〕。财富包括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及其他生产的创造物，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财富的增长，不单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财富的增长从劳动的角度主要是生产性劳动提供的。斯密说：“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8〕。 斯密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是为强调生产性劳动能增加资本积累和促进财富的增长。把握生产性劳动的含义就要放到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去理解，不光从字面上去分析。斯密指出能增加物的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他以制造工业为例，认为工人制造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是从价值形态的角度考虑的，如果经过劳动，能够在所生产的产品中增加价值，这种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从字面上看这与西方统计中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有些类似，是不是能增加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呢？我认为斯密所指的范围要小。从他当时的历史状况看，能增加物的价值的产业有农业、工业、商业等，范围较大。斯密紧接着指出可以固定在商品上，不会随生随灭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样，斯密从物质形态上对生产性劳动进行了界定。他在这里注意到了财富的增长主要由有形产品来体现，强调物质生产领域；还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注意到了价值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平衡，从再生产过程来看，一方面要有价值的增加，另一方面要有物质形态的产品的补偿，才能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斯密说：“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中，我把工匠、制造工业人及商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9〕。可见，斯密的两条标准不是相互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生产性劳动既是要生产价值的劳动，又是要生产有形产品的劳动。
其实，马克思在论述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时，对斯密的第二条标准不是一概否定的。“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10〕。马克思考虑生产劳动时，也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他说：“从一般劳动过程的单纯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切近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就表现为生产劳动”〔11〕。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12〕。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学说主要散见于《资本论》第4卷，综合其理论要点，大体上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强调生产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也强调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还包括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既包括生产产品的一切劳动，也包括运输、包装、保管等劳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把价值形态与物质形态对立起来。
三、借鉴与启示
（一）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是个历史范畴，其区分标准要与一定的社会生产状况相联系。那么，我们现阶段如何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呢？现阶段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斯密和马克思时代有很大的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除农业、工业生产部门外，还有大量的第三产业（服务性行业）。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服务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财富的角度看，有形的物质产品的增加是财富增长的表现，服务性行业所生产的产品的增长也是财富增长的表现。所以，我认为生产性劳动是指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能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直接或间接提供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从劳动部门看，生产性劳动部门有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保险、社会服务、教育、科学研究、文艺创作表演等。
现阶段，对生产性劳动概念进行扩展有重要意义。
1.改变过去我们片面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忽视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强调发展商业及其他服务行业。
2.不仅要重视与再生产有直接联系的流通部门的发展，还要重视科学研究、教育、文艺创作等部门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国家视这些部门的投入为非生产性投入，重视不够，经费短缺严重，结果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斯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出发，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些产物的数量无论怎样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门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13〕。斯密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是基础，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规模要以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提供的可能性为限，片面强调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刺激消费成为时尚。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受到影响，特别是不正常的流通领域急剧膨胀。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短缺经济，要以强调物质生产为主，适当发展非物质生产部门，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泡沫经济等严重后果。
（三）我们还可以从斯密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中，借鉴以下思想。
1.提供节约和勤劳。斯密说：“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14〕。斯密是从个人推及社会的方法，说明节约和勤劳的重要性。要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奢侈，另一部分人节俭，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15〕。节俭、勤劳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奢侈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仅公款吃喝一年就达1000亿元之巨，全国一年浪费的粮食达1162.5亿公斤，够5亿人吃一年！
2.反对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16〕。斯密主张私人投资要进行谨慎的选择，国家也不能妄为。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妄为情况甚为严重，有些项目没有经过认真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就盲目上马，导致资金的巨大浪费，生产能力也得不到发挥。
3.主张政府机构精简。斯密说：“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17〕。他反对政府机构庞大。我国政府机构庞大，浪费严重。1993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有近4000万人，官民比例由解放初的1：600上升为1：34， 每年行政事业费达1500亿元。政府机构臃肿成了一个大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总之，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2日
注释：
〔1〕〔2〕〔3〕〔4〕〔5〕〔7〕〔8〕〔13〕〔14〕〔15〕〔16〕〔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3、312、303～304、303～304、304页、 序言、305、304～305、310、312、313～314、314～315页。
〔6〕〔1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48、165 ～166、476～477页。
〔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242页。
〔11〕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版，第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