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是2013年德国大选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一概念，西方学术界探讨了两千多年，至今没有定论。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强调社会公正的两大原则：一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地位与职位应向所有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已明确提出。社会公正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继承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纵容下，经济继承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社会公正与财富的分配
社会公正涉及的问题包括需求公正、效率公正、机会公正、分配公正或收入公正、法制公正以及世代公正等。社会公正的实现，以社会平等为前提。财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特权也就越多；出身富有的人，接受良好教育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越多，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关社会公正的争论，由此转变为有关遗产继承的讨论。
德国哲学月刊《高风》（Hohe Luft）近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遗产是祸害》（Erben istübel）。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死之后，一切问题开始浮现，遗产引发亲属间的争执，加剧贫富间的断裂，导致社会的不公正。但是，有人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方式吗？针对这一问题，德国左翼政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个方案：征收100%的遗产税！
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设有遗产税，但是无助于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德国大联盟政府于2008年颁布《遗产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130万欧元以下的现金无需缴纳任何遗产税，继承企业完全免税。为了合法避税，德国富豪们成立了许多现金公司（Cash-GmbHs）。根据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的估算，2013年德国国内将有2600亿欧元的财富被继承。这些财富大多是在德国战后累积下来的。获得这些财富的人，无需继续工作。针对遗产继承法的弊病，德国左翼政党提出改革遗产税的要求：把免征遗产税的下限下调至15万欧元，300万欧元以上的遗产一律征收60%的遗产税。大选期间，左翼政党更是主张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00％。
二、社会特权来自权力的继承
法国大革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口号。但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追求的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而非经济权利的平等。在权利与权力的继承制度中，法国大革命虽然废除了贵族的政治继承权，却肯定了财产权。财产的继承权利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反而得到加强。
法国大革命主张有产者支配社会，并通过议会来控制政府，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手段。所谓国民议会制度，只是用资产阶级和贵族对土地与财产的占有权，取代贵族政治权力的继承权。社会权力的继承，由此从政治特权转向经济特权。自由、平等与博爱，也因此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有产者控制的政府，无法真正践行这一理念。
法国大革命强调个人财产的私有制度。这种有产者的私有制度，有别于古代家族财产的私有制度，后者建立在宗族或家族“私有”的基础之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十一条规定，个人财产经由公正的赔偿，才能进行转移；未经赔偿的财产转移，必须通过赠与或继承两种方式；赠与或继承依据个人财产拥有者的遗嘱获得合法性。在罗马法中，继承的合法性是基于家族财产拥有者的意愿。为了宗族或家族的利益，遗嘱可以把全部子女或某些子女排除在继承权之外，设立其他人为继承者。无论是家族财产还是个人财产的继承，都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前者造成家族中的不平等，后者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黑格尔认为，自基督教在欧洲获得合法的传播权以来，人的自由理念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财产自由（所有权的自由）的确立始于近代（法国大革命）。财产的继承制度，依据死者的遗嘱意愿，这种意愿常常是任意的和违反普遍意志的。继承制度使不同继承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遗嘱制度破坏财产自由的原则，以维护个人、家庭、宗族或家族的意愿为出发点，缺少社会视角。黑格尔认为，财产自由和平等的继承权，必须符合社会伦理，维系普遍意志。
新自由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立经济正统的地位，正值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苏联解体之后，影响日益扩大。新自由主义要求减免税收，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自由与公正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自由不等同于公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战无不胜的武器，是一种经济宿命论。它像艾滋病一样，摧毁经济上的各种抵抗力量，西方的左派至今没有找到与之对抗的方式。新自由主义大量使用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大众财富等词汇，作为宣传手段，混淆视听。新自由主义使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政府变成富人的管家或经理。各国政府为了防止本国资本的流失，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大企业各种优惠，甚至对亏损企业实行补贴，导致资本向少数人积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日益加剧。
三、结论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政治继承权，确立了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使议会民主成为可能。但是，议会民主只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为有产者控制政府预设了的条件。在政治权力非政治化的过程中，有产者的经济特权取代贵族的政治特权，有关平等的理念被形式化。财产自由的理念，虽然规范了财富获取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却被财产继承法架空，政治民主也因此失去本来的内涵。民主理念只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皆得到贯彻时，世界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要践行经济民主，必须取消经济特权，即取消财产继承的特权，实现机会均等，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劳动且必须通过劳动自由地获得财富。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社会公正是2013年德国大选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一概念，西方学术界探讨了两千多年，至今没有定论。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强调社会公正的两大原则：一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地位与职位应向所有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就已明确提出。社会公正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继承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纵容下，经济继承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社会公正与财富的分配
社会公正涉及的问题包括需求公正、效率公正、机会公正、分配公正或收入公正、法制公正以及世代公正等。社会公正的实现，以社会平等为前提。财富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特权也就越多；出身富有的人，接受良好教育和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越多，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关社会公正的争论，由此转变为有关遗产继承的讨论。
德国哲学月刊《高风》（Hohe Luft）近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遗产是祸害》（Erben istübel）。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死之后，一切问题开始浮现，遗产引发亲属间的争执，加剧贫富间的断裂，导致社会的不公正。但是，有人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方式吗？针对这一问题，德国左翼政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个方案：征收100%的遗产税！
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设有遗产税，但是无助于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德国大联盟政府于2008年颁布《遗产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130万欧元以下的现金无需缴纳任何遗产税，继承企业完全免税。为了合法避税，德国富豪们成立了许多现金公司（Cash-GmbHs）。根据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的估算，2013年德国国内将有2600亿欧元的财富被继承。这些财富大多是在德国战后累积下来的。获得这些财富的人，无需继续工作。针对遗产继承法的弊病，德国左翼政党提出改革遗产税的要求：把免征遗产税的下限下调至15万欧元，300万欧元以上的遗产一律征收60%的遗产税。大选期间，左翼政党更是主张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00％。
二、社会特权来自权力的继承
法国大革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口号。但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追求的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而非经济权利的平等。在权利与权力的继承制度中，法国大革命虽然废除了贵族的政治继承权，却肯定了财产权。财产的继承权利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反而得到加强。
法国大革命主张有产者支配社会，并通过议会来控制政府，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政治手段。所谓国民议会制度，只是用资产阶级和贵族对土地与财产的占有权，取代贵族政治权力的继承权。社会权力的继承，由此从政治特权转向经济特权。自由、平等与博爱，也因此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有产者控制的政府，无法真正践行这一理念。
法国大革命强调个人财产的私有制度。这种有产者的私有制度，有别于古代家族财产的私有制度，后者建立在宗族或家族“私有”的基础之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十一条规定，个人财产经由公正的赔偿，才能进行转移；未经赔偿的财产转移，必须通过赠与或继承两种方式；赠与或继承依据个人财产拥有者的遗嘱获得合法性。在罗马法中，继承的合法性是基于家族财产拥有者的意愿。为了宗族或家族的利益，遗嘱可以把全部子女或某些子女排除在继承权之外，设立其他人为继承者。无论是家族财产还是个人财产的继承，都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前者造成家族中的不平等，后者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黑格尔认为，自基督教在欧洲获得合法的传播权以来，人的自由理念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财产自由（所有权的自由）的确立始于近代（法国大革命）。财产的继承制度，依据死者的遗嘱意愿，这种意愿常常是任意的和违反普遍意志的。继承制度使不同继承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遗嘱制度破坏财产自由的原则，以维护个人、家庭、宗族或家族的意愿为出发点，缺少社会视角。黑格尔认为，财产自由和平等的继承权，必须符合社会伦理，维系普遍意志。
新自由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确立经济正统的地位，正值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期，苏联解体之后，影响日益扩大。新自由主义要求减免税收，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自由与公正是两种不同的概念，自由不等同于公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战无不胜的武器，是一种经济宿命论。它像艾滋病一样，摧毁经济上的各种抵抗力量，西方的左派至今没有找到与之对抗的方式。新自由主义大量使用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大众财富等词汇，作为宣传手段，混淆视听。新自由主义使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政府变成富人的管家或经理。各国政府为了防止本国资本的流失，在税收政策上给予大企业各种优惠，甚至对亏损企业实行补贴，导致资本向少数人积聚，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日益加剧。
三、结论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政治继承权，确立了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使议会民主成为可能。但是，议会民主只是政治民主的一种形式，为有产者控制政府预设了的条件。在政治权力非政治化的过程中，有产者的经济特权取代贵族的政治特权，有关平等的理念被形式化。财产自由的理念，虽然规范了财富获取与按劳分配的原则，却被财产继承法架空，政治民主也因此失去本来的内涵。民主理念只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皆得到贯彻时，世界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要践行经济民主，必须取消经济特权，即取消财产继承的特权，实现机会均等，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劳动且必须通过劳动自由地获得财富。
（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