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建设漫谈
文/佛日
寺院的来由和沿革
佛教创立之后，随僧团之扩大，信众之供养，佛陀及其出家弟子们起先那种以夭地为庐舍，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简朴生活条件有了改变，建起了名为“僧伽蓝”（Sangharama）的固定居止处所。僧伽蓝意译“小众园”、“僧院”，指众僧居住办道的园苑庭院，从房舍的角度亦名“精舍”，意谓精进修行者所居宅舍。由给孤独长者施建的抵树给孤独园，和迦难陀长者、频婆姿罗王施造的竹林精舍，为佛世的两大伽蓝，佛陀于中说法多年。《十诵律》卷五云：‘佛听受地，为僧伽蓝故，听僧起坊舍故。”佛听许众僧接受布施的地基园苑，营造伽蓝并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佛弟子如大迦叶尊者等，皆亲自带头建造僧舍。当时的僧伽蓝，只是众僧集体居止修行的处所，其建筑主要有僧房、讲堂、食堂、浴室等，并无佛殿、佛像之设，仅殿廊壁上画有五趣生死轮、佛本生故事、大神变、执杖夜叉等图，以警策行者，与外道作为祭把处所的天饲、神庙性质颇为不同。除大伽蓝外，还有小型的兰若（Aranya），须建于离村落一拘卢舍半（约 三里许）的僻静地方，为少数或个别僧尼修行之处。在山林中开凿的石窟伽蓝，早期也只有禅窟，中间大厅为僧众集会、经行之处，两边排列僧房。
佛陀灭度后，尤其是大乘盛行后，印度僧伽蓝中才有了佛像之设，石窟中也出现了造有佛像、供人瞻礼的礼拜窟，具有了“浮屠饲”和僧居两种职能，然所供佛像，早期仅为释迹牟尼佛。南传佛寺至今尚基本保留着早期印度僧伽蓝的风貌。在国王臣民的虔诚供养下，佛教盛期的印度僧伽蓝，规模宏大，建筑壮观精美，如著名的那烂陀寺，居僧恒达万人，不但是修行的大道场，而且是国际性的佛教高级学府。
佛教入华之初，因汉明帝敕命馆打白马驮经东来传教的摩腾、法兰二尊者于鸿胪寺（朝廷接待外宾的机构），后于洛阳雍门外别建寺以居之，后世沿袭，遂称僧居为“寺”，又称为“院”，为梵文罗摩（rama）意译。西晋以来，随佛教之盛传，寺塔石窟纷纷建立，渐遍布神州大地，至佛教盛极的南北朝，北方佛寺在北魏未达三万余所，南方佛寺在萧梁达二千八百余所，杜牧词小南朝四百八十寺”，仅举其著名者而言。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宏伟壮丽，曾令天竺来的菩提达摩大师叹为稀有，赞赏终日。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宗僧居，称“丛林”，当时丛林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不设佛殿，与佛世僧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并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建立了农禅并举的制度。
宋代以来，丛林寺院逐渐形成诸宗大体一致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大悲坛）、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或毗卢阁，供祖师的祖师殿、影堂、罗汉堂、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沸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方丈接待室）、客堂、斋堂、僧寮、客寮、延寿堂（养老之处），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形成集信众礼拜游观场所、僧俗学修道场及园林、佛塔等于一体的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佛教设施。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更为宏大，如甘孜的噶陀寺，最盛时集僧达十三万人之多。藏传佛寺中还多设有僧伽教育、印经造像、医疗等机构。
中国佛寺的多重功能
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佛教特质的中国佛寺，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佛寺的主要社会功能大略有宗教、文化、福利三大方面。首先，就宗教方面来说，佛寺为弘扬佛法、进行社会教化、满足民众精神需要，及僧俗佛徒修学沸法的道场。寺院以其巍峨壮观的殿堂，悲智双融的佛菩萨像，庄严富丽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经及柱壁门溢上随处可见的经文、槛联，僧尼清净离欲的生活方式和威仪风度，向人们直观地展现出三宝的形象与佛教的基本教旨教风，在观瞻者心识中留下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实为住持三宝的实物性表征，为瞻望佛国净土的窗口。中国人受三皈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观瞻游览者恐怕没有多少。作为瞻礼祈祷的投诚之地，佛寺首先提供了满足广大民众最迫切的宗教需要的实体。朝山拜佛，拈香祈愿，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广大民众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这种低层次的信仰尽管带有中国传统多神崇祀的气味，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观瞻礼拜、祈祷供养，即使是出于某种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码能使人放松心理负担、获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萨形象的熏染，心灵得到净化，并积集了福智资粮，种下了成佛种子。《法华经》偈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礼拜供养，功德更不可思议。佛寺、经像给予民众的这种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净化人心的社会教化作用，不是短浅的经济眼光所能衡量的。佛寺作为住持僧宝居止之处，自然成为佛教法事活动和弘扬佛法的中心，成为联系佛教与民众的枢纽。讲经说法、举办法会集体念佛参禅等学修活动，从来都在寺院中进行。佛寺还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学府，无数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炉中冶炼，成长为人天师表。诸宗之学无不诞生于寺院，多数佛学撰述都出于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实际上也是历代佛学研究的机构。
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寺院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在文物保管、旅游观光、图书收藏、外交、文艺、园林、医疗、武术等多个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中国大型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寺院装扮祖国山河，点缀名山胜景，是具有极高游赏价值、丰富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塔影、暮鼓晨钟，与历代僧人精心培植的园林花木相辉映，与自然景观结合为一体，提供给人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净境界，所谓“僧寺无尘意自清”，使人在赏心悦目中默受佛光法雨的沐浴熏陶，得到清凉安稳。
自古以来，游观佛寺为雅俗相共的高级享受，唐人“偶来萧寺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诗句，道出了人们游贫佛寺所得的受用。中国佛寺几乎无不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无不是文物古迹，日语名为“文化财”，而且集古建筑、园林、雕塑、碑碣、书画、楹联、题咏、图书等为一体，实为宗教胜地、博物馆、文物馆、艺术馆、园林的综合体，较之现代新建的那些单纯游乐的园林亭台，无疑要有高得多的文化价值、游览价值，对开展旅游事业极为重要。多好的自然景观，一缺了佛寺的点缀，便如同一个美丽的物品不具装饰及内在美，吸引力便会降低许多。综合了文物、图书、园林、艺术、佛事活动、僧宝于一体的佛寺，是保存、传续东方传统文化精华的最为牢固的基地。即仅从游览观光而言，能给予人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熏陶，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课堂。宋儒当年观佛寺钟鼓齐鸣，梵呗清幽，僧众威仪整肃，进退有序，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从而激发他们复兴先秦儒学。现代人游观佛寺，起码应能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甚而激发有识者继承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明礼乐的信愿。
第三，就社会福利事业而言，中国佛寺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设施。依大乘利乐众生的精神，隋唐时代的佛寺曾设有救济养护贫病孤弱的悲田院、养病坊、和积集佛教净财的“无尽藏”（一种佛教银行）。佛寺曾收留保护过各种难民，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隋文帝、武则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寄迹于佛寺。佛寺还成为贫土寒儒读书治学的处所，古来不少名人，如刘勰、范冲淹等，都曾读书于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写成。饥谨年月，佛寺还往往施粥施药，赈济灾民。近代以来，佛寺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寺院曾办过学校、幼儿园、养正院、医院等。
此外，中国佛寺还是一种生产机构。解放以后，农禅结合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寺院一般都经营工、农、林业等生产，近十年来又有开办素餐馆、茶馆、旅馆、法物流通处、旅游服务部等，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佛寺护山育林的成绩，更是显而易见。
具有多方面有益于社会的功能，积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图书、艺术品的佛寺，自属佛教和全社会的宝贵财产，应受到珍惜爱护。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多数佛寺遭受劫难，经像、文物被毁坏，殿堂被占，仅在文物方面的损失，即须以亿万计，至于人们精神上所受的损伤，社会所受的污染，更是残及后代。但愿这种宗教的、文化的、精神的劫难永远再不会出现。
寺院建设漫谈
文/佛日
寺院的来由和沿革
佛教创立之后，随僧团之扩大，信众之供养，佛陀及其出家弟子们起先那种以夭地为庐舍，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简朴生活条件有了改变，建起了名为“僧伽蓝”（Sangharama）的固定居止处所。僧伽蓝意译“小众园”、“僧院”，指众僧居住办道的园苑庭院，从房舍的角度亦名“精舍”，意谓精进修行者所居宅舍。由给孤独长者施建的抵树给孤独园，和迦难陀长者、频婆姿罗王施造的竹林精舍，为佛世的两大伽蓝，佛陀于中说法多年。《十诵律》卷五云：‘佛听受地，为僧伽蓝故，听僧起坊舍故。”佛听许众僧接受布施的地基园苑，营造伽蓝并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佛弟子如大迦叶尊者等，皆亲自带头建造僧舍。当时的僧伽蓝，只是众僧集体居止修行的处所，其建筑主要有僧房、讲堂、食堂、浴室等，并无佛殿、佛像之设，仅殿廊壁上画有五趣生死轮、佛本生故事、大神变、执杖夜叉等图，以警策行者，与外道作为祭把处所的天饲、神庙性质颇为不同。除大伽蓝外，还有小型的兰若（Aranya），须建于离村落一拘卢舍半（约 三里许）的僻静地方，为少数或个别僧尼修行之处。在山林中开凿的石窟伽蓝，早期也只有禅窟，中间大厅为僧众集会、经行之处，两边排列僧房。
佛陀灭度后，尤其是大乘盛行后，印度僧伽蓝中才有了佛像之设，石窟中也出现了造有佛像、供人瞻礼的礼拜窟，具有了“浮屠饲”和僧居两种职能，然所供佛像，早期仅为释迹牟尼佛。南传佛寺至今尚基本保留着早期印度僧伽蓝的风貌。在国王臣民的虔诚供养下，佛教盛期的印度僧伽蓝，规模宏大，建筑壮观精美，如著名的那烂陀寺，居僧恒达万人，不但是修行的大道场，而且是国际性的佛教高级学府。
佛教入华之初，因汉明帝敕命馆打白马驮经东来传教的摩腾、法兰二尊者于鸿胪寺（朝廷接待外宾的机构），后于洛阳雍门外别建寺以居之，后世沿袭，遂称僧居为“寺”，又称为“院”，为梵文罗摩（rama）意译。西晋以来，随佛教之盛传，寺塔石窟纷纷建立，渐遍布神州大地，至佛教盛极的南北朝，北方佛寺在北魏未达三万余所，南方佛寺在萧梁达二千八百余所，杜牧词小南朝四百八十寺”，仅举其著名者而言。北魏洛阳永宁寺的宏伟壮丽，曾令天竺来的菩提达摩大师叹为稀有，赞赏终日。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宗僧居，称“丛林”，当时丛林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等建筑，不设佛殿，与佛世僧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并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建立了农禅并举的制度。
宋代以来，丛林寺院逐渐形成诸宗大体一致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大悲坛）、地藏殿、伽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或毗卢阁，供祖师的祖师殿、影堂、罗汉堂、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堂、念沸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方丈接待室）、客堂、斋堂、僧寮、客寮、延寿堂（养老之处），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袭至今，形成集信众礼拜游观场所、僧俗学修道场及园林、佛塔等于一体的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佛教设施。藏传佛教的寺院，规模更为宏大，如甘孜的噶陀寺，最盛时集僧达十三万人之多。藏传佛寺中还多设有僧伽教育、印经造像、医疗等机构。
中国佛寺的多重功能
适应中国社会条件和中国佛教特质的中国佛寺，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佛寺的主要社会功能大略有宗教、文化、福利三大方面。首先，就宗教方面来说，佛寺为弘扬佛法、进行社会教化、满足民众精神需要，及僧俗佛徒修学沸法的道场。寺院以其巍峨壮观的殿堂，悲智双融的佛菩萨像，庄严富丽的法器供具，浩瀚的藏经及柱壁门溢上随处可见的经文、槛联，僧尼清净离欲的生活方式和威仪风度，向人们直观地展现出三宝的形象与佛教的基本教旨教风，在观瞻者心识中留下佛法僧的深刻印象。寺院实为住持三宝的实物性表征，为瞻望佛国净土的窗口。中国人受三皈五戒的佛弟子未必很多，但直到如今，一生未曾到佛寺观瞻游览者恐怕没有多少。作为瞻礼祈祷的投诚之地，佛寺首先提供了满足广大民众最迫切的宗教需要的实体。朝山拜佛，拈香祈愿，是比三皈五戒的佛教圈子大得多的广大民众信仰佛教的基本方式，这种低层次的信仰尽管带有中国传统多神崇祀的气味，其正面的教化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观瞻礼拜、祈祷供养，即使是出于某种世俗的功利目的，也起码能使人放松心理负担、获得精神安慰，受佛菩萨形象的熏染，心灵得到净化，并积集了福智资粮，种下了成佛种子。《法华经》偈云：“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礼拜供养，功德更不可思议。佛寺、经像给予民众的这种究竟利益，及安定人心、净化人心的社会教化作用，不是短浅的经济眼光所能衡量的。佛寺作为住持僧宝居止之处，自然成为佛教法事活动和弘扬佛法的中心，成为联系佛教与民众的枢纽。讲经说法、举办法会集体念佛参禅等学修活动，从来都在寺院中进行。佛寺还是培育弘法人才的学府，无数高僧大德，都是在寺院的洪炉中冶炼，成长为人天师表。诸宗之学无不诞生于寺院，多数佛学撰述都出于寺院中的高僧之手，寺院实际上也是历代佛学研究的机构。
其次，从文化方面来看，寺院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在文物保管、旅游观光、图书收藏、外交、文艺、园林、医疗、武术等多个方面，都有其不容忽视的文化价值。中国大型佛寺多建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寺院装扮祖国山河，点缀名山胜景，是具有极高游赏价值、丰富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那红墙黄瓦、雕梁画栋、飞檐塔影、暮鼓晨钟，与历代僧人精心培植的园林花木相辉映，与自然景观结合为一体，提供给人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清净境界，所谓“僧寺无尘意自清”，使人在赏心悦目中默受佛光法雨的沐浴熏陶，得到清凉安稳。
自古以来，游观佛寺为雅俗相共的高级享受，唐人“偶来萧寺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诗句，道出了人们游贫佛寺所得的受用。中国佛寺几乎无不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无不是文物古迹，日语名为“文化财”，而且集古建筑、园林、雕塑、碑碣、书画、楹联、题咏、图书等为一体，实为宗教胜地、博物馆、文物馆、艺术馆、园林的综合体，较之现代新建的那些单纯游乐的园林亭台，无疑要有高得多的文化价值、游览价值，对开展旅游事业极为重要。多好的自然景观，一缺了佛寺的点缀，便如同一个美丽的物品不具装饰及内在美，吸引力便会降低许多。综合了文物、图书、园林、艺术、佛事活动、僧宝于一体的佛寺，是保存、传续东方传统文化精华的最为牢固的基地。即仅从游览观光而言，能给予人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熏陶，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课堂。宋儒当年观佛寺钟鼓齐鸣，梵呗清幽，僧众威仪整肃，进退有序，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从而激发他们复兴先秦儒学。现代人游观佛寺，起码应能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甚而激发有识者继承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明礼乐的信愿。
第三，就社会福利事业而言，中国佛寺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设施。依大乘利乐众生的精神，隋唐时代的佛寺曾设有救济养护贫病孤弱的悲田院、养病坊、和积集佛教净财的“无尽藏”（一种佛教银行）。佛寺曾收留保护过各种难民，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隋文帝、武则天、唐宣宗、明太祖等帝王，即位前皆曾寄迹于佛寺。佛寺还成为贫土寒儒读书治学的处所，古来不少名人，如刘勰、范冲淹等，都曾读书于佛寺，不少名篇巨制是在寺院中写成。饥谨年月，佛寺还往往施粥施药，赈济灾民。近代以来，佛寺开展社会福利事业的传统进一步得到发扬，不少寺院曾办过学校、幼儿园、养正院、医院等。
此外，中国佛寺还是一种生产机构。解放以后，农禅结合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寺院一般都经营工、农、林业等生产，近十年来又有开办素餐馆、茶馆、旅馆、法物流通处、旅游服务部等，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佛寺护山育林的成绩，更是显而易见。
具有多方面有益于社会的功能，积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图书、艺术品的佛寺，自属佛教和全社会的宝贵财产，应受到珍惜爱护。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多数佛寺遭受劫难，经像、文物被毁坏，殿堂被占，仅在文物方面的损失，即须以亿万计，至于人们精神上所受的损伤，社会所受的污染，更是残及后代。但愿这种宗教的、文化的、精神的劫难永远再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