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
国民党部队对收编后的俘虏不抱有敌意，不存在监视，也不进行任何思想工作，导致两军一对阵，大部分人又重新归队；对于遗留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国军无瑕也无人手来进行处理，这对无所不在的中共部队而言是失而复得。
黄耀武，国民党新六军少尉，从轻机枪射手升到少尉指导员。《1944-1948我的战争》是他的口述历史。
在大陆，我很难看到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回忆录或者口述自传，他们后半生生活在反复的恐惧和磨难中。军衔高高在上者，不是去了台湾，就是在战场上投诚或被俘，但在新政权下很快摇身进入了各种并非要津的部门任职，或者进政协逍遥度日，遇上文革，那是谁也躲避不了的，即使是一国主席。而普通士兵，大部分人缺失文化教育，不仅无法识文断字，而且在涉及自身以外的更大事件时，往往不得其闻，仅凭主观上的记忆是谬误百出。
而所有不足，汇集在黄耀武身上，成为一场翻身之役。他是学生从军，又加入了驻印军接受美式军械和美式训练，新六军是国民政府的精魄之军。所以，黄耀武的身份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受严格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军人。
黄耀武出生于上海，父亲黄持汉是同盟会会员，故家境和家养都算不错。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逼迫他们举家迁往老家广州。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又举家避难香港，父亲白昼都在教书糊口，于1940年秋积劳成疾患上败血症去世。
1941年的盛夏，母亲中暑倒毙。时间再流逝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母双亡的黄耀武，无缘体验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那种兵荒马乱下的爱情与温暖。黄耀武回到了广东，在省政府秘书长室做一个工友，温饱是无虞了，但经常要跑警报。
他于1943年末报名参军，1944年初入伍，开始了5年的戎马生涯。
1944年9月，蒋介石演讲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让人热血奔放，共计有12万年轻学子参军，除了拨付到驻印军，其余共编成9个师。黄耀武属于前者，他经历驼峰航线，到达了印度枷姆兰军营。
那段训练时期，无疑是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他们接受了美械装备，在美军教官下受训，其待遇和物质供应是国内无法想象的。
黄耀武眼中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从廖耀湘到李涛、傅忠良等人，都是“受四书五经熏陶很深”。更有意思的是，但凡中下级军官，如果是黄埔军校毕业者，都是标准的新式军人，与老兵油子不同，他们不贪腐、不吃空缺、不赌不嫖、与手下同甘共苦，不追求个人享乐。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对培养职业军官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抗战结束时，往昔的毕业生们在惨烈持久的战争中大量凋谢，这些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也为日后的战败埋下隐患。
这么一支养精蓄锐的虎狼之师，与掌握了制空权的美国空军配合，在归国复仇意志和无限物质供应的支撑下，一举扫荡缅甸。
二战结束，新六军奔赴南京受降、驻防，风光无限。但旋即整装北上闯关东，开始了白山黑水间的手足相残。
黄耀武回忆，上船北上之际，他们直以为是接收日军投降这么简单容易，但登陆之后，晚上驻防时，才下达战时命令。这说明国民党基层部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这点可详细参照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类例子在他的从军生涯里比比皆是，新兵入伍时就在唱《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没人管。知识分子如黄耀武居然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对毛泽东、朱德、贺龙、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人四处张贴的画像，只晓得都是抗战领袖和将领。对抗战后的国内形势更是一片朦胧模糊，除了双方合作搞统一战线的官方宣传外，一无所知。
黄耀武对于对方的人海战术耿耿于怀。民主联军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匮乏军事常识，冲锋者如潮水，一波延续一波，阵地前尸横遍野。直到多年以后的文革，他与一个解放军师参谋长同关在一起，还埋怨对方不该采用人海战术。
沙岭一役，新六军以寡敌众，一个团的重机枪子弹告罄。
但新六军装备再精锐，训练再严格，士气再高昂，最终败给他们眼前的乌合之众。黄耀武对战败原因的分析，仅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很有独特的意义。国民党部队对收编后的俘虏不抱有敌意，不存在监视，也不进行任何思想工作，导致两军一对阵，大部分人又重新归队；对于遗留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国军无瑕也无人手来进行处理，这对无所不在的中共部队而言是失而复得；连对方都承认，国民党炮兵太准了，因为都是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选拔去当炮兵，但这些人被俘后都加入了对方的炮兵；不仅是炮兵，任何国民党兵员在被俘后都源源不断输入中共军队，相当于国民政府花钱给对方培养军队。关于兵源补充问题，当代军史专家刘统做过系统的分析，黄耀武的当事人回忆见证了刘统的论点。
作为非专业研究者，普通人印象里关于那场内战，那些国民党军人，都是传统宣传中的唱词，黑白分明，充满了历史决定论的自傲。张正隆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从东北战场作为一个切入点，他比之后的追寻远征军脚程热更早，可惜张正隆之后的作品再也达不到这种高度。此外，《1948?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一书非常细微，可与黄耀武的回忆相照应。
随着时代气息的逐渐宽容、开放，国人必将能见到更多的资料，它们来自散落在民间的历史当事人回忆或口述，来自解封的档案，来自台湾的出版物如《传记文学》。
活法
国民党部队对收编后的俘虏不抱有敌意，不存在监视，也不进行任何思想工作，导致两军一对阵，大部分人又重新归队；对于遗留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国军无瑕也无人手来进行处理，这对无所不在的中共部队而言是失而复得。
黄耀武，国民党新六军少尉，从轻机枪射手升到少尉指导员。《1944-1948我的战争》是他的口述历史。
在大陆，我很难看到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的回忆录或者口述自传，他们后半生生活在反复的恐惧和磨难中。军衔高高在上者，不是去了台湾，就是在战场上投诚或被俘，但在新政权下很快摇身进入了各种并非要津的部门任职，或者进政协逍遥度日，遇上文革，那是谁也躲避不了的，即使是一国主席。而普通士兵，大部分人缺失文化教育，不仅无法识文断字，而且在涉及自身以外的更大事件时，往往不得其闻，仅凭主观上的记忆是谬误百出。
而所有不足，汇集在黄耀武身上，成为一场翻身之役。他是学生从军，又加入了驻印军接受美式军械和美式训练，新六军是国民政府的精魄之军。所以，黄耀武的身份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受严格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军人。
黄耀武出生于上海，父亲黄持汉是同盟会会员，故家境和家养都算不错。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逼迫他们举家迁往老家广州。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又举家避难香港，父亲白昼都在教书糊口，于1940年秋积劳成疾患上败血症去世。
1941年的盛夏，母亲中暑倒毙。时间再流逝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母双亡的黄耀武，无缘体验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那种兵荒马乱下的爱情与温暖。黄耀武回到了广东，在省政府秘书长室做一个工友，温饱是无虞了，但经常要跑警报。
他于1943年末报名参军，1944年初入伍，开始了5年的戎马生涯。
1944年9月，蒋介石演讲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让人热血奔放，共计有12万年轻学子参军，除了拨付到驻印军，其余共编成9个师。黄耀武属于前者，他经历驼峰航线，到达了印度枷姆兰军营。
那段训练时期，无疑是人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他们接受了美械装备，在美军教官下受训，其待遇和物质供应是国内无法想象的。
黄耀武眼中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从廖耀湘到李涛、傅忠良等人，都是“受四书五经熏陶很深”。更有意思的是，但凡中下级军官，如果是黄埔军校毕业者，都是标准的新式军人，与老兵油子不同，他们不贪腐、不吃空缺、不赌不嫖、与手下同甘共苦，不追求个人享乐。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对培养职业军官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抗战结束时，往昔的毕业生们在惨烈持久的战争中大量凋谢，这些都是无可估量的损失，也为日后的战败埋下隐患。
这么一支养精蓄锐的虎狼之师，与掌握了制空权的美国空军配合，在归国复仇意志和无限物质供应的支撑下，一举扫荡缅甸。
二战结束，新六军奔赴南京受降、驻防，风光无限。但旋即整装北上闯关东，开始了白山黑水间的手足相残。
黄耀武回忆，上船北上之际，他们直以为是接收日军投降这么简单容易，但登陆之后，晚上驻防时，才下达战时命令。这说明国民党基层部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这点可详细参照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类例子在他的从军生涯里比比皆是，新兵入伍时就在唱《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没人管。知识分子如黄耀武居然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对毛泽东、朱德、贺龙、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等人四处张贴的画像，只晓得都是抗战领袖和将领。对抗战后的国内形势更是一片朦胧模糊，除了双方合作搞统一战线的官方宣传外，一无所知。
黄耀武对于对方的人海战术耿耿于怀。民主联军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匮乏军事常识，冲锋者如潮水，一波延续一波，阵地前尸横遍野。直到多年以后的文革，他与一个解放军师参谋长同关在一起，还埋怨对方不该采用人海战术。
沙岭一役，新六军以寡敌众，一个团的重机枪子弹告罄。
但新六军装备再精锐，训练再严格，士气再高昂，最终败给他们眼前的乌合之众。黄耀武对战败原因的分析，仅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很有独特的意义。国民党部队对收编后的俘虏不抱有敌意，不存在监视，也不进行任何思想工作，导致两军一对阵，大部分人又重新归队；对于遗留在战场上的武器弹药，国军无瑕也无人手来进行处理，这对无所不在的中共部队而言是失而复得；连对方都承认，国民党炮兵太准了，因为都是有一定数学基础的人选拔去当炮兵，但这些人被俘后都加入了对方的炮兵；不仅是炮兵，任何国民党兵员在被俘后都源源不断输入中共军队，相当于国民政府花钱给对方培养军队。关于兵源补充问题，当代军史专家刘统做过系统的分析，黄耀武的当事人回忆见证了刘统的论点。
作为非专业研究者，普通人印象里关于那场内战，那些国民党军人，都是传统宣传中的唱词，黑白分明，充满了历史决定论的自傲。张正隆的报告文学《雪白血红》可谓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从东北战场作为一个切入点，他比之后的追寻远征军脚程热更早，可惜张正隆之后的作品再也达不到这种高度。此外，《1948?长春：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一书非常细微，可与黄耀武的回忆相照应。
随着时代气息的逐渐宽容、开放，国人必将能见到更多的资料，它们来自散落在民间的历史当事人回忆或口述，来自解封的档案，来自台湾的出版物如《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