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瓦尔主义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意识形态。”历史学家Malcolm Deas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如是说。“解放者”玻利瓦尔（1783-1830，1811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1812年失败流亡；1813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1814年失败流亡；1818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1819年将其解散，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0年辞职下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后人不难各取所需。玻利瓦尔年轻时游历欧洲，醉心于洛克的学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成立时，他也是联邦主义的支持者。第一批“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不爱国王的意思）大抵来自毁家纾难的大地主阶级，坚决反对海地革命政府的暴力土改路线。第一共和国的选民团由身家两千比索以上的土豪组成，愉快地扮演英国辉格党人。他们没有料到保王党人居然会利用民粹主义鼓动底层民众和有色人种，弄得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两头不是人。西班牙王国在拿破仑的折磨之下，根本没有余力顾及美洲的忠臣。美洲保王党领袖博维斯果断地招募穷人和有色人种，用爱国者的财产代替军饷和军阶。抢劫的乐趣吸引追随者的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了洛克的著作。“异想天开的共和国”像泡沫一样破裂。玻利瓦尔本人的大庄园很快就被贫下中农分光了，自己也不得不逃亡海外。他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发誓再也不会听信“善意的空想”了。
玻利瓦尔率领包括大批欧洲冒险家的部队卷土重来的时候，明显是下定决心要像敌人一样残酷无情了。他发布了“灭绝战”的公告，将站队学强加给不大情愿的祖国。任何人如果拒绝明确支持共和国，都将被视为共和国的敌人。他要让保王党明白，爱国者也会杀全家的。不过，会叫的狗不一定会咬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像贫下中农一样行事，技术上和习惯上都有诸多障碍。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般都承认，“灭绝战”从来都是纸上谈兵。玻利瓦尔如果当真做掉了那些可恶的同胞，后来就不会客死异乡了。第二共和国和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用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代替了美国式的联邦制。玻利瓦尔本人的主要收获，就是“解放者”的头衔。这个职位在宪法上的意义，相当于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克伦威尔是在解散议会以后，自己夺走了议事长留下的权杖。玻利瓦尔却要求议会将独裁权授予他，然后真到危机时刻又不肯使用，宁可辞职跑回欧洲，写书骂他的同胞不知好歹。这一系列表现说明“解放者”骨子里还是十九世纪绅士，阶级本能经常妨碍理性策划。
玻利瓦尔给拉美留下的遗产，实际上可以向任意方向解读，都不愁找不到依据。你可以说他是军事独裁传统的创始人，首先打开了宪法上的缺口；也可以说军事独裁传统是由于他的失败而开始的，因为他的故事教育后来的军事首领千万不要主动放弃权力。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的敌人，因为他反对保王党人的白色雅各宾主义；也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的朋友，因为他反对第一共和国的教条辉格主义。因此毫不足怪，玻利瓦尔主义最初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López-Contreras（José EleazarLópez Contreras，1883–1973，1935-1941年任委内瑞拉总统）将军和查韦斯都是玻利瓦尔主义者，意思就相当于毕苏斯基将军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都是社会主义者。
López-Contreras将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明Bolivarianism的动机，是想开发国父的剩余价值，支持军官团的凯末尔式宪法否决权，抵抗“红色三十年代”的民粹浪潮。López-Contreras将军声称：“玻利瓦尔的理想应该构成政府一切举措的指南。”他的意思是：如果选举产生民粹主义的领袖，或是议会无法形成保护财产的稳定多数派，军队就要以玻利瓦尔的名义发动政变，建立超越派系争议的全国团结政府。这种模式在拉丁国家并不新鲜，阿根廷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政变。只是玻利瓦尔作为政治符号，最适合由委内瑞拉人开发罢了。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故事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发现人民开始觉醒，虚伪的民主形式已经无法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就撕破了假面具，走向赤裸裸的军事独裁。López-Contreras将军说他在布尔什维主义当中看到了意识形态、反爱国主义和暴政，“建立国家的军队”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则有理由认为，玻利瓦尔主义者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这些人如果留在莫斯科或西班牙，会比反动派死得更快。无论事实如何，从政治神话的角度看，玻利瓦尔主义有效地开发了反共的政治正确，支持了1936年宪法。玻利瓦尔主义政权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正统性，有别于只能以临时政府自居的众多军人集团。
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政权的结束，部分归因于美国输出民主的冷战自由主义外交。1958年以后的委内瑞拉政治在民主的框架下，很快恢复到“解放者”当年无法忍受的自然状态。机会主义的小团体控制了主要政党，大多数国民放弃了政治参与的兴趣。玻利瓦尔最后扬言，统治西班牙语美洲人是不可能的，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其实委内瑞拉在冷战时期的形势，相对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涣散是差强人意的。主要政党模仿欧洲的共识政治，选举只能带来细枝末节的调整。大党相互达成放水的默契，防止搅局的新生力量分享蛋糕。如果有人对现状不满，很难在建制派内部找到出路。宪法的形式维持了四十多年，直到Chávez将军（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2013，1992年发动政变，失败，1999年成功上台）发动1992年政变。
Chávez将军是天才的政治精算师，懂得符号包装的艺术（查韦斯在军队里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叫“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当上总统后把委内瑞拉改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此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也叫做“玻利瓦尔革命”，发行的新版货币叫做“强势玻利瓦尔”）。玻利瓦尔的形象是妇孺皆知的，玻利瓦尔的真实政策则只有极少数人才理解。何况，三十年代的玻利瓦尔主义难道当真符合解放者的本意么？大家都是历史发明家，何必相互歧视呢？Chávez将军懂得怎样利用共识政治的死角，开发建制派忽略的沉默民众。在这方面，他和庇隆并没有多大差异。他的第五共和国跟阿根廷的正义党一样，只有一系列凯撒主义的恩荫－交易体系，既没有苏联那种逻辑连贯的政策，也没有苏联那种完整严密效的体制。财产权为无产者牺牲，私人企业为国家牺牲。军队得到了一切，其他人得到了表演的机会。长期的积累消耗殆尽以后，结局自然会来临。Chávez将军和庇隆都有足够好的运气，死在崩溃来临以前。他们的继承人替他们承担失败责任以后，他们自己的华丽形象仍然可以作为神话塑造的资本。公众是如此健忘和虚浮，很难抗拒昆德拉所谓的意像形态。
用苏联的标准看，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经济崩溃都谈不上严重。民粹主义独裁者没有能力消灭反对党和媒体，没有保护自己免遭民意反复无常之害的专政机构。阿根廷人和委内瑞拉人所谓的洪水，按照苏联新经济政策黄金时代的标准已经是天堂了。资产阶级的媒体把玻利瓦尔主义的医院比作古巴的医院，其实跟López-Contreras将军和弗朗哥将军把无政府主义者都打成布尔什维克差不多。虽然两者都不靠谱，但不靠谱的程度是有天壤之别的。阿根廷人在正义党（阿根廷左派政党，由庇隆创建于1947年，该党连续执政时间较长的有3次：1946-1955年的庇隆政府，1989-1999年的梅内姆政府；2003年以来的基什内尔政府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最糟糕的时代，仍然比大多数亚洲人吃肉更多。他们仅仅是从旧南非沦落为新南非，并没有从旧中国沦为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Chávez和庇隆支流仅仅相对于国民党。他们的失败雄辩地证明：如果没有列宁党和专政机关，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不可能抵抗资产阶级的消极抵抗和暗中破坏。过渡状态是不稳定的，不进则退。前进就是列宁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在群众专政之下再也没有搞破坏的机会。后退就会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后者会将财产权置于民主形式之上。这样的分析其实无懈可击，至少玻利瓦尔本人无论怎么看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化身。
(刘仲敬)
玻利瓦尔主义是一种没有内容的意识形态。”历史学家Malcolm Deas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如是说。“解放者”玻利瓦尔（1783-1830，1811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1812年失败流亡；1813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1814年失败流亡；1818年建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1819年将其解散，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0年辞职下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后人不难各取所需。玻利瓦尔年轻时游历欧洲，醉心于洛克的学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成立时，他也是联邦主义的支持者。第一批“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不爱国王的意思）大抵来自毁家纾难的大地主阶级，坚决反对海地革命政府的暴力土改路线。第一共和国的选民团由身家两千比索以上的土豪组成，愉快地扮演英国辉格党人。他们没有料到保王党人居然会利用民粹主义鼓动底层民众和有色人种，弄得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两头不是人。西班牙王国在拿破仑的折磨之下，根本没有余力顾及美洲的忠臣。美洲保王党领袖博维斯果断地招募穷人和有色人种，用爱国者的财产代替军饷和军阶。抢劫的乐趣吸引追随者的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了洛克的著作。“异想天开的共和国”像泡沫一样破裂。玻利瓦尔本人的大庄园很快就被贫下中农分光了，自己也不得不逃亡海外。他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发誓再也不会听信“善意的空想”了。
玻利瓦尔率领包括大批欧洲冒险家的部队卷土重来的时候，明显是下定决心要像敌人一样残酷无情了。他发布了“灭绝战”的公告，将站队学强加给不大情愿的祖国。任何人如果拒绝明确支持共和国，都将被视为共和国的敌人。他要让保王党明白，爱国者也会杀全家的。不过，会叫的狗不一定会咬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像贫下中农一样行事，技术上和习惯上都有诸多障碍。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般都承认，“灭绝战”从来都是纸上谈兵。玻利瓦尔如果当真做掉了那些可恶的同胞，后来就不会客死异乡了。第二共和国和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区别，在于用法国式的中央集权制代替了美国式的联邦制。玻利瓦尔本人的主要收获，就是“解放者”的头衔。这个职位在宪法上的意义，相当于克伦威尔的护国公。克伦威尔是在解散议会以后，自己夺走了议事长留下的权杖。玻利瓦尔却要求议会将独裁权授予他，然后真到危机时刻又不肯使用，宁可辞职跑回欧洲，写书骂他的同胞不知好歹。这一系列表现说明“解放者”骨子里还是十九世纪绅士，阶级本能经常妨碍理性策划。
玻利瓦尔给拉美留下的遗产，实际上可以向任意方向解读，都不愁找不到依据。你可以说他是军事独裁传统的创始人，首先打开了宪法上的缺口；也可以说军事独裁传统是由于他的失败而开始的，因为他的故事教育后来的军事首领千万不要主动放弃权力。你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的敌人，因为他反对保王党人的白色雅各宾主义；也可以说他是民粹主义的朋友，因为他反对第一共和国的教条辉格主义。因此毫不足怪，玻利瓦尔主义最初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López-Contreras（José EleazarLópez Contreras，1883–1973，1935-1941年任委内瑞拉总统）将军和查韦斯都是玻利瓦尔主义者，意思就相当于毕苏斯基将军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都是社会主义者。
López-Contreras将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明Bolivarianism的动机，是想开发国父的剩余价值，支持军官团的凯末尔式宪法否决权，抵抗“红色三十年代”的民粹浪潮。López-Contreras将军声称：“玻利瓦尔的理想应该构成政府一切举措的指南。”他的意思是：如果选举产生民粹主义的领袖，或是议会无法形成保护财产的稳定多数派，军队就要以玻利瓦尔的名义发动政变，建立超越派系争议的全国团结政府。这种模式在拉丁国家并不新鲜，阿根廷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类似的政变。只是玻利瓦尔作为政治符号，最适合由委内瑞拉人开发罢了。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故事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发现人民开始觉醒，虚伪的民主形式已经无法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就撕破了假面具，走向赤裸裸的军事独裁。López-Contreras将军说他在布尔什维主义当中看到了意识形态、反爱国主义和暴政，“建立国家的军队”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国际则有理由认为，玻利瓦尔主义者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这些人如果留在莫斯科或西班牙，会比反动派死得更快。无论事实如何，从政治神话的角度看，玻利瓦尔主义有效地开发了反共的政治正确，支持了1936年宪法。玻利瓦尔主义政权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正统性，有别于只能以临时政府自居的众多军人集团。
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政权的结束，部分归因于美国输出民主的冷战自由主义外交。1958年以后的委内瑞拉政治在民主的框架下，很快恢复到“解放者”当年无法忍受的自然状态。机会主义的小团体控制了主要政党，大多数国民放弃了政治参与的兴趣。玻利瓦尔最后扬言，统治西班牙语美洲人是不可能的，然后就撒手不管了。其实委内瑞拉在冷战时期的形势，相对于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涣散是差强人意的。主要政党模仿欧洲的共识政治，选举只能带来细枝末节的调整。大党相互达成放水的默契，防止搅局的新生力量分享蛋糕。如果有人对现状不满，很难在建制派内部找到出路。宪法的形式维持了四十多年，直到Chávez将军（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1954-2013，1992年发动政变，失败，1999年成功上台）发动1992年政变。
Chávez将军是天才的政治精算师，懂得符号包装的艺术（查韦斯在军队里创立的第一个组织叫“玻利瓦尔革命运动”，当上总统后把委内瑞拉改名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此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也叫做“玻利瓦尔革命”，发行的新版货币叫做“强势玻利瓦尔”）。玻利瓦尔的形象是妇孺皆知的，玻利瓦尔的真实政策则只有极少数人才理解。何况，三十年代的玻利瓦尔主义难道当真符合解放者的本意么？大家都是历史发明家，何必相互歧视呢？Chávez将军懂得怎样利用共识政治的死角，开发建制派忽略的沉默民众。在这方面，他和庇隆并没有多大差异。他的第五共和国跟阿根廷的正义党一样，只有一系列凯撒主义的恩荫－交易体系，既没有苏联那种逻辑连贯的政策，也没有苏联那种完整严密效的体制。财产权为无产者牺牲，私人企业为国家牺牲。军队得到了一切，其他人得到了表演的机会。长期的积累消耗殆尽以后，结局自然会来临。Chávez将军和庇隆都有足够好的运气，死在崩溃来临以前。他们的继承人替他们承担失败责任以后，他们自己的华丽形象仍然可以作为神话塑造的资本。公众是如此健忘和虚浮，很难抗拒昆德拉所谓的意像形态。
用苏联的标准看，玻利维亚和阿根廷的经济崩溃都谈不上严重。民粹主义独裁者没有能力消灭反对党和媒体，没有保护自己免遭民意反复无常之害的专政机构。阿根廷人和委内瑞拉人所谓的洪水，按照苏联新经济政策黄金时代的标准已经是天堂了。资产阶级的媒体把玻利瓦尔主义的医院比作古巴的医院，其实跟López-Contreras将军和弗朗哥将军把无政府主义者都打成布尔什维克差不多。虽然两者都不靠谱，但不靠谱的程度是有天壤之别的。阿根廷人在正义党（阿根廷左派政党，由庇隆创建于1947年，该党连续执政时间较长的有3次：1946-1955年的庇隆政府，1989-1999年的梅内姆政府；2003年以来的基什内尔政府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最糟糕的时代，仍然比大多数亚洲人吃肉更多。他们仅仅是从旧南非沦落为新南非，并没有从旧中国沦为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Chávez和庇隆支流仅仅相对于国民党。他们的失败雄辩地证明：如果没有列宁党和专政机关，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不可能抵抗资产阶级的消极抵抗和暗中破坏。过渡状态是不稳定的，不进则退。前进就是列宁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在群众专政之下再也没有搞破坏的机会。后退就会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后者会将财产权置于民主形式之上。这样的分析其实无懈可击，至少玻利瓦尔本人无论怎么看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化身。
(刘仲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