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奇人，他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其代表作《红楼梦考证》则是新红学的奠基之作。如果说，胡适造就了红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新学派；那么，《红楼梦考证》，则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纪元。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书，发表于1921年11月。当时，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舞台。《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是一部天书，一部“迷”书。而“索隐派”的治学，是利用读者急于解红楼之“迷”的心态，再引据一些野史、杂记，硬要从中“索”出所谓真人真事来，如：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之间的爱情故事，黛玉就是董鄂妃；也有人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红”字影射朱明王朝，贾府影射清朝，贾府的败落隐含反清吊明之意。“索隐派”的红学研究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魅力大，能迷人。直到今天，还有人承继“索隐”的衣钵，“索”出《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是康熙朝太子胤礽的女儿这一结论来。《红楼梦考证》一书出版时，胡适三十岁，他是以后起的年青学者的姿态，对负有盛名的辛亥革命元老、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人蔡元培先生发起挑战的，书中批评尖锐，攻势凌厉，言语犀利以至于刻薄，他认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研究方法是“猜笨谜”，是“很牵强的附会”，其研究人员都是“大苯伯”，研究所得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蔡元培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写文章与胡适“商榷”；胡适针对蔡文，又写文章答辩。两人一来一往，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论争正烈之际，蔡元培慷慨地设法为胡适借阅或许于己不利的书籍和资料，还告诉他所需要的材料应当到那里去找，充分表现出长者的睿智、襟怀和风度。三十多年后，胡适回忆起旧事，说“那时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我当教授，蔡先生是我的上司，但他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胡适的意识比起同时代的文人来，是超前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在“考证”一书中，他最早对《红楼梦》的作者是否是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家世、性格、遭遇和著书时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和这些版本的来历进行了考证，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他的一些观点，如一声惊雷，响彻了五四后中国整个文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考定：
（1）《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
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顒和曹頫三代四个人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
（4）康熙皇帝南巡，正是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
大概因亏空获罪被抄没。曹雪芹生活由此陷入贫苦困顿。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为乾隆
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胡适考定的结论，大多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因而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然为公众所普遍认同，成为后人考证《红楼梦》的基本命题。近百年来，红学领域的研究和争论，也基本上没有人能超越上述命题的范畴。胡适、蔡元培分别代表了“新红学”、“旧红学”的观点。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推倒了旧红学，使持有旧红学观点的“索隐派”偃旗息鼓，声势不振，在学术上彻底败北。一批新红学的学者由此开始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从而开启了一条研红的新途径。谁都不能否认，胡适对研究《红楼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考证”一书是红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
胡适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对问题的考索十分慎密。他注重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部书中勾勒出一条“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处处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他认为，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使用证据，必须先审查证据，要考察这个证据是何人、何处、何地寻出的？这个人是否有做证人的资格？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作伪证？他认为，“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得出结论是求证过程中最后、最重要的一节，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尤为可贵的是，他运用证据，还表现在勇于纠错，每当有新证据出现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设不能成立时，就立即改正。他的不少观点，就是在发现新证据后被自己或者被别人所纠正的。《红楼梦考证》的“初稿”是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后，胡适又获得了许多新材料，于是他在许多细节上又加以补充和改写。例如，在“初稿”中，他曾根据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后来他发现与曹雪芹生平有关的大量证据，在“改定稿”中才认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在“改定稿”发表时，他坦率承认：“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1930年11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提出应当运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科学方法来做学问，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要重视实证，打破成见，力求去解决问题；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创新；证据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1952年12月，胡适在《治学方法》一文中，又重申了这些观点。
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把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与八十回本《红楼梦》作了认真的比较，得出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结论，并认为后四十回许多人物、情节、结局与前八十回全无照应，有的段落文字笨拙，“读了令人作呕”。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后四十回也“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整部小说最后以大悲剧作结收场，打破了中国历来写小说都要以团圆作结的迷信。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都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乎一些无聊文人在续、补《红楼梦》时（如《后石头记》、《红楼圆梦》）就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而胡适却在当时就能以“悲剧的眼光”来审视后四十回，对后四十回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钦服。
然而，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结论也不免有疏失之处。他在“考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自叙传”观点，认为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就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小说混同于史书，把文学作品混同于历史传记。但是，在许多学者指出这个问题后，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在为“自叙传”寻找根据。胡适作为一个学术先驱者，也患有多半学术先驱者常患的那种偏执的通病！
胡适还从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评论。他曾多次对人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说自己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他甚至认为在文学上，《红楼梦》比不过《儒林外史》、也比不上《老残游记》。对此，许多学者认为，胡适的一生，主要致力于对《红楼梦》的背景、作者、版本等作文献上的研究，而没有在艺术上对《红楼梦》的内容、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就文本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有人讥刺他“只擅长考证”，而根本“不懂文学为何物”，所作出的是“非常外行”的评论。
1948年12月，胡适扔下了做学问长期累积的102箱珍贵书籍和资料，匆忙中仅带走最古本的“甲戌本”十六回《红楼梦》，随蒋氏集团逃到了台湾。1962年2月20日，他去世前的四天，在和友人往来的信函中，还在谈《红楼梦》。不难想象，他的一生，红楼情结浓郁，与《红楼梦》的缘分从来没有中断过。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有关人员谈话时说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他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拿这两位大学者作比，肯定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表述的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在胡适去世两年后，毛泽东说定的这句话，应该是对胡适一生研究《红楼梦》所作贡献的盖棺论定。
将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史表明，胡适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人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其地位也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作为学者，胡适是不朽的；作为学术成果，胡适把自己的力作《红楼梦考证》献给了人类，而这部著作，是后世学子“解秘”《红楼梦》的必读文献，是永垂的。
胡适（1891——1962），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哲人，一位奇人，他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其代表作《红楼梦考证》则是新红学的奠基之作。如果说，胡适造就了红学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新学派；那么，《红楼梦考证》，则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纪元。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书，发表于1921年11月。当时，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占据了《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舞台。《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是一部天书，一部“迷”书。而“索隐派”的治学，是利用读者急于解红楼之“迷”的心态，再引据一些野史、杂记，硬要从中“索”出所谓真人真事来，如：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之间的爱情故事，黛玉就是董鄂妃；也有人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红”字影射朱明王朝，贾府影射清朝，贾府的败落隐含反清吊明之意。“索隐派”的红学研究有大众化、通俗化的特点，魅力大，能迷人。直到今天，还有人承继“索隐”的衣钵，“索”出《红楼梦》中的秦可卿是康熙朝太子胤礽的女儿这一结论来。《红楼梦考证》一书出版时，胡适三十岁，他是以后起的年青学者的姿态，对负有盛名的辛亥革命元老、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人蔡元培先生发起挑战的，书中批评尖锐，攻势凌厉，言语犀利以至于刻薄，他认为：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研究方法是“猜笨谜”，是“很牵强的附会”，其研究人员都是“大苯伯”，研究所得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蔡元培为捍卫自己的观点，写文章与胡适“商榷”；胡适针对蔡文，又写文章答辩。两人一来一往，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论争正烈之际，蔡元培慷慨地设法为胡适借阅或许于己不利的书籍和资料，还告诉他所需要的材料应当到那里去找，充分表现出长者的睿智、襟怀和风度。三十多年后，胡适回忆起旧事，说“那时蔡先生当（北大）校长，我当教授，蔡先生是我的上司，但他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
胡适的意识比起同时代的文人来，是超前的；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在“考证”一书中，他最早对《红楼梦》的作者是否是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家世、性格、遭遇和著书时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和这些版本的来历进行了考证，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他的一些观点，如一声惊雷，响彻了五四后中国整个文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考定：
（1）《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
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
（3）曹雪芹的曾祖曹玺、祖父曹寅、父辈曹顒和曹頫三代四个人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
（4）康熙皇帝南巡，正是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
大概因亏空获罪被抄没。曹雪芹生活由此陷入贫苦困顿。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为乾隆
初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胡适考定的结论，大多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因而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时至今日，仍然为公众所普遍认同，成为后人考证《红楼梦》的基本命题。近百年来，红学领域的研究和争论，也基本上没有人能超越上述命题的范畴。胡适、蔡元培分别代表了“新红学”、“旧红学”的观点。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推倒了旧红学，使持有旧红学观点的“索隐派”偃旗息鼓，声势不振，在学术上彻底败北。一批新红学的学者由此开始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从而开启了一条研红的新途径。谁都不能否认，胡适对研究《红楼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考证”一书是红学史上一座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
胡适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对问题的考索十分慎密。他注重研究学问的方法，在这部书中勾勒出一条“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处处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他认为，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使用证据，必须先审查证据，要考察这个证据是何人、何处、何地寻出的？这个人是否有做证人的资格？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作伪证？他认为，“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得出结论是求证过程中最后、最重要的一节，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尤为可贵的是，他运用证据，还表现在勇于纠错，每当有新证据出现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设不能成立时，就立即改正。他的不少观点，就是在发现新证据后被自己或者被别人所纠正的。《红楼梦考证》的“初稿”是1921年3月出版的，出版后，胡适又获得了许多新材料，于是他在许多细节上又加以补充和改写。例如，在“初稿”中，他曾根据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后来他发现与曹雪芹生平有关的大量证据，在“改定稿”中才认定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在“改定稿”发表时，他坦率承认：“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1930年11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提出应当运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科学方法来做学问，要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要重视实证，打破成见，力求去解决问题；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创新；证据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1952年12月，胡适在《治学方法》一文中，又重申了这些观点。
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把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与八十回本《红楼梦》作了认真的比较，得出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结论，并认为后四十回许多人物、情节、结局与前八十回全无照应，有的段落文字笨拙，“读了令人作呕”。但与此同时，他又肯定后四十回也“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主要表现在以宝黛爱情为主线的整部小说最后以大悲剧作结收场，打破了中国历来写小说都要以团圆作结的迷信。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都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乎一些无聊文人在续、补《红楼梦》时（如《后石头记》、《红楼圆梦》）就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而胡适却在当时就能以“悲剧的眼光”来审视后四十回，对后四十回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由衷的钦服。
然而，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结论也不免有疏失之处。他在“考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自叙传”观点，认为曹雪芹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就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小说混同于史书，把文学作品混同于历史传记。但是，在许多学者指出这个问题后，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在为“自叙传”寻找根据。胡适作为一个学术先驱者，也患有多半学术先驱者常患的那种偏执的通病！
胡适还从文学的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评论。他曾多次对人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说自己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他甚至认为在文学上，《红楼梦》比不过《儒林外史》、也比不上《老残游记》。对此，许多学者认为，胡适的一生，主要致力于对《红楼梦》的背景、作者、版本等作文献上的研究，而没有在艺术上对《红楼梦》的内容、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就文本本身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有人讥刺他“只擅长考证”，而根本“不懂文学为何物”，所作出的是“非常外行”的评论。
1948年12月，胡适扔下了做学问长期累积的102箱珍贵书籍和资料，匆忙中仅带走最古本的“甲戌本”十六回《红楼梦》，随蒋氏集团逃到了台湾。1962年2月20日，他去世前的四天，在和友人往来的信函中，还在谈《红楼梦》。不难想象，他的一生，红楼情结浓郁，与《红楼梦》的缘分从来没有中断过。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有关人员谈话时说到了对《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他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拿这两位大学者作比，肯定了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表述的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在胡适去世两年后，毛泽东说定的这句话，应该是对胡适一生研究《红楼梦》所作贡献的盖棺论定。
将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史表明，胡适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人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其地位也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作为学者，胡适是不朽的；作为学术成果，胡适把自己的力作《红楼梦考证》献给了人类，而这部著作，是后世学子“解秘”《红楼梦》的必读文献，是永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