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上任不久，美国电影—摄影联盟的“形象化文献”和帕尔·劳伦斯阐释“新政”的纪录片得到了总统的支持；1934年，希特勒亲自授意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宣传纳粹主张的纪录片；1936年，法国共产党为了在竞选中争取选票，聘请让·雷诺阿拍摄一部融合资料镜头和表演场面的影片；1937年8月2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1个月，日本政府即决定在伪满洲国首府长春建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9年，随着二战爆发，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把纪录电影用作战争武器。种种事实表明，纪录电影在3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成为国际现象。对于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中国纪录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一切抗日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量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抗战纪录电影。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抗战纪录电影的起点，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抗战纪录电影进入繁荣阶段。日伪电影机构拍摄的侵华电影，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依照制作主体划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分为如下六类。1、民营影片公司从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战纪录电影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成立于20年代的百余家影片公司，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淘汰，到30年代初形成了以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为主的格局，30家左右的中小公司也以各自的特色在电影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起初成立的影片公司大多集中在上海，后来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影片公司，如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除了影片公司，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也拍摄了抗战纪录电影。这个时期的抗战纪录电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反映凇沪战场的抗日活动，第二阶段主要反映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继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2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由于一二八的炮火摧毁了上海大部分影片公司的制片基地，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成为许多公司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当时，几乎所有公司都派摄制组到战场上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以上为大公司的出品，中小公司的新闻纪录片有：《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反映淞沪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很快就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的赞扬。比如，《上海之战》在上海郊区巴黎舞场和福安影院上映时创下了连映12天的记录，《淞沪随军日记》和《上海抗日血战史》在广州上映时大为轰动。南洋爱国侨胞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欢迎这些影片，曾经派遣专人到上海购买拷贝，还为影片配制了粤语说明。此外，有些抗日新闻纪录片还被运到美国发行放映。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缔结《淞沪停战协定》。然而，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主要是由中小公司拍摄的。淞沪战争结束后，自1932年6月起上海陆续成立2
罗斯福上任不久，美国电影—摄影联盟的“形象化文献”和帕尔·劳伦斯阐释“新政”的纪录片得到了总统的支持；1934年，希特勒亲自授意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宣传纳粹主张的纪录片；1936年，法国共产党为了在竞选中争取选票，聘请让·雷诺阿拍摄一部融合资料镜头和表演场面的影片；1937年8月2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1个月，日本政府即决定在伪满洲国首府长春建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9年，随着二战爆发，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把纪录电影用作战争武器。种种事实表明，纪录电影在3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成为国际现象。对于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中国纪录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一切抗日力量完成这个使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量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抗战纪录电影。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抗战纪录电影的起点，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抗战纪录电影进入繁荣阶段。日伪电影机构拍摄的侵华电影，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依照制作主体划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分为如下六类。1、民营影片公司从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战纪录电影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成立于20年代的百余家影片公司，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淘汰，到30年代初形成了以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为主的格局，30家左右的中小公司也以各自的特色在电影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起初成立的影片公司大多集中在上海，后来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影片公司，如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除了影片公司，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也拍摄了抗战纪录电影。这个时期的抗战纪录电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反映凇沪战场的抗日活动，第二阶段主要反映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继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2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由于一二八的炮火摧毁了上海大部分影片公司的制片基地，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成为许多公司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当时，几乎所有公司都派摄制组到战场上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以上为大公司的出品，中小公司的新闻纪录片有：《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反映淞沪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很快就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的赞扬。比如，《上海之战》在上海郊区巴黎舞场和福安影院上映时创下了连映12天的记录，《淞沪随军日记》和《上海抗日血战史》在广州上映时大为轰动。南洋爱国侨胞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欢迎这些影片，曾经派遣专人到上海购买拷贝，还为影片配制了粤语说明。此外，有些抗日新闻纪录片还被运到美国发行放映。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缔结《淞沪停战协定》。然而，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主要是由中小公司拍摄的。淞沪战争结束后，自1932年6月起上海陆续成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