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术的起源
武术之功夫源于“道”，武之大成者合于“道”。对于武术之起源，存在所谓“唯心”、“唯物”之争论，即为“闲谈”，故不在本文阐述之列。
传说中的炎、黄、尧、虞、舜到夏代（约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原始时期。中华文化开始萌生，武术亦有了原始发端。
工具为人类进化的最主要标志，原始武器的出现与进化，成为原始技击的产生与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原始时期，工兵不分，以木石击物则为器，以之格斗即为兵。北京猿人狩猎使用的武器是木棍、木矛与石球。因木质易腐，考古发现木矛极少。距今3万年前已有石制矛头加上木棒成为矛枪，这是最早的复合武器。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石刀出现多种形态，有刀背钻孔，缚上长柄，成为最早的大刀。此外，还有石戈、石斧、石槌等多种石兵。据《越绝书》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说明原始武术以石制兵器的运用为主。
弓箭的创造，是人类文明史和武术史上巨大的进步。考古发现，距今3万年前就有以燧石片制成的石镞，说明我们祖先发明弓箭甚早。至新石器时代，石镞、骨镞大量出现，表明弓箭是原始社会后期极为普遍的武器。古代历史传说中许多射箭的故事，特别是有关神箭手夏代夷族领袖后羿射日及射杀毒蛇猛兽为民除害的故事，表现了原始先民对武艺高超的英雄的赞颂。
原始武术的萌生与发展，与人类的生存竞争和原始战争分不开。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人，人不能向。”将蚩尤描绘成既是许多器械的创造者，又是精于徒手角斗的英雄，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战争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现今存留的一些原始岩画，如在云南沧源和内蒙古阴山发现的原始岩画，其中可以看到某些武舞的场景。通过武舞，充分反映出舞者的武艺水平和威武气势。古代传说中一些故事说明我国原始的战舞，不仅是武术击刺的演练，也还有通过武艺表演宣扬武威的作用。据《淮南子·缪祢训》记，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慨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即所谓“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
原始武术的发展，与原始教育、原始宗教以及原始娱乐分不开。在原始社会，上述各种文化形态常常紧密交织一起。原始人的文化活动，既是祭天酬神，也是教育娱乐。原始教育中，生产经验、战斗技术的传授与练习是最重要的内容。原始的求神、娱神活动，常常是数十上百的人群手执武器号叫狂舞，或者模拟战斗场景，或者表演战胜猛禽巨兽、歌颂胜利、都与武术的演练分不开。古籍《尚书·尧典》记一个名叫“夔”的首领说：“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啊！让我们的敲打起石鼓，和百兽一起跳起来吧！）这里的“百兽”，指的是模拟野兽的形态动作，是一种拟兽的狩猎舞，也是古代武术中象形拳的最原始的萌芽。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夏、商、周三代，巫、舞、武合一。所谓武舞，既有巫术，又有舞蹈和武术的成份。
据说夏代有所谓“干戚舞”。《淮南子·缪称训》载：夏禹平定三苗时，三苗屡败仍不服。于是夏禹让三苗观看了威武雄壮的“干戚舞”表演后终于降服。“干戚舞”应属武舞的一种。
殷商甲骨文中多有“伐”字。罗振玉将之释为“武舞”。郭沫若将之释为“干舞”，也应是武舞。据说商代乐舞《大粤》，也是一种武舞。
周代著名的“大武舞”，表现了武王克商的过程与功绩。据《史记·乐书》载，大武舞是手执武器，编为队列，象征战阵。孔子所云“夹振之而四伐”，郑玄注云：“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手持武器，一击一刺，也应属于武舞的范畴。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时，联合有巴蜀军队。“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跳着威猛的武舞，唱着雄劲的战歌，逼近敌人。巴人作战，一直保持这个传统。
周人的“象舞”亦是武舞。《诗经·维清》郑注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为象舞。”
武术史话：商周的射艺
殷商时已用青铜造镞。但由于箭发出后无法收回，而青铜材料在当时仍属珍贵，所以这一时期石制、骨制箭族仍大量使用。不过殷代铜镞出土仍很多，镞形多为薄匕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一般都有脊和倒须。据《考工记》载：当时的弓，多以木为干，以筋为表，以角为里，再用胶和、丝缠，外加涂漆。
殷代官中职有“多射”之名，应为管理射事的官员。周代亦重习射，周天子亲自习射，并修“射庐”、“射宫”等专门习射场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六艺”中，便有“射”一项。武士选拔，亦主要测试射艺，《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射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不独统治者重射，周代民间习射亦非常普遍，甚至渗入日常生活与风俗。《礼记·内则》云：“子生男设弧于门左。”《礼记·射义》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里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挂上弓，并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
周代射术与礼乐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为“射礼”。射礼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符合于周代贵族的思想道德规范，“礼”是射礼的本质。如《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礼行为与道德教化紧密相关连。周代的射礼按等级区分为四种：一、天子与诸侯在举行盛大祭祀前为选拔参与祭祀的人选而举行礼射，名为“大射”；二、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互相朝拜时举行的礼射，名为“宾射”；三、天子、诸侯燕息娱乐宴会时的礼射，称为“燕射”；四、乡大夫举行乡宴的礼射，称“乡射”。
周代的“五射”，《周礼》郑玄注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为射穿箭靶；“参连”，为三箭连发；“剡注”，为水平发射；“襄尺”，为平肘直臂发射；“井仪”，为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五射”，即射箭的五种要求或方法。
武术史话：隋唐五代短兵武艺
隋、唐、五代，军中标准装备，唯有刀制而无剑制，剑完全退出了战场。极个别将领用剑，已属偶然。
隋、唐、五代有佩剑的习俗。《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则象剑。”“象剑”多为木质，并非真剑，完全是一种礼仪性质的用剑。唐承隋制，佩剑制度亦大致相同。剑成为标志文武百官身份地位的一部分。真剑可以被木剑和金、银、玉质的假剑取而代之，朝堂佩剑即已失去实用价值。
剑虽退出军事舞台，但这时民间剑术却发达起来。唐有任侠之风，侠客所佩皆为剑。唐李世民要聚积力量，夺取皇位，手下一度养有“剑士千人”。李白诗有“宁知草中人，腰下有龙泉”句（《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从李白曾在长安市上手刃数人看，这剑绝不是假剑，剑质和他的剑术应该是已达到相当程度。剑术高超与成熟，还可以从裴舞剑，公孙大娘舞剑器等得到证明。这时的剑术，已由内容简单用于战阵阶段，过渡到技术多样、方法复杂，具有健身、娱乐、表演、自卫等诸多功能的新时期。在中国武术各种拳械中，剑首先完成这种过渡。
唐代的剑已基本定型而与当今无异。据《中国兵器史稿》作者考定：“唐剑形制则完全变革，失去周制而独树一型。后人守之，数千百年，无所改变。此可谓剑至唐代即为后世统一模型矣。”《唐六典》载，唐代刀制有四：“曰仪刀，曰障刀，曰横刀，曰陌刀。”“仪刀”为仪仗所用，饰以金银，并有装饰性的环。李白《从军行》诗句“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中的刀，可能就是这种仪刀。仪刀并不多见。所谓“障刀”，实际使用并不广泛。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载：唐军一万二千五百名士兵中，装备有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唐六典》云：“横刀，佩刀也，兵士所配，名起于隋。”可见，唐代军中所用刀主要是横刀与陌刀，其中，又以横刀数量最大。
《旧唐书·李嗣业传》云：“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可见陌刀是从唐代才开始在军中使用。文献中没有留下陌刀图形，考古发掘至今也未发现陌刀实物。但陌刀的形制，仍可由一些记载中推测。《唐六典》称陌刀“盖古之斩马剑”。斩马剑见于汉代。据此可知陌刀似同剑制，两面有刃。《唐六典》又称陌刀为“长刀”，可见陌刀要么有一长柄，要么刀身较长，而这两种形制皆须双手持握。
唐代见于记载的短兵，还有短枪、铁挝、匕首等。
武术史话：商周的射艺
殷商时已用青铜造镞。但由于箭发出后无法收回，而青铜材料在当时仍属珍贵，所以这一时期石制、骨制箭族仍大量使用。不过殷代铜镞出土仍很多，镞形多为薄匕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一般都有脊和倒须。据《考工记》载：当时的弓，多以木为干，以筋为表，以角为里，再用胶和、丝缠，外加涂漆。
殷代官中职有“多射”之名，应为管理射事的官员。周代亦重习射，周天子亲自习射，并修“射庐”、“射宫”等专门习射场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六艺”中，便有“射”一项。武士选拔，亦主要测试射艺，《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射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不独统治者重射，周代民间习射亦非常普遍，甚至渗入日常生活与风俗。《礼记·内则》云：“子生男设弧于门左。”《礼记·射义》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里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挂上弓，并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
周代射术与礼乐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为“射礼”。射礼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符合于周代贵族的思想道德规范，“礼”是射礼的本质。如《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礼行为与道德教化紧密相关连。周代的射礼按等级区分为四种：一、天子与诸侯在举行盛大祭祀前为选拔参与祭祀的人选而举行礼射，名为“大射”；二、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互相朝拜时举行的礼射，名为“宾射”；三、天子、诸侯燕息娱乐宴会时的礼射，称为“燕射”；四、乡大夫举行乡宴的礼射，称“乡射”。
周代的“五射”，《周礼》郑玄注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为射穿箭靶；“参连”，为三箭连发；“剡注”，为水平发射；“襄尺”，为平肘直臂发射；“井仪”，为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五射”，即射箭的五种要求或方法。
夏商西周时期武术谈之青铜短兵与甲盾
青铜短兵与甲盾 文字资料与考古资料均已证明，商代已有剑。上海博物馆藏有传世文物商代人头纹铜剑。河北省青龙县亦发现商代已有羊首曲柄青铜剑。此剑双锋刃，长约30厘米。西周剑形制亦很短，由历年出土实物看，一般都介于20～40厘米之间。1957年自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剑，形似柳叶。这种形制，可谓周剑之代表，故被称为柳叶剑。《管子》云：“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此剑之始也。”认为剑乃蚩尤所创制。蚩尤是神话中人物。但是否这个神话反映了夏以前已有铜制短兵，尚待进一步研究与发现。
殷商时已有青铜所制的刀。1976年春，中科院考古队在安阳小屯出土文物中发现商代铜刀。1974年，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也出土了商代铜刀10把。1970年8月，山西罗村公社又发现一把长36厘米、宽38厘米的商代铜刀。周代的铜刀亦有发现，形制与殷代有异。昆吾是殷商时代部族，善制剑，在一些古籍中均有记载，今天的“昆吾剑”用名即是对它的纪念。但昆吾不仅善制剑，而且善制刀，《古今图书集成·刀剑部》载：“周穆王时，西戎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释名》云：“盾，也，跪其后以隐也。”《说文解字》则云：盾“所以（捍）身蔽刃，象形。”盾即是防护身体的一种武器。《周礼·夏官》载：“司兵掌五兵五盾，司戈掌戈盾之物”。看来，周代的盾已有多种形制。所谓“五盾”，大致指大小形状有异，或木制皮制有别，或适宜于车战、骑战用途不同的盾牌。
武舞与舞武 中国武术套路史话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7-21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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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注：
[1] [汉]郑玄.十三经注疏·注[M].
[2] 当然，此时的民间武术所具有娱乐性和竞技性，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尚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因为在此时，即使是娱乐与竞技，也常常是生死的搏杀较量。这种生死搏杀，只是从战场转移到社会而已。《庄子·说剑》所记载的剑客们已带有一定的娱乐性与竞技性的斗剑方式的残酷，即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3] [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M].
[4]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合只意味着不少新形式的出现，并不表明原来的搏杀技术已不复存在。作为凶残的搏杀技术，一致是传统武术的一个主要特色。
[5] 魏书·奚康生传[M].
[6] 角力记[M].
[7]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对武舞这样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见:潘百齐.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M]第1316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9.
[8] 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那些坚持武术套路的技击属性的武术家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武术套路的起源。既是祖父也是老师的乔永香先生就这样认为。
[9] 如果说唐代的这种有意识的区分是有价值的话，那么，现代武术套路的舞蹈风格，似乎倒是承袭了舞武的传统。这只是笔者对现代的舞蹈式武术套路产生原因的一个猜想，并无根据，仅供参考。
[10] 实际上，作为一种演练性质的套路，无论它注重于表现什么样的内容，舞的意愿是永远不会完全去除的。人们对武术套路姓武还是姓舞的发问，只是就套路表现的核心内容之属性而言的。
[11] [明]程宗猷.耕余剩技·单刀法选[M].转引自: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264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2] 参阅：[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M].
[13] “舞对”是明代对武术对练的称谓。
[14] [明]茅元仪.武备志[M].转引自: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266-267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310-311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6] 说是大多数，也就意味有些拳种对套路的编排与练习并不重视。个别的拳种甚至对套路练习持反对的态度。这种反对的态度在今天的武术界仍可看到。
[17] 正是因为各个拳种都是从提高技击能力的角度来看待与界定武术套路的价值的，所以才使那些轻视“套路与技击的必然联系”的拳种，对武术套路采取了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18] 从源头看，舞蹈武术才是最纯正的武术套路。
[19] 谈到这里，或许会有一些批评家们认为我已经混淆了武术套路的概念。必须指出，在这里我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把从根部的武舞发展过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模式的一切形式都纳入武术套路的范畴。
[20] 准确地说，这种武术套路，应该是技术表演或打斗过程的一个事先编排。
[21] 没有了人为的设计与展示，那就不再是套路，而变成了纯粹的技击。
[22] 李泽厚先生把人的审美感受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层次。我想，按照这种理论，“姓武的舞武”性质的武术套路，最起码可以使人获得“悦心悦意”层次的理性愉悦。参阅：李泽厚.美学三书[M]第490-50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23] 我对现代武术套路的状况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已经发现，所谓的现代武术套路，实际已经是找不到什么特色的“没有武的舞”。当然，我并不认为现代武术套路的发展一无是处。这里比较刻薄的评价，是因为我坚信，作为一个学者，批评是他首要的职责。
[24] 笔者以为，在套路中，对技击动作进行理想化的改造，甚至进行适当的夸张，也是应当允许的，但不能脱离技击动作的实战性能。
[25] 这种技击的美，包括人们对技击的理解，以及社会大众对技击的各种看法与观念，如武德观念，等等。
文章来源: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责任编辑: 老北
一、武术的起源
武术之功夫源于“道”，武之大成者合于“道”。对于武术之起源，存在所谓“唯心”、“唯物”之争论，即为“闲谈”，故不在本文阐述之列。
传说中的炎、黄、尧、虞、舜到夏代（约公元前16世纪），是中国社会的原始时期。中华文化开始萌生，武术亦有了原始发端。
工具为人类进化的最主要标志，原始武器的出现与进化，成为原始技击的产生与发展的最有力的证明。原始时期，工兵不分，以木石击物则为器，以之格斗即为兵。北京猿人狩猎使用的武器是木棍、木矛与石球。因木质易腐，考古发现木矛极少。距今3万年前已有石制矛头加上木棒成为矛枪，这是最早的复合武器。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石刀出现多种形态，有刀背钻孔，缚上长柄，成为最早的大刀。此外，还有石戈、石斧、石槌等多种石兵。据《越绝书》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说明原始武术以石制兵器的运用为主。
弓箭的创造，是人类文明史和武术史上巨大的进步。考古发现，距今3万年前就有以燧石片制成的石镞，说明我们祖先发明弓箭甚早。至新石器时代，石镞、骨镞大量出现，表明弓箭是原始社会后期极为普遍的武器。古代历史传说中许多射箭的故事，特别是有关神箭手夏代夷族领袖后羿射日及射杀毒蛇猛兽为民除害的故事，表现了原始先民对武艺高超的英雄的赞颂。
原始武术的萌生与发展，与人类的生存竞争和原始战争分不开。技击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徒手的拳脚肢体的运用，一是掌握使用武器的技巧。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禽兽的斗争中就逐渐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等徒手的以及运用石制、木制武器的技能，出现了攻防的种种姿式与动作。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与武术萌芽关系更为紧密。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均常常发生争斗，这些人与人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社会集团之间有组织的战斗，更加速了武术的发展。古代有关黄帝与炎帝发生战争以及黄帝平定蚩尤的一些传说，都是原始战争的反映。特别是蚩尤成为古代非常英武的战神。古代传说许多武器是他发明的。如《世本》：“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述异记》：“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人，人不能向。”将蚩尤描绘成既是许多器械的创造者，又是精于徒手角斗的英雄，表明到原始社会末期，原始武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时期出现的许多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也是武艺的操练，表达原始人对战争的赞美。这些武舞，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简单套路的萌芽。现今存留的一些原始岩画，如在云南沧源和内蒙古阴山发现的原始岩画，其中可以看到某些武舞的场景。通过武舞，充分反映出舞者的武艺水平和威武气势。古代传说中一些故事说明我国原始的战舞，不仅是武术击刺的演练，也还有通过武艺表演宣扬武威的作用。据《淮南子·缪祢训》记，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被舜帝三次打败，终不降服，后禹率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显示出高超的武功和威武雄壮的气慨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即所谓“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
原始武术的发展，与原始教育、原始宗教以及原始娱乐分不开。在原始社会，上述各种文化形态常常紧密交织一起。原始人的文化活动，既是祭天酬神，也是教育娱乐。原始教育中，生产经验、战斗技术的传授与练习是最重要的内容。原始的求神、娱神活动，常常是数十上百的人群手执武器号叫狂舞，或者模拟战斗场景，或者表演战胜猛禽巨兽、歌颂胜利、都与武术的演练分不开。古籍《尚书·尧典》记一个名叫“夔”的首领说：“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啊！让我们的敲打起石鼓，和百兽一起跳起来吧！）这里的“百兽”，指的是模拟野兽的形态动作，是一种拟兽的狩猎舞，也是古代武术中象形拳的最原始的萌芽。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夏、商、周三代，巫、舞、武合一。所谓武舞，既有巫术，又有舞蹈和武术的成份。
据说夏代有所谓“干戚舞”。《淮南子·缪称训》载：夏禹平定三苗时，三苗屡败仍不服。于是夏禹让三苗观看了威武雄壮的“干戚舞”表演后终于降服。“干戚舞”应属武舞的一种。
殷商甲骨文中多有“伐”字。罗振玉将之释为“武舞”。郭沫若将之释为“干舞”，也应是武舞。据说商代乐舞《大粤》，也是一种武舞。
周代著名的“大武舞”，表现了武王克商的过程与功绩。据《史记·乐书》载，大武舞是手执武器，编为队列，象征战阵。孔子所云“夹振之而四伐”，郑玄注云：“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手持武器，一击一刺，也应属于武舞的范畴。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时，联合有巴蜀军队。“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跳着威猛的武舞，唱着雄劲的战歌，逼近敌人。巴人作战，一直保持这个传统。
周人的“象舞”亦是武舞。《诗经·维清》郑注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为象舞。”
武术史话：商周的射艺
殷商时已用青铜造镞。但由于箭发出后无法收回，而青铜材料在当时仍属珍贵，所以这一时期石制、骨制箭族仍大量使用。不过殷代铜镞出土仍很多，镞形多为薄匕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一般都有脊和倒须。据《考工记》载：当时的弓，多以木为干，以筋为表，以角为里，再用胶和、丝缠，外加涂漆。
殷代官中职有“多射”之名，应为管理射事的官员。周代亦重习射，周天子亲自习射，并修“射庐”、“射宫”等专门习射场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六艺”中，便有“射”一项。武士选拔，亦主要测试射艺，《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射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不独统治者重射，周代民间习射亦非常普遍，甚至渗入日常生活与风俗。《礼记·内则》云：“子生男设弧于门左。”《礼记·射义》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里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挂上弓，并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
周代射术与礼乐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为“射礼”。射礼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符合于周代贵族的思想道德规范，“礼”是射礼的本质。如《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礼行为与道德教化紧密相关连。周代的射礼按等级区分为四种：一、天子与诸侯在举行盛大祭祀前为选拔参与祭祀的人选而举行礼射，名为“大射”；二、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互相朝拜时举行的礼射，名为“宾射”；三、天子、诸侯燕息娱乐宴会时的礼射，称为“燕射”；四、乡大夫举行乡宴的礼射，称“乡射”。
周代的“五射”，《周礼》郑玄注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为射穿箭靶；“参连”，为三箭连发；“剡注”，为水平发射；“襄尺”，为平肘直臂发射；“井仪”，为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五射”，即射箭的五种要求或方法。
武术史话：隋唐五代短兵武艺
隋、唐、五代，军中标准装备，唯有刀制而无剑制，剑完全退出了战场。极个别将领用剑，已属偶然。
隋、唐、五代有佩剑的习俗。《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则象剑。”“象剑”多为木质，并非真剑，完全是一种礼仪性质的用剑。唐承隋制，佩剑制度亦大致相同。剑成为标志文武百官身份地位的一部分。真剑可以被木剑和金、银、玉质的假剑取而代之，朝堂佩剑即已失去实用价值。
剑虽退出军事舞台，但这时民间剑术却发达起来。唐有任侠之风，侠客所佩皆为剑。唐李世民要聚积力量，夺取皇位，手下一度养有“剑士千人”。李白诗有“宁知草中人，腰下有龙泉”句（《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从李白曾在长安市上手刃数人看，这剑绝不是假剑，剑质和他的剑术应该是已达到相当程度。剑术高超与成熟，还可以从裴舞剑，公孙大娘舞剑器等得到证明。这时的剑术，已由内容简单用于战阵阶段，过渡到技术多样、方法复杂，具有健身、娱乐、表演、自卫等诸多功能的新时期。在中国武术各种拳械中，剑首先完成这种过渡。
唐代的剑已基本定型而与当今无异。据《中国兵器史稿》作者考定：“唐剑形制则完全变革，失去周制而独树一型。后人守之，数千百年，无所改变。此可谓剑至唐代即为后世统一模型矣。”《唐六典》载，唐代刀制有四：“曰仪刀，曰障刀，曰横刀，曰陌刀。”“仪刀”为仪仗所用，饰以金银，并有装饰性的环。李白《从军行》诗句“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中的刀，可能就是这种仪刀。仪刀并不多见。所谓“障刀”，实际使用并不广泛。李筌《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载：唐军一万二千五百名士兵中，装备有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唐六典》云：“横刀，佩刀也，兵士所配，名起于隋。”可见，唐代军中所用刀主要是横刀与陌刀，其中，又以横刀数量最大。
《旧唐书·李嗣业传》云：“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可见陌刀是从唐代才开始在军中使用。文献中没有留下陌刀图形，考古发掘至今也未发现陌刀实物。但陌刀的形制，仍可由一些记载中推测。《唐六典》称陌刀“盖古之斩马剑”。斩马剑见于汉代。据此可知陌刀似同剑制，两面有刃。《唐六典》又称陌刀为“长刀”，可见陌刀要么有一长柄，要么刀身较长，而这两种形制皆须双手持握。
唐代见于记载的短兵，还有短枪、铁挝、匕首等。
武术史话：商周的射艺
殷商时已用青铜造镞。但由于箭发出后无法收回，而青铜材料在当时仍属珍贵，所以这一时期石制、骨制箭族仍大量使用。不过殷代铜镞出土仍很多，镞形多为薄匕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一般都有脊和倒须。据《考工记》载：当时的弓，多以木为干，以筋为表，以角为里，再用胶和、丝缠，外加涂漆。
殷代官中职有“多射”之名，应为管理射事的官员。周代亦重习射，周天子亲自习射，并修“射庐”、“射宫”等专门习射场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六艺”中，便有“射”一项。武士选拔，亦主要测试射艺，《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射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不独统治者重射，周代民间习射亦非常普遍，甚至渗入日常生活与风俗。《礼记·内则》云：“子生男设弧于门左。”《礼记·射义》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里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挂上弓，并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
周代射术与礼乐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为“射礼”。射礼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符合于周代贵族的思想道德规范，“礼”是射礼的本质。如《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礼行为与道德教化紧密相关连。周代的射礼按等级区分为四种：一、天子与诸侯在举行盛大祭祀前为选拔参与祭祀的人选而举行礼射，名为“大射”；二、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互相朝拜时举行的礼射，名为“宾射”；三、天子、诸侯燕息娱乐宴会时的礼射，称为“燕射”；四、乡大夫举行乡宴的礼射，称“乡射”。
周代的“五射”，《周礼》郑玄注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为射穿箭靶；“参连”，为三箭连发；“剡注”，为水平发射；“襄尺”，为平肘直臂发射；“井仪”，为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五射”，即射箭的五种要求或方法。
夏商西周时期武术谈之青铜短兵与甲盾
青铜短兵与甲盾 文字资料与考古资料均已证明，商代已有剑。上海博物馆藏有传世文物商代人头纹铜剑。河北省青龙县亦发现商代已有羊首曲柄青铜剑。此剑双锋刃，长约30厘米。西周剑形制亦很短，由历年出土实物看，一般都介于20～40厘米之间。1957年自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剑，形似柳叶。这种形制，可谓周剑之代表，故被称为柳叶剑。《管子》云：“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此剑之始也。”认为剑乃蚩尤所创制。蚩尤是神话中人物。但是否这个神话反映了夏以前已有铜制短兵，尚待进一步研究与发现。
殷商时已有青铜所制的刀。1976年春，中科院考古队在安阳小屯出土文物中发现商代铜刀。1974年，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也出土了商代铜刀10把。1970年8月，山西罗村公社又发现一把长36厘米、宽38厘米的商代铜刀。周代的铜刀亦有发现，形制与殷代有异。昆吾是殷商时代部族，善制剑，在一些古籍中均有记载，今天的“昆吾剑”用名即是对它的纪念。但昆吾不仅善制剑，而且善制刀，《古今图书集成·刀剑部》载：“周穆王时，西戎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释名》云：“盾，也，跪其后以隐也。”《说文解字》则云：盾“所以（捍）身蔽刃，象形。”盾即是防护身体的一种武器。《周礼·夏官》载：“司兵掌五兵五盾，司戈掌戈盾之物”。看来，周代的盾已有多种形制。所谓“五盾”，大致指大小形状有异，或木制皮制有别，或适宜于车战、骑战用途不同的盾牌。
武舞与舞武 中国武术套路史话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7-21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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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注：
[1] [汉]郑玄.十三经注疏·注[M].
[2] 当然，此时的民间武术所具有娱乐性和竞技性，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尚不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因为在此时，即使是娱乐与竞技，也常常是生死的搏杀较量。这种生死搏杀，只是从战场转移到社会而已。《庄子·说剑》所记载的剑客们已带有一定的娱乐性与竞技性的斗剑方式的残酷，即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3] [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M].
[4]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结合只意味着不少新形式的出现，并不表明原来的搏杀技术已不复存在。作为凶残的搏杀技术，一致是传统武术的一个主要特色。
[5] 魏书·奚康生传[M].
[6] 角力记[M].
[7]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其“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对武舞这样描述：“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见:潘百齐.全唐诗精华分类鉴赏集成[M]第1316页.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5,9.
[8] 正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那些坚持武术套路的技击属性的武术家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武术套路的起源。既是祖父也是老师的乔永香先生就这样认为。
[9] 如果说唐代的这种有意识的区分是有价值的话，那么，现代武术套路的舞蹈风格，似乎倒是承袭了舞武的传统。这只是笔者对现代的舞蹈式武术套路产生原因的一个猜想，并无根据，仅供参考。
[10] 实际上，作为一种演练性质的套路，无论它注重于表现什么样的内容，舞的意愿是永远不会完全去除的。人们对武术套路姓武还是姓舞的发问，只是就套路表现的核心内容之属性而言的。
[11] [明]程宗猷.耕余剩技·单刀法选[M].转引自: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264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2] 参阅：[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M].
[13] “舞对”是明代对武术对练的称谓。
[14] [明]茅元仪.武备志[M].转引自: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266-267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第310-311页.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
[16] 说是大多数，也就意味有些拳种对套路的编排与练习并不重视。个别的拳种甚至对套路练习持反对的态度。这种反对的态度在今天的武术界仍可看到。
[17] 正是因为各个拳种都是从提高技击能力的角度来看待与界定武术套路的价值的，所以才使那些轻视“套路与技击的必然联系”的拳种，对武术套路采取了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
[18] 从源头看，舞蹈武术才是最纯正的武术套路。
[19] 谈到这里，或许会有一些批评家们认为我已经混淆了武术套路的概念。必须指出，在这里我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把从根部的武舞发展过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模式的一切形式都纳入武术套路的范畴。
[20] 准确地说，这种武术套路，应该是技术表演或打斗过程的一个事先编排。
[21] 没有了人为的设计与展示，那就不再是套路，而变成了纯粹的技击。
[22] 李泽厚先生把人的审美感受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个层次。我想，按照这种理论，“姓武的舞武”性质的武术套路，最起码可以使人获得“悦心悦意”层次的理性愉悦。参阅：李泽厚.美学三书[M]第490-500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
[23] 我对现代武术套路的状况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已经发现，所谓的现代武术套路，实际已经是找不到什么特色的“没有武的舞”。当然，我并不认为现代武术套路的发展一无是处。这里比较刻薄的评价，是因为我坚信，作为一个学者，批评是他首要的职责。
[24] 笔者以为，在套路中，对技击动作进行理想化的改造，甚至进行适当的夸张，也是应当允许的，但不能脱离技击动作的实战性能。
[25] 这种技击的美，包括人们对技击的理解，以及社会大众对技击的各种看法与观念，如武德观念，等等。
文章来源: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责任编辑: 老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