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建设新型的大学治理结构。2013年11月，教育部核准了首批6所高校的章程。这标志着3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经在一些大学初步实现。
现代大学制度初成
2013年11月，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步骤。章程不是一纸空文，如果不按章程办事，会有各种纠错机制。
“章程是学校‘根本大法’，其它规章制度、办学活动都不得与之违背。人民大学紧紧抓住大学精神和本质所在，建设回归本位的大学章程。按教育规律和学术逻辑办事，努力做到学术为魂、育人为本、师生为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利明说。
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东南大学章程在结构设计上，将教职工和学生的责权利规定置于学校组织机构之前，凸显学校办学以师生为本的理念。
“我校章程明确三大关系。学校与主办者的关系，学校依法接受教育部对学校的领导、监督与考核，并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校与外部的关系；学校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路径和保障制度。”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说。
为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自2013年9月起实施，到2015年底相关高等学校全部完成章程制定和核准工作。
明确现代大学必须去行政化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于2012年初出台，按照计划，首批制定章程的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于2013年8月拿出了初稿，在经过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后，获得教育部核准。
早在2012年初《暂行办法》出台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就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表示“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孙霄兵强调，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有关专家认为，“政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普遍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学校的8项办学自主权和校长的7项职责，广受社会关注的“去行政化”意味明显。章程规定的8项自主办学权包括：在招生方面，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在学科设置方面，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按照国家学位制度的规定授予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在教材建设方面，自主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开展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设施建设。
此外，在海外交流、机构设置、财产自主管理等方面，也都做出较为详细规定。特别是在机构设置方面，章程指出，“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到，自主办学、去行政化的意味尤为明确。
建立信息公开体系
在人大等6校章程被审批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媒体曝光了人大招生受贿丑闻，招生处长被调查。而自主招生正是人大章程的亮点。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表示，减少高校腐败根本在于大学制度建设，章程只是开始，落实还需要建立信息公开体系。
2013年12月9日，教育部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2014年高校自主招生进行期间，高校招生过程做到考生资格、录取程序、违规事件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以往教育部对高校招生的要求，多在高考前夕发布，这次提前公布，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人大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的事件。有媒体称，高校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该事件只是高校腐败的“冰山一角”。多年来，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一直呼吁通过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减少高校腐败。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总的来说更加规范，基本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在一些方面，比如招收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操作弹性较大，有关录取和信息公开制度等尚不健全，仍然为‘暗箱操作’留有空间，也就成为高校腐败比较集中的领域。”邵鸿表示，人大招生处处长被查，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典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的信息公开，特别是自主招生、特长生的指标分配、考核标准、录取决定等环节必须提高透明度，以便社会公众监督，从而减少相关人员的寻租空间。
在邵鸿看来，高校除了招生领域，腐败现象在多个部门存在。基建无疑是重灾区，另外在奖助学金的发放、教材仪器采购以及科研经费使用、干部提拔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可以说凡是涉及货币、资产和管理权力的环节，都可能存在寻租空间。邵鸿认为，近些年来教育经费大幅度提升，但经费使用的监管却没有跟上，这就导致学校这个曾经的“清水衙门”不仅出现了腐败现象，而且还呈增长的趋势。
邵鸿一直把实行高校信息公开视作解决腐败的关键，他曾表示信息不透明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教育部首批核准6所高校大学章程，这意味着高校今后将“有章可循”。对此，邵鸿表示，制定大学章程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有利于高校推进改革，理顺关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但是这只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初步。有了大学章程，并不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就会水到渠成，这样太过于乐观，大学章程的制定将有助于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但在目前情况下，其对于解决政府对大学过度管束的现状作用还很有限，这不是一个大学章程能解决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怎样推动大学章程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实施信息公开，以及修订《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都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需的一系列举措，需要从多个方面相互促进，才能取得成效。当然还需要有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监督，共同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更多高校推进改革
2014年伊始，教育部网站发布文章，称赞了浙江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展情况。浙江大学以完善教代会制度为抓手，不断创新载体、拓宽渠道，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民主参与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运作、教职工参与”的教代会工作体制机制，努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浙江大学做法的核心是强化教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浙江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和院级单位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浙江大学还创新了教代会提案制度，凝聚教职工的智慧力量。出台《浙江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规定》，对教代会提案的办理、答复、落实、反馈各个环节做出明确规定。每年召开教代会提案送达会，由校党委书记将提案送交各承办部门负责人。
为避免教代会成为橡皮图章，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浙江大学建立了教代会代表巡视制度，组织教代会代表对教代会决议执行情况、提案落实情况、校务公开情况、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巡视。实施教代会代表校情通报会制度，学校领导定期向代表通报学校重点工作情况，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推行教代会民主评议制度，组织教代会代表参与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及测评工作，组织全体教代会代表对校部机关工作进行测评，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中层干部面试考核组对应聘人员进行测评。
在西南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学术建设、人才队伍、民主管理等方面以提升科学化水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探索。西南大学自2005年7月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以来，紧紧围绕促进实质性融合和“科学发展、强校升位”的目标任务，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
《西南大学章程》着力体现组建多维学术组织。为协调运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深刻理解学术权力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学校组建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制定出台了《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的学术机构，履行审议评议学科专业设置、评定重大教学科研成果等职责。同时，学校还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设置委员会、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和研究生教育指导专家委员会等，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制度改革，理念为先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表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是以一定的理念更新为基础的。要使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就要求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建设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从而为高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注重提高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创新源泉和人才的培养基地，而且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要面向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全方位为经济社会服务。大学要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有重要问题，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李宇明提出，要淡化“985”“211”等高校标签色彩。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过于看重“211”“985”高校类别的不正常现象，已成为影响许多高校招生、就业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各类高校应享有公平和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为此，应淡化高校之间的等级差异，革除高校“标签化”评价弊端。
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建设新型的大学治理结构。2013年11月，教育部核准了首批6所高校的章程。这标志着3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已经在一些大学初步实现。
现代大学制度初成
2013年11月，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制定、核准高等学校章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步骤。章程不是一纸空文，如果不按章程办事，会有各种纠错机制。
“章程是学校‘根本大法’，其它规章制度、办学活动都不得与之违背。人民大学紧紧抓住大学精神和本质所在，建设回归本位的大学章程。按教育规律和学术逻辑办事，努力做到学术为魂、育人为本、师生为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利明说。
东南大学副校长林萍华表示，章程制定有利于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行政权力泛化等问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东南大学章程在结构设计上，将教职工和学生的责权利规定置于学校组织机构之前，凸显学校办学以师生为本的理念。
“我校章程明确三大关系。学校与主办者的关系，学校依法接受教育部对学校的领导、监督与考核，并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学校与外部的关系；学校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路径和保障制度。”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说。
为加快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央部委所属高等学校章程建设行动计划自2013年9月起实施，到2015年底相关高等学校全部完成章程制定和核准工作。
明确现代大学必须去行政化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于2012年初出台，按照计划，首批制定章程的6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于2013年8月拿出了初稿，在经过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后，获得教育部核准。
早在2012年初《暂行办法》出台时，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就用“宪章”一词来说明高校章程的性质，表示“高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孙霄兵强调，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依章程自主管理是高校的法定权利。有关专家认为，“政校分开”是各校章程中普遍的精髓所在，也是社会呼吁已久的去行政化的体现。
中国人民大学的章程明确规定了学校的8项办学自主权和校长的7项职责，广受社会关注的“去行政化”意味明显。章程规定的8项自主办学权包括：在招生方面，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在学科设置方面，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按照国家学位制度的规定授予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在教材建设方面，自主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开展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设施建设。
此外，在海外交流、机构设置、财产自主管理等方面，也都做出较为详细规定。特别是在机构设置方面，章程指出，“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从这条规定中可以看到，自主办学、去行政化的意味尤为明确。
建立信息公开体系
在人大等6校章程被审批通过后不到一个月，媒体曝光了人大招生受贿丑闻，招生处长被调查。而自主招生正是人大章程的亮点。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表示，减少高校腐败根本在于大学制度建设，章程只是开始，落实还需要建立信息公开体系。
2013年12月9日，教育部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2014年高校自主招生进行期间，高校招生过程做到考生资格、录取程序、违规事件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以往教育部对高校招生的要求，多在高考前夕发布，这次提前公布，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人大招生处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被调查的事件。有媒体称，高校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该事件只是高校腐败的“冰山一角”。多年来，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一直呼吁通过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减少高校腐败。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总的来说更加规范，基本实现了公平、公正、公开，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在一些方面，比如招收特长生、自主招生等，操作弹性较大，有关录取和信息公开制度等尚不健全，仍然为‘暗箱操作’留有空间，也就成为高校腐败比较集中的领域。”邵鸿表示，人大招生处处长被查，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个典型。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的信息公开，特别是自主招生、特长生的指标分配、考核标准、录取决定等环节必须提高透明度，以便社会公众监督，从而减少相关人员的寻租空间。
在邵鸿看来，高校除了招生领域，腐败现象在多个部门存在。基建无疑是重灾区，另外在奖助学金的发放、教材仪器采购以及科研经费使用、干部提拔等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可以说凡是涉及货币、资产和管理权力的环节，都可能存在寻租空间。邵鸿认为，近些年来教育经费大幅度提升，但经费使用的监管却没有跟上，这就导致学校这个曾经的“清水衙门”不仅出现了腐败现象，而且还呈增长的趋势。
邵鸿一直把实行高校信息公开视作解决腐败的关键，他曾表示信息不透明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土壤。教育部首批核准6所高校大学章程，这意味着高校今后将“有章可循”。对此，邵鸿表示，制定大学章程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有利于高校推进改革，理顺关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但是这只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初步。有了大学章程，并不意味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就会水到渠成，这样太过于乐观，大学章程的制定将有助于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善，但在目前情况下，其对于解决政府对大学过度管束的现状作用还很有限，这不是一个大学章程能解决的问题。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怎样推动大学章程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实施信息公开，以及修订《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都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必需的一系列举措，需要从多个方面相互促进，才能取得成效。当然还需要有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和监督，共同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更多高校推进改革
2014年伊始，教育部网站发布文章，称赞了浙江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展情况。浙江大学以完善教代会制度为抓手，不断创新载体、拓宽渠道，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民主参与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运作、教职工参与”的教代会工作体制机制，努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
浙江大学做法的核心是强化教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浙江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办法》，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和院级单位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浙江大学还创新了教代会提案制度，凝聚教职工的智慧力量。出台《浙江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规定》，对教代会提案的办理、答复、落实、反馈各个环节做出明确规定。每年召开教代会提案送达会，由校党委书记将提案送交各承办部门负责人。
为避免教代会成为橡皮图章，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浙江大学建立了教代会代表巡视制度，组织教代会代表对教代会决议执行情况、提案落实情况、校务公开情况、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巡视。实施教代会代表校情通报会制度，学校领导定期向代表通报学校重点工作情况，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推行教代会民主评议制度，组织教代会代表参与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及测评工作，组织全体教代会代表对校部机关工作进行测评，邀请教代会代表参加中层干部面试考核组对应聘人员进行测评。
在西南大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学术建设、人才队伍、民主管理等方面以提升科学化水平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探索。西南大学自2005年7月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以来，紧紧围绕促进实质性融合和“科学发展、强校升位”的目标任务，大学“章程”建设作为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
《西南大学章程》着力体现组建多维学术组织。为协调运行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深刻理解学术权力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学校组建了“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制定出台了《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明确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最高的学术机构，履行审议评议学科专业设置、评定重大教学科研成果等职责。同时，学校还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设置委员会、本科教学工作委员会和研究生教育指导专家委员会等，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制度改革，理念为先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李宇明表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都是以一定的理念更新为基础的。要使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就要求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探索建设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从而为高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注重提高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创新源泉和人才的培养基地，而且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要面向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全方位为经济社会服务。大学要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有重要问题，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李宇明提出，要淡化“985”“211”等高校标签色彩。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过于看重“211”“985”高校类别的不正常现象，已成为影响许多高校招生、就业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各类高校应享有公平和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为此，应淡化高校之间的等级差异，革除高校“标签化”评价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