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都市女性，始终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在她们的小说中，这些女性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回归家庭。但是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词:生存状态 女性命运 张爱玲 王安忆【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728-2462（2009）01-0016-01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 但事实上, 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 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流苏自己就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 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来赌一场并没把握的婚姻战。要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也只能落入“情妇”的道路。而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再知道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明明知道挣扎无益，也不再挣扎了。执著也是枉然，便舍弃了。最后以至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20世纪 90年代，社会谋生道路的提供，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正如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桃之夭夭》里郁晓秋面对何明伟的背叛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伤痛，但是当抱着姐姐留下的孩子和看着姐夫失去爱妻的伤痛时，她却绽放出了一个女人博大的情感。从此，心甘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姐夫和他孩子的责任。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洗尽铅华，走入婚姻，不管曾经以怎样的心态回归的都市女性们，从此就真的过起平实安稳的生活，找到幸福的所在了吗？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尴尬让她们开始怀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在婚姻中求得安稳。所以，无论是拼命逃离娘家的流苏，还是对姑妈家感到厌倦的葛薇龙，她们最终还是步入了以婚姻作保的家庭。但是，流苏们一边回到婚姻中做一个靠丈夫的光的反射才可生存下去的月亮，一边又在对自己这样的命运安排进行反思。《霸王别姬》中虞姬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月亮，楚霸王以他太阳的光反射着她的存在，“她怀疑她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活着。他知道怎么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冠，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以
死来证明自己价值的虞姬告诉我们：女性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纵使有婚姻作保障，这婚姻也只能是水上浮萍，飘忽不定，女性的命运就像那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鸟，月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不管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她们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她们身处和平时代，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对生活存在着无可限量的热情，这使得她们对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存有信心。她们都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家室”的女性。女性首先要做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的救赎需要靠自己。《长恨歌》中的王绮瑶，以她一生中遭遇过的男人来说，他们都是王绮瑶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无论他们曾经怎么影响了王绮瑶的生活，日子总是靠王绮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做自己的救世英雄。《桃之夭夭》里郁晓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生完女儿后，同事劝她辞职，反正有先生挣钱，她不答允，想工作还是要有的。女性慢慢从这种自我的丧失中找回自己。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的依附也在慢慢减退。两位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是通过走入婚姻，回归家庭，进而反思自己的出路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认识到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也只是从精神层面上初步认识到女性应该精神上独立，她们都没有明确的为都市女性找出一条理想的出路，但是她们的探寻却对后来的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提供了先决条件，我们期待着都市女性们找回自己，驾驶着自己的诺亚方舟向前驶去。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都市女性，始终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在她们的小说中，这些女性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回归家庭。但是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词:生存状态 女性命运 张爱玲 王安忆【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728-2462（2009）01-0016-01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 但事实上, 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 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流苏自己就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 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来赌一场并没把握的婚姻战。要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也只能落入“情妇”的道路。而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再知道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明明知道挣扎无益，也不再挣扎了。执著也是枉然，便舍弃了。最后以至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20世纪 90年代，社会谋生道路的提供，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正如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桃之夭夭》里郁晓秋面对何明伟的背叛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伤痛，但是当抱着姐姐留下的孩子和看着姐夫失去爱妻的伤痛时，她却绽放出了一个女人博大的情感。从此，心甘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姐夫和他孩子的责任。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洗尽铅华，走入婚姻，不管曾经以怎样的心态回归的都市女性们，从此就真的过起平实安稳的生活，找到幸福的所在了吗？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尴尬让她们开始怀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在婚姻中求得安稳。所以，无论是拼命逃离娘家的流苏，还是对姑妈家感到厌倦的葛薇龙，她们最终还是步入了以婚姻作保的家庭。但是，流苏们一边回到婚姻中做一个靠丈夫的光的反射才可生存下去的月亮，一边又在对自己这样的命运安排进行反思。《霸王别姬》中虞姬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月亮，楚霸王以他太阳的光反射着她的存在，“她怀疑她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活着。他知道怎么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冠，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以
死来证明自己价值的虞姬告诉我们：女性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纵使有婚姻作保障，这婚姻也只能是水上浮萍，飘忽不定，女性的命运就像那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鸟，月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不管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她们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她们身处和平时代，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对生活存在着无可限量的热情，这使得她们对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存有信心。她们都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家室”的女性。女性首先要做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的救赎需要靠自己。《长恨歌》中的王绮瑶，以她一生中遭遇过的男人来说，他们都是王绮瑶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无论他们曾经怎么影响了王绮瑶的生活，日子总是靠王绮瑶自己过下去，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做自己的救世英雄。《桃之夭夭》里郁晓秋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生完女儿后，同事劝她辞职，反正有先生挣钱，她不答允，想工作还是要有的。女性慢慢从这种自我的丧失中找回自己。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的依附也在慢慢减退。两位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是通过走入婚姻，回归家庭，进而反思自己的出路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认识到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也只是从精神层面上初步认识到女性应该精神上独立，她们都没有明确的为都市女性找出一条理想的出路，但是她们的探寻却对后来的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提供了先决条件，我们期待着都市女性们找回自己，驾驶着自己的诺亚方舟向前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