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是对包身工“正常性”和“能力”的负面评估以及对打杂的和带工老板的负面“恰当性”评估。体现“正常性”和“能力”的语法成分具有静态和被动的特征，体现“恰当性”的语法成分具有动态和警示、命令的特征。这些特征增强了语篇的态度意义，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能力。 关键词：态度意义 语法特征 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夏衍的《包身工》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他通过描写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待遇及带工老板等人对她们残忍的压榨，揭露了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包身工的罪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语篇意义由其特定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激发，又选择相应的词汇语法体现（Halliday，1978）。《包身工》是一个态度意义特别突出的语篇，它的态度意义是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行所激发的。作为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的态度意义也应该在词汇语法层中体现。 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具有创造潜势，一种语义可以选择多种词汇语法形式体现（Eggins，2004）。词汇语法形式本身也具有意义。语言实例的意义不仅是对语义系统选择的结果，还包括词汇语法形式本身的意义（Martin，1992）。例如，从语义层来看，“请不要说话了”和“请不要说话了，好吗？”都体现“不要说话”的要求。从词汇语法层来看，前者是祈使句，用于表达要求、命令，后者是疑问句，用于问询。因此，前者只有“要求”的意义，后者则通过疑问句在要求之外添加了协商意义。鉴于语义层与词汇语法层体现关系的这种特点，本文分析《包身工》中体现态度意义的词汇、小句等成分的语法特征，并通过分析说明《包身工》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其充分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还在于其词汇语法形式的精准选择。 二 《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意义 评价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一个子系统，“涉及作者或说话者如何表示赞同或否定、热爱或厌恶、表扬或批评等相关态度，以及如何使他们的读者或听话者也具有相同的情感”（Martin & White，2005：1）。Martin的评价理论从语篇语义学层面对语言资源所体现的评价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是研究语篇评价意义的最佳理论框架。态度系统是评价系统的核心，因此，本文首先利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找出《包身工》的主要态度，再对体现态度意义的成分进行语法分析。 态度系统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e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次范畴。情感属心理学中的反应范畴，是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的反应，涉及人们积极、正面或消极、负面的感情，如高兴或痛苦，自信或担忧，感兴趣或厌烦等，包括意愿（Inclination）、愉快（Happiness）、满意（Satisfaction）和安全（Security）四个子范畴。判断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性格所做的积极、正面或消极、负面的评价。它由社会评判（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两个子系统构成。社会评判用以评价人或其行为是否正常（Normality），是否有能力（Capacity）和是否可靠（Tenacity）。社会约束属道德和法律范畴，带有道德和法律意义，用以评判人或其行为是否诚实（Veracity）和是否恰当（Propriety）。鉴赏是指将评判对象作为客观实体，从美学价值或社会价值角度对之进行评价，包括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估价（Valuation）。对评估对象的鉴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该对象是否吸引我，我是否喜欢该对象，该对象的构成是否匀称、简约，是否重要、有价值。态度意义既可以通过评价性词汇直接体现，如“高兴”、“仁慈”、“破烂”，也可以通过隐喻对概念事件的表述等方式间接实现，如“（工房）像鸽笼一般”能体现负面的鉴赏意义；“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能间接表达消极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语篇中的成分是否体现或属于何种态度意义时，语境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Martin & Rose，2003：35），包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以及文化语境。语境对态度意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有些态度资源的范畴归属要适语境而定，本身不体现态度意义的成分在有些语境中能表达态度意义。例如，打杂的把“一盆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中，“冷水”本身并不表达态度意义。然而事情发生在一个很冷的早晨，而且“芦柴棒”害了重伤风，在此情景中，“冷水”对“芦柴棒”具有极大的伤害，体现负面态度。 除了情感、判断等归属范畴，态度意义还有两个重要的参考因素，那就是态度意义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Martin & White，2005）。同一个态度意义在不同的评价者眼中可能属不同范畴。例如，“（东洋婆会心地）笑了”的直接评价者，即情感经历者是东洋婆，态度范畴是“满意”，此处的情感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东洋婆行为的负面“恰当性”判断。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在分析中统一把《包身工》作者视为所有态度意义的评价者，然后根据作者的立场确定态度意义的范畴。 态度意义在语篇中呈韵律式分布，具有“强化”（intensification）和“饱和”（saturation）特征（Martin & White，2005）。Hood（2006）发现这种特性能推动态度意义的传播，即语篇中的主要态度能激活或影响其它成分的态度范畴。例如， 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 包身工的负面“正常性”，即她们的不幸，是语篇常出现的态度，可以视为语篇的主要态度之一。例句中本来表达对包身工饮食的负面“估价”，受主要态度的影响，它们可以间接表达包身工的负面“正常性”。 分析发现，《包身工》的主要被评价者是包身工、打杂的和带工老板。作者对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是负面的“正常性”和“能力”，对打杂的和带工老板的主要态度是负面的“恰当性”。
摘要 《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是对包身工“正常性”和“能力”的负面评估以及对打杂的和带工老板的负面“恰当性”评估。体现“正常性”和“能力”的语法成分具有静态和被动的特征，体现“恰当性”的语法成分具有动态和警示、命令的特征。这些特征增强了语篇的态度意义，体现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能力。 关键词：态度意义 语法特征 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H109.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夏衍的《包身工》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他通过描写包身工遭遇的种种非人待遇及带工老板等人对她们残忍的压榨，揭露了中国封建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包身工的罪行。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语篇意义由其特定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激发，又选择相应的词汇语法体现（Halliday，1978）。《包身工》是一个态度意义特别突出的语篇，它的态度意义是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恶行所激发的。作为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的态度意义也应该在词汇语法层中体现。 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具有创造潜势，一种语义可以选择多种词汇语法形式体现（Eggins，2004）。词汇语法形式本身也具有意义。语言实例的意义不仅是对语义系统选择的结果，还包括词汇语法形式本身的意义（Martin，1992）。例如，从语义层来看，“请不要说话了”和“请不要说话了，好吗？”都体现“不要说话”的要求。从词汇语法层来看，前者是祈使句，用于表达要求、命令，后者是疑问句，用于问询。因此，前者只有“要求”的意义，后者则通过疑问句在要求之外添加了协商意义。鉴于语义层与词汇语法层体现关系的这种特点，本文分析《包身工》中体现态度意义的词汇、小句等成分的语法特征，并通过分析说明《包身工》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其充分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还在于其词汇语法形式的精准选择。 二 《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意义 评价意义是人际意义的一个子系统，“涉及作者或说话者如何表示赞同或否定、热爱或厌恶、表扬或批评等相关态度，以及如何使他们的读者或听话者也具有相同的情感”（Martin & White，2005：1）。Martin的评价理论从语篇语义学层面对语言资源所体现的评价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是研究语篇评价意义的最佳理论框架。态度系统是评价系统的核心，因此，本文首先利用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找出《包身工》的主要态度，再对体现态度意义的成分进行语法分析。 态度系统分为情感（Affect）、判断（Judge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次范畴。情感属心理学中的反应范畴，是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的反应，涉及人们积极、正面或消极、负面的感情，如高兴或痛苦，自信或担忧，感兴趣或厌烦等，包括意愿（Inclination）、愉快（Happiness）、满意（Satisfaction）和安全（Security）四个子范畴。判断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对人的行为、性格所做的积极、正面或消极、负面的评价。它由社会评判（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两个子系统构成。社会评判用以评价人或其行为是否正常（Normality），是否有能力（Capacity）和是否可靠（Tenacity）。社会约束属道德和法律范畴，带有道德和法律意义，用以评判人或其行为是否诚实（Veracity）和是否恰当（Propriety）。鉴赏是指将评判对象作为客观实体，从美学价值或社会价值角度对之进行评价，包括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估价（Valuation）。对评估对象的鉴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该对象是否吸引我，我是否喜欢该对象，该对象的构成是否匀称、简约，是否重要、有价值。态度意义既可以通过评价性词汇直接体现，如“高兴”、“仁慈”、“破烂”，也可以通过隐喻对概念事件的表述等方式间接实现，如“（工房）像鸽笼一般”能体现负面的鉴赏意义；“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能间接表达消极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语篇中的成分是否体现或属于何种态度意义时，语境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Martin & Rose，2003：35），包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以及文化语境。语境对态度意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有些态度资源的范畴归属要适语境而定，本身不体现态度意义的成分在有些语境中能表达态度意义。例如，打杂的把“一盆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头上”中，“冷水”本身并不表达态度意义。然而事情发生在一个很冷的早晨，而且“芦柴棒”害了重伤风，在此情景中，“冷水”对“芦柴棒”具有极大的伤害，体现负面态度。 除了情感、判断等归属范畴，态度意义还有两个重要的参考因素，那就是态度意义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Martin & White，2005）。同一个态度意义在不同的评价者眼中可能属不同范畴。例如，“（东洋婆会心地）笑了”的直接评价者，即情感经历者是东洋婆，态度范畴是“满意”，此处的情感描写表现了作者对东洋婆行为的负面“恰当性”判断。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在分析中统一把《包身工》作者视为所有态度意义的评价者，然后根据作者的立场确定态度意义的范畴。 态度意义在语篇中呈韵律式分布，具有“强化”（intensification）和“饱和”（saturation）特征（Martin & White，2005）。Hood（2006）发现这种特性能推动态度意义的传播，即语篇中的主要态度能激活或影响其它成分的态度范畴。例如， 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 包身工的负面“正常性”，即她们的不幸，是语篇常出现的态度，可以视为语篇的主要态度之一。例句中本来表达对包身工饮食的负面“估价”，受主要态度的影响，它们可以间接表达包身工的负面“正常性”。 分析发现，《包身工》的主要被评价者是包身工、打杂的和带工老板。作者对包身工的主要态度是负面的“正常性”和“能力”，对打杂的和带工老板的主要态度是负面的“恰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