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意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论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陕西作家在自身的审美意识生成过程中，均受他们所处地域文化的深厚影响，并形成了各自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不论是与三位作家的直接接触，抑或就他们的个人自白，当然还有他们的艺术创作，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的审美意识从形成伊始，就已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
谈到地域及其文化对于这三位作家文学创作中审美意识的影响，首先应当是他们所处地域环境对他们的作用。陕西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性很大。路遥所在的陕北，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长年干旱少雨，生活环境苦焦。
交通受高原、沟壑等因素的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也比较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对路遥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抗争意识和忍耐意识，在性情上粗犷奔放。而南靠终南山，北对渭河平原，秦川平原深厚的黄土地，清澈却不汹涌的灞河，则形成了陈忠实沉稳刚毅、倔强凝重的精神心理气质，在他的审美意识中，更多地表现出皇天后土意识。孕育了贾平凹的商洛山地，出门见山远行过河，青山绿水对他的精神心理气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在他的审美意识中，山之神秘与通灵、水之清越与灵秀深深地扎下了根。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黄土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交汇，陕北有史以来就成为胡汉杂居之地，先后有20个部落、民族在这里错落杂居。如此，陕北便汇合为一种多民族文化共生状态。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碰撞、磨合和融汇，相互交流、渗合、互补，再塑出一个包容了多民族文化特点、魅力无穷的地域文化形态。这种地域文化形态，也综合反映在了祖祖辈辈生存于陕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由此所建构起来的伦理道德、民风习俗上。加之恶劣的自然生存生态环境和苦焦的生活条件，使得陕北地域文化审美意识，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抗争意识、承受生活现实的苦难意识、面对自然环境和人生境遇的悲壮苍凉意识以及审视生命本体特有的豪放浪漫意识。显然，路遥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创作审美意识过程中，将陕北地域文化的审美意识几乎完全承继下来，并熔铸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进而形成了他文学创作所特有的审美意识。
路遥在他短暂的42岁的生命中，为这个时代奉献出了耗尽他生命情感的文学作品，总共有几百万字。其中获得全国奖的有三部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路遥至今仍被人们特别是被青年读者接受的，主要还是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思想意识。这些熔铸着深厚地域文化内涵的审美思想意识，在他的笔下犹如一曲凝重沉郁又激越悲壮的信天游，激荡着人们的情感魂灵。它像苍莽寥廓却干涸苦焦的沟壑塬峁，其间不知隐藏着多少人生的苦难与苍凉，又如壮阔宏大的黄河壶口瀑布，其间不知蕴含了多少生命力量和浑厚情感。路遥是善于描写、表现人生苦难的高手，以至于因这种人生苦难高超的艺术表现，使得人们原谅或者忽视了他在整体艺术创造上的不足和缺憾。
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直至整个文化建构发展来看，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审视与把握，价值判断以及新的历史文化观念建构中存在着严重偏差。这种现象一直到上个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如果从这一基本的历史文化视野来说，“寻根文学”及“新历史小说”创作，具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陈忠实在他的文学创作审美意识建构中，凝结了更为浓郁而沉重的历史文化意识，历史文化意识是陈忠实审美意识的内核。这既得益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自“寻根文学”之后神话发展的启示与冲击，也得益于他所生存的关中地区。这片皇天后土给了他太多、太深的历史文化的生命情感体验。关中平原是典型的黄土地，但与陕北的黄土高原明显不同。关中平原极为适宜于农业生产，是中国典型的农耕文化形成发展之地。因此，耕读便成为关中乡土文化的集中表现，历史上所存留的关中书院凝聚的是农耕文化的精华。关中文化因特殊的地域位置，还成为了中华民族现今历史文化最为突出、典型和深厚的存活地。在这方土地上，积淀了过于沉重深厚的历史文化，从中华民族始祖的神话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从远古到中古的社会历史，周秦汉唐便是这片皇天后土曾经的辉煌标志。因此，关中地域文化中积淀了其他地域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和农耕文化意识。
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忠实，所承继的自然是关中渭河平原地域文化传统。尽管不能说生于某一地域就必须要承继该地域的文化传统，但就这三位作家特别是陈忠实而言，的确是秉承了关中的历史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性格和文化审美意识。甚至，只有在寻找到或者激活深存于生命意识中的历史文化意识时，陈忠实才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确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此前，陈忠实在建构自己文学创作审美文化意识时，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政治现实意
识的建构。关注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变化，成为他文学创作审美意识的基调。虽然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遗传着关中历史文化的基因，但他深受当代社会与文学创作潮流的影响，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文化意识被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所掩盖。也就造成了他文学创作审美意识建构的自我消失，虽然他极力想在社会政治与现实生活意识的共构中开拓个人意识空间，但终因思维逻辑所限，依然未能捅破将他隔离于艺术创作的这张纸。
陈忠实对于关中地域历史文化的继承，一方面是源于内在生命情感的基因延续，以及他身在其中的长期乡村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中国特别是家乡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内质自然生成，那么，后者便是一种自觉意识下的理性思索，也许正是这种理性思索，更为强烈地唤醒了陈忠实长期潜存于生命情感之中的历史文化意识。
换一个角度看，陈忠实与其他作家或者普通人一样，在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家乡地域文化的熏陶。他
把这称之为在读一本大书：“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一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这个幼小的心灵从他对世界有智能感应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诸如‘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制约和熏陶，他的心灵就在这样的甚至没有文化的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殊结构。”在关中，这种传统文化于现实生活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乡约族规等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陈忠实讲自己曾经“在查阅县志时发现了一份‘乡约’，那是一份由宋代名儒编撰的治理乡民的条约准则，是由哪本大书衍化成的通俗易记的对乡民实行教化的乡土教材，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在许多村庄试点推广。”
从陈忠实的表述可以看出，关中平原使他在生存过程中便将历史文化注入生命情感中。正是这种生命体验与理性思考的相遇，才迸发出了陈忠实文学艺术创构上升腾超越的火花，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次蜕变式的飞跃。陈忠实始于《蓝袍先生》完成于《白鹿原》的这次以历史文化审美意识的建构完成，不论是就他自己而言，抑或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来说，历史文化与陈忠实相遇都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诉求。因此，既可以说历史文化成全了陈忠实及其文学意识创造的历史奇迹，也可以说，陈忠实对于关中地域历史文化的开掘，极大地丰富乃至成就了中国当代历史文化视域的文学创作。
在陕西作家群
中，贾平凹是受自然文化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作家，故乡的山山水水几乎存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商洛特有的山地及其所孕育出来的地域文化，不仅为贾平凹审美意识打下了底色，而且随着他人生与文学创作的进步与发展，地域文化对他审美意识浸润也就愈加明显与深重。
比较而言，如果说路遥是一种茫然的高原审美意识，陈忠实凸显的是皇天后土审美意识，那么，贾平凹特异于他人的，则是空灵而诡异的山水审美意识。贾平凹的生命情感意识就熔铸在商州的山水之中。他在那篇叫做《溪流》的序言中说：“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就像山地里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莽莽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它。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由此看出，故土山水对于贾平凹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厚。正是这山水的空灵，蕴藉与神秘的生命灵动，哺育了贾平凹的生命情感，生成了他的审美认识方式，浇筑着他的审美理想，建构起他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情态。
贾平凹注定要成为商洛山中的溪流，这溪流穿行于山间谷底，最终要流出山地，汇入江河，融入大海大洋。但他依然保持着山地的芬芳与气质。因此，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建构，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融汇了许多新质，但空灵蕴藉的山水审美意识，确是始终如一地鲜活灵动地存活于他的审美意识之中。“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叵不可测的深沉。”“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次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的柔情，鲜花给了它的芬芳，竹林给了它的凉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在这些文字中，人们已分不清作家到底是在写自己还是在写小溪了，反正在他的笔下，“它在流着，流着。”在贾平凹的艺术世界中，充盈着强烈的“商州山水情结”，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作
家的艺术创作对于赐予他生命的山地自然文化生态系统，有着多么深刻和顽强的依赖性，难怪在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和人物形象里弥漫着那么沉稳的山水性格元素。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当然是一种复合的审美建构。就其内在生命精神心理结构来说，他表现出明显的忧患意识、孤独意识、抑郁意识、梦幻意识，甚至还存在一定的病态意识。不仅如此，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突出地表现出神秘意识、空灵意识。当然，现实意识、平民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及悲悯意识等也非常强烈。不过就地域文化的影响而言，商州地域文化中的神秘、空灵尤为突出，这构成了他文学创作上审美意识所特有的个性特质。
也许正因为位于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陕南山地，属于长江水系的汉江、丹江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这里的山水中蕴含着清秀、灵性与神秘，因此在文化的生成与建构上，历史天然地融汇了楚文化与秦文化。比如戏剧就既有汉剧、花鼓，也有秦腔。当然最能代表其特色的则是商洛花鼓。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然也就生长出悠扬委婉的山歌来。也许正因为商州的山水的灵性之气，便多出怪才、鬼才，多有空灵浪漫之气，贾平凹可以说是这片土地文化艺术精神的一个典型的生命活体。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意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论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陕西作家在自身的审美意识生成过程中，均受他们所处地域文化的深厚影响，并形成了各自审美意识的个性特征。不论是与三位作家的直接接触，抑或就他们的个人自白，当然还有他们的艺术创作，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他们的审美意识从形成伊始，就已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
谈到地域及其文化对于这三位作家文学创作中审美意识的影响，首先应当是他们所处地域环境对他们的作用。陕西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性很大。路遥所在的陕北，是典型的黄土高原，长年干旱少雨，生活环境苦焦。
交通受高原、沟壑等因素的制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也比较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对路遥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抗争意识和忍耐意识，在性情上粗犷奔放。而南靠终南山，北对渭河平原，秦川平原深厚的黄土地，清澈却不汹涌的灞河，则形成了陈忠实沉稳刚毅、倔强凝重的精神心理气质，在他的审美意识中，更多地表现出皇天后土意识。孕育了贾平凹的商洛山地，出门见山远行过河，青山绿水对他的精神心理气质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在他的审美意识中，山之神秘与通灵、水之清越与灵秀深深地扎下了根。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黄土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交汇，陕北有史以来就成为胡汉杂居之地，先后有20个部落、民族在这里错落杂居。如此，陕北便汇合为一种多民族文化共生状态。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碰撞、磨合和融汇，相互交流、渗合、互补，再塑出一个包容了多民族文化特点、魅力无穷的地域文化形态。这种地域文化形态，也综合反映在了祖祖辈辈生存于陕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由此所建构起来的伦理道德、民风习俗上。加之恶劣的自然生存生态环境和苦焦的生活条件，使得陕北地域文化审美意识，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抗争意识、承受生活现实的苦难意识、面对自然环境和人生境遇的悲壮苍凉意识以及审视生命本体特有的豪放浪漫意识。显然，路遥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创作审美意识过程中，将陕北地域文化的审美意识几乎完全承继下来，并熔铸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进而形成了他文学创作所特有的审美意识。
路遥在他短暂的42岁的生命中，为这个时代奉献出了耗尽他生命情感的文学作品，总共有几百万字。其中获得全国奖的有三部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路遥至今仍被人们特别是被青年读者接受的，主要还是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思想意识。这些熔铸着深厚地域文化内涵的审美思想意识，在他的笔下犹如一曲凝重沉郁又激越悲壮的信天游，激荡着人们的情感魂灵。它像苍莽寥廓却干涸苦焦的沟壑塬峁，其间不知隐藏着多少人生的苦难与苍凉，又如壮阔宏大的黄河壶口瀑布，其间不知蕴含了多少生命力量和浑厚情感。路遥是善于描写、表现人生苦难的高手，以至于因这种人生苦难高超的艺术表现，使得人们原谅或者忽视了他在整体艺术创造上的不足和缺憾。
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至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直至整个文化建构发展来看，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审视与把握，价值判断以及新的历史文化观念建构中存在着严重偏差。这种现象一直到上个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如果从这一基本的历史文化视野来说，“寻根文学”及“新历史小说”创作，具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陈忠实在他的文学创作审美意识建构中，凝结了更为浓郁而沉重的历史文化意识，历史文化意识是陈忠实审美意识的内核。这既得益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自“寻根文学”之后神话发展的启示与冲击，也得益于他所生存的关中地区。这片皇天后土给了他太多、太深的历史文化的生命情感体验。关中平原是典型的黄土地，但与陕北的黄土高原明显不同。关中平原极为适宜于农业生产，是中国典型的农耕文化形成发展之地。因此，耕读便成为关中乡土文化的集中表现，历史上所存留的关中书院凝聚的是农耕文化的精华。关中文化因特殊的地域位置，还成为了中华民族现今历史文化最为突出、典型和深厚的存活地。在这方土地上，积淀了过于沉重深厚的历史文化，从中华民族始祖的神话传说，到有文字记载的从远古到中古的社会历史，周秦汉唐便是这片皇天后土曾经的辉煌标志。因此，关中地域文化中积淀了其他地域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和农耕文化意识。
生于斯、长于斯的陈忠实，所承继的自然是关中渭河平原地域文化传统。尽管不能说生于某一地域就必须要承继该地域的文化传统，但就这三位作家特别是陈忠实而言，的确是秉承了关中的历史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性格和文化审美意识。甚至，只有在寻找到或者激活深存于生命意识中的历史文化意识时，陈忠实才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确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此前，陈忠实在建构自己文学创作审美文化意识时，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政治现实意
识的建构。关注乡村社会现实及其变化，成为他文学创作审美意识的基调。虽然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遗传着关中历史文化的基因，但他深受当代社会与文学创作潮流的影响，这种与生俱来的历史文化意识被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所掩盖。也就造成了他文学创作审美意识建构的自我消失，虽然他极力想在社会政治与现实生活意识的共构中开拓个人意识空间，但终因思维逻辑所限，依然未能捅破将他隔离于艺术创作的这张纸。
陈忠实对于关中地域历史文化的继承，一方面是源于内在生命情感的基因延续，以及他身在其中的长期乡村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中国特别是家乡历史文化的学习研究。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内质自然生成，那么，后者便是一种自觉意识下的理性思索，也许正是这种理性思索，更为强烈地唤醒了陈忠实长期潜存于生命情感之中的历史文化意识。
换一个角度看，陈忠实与其他作家或者普通人一样，在他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家乡地域文化的熏陶。他
把这称之为在读一本大书：“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一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这个幼小的心灵从他对世界有智能感应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诸如‘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制约和熏陶，他的心灵就在这样的甚至没有文化的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殊结构。”在关中，这种传统文化于现实生活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乡约族规等等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陈忠实讲自己曾经“在查阅县志时发现了一份‘乡约’，那是一份由宋代名儒编撰的治理乡民的条约准则，是由哪本大书衍化成的通俗易记的对乡民实行教化的乡土教材，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在许多村庄试点推广。”
从陈忠实的表述可以看出，关中平原使他在生存过程中便将历史文化注入生命情感中。正是这种生命体验与理性思考的相遇，才迸发出了陈忠实文学艺术创构上升腾超越的火花，使得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次蜕变式的飞跃。陈忠实始于《蓝袍先生》完成于《白鹿原》的这次以历史文化审美意识的建构完成，不论是就他自己而言，抑或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来说，历史文化与陈忠实相遇都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诉求。因此，既可以说历史文化成全了陈忠实及其文学意识创造的历史奇迹，也可以说，陈忠实对于关中地域历史文化的开掘，极大地丰富乃至成就了中国当代历史文化视域的文学创作。
在陕西作家群
中，贾平凹是受自然文化生态系统影响最大的作家，故乡的山山水水几乎存在于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商洛特有的山地及其所孕育出来的地域文化，不仅为贾平凹审美意识打下了底色，而且随着他人生与文学创作的进步与发展，地域文化对他审美意识浸润也就愈加明显与深重。
比较而言，如果说路遥是一种茫然的高原审美意识，陈忠实凸显的是皇天后土审美意识，那么，贾平凹特异于他人的，则是空灵而诡异的山水审美意识。贾平凹的生命情感意识就熔铸在商州的山水之中。他在那篇叫做《溪流》的序言中说：“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土地了。”“就像山地里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莽莽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么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它。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寻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由此看出，故土山水对于贾平凹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厚。正是这山水的空灵，蕴藉与神秘的生命灵动，哺育了贾平凹的生命情感，生成了他的审美认识方式，浇筑着他的审美理想，建构起他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情态。
贾平凹注定要成为商洛山中的溪流，这溪流穿行于山间谷底，最终要流出山地，汇入江河，融入大海大洋。但他依然保持着山地的芬芳与气质。因此，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建构，虽然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融汇了许多新质，但空灵蕴藉的山水审美意识，确是始终如一地鲜活灵动地存活于他的审美意识之中。“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叵不可测的深沉。”“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次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的柔情，鲜花给了它的芬芳，竹林给了它的凉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在这些文字中，人们已分不清作家到底是在写自己还是在写小溪了，反正在他的笔下，“它在流着，流着。”在贾平凹的艺术世界中，充盈着强烈的“商州山水情结”，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作
家的艺术创作对于赐予他生命的山地自然文化生态系统，有着多么深刻和顽强的依赖性，难怪在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和人物形象里弥漫着那么沉稳的山水性格元素。
贾平凹的审美意识，当然是一种复合的审美建构。就其内在生命精神心理结构来说，他表现出明显的忧患意识、孤独意识、抑郁意识、梦幻意识，甚至还存在一定的病态意识。不仅如此，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突出地表现出神秘意识、空灵意识。当然，现实意识、平民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及悲悯意识等也非常强烈。不过就地域文化的影响而言，商州地域文化中的神秘、空灵尤为突出，这构成了他文学创作上审美意识所特有的个性特质。
也许正因为位于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陕南山地，属于长江水系的汉江、丹江于两山之间穿流而过，这里的山水中蕴含着清秀、灵性与神秘，因此在文化的生成与建构上，历史天然地融汇了楚文化与秦文化。比如戏剧就既有汉剧、花鼓，也有秦腔。当然最能代表其特色的则是商洛花鼓。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自然也就生长出悠扬委婉的山歌来。也许正因为商州的山水的灵性之气，便多出怪才、鬼才，多有空灵浪漫之气，贾平凹可以说是这片土地文化艺术精神的一个典型的生命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