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思想一直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明清之际，享有“东南邹鲁”之誉的徽州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厚实的沉淀区，徽商生于斯，长于斯，无疑受到儒家“诚信”思想的深刻影响。尤为可贵的是，徽商能够巧妙地运用和改造儒家学说中的“诚信”思想，并将它变为经商实践中的商业原则和经营理念，全面地指导自己的事业发展，并大获成功。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徽商经营思想的精髓；徽商的成功，就是徽商经营“诚信”理念的成功。 对待自身事业―――“诚意敬业” 徽商在宋朝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朝时已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清朝时更是跃为十大商帮之首，业绩辉煌。徽商能在商海竞争中愈战愈勇，大获成功，与其对待商贾事业至诚至敬、持之以恒的态度密切相关。 徽商对待经商事业始终能“诚意敬业”，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发展。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自然条件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这样的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存。于是，生存问题成为徽州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治生”？大多数徽州人选择了从商业贾的道路。如《豆棚闲话》云：“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概括得更生动形象，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由此可见，徽州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何等巨大！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徽州走出去的徽商，在创业之始，甚至不惜变卖祖产或妻室的“簪珥衣饰”以为资斧，竭尽所能地筹集资本。所以，他们对商业的投入，较之其他富庶地区的商人而言，要深沉得多。因为唯有诚意敬业，才可能免冻馁之苦，甚至能积攒一些传诸子孙的家业。 徽商一旦投入商海，在创业经商的过程中，大多竭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决不轻言放弃，以“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韧性，诚意敬业。由此，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勇敢拼搏，终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据史料记载，明代徽州祁门人程神保，年少时已随父贾于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尝尽了经商的辛酸。后娶妻李氏，以李氏“蚕织簪珥”所得的三十金为本钱，贾于峡江。因邻人不戒于火，以致程神保数年辛苦积资全部被毁。但他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再贾于闽，终获利七百余金。其后他挟七百金入楚经商。不久，遇上楚地连续５年饥荒，饿殍遍野，程神保贷出的银钱无从收回，最后只携了百金离楚，损失的经商资本达七分之六。即便如此，程神保仍不辞辛苦，永不言败，再走南海，贩当地土特产到清源淮扬间销售，最终成为富商。 无数徽商正是凭藉这种诚意敬业的精神，在创业之初竭尽所能地筹措资本，在创业之中百折不挠地经营商业，以致“走吴、越、楚、蜀、粤、闽、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称霸中国商界数百年，创下“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业绩。 对待其他商贾―――“守信不渝”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典型化的宗族社会。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习俗，这与徽州宗族社会内部保存、积淀着中原宗族文化密切相关。而中原宗族文化一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突出血缘和地缘关系，强调宗族内部族众的凝聚力。从中原等外地迁入徽州的移民带来的这种宗族文化，在徽州得以长久保存并更加强化。 举世闻名的徽商，正是在这样强烈的宗族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他们重宗谊、乡谊，视同宗同族的经商者皆叔侄、皆兄弟，在经商事业中互相扶助，诚实不欺，守信不渝。特别是在徽商合资经营或贷资经营的商业活动中，他们在对待合作的族人亲友时，十分看重与他人营商共事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如明末清初的歙商江国政，曾在淮阴经商多年，亲友见江氏忠厚诚实，纷纷集资交于他经营，数目达数千金之多。江氏始终保持“诚实持躬，丝毫不苟”的经商风格，从不欺骗合伙的亲友。后值明末动乱，江氏的资本被洗劫一空，连亲友的投资也荡然无存。江氏立即倾家荡产，悉数赔偿亲友们的损失。尽管他因此变得“家徒壁立”，但他坚持了诚实守信的原则，博得了合伙亲友的尊敬。 徽州宗族社会不仅注重调节宗族内部族众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强调用儒家伦理规范协调宗族之间的繁杂关系，这是难能可贵之处。反映在徽商的经营事业中，即徽商不仅对熟识的族人亲友以诚相待，即便是对其他宗族的经商者，依然诚信不欺，守信不渝。清婺源商人詹谷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后来店主年老回徽州老家养病，不久病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峰烟四起，交通阻梗，战乱平息后，店主之子来到崇明店中，詹谷立即将规模扩大的店业如数交给他，自己却分文不取。从中可见詹氏一诺千金，守信不渝的道德风范。 当然，徽州宗族社会在用儒家伦理即“礼”来调节宗族内外关系的同时，也注重用“法”来解决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徽州人有着极强的契约理念，特别从徽州商人订立的大量商业合同文书的事实中可窥见一斑。然而，当我们抛开徽商订立合同文书具有所谓“法”的意识不论，具体深入到合同文书的文字内容本身，可以明显看出，徽商在合伙经营中守诚信的商业信誉，给彼此带来了商机。如清光绪年间，徽商程振之等５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其合同文书明文规定：“立合同议据人程振之、程耀庭、陈傅之、吴紫封、程润宏等志投意合，信义鸿猷，商成合开溪西码头上永聚泰记粮食行业生意”，“自议之后，各怀同心同德，行见兴隆，源远流长，胜有厚望焉。”这本身就是合伙人之间的君子协议，本质上即是他们相互信守承诺、齐心协力维护商业信誉，共创事业。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宗族观念强固的徽商大多通过合资经营或贷资经营扩大其经营规模。这两种经营方式的普遍化，其本身即是徽商之间诚实守信的结果。 对待属下员工―――“用人为信” 商业的竞争最关键莫过于人才的竞争。明清之际，众多商帮林立商界，而徽州商帮能独占鳌头数百年，究其重要因素之一，诚如出身于徽州商贾世家的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指出的，“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于心计，习俭勤，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善任，非是则败。”不难看出，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其知人善任，用人为信的人才观念息息相关。 深受宗族文化影响的徽商，选用人才时，必然也是先尽宗谊、乡谊，然后考虑其他因素。徽商中很多富商大贾，一旦事业大成，往往不忘族人亲友，诚意选用宗族乡党的众子弟，在自己门下共营商业。史料记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歙商程某成大贾时，“门下受计出子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士宜趣物候人，人授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从中可见程某对宗族内诸子弟以诚相待，知人善任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经营活动中往往聘请掌计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从徽商极重宗族情谊的经商特质可推定，掌计或副手十之八九是同族子弟。而徽商一旦选用了这样的同族人经营商业，大多采取放手使用，各尽其才的原则。如歙商许翁在江浙两省有典肆四十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长居故里，生意非常兴旺发达。 当然，徽商也非常重视对非族人乡友的人才之选用。他们诚心实意地寻求品质高尚、忠诚敬业的他族他乡之人，共同彰显自己的事业。清末最负盛名的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为了提升墨的艺术品味和收藏价值，设法遍请雕刻高手来刻制墨模。有一名叫汪绥之的哑巴浪迹徽州各地，刻技超群，而且此人性格桀骜不驯，不畏权势。胡天注仰慕他的人品和技艺，多次寻他未果。后来终于找到了汪绥之，胡天注以笔与其对话，倾诉了自己对汪绥之的崇敬，并希望他能帮助创业。汪绥之终于被胡天注的真心诚意所打动，遂甘愿在天注墨庄竭诚效力。胡天注以诚意之心招纳了汪绥之等一批贤才，最终使胡开文墨畅销海内外。 徽商对待属下员工子弟宽厚仁慈，甚至当属下伙计做出不利自身商业发展的行为时，大多数徽商不是采取责罚打骂甚至驱逐的惩治措施，而是以诚挚宽厚之心教导、对待他们，这无疑促使属下员工为其更加尽心效力。在《康熙汉镇徽商谢氏文书》中，有一份文书写道：“立浼字人陈有章，今于康熙四十三年在云庄，己身不才，妄用谢隆盛号本纹银柒拾柒两柒钱，结帐之日无得抵脂，自知理亏，浼托亲友汪锡侯老等转恳，谢胪一翁念桑梓之情，立有欠约，其银约至来年本利送还，不致失约。”从中可见，徽商谢胪一对妄用商业资金的属下陈有章，并未责罚打骂，而是让他将银两归还即可，这样用人为信、诚挚宽厚的道德风范，十分难能可贵。 所以，徽商不仅能以诚意之心择人，用人，而且在待人方面，也是诚心诚意、宽厚仁慈，这都博得了属下员工的尊敬和信任。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徽商这种“用人为信”的态度，必然促使商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待顾客―――“诚信无欺” 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社会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以及传统“四民观”的价值导向，商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低贱的，人们总把商人定格为“无奸不商”的形象。面对这种商轻、商贱的传统价值观念，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徽商，从内心渴望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同。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抨击传统的“四民观”，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确立儒贾并行并重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徽商在商业实践中特别强调对待顾客诚信无欺，以义取利，竭力改变“无奸不商”的商人形象。 徽商纵横商界３００多年，无不恪守诚信不欺、公平守信的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唯有顾客的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诚如歙商梅余庆总结自己的营商之道时说：“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这正是徽商在经营实践中体晤的真知卓见。故此，梅余庆当年虽以微薄财力起家，因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于是财源滚滚，刚到中年便大获成功，家产以数千金计，富甲一方。清代歙商吴南坡非常重视商业信誉，他曾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之童为欺。”他不仅出售的货物保质保量，还在买卖中做到童叟无欺，以致人们“不视精恶短长”争相购买之。 徽商以“诚信”经营博得了广大顾客的信任，许多徽商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宁可蒙受损失，也不失信于人。婺源茶商朱文炽所出售的茶叶，从不以次充好，以陈充新。一次，他贩茶于珠江，由于贩运中“逾市期”，当年的新茶已上市，于是在“交易文契”上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代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更是因诚信经营留下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当我们翻阅徽州方志、族谱、宗谱时，有关徽商以“诚信”理念经商服贾的记载，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徽商重视“诚信”的经商原则，才能博得顾客长久的信赖，最终为商业的发展谋得了更大的商机。 综上所述，在中国商界曾领风骚数百年的徽商，始终以“诚信”作为为人之本、立业之基。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对商场的激烈竞争，面对传统的“士贵商贱”价值取向，徽商却能逆境而上，并吸取儒家伦理学说的“诚信”思想，确立符合商人发展要求的“诚信”经营理念，从而指导自身的经商事业大获成功。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但徽商留给我们“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仍有其借鉴意义。
“诚信”思想一直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核心，被视为“进德修业之本”。明清之际，享有“东南邹鲁”之誉的徽州是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厚实的沉淀区，徽商生于斯，长于斯，无疑受到儒家“诚信”思想的深刻影响。尤为可贵的是，徽商能够巧妙地运用和改造儒家学说中的“诚信”思想，并将它变为经商实践中的商业原则和经营理念，全面地指导自己的事业发展，并大获成功。以“诚信”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徽商经营思想的精髓；徽商的成功，就是徽商经营“诚信”理念的成功。 对待自身事业―――“诚意敬业” 徽商在宋朝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朝时已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清朝时更是跃为十大商帮之首，业绩辉煌。徽商能在商海竞争中愈战愈勇，大获成功，与其对待商贾事业至诚至敬、持之以恒的态度密切相关。 徽商对待经商事业始终能“诚意敬业”，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发展。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地理环境十分封闭，自然条件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这样的环境严重地影响到徽州人的生存。于是，生存问题成为徽州人必须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治生”？大多数徽州人选择了从商业贾的道路。如《豆棚闲话》云：“徽州俗例，人到十五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概括得更生动形象，叫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由此可见，徽州人面临的生存压力何等巨大！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徽州走出去的徽商，在创业之始，甚至不惜变卖祖产或妻室的“簪珥衣饰”以为资斧，竭尽所能地筹集资本。所以，他们对商业的投入，较之其他富庶地区的商人而言，要深沉得多。因为唯有诚意敬业，才可能免冻馁之苦，甚至能积攒一些传诸子孙的家业。 徽商一旦投入商海，在创业经商的过程中，大多竭力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决不轻言放弃，以“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的韧性，诚意敬业。由此，他们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顽强斗争，而且同商场的惊涛骇浪勇敢拼搏，终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据史料记载，明代徽州祁门人程神保，年少时已随父贾于济南下邳间，“蒙霜露，沐风雨，绝甘分少”，尝尽了经商的辛酸。后娶妻李氏，以李氏“蚕织簪珥”所得的三十金为本钱，贾于峡江。因邻人不戒于火，以致程神保数年辛苦积资全部被毁。但他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再贾于闽，终获利七百余金。其后他挟七百金入楚经商。不久，遇上楚地连续５年饥荒，饿殍遍野，程神保贷出的银钱无从收回，最后只携了百金离楚，损失的经商资本达七分之六。即便如此，程神保仍不辞辛苦，永不言败，再走南海，贩当地土特产到清源淮扬间销售，最终成为富商。 无数徽商正是凭藉这种诚意敬业的精神，在创业之初竭尽所能地筹措资本，在创业之中百折不挠地经营商业，以致“走吴、越、楚、蜀、粤、闽、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称霸中国商界数百年，创下“无徽不成镇”的辉煌业绩。 对待其他商贾―――“守信不渝”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典型化的宗族社会。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习俗，这与徽州宗族社会内部保存、积淀着中原宗族文化密切相关。而中原宗族文化一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规范，突出血缘和地缘关系，强调宗族内部族众的凝聚力。从中原等外地迁入徽州的移民带来的这种宗族文化，在徽州得以长久保存并更加强化。 举世闻名的徽商，正是在这样强烈的宗族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商人群体。他们重宗谊、乡谊，视同宗同族的经商者皆叔侄、皆兄弟，在经商事业中互相扶助，诚实不欺，守信不渝。特别是在徽商合资经营或贷资经营的商业活动中，他们在对待合作的族人亲友时，十分看重与他人营商共事中的诚实守信原则。如明末清初的歙商江国政，曾在淮阴经商多年，亲友见江氏忠厚诚实，纷纷集资交于他经营，数目达数千金之多。江氏始终保持“诚实持躬，丝毫不苟”的经商风格，从不欺骗合伙的亲友。后值明末动乱，江氏的资本被洗劫一空，连亲友的投资也荡然无存。江氏立即倾家荡产，悉数赔偿亲友们的损失。尽管他因此变得“家徒壁立”，但他坚持了诚实守信的原则，博得了合伙亲友的尊敬。 徽州宗族社会不仅注重调节宗族内部族众的复杂关系，同时也强调用儒家伦理规范协调宗族之间的繁杂关系，这是难能可贵之处。反映在徽商的经营事业中，即徽商不仅对熟识的族人亲友以诚相待，即便是对其他宗族的经商者，依然诚信不欺，守信不渝。清婺源商人詹谷在崇明替人经营一家店肆，后来店主年老回徽州老家养病，不久病死。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峰烟四起，交通阻梗，战乱平息后，店主之子来到崇明店中，詹谷立即将规模扩大的店业如数交给他，自己却分文不取。从中可见詹氏一诺千金，守信不渝的道德风范。 当然，徽州宗族社会在用儒家伦理即“礼”来调节宗族内外关系的同时，也注重用“法”来解决问题。这突出表现为徽州人有着极强的契约理念，特别从徽州商人订立的大量商业合同文书的事实中可窥见一斑。然而，当我们抛开徽商订立合同文书具有所谓“法”的意识不论，具体深入到合同文书的文字内容本身，可以明显看出，徽商在合伙经营中守诚信的商业信誉，给彼此带来了商机。如清光绪年间，徽商程振之等５人合资经营粮食贸易，其合同文书明文规定：“立合同议据人程振之、程耀庭、陈傅之、吴紫封、程润宏等志投意合，信义鸿猷，商成合开溪西码头上永聚泰记粮食行业生意”，“自议之后，各怀同心同德，行见兴隆，源远流长，胜有厚望焉。”这本身就是合伙人之间的君子协议，本质上即是他们相互信守承诺、齐心协力维护商业信誉，共创事业。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宗族观念强固的徽商大多通过合资经营或贷资经营扩大其经营规模。这两种经营方式的普遍化，其本身即是徽商之间诚实守信的结果。 对待属下员工―――“用人为信” 商业的竞争最关键莫过于人才的竞争。明清之际，众多商帮林立商界，而徽州商帮能独占鳌头数百年，究其重要因素之一，诚如出身于徽州商贾世家的著名经济学家王茂荫指出的，“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于心计，习俭勤，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善任，非是则败。”不难看出，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其知人善任，用人为信的人才观念息息相关。 深受宗族文化影响的徽商，选用人才时，必然也是先尽宗谊、乡谊，然后考虑其他因素。徽商中很多富商大贾，一旦事业大成，往往不忘族人亲友，诚意选用宗族乡党的众子弟，在自己门下共营商业。史料记载明嘉靖万历年间歙商程某成大贾时，“门下受计出子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士宜趣物候人，人授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羡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从中可见程某对宗族内诸子弟以诚相待，知人善任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徽商经营活动中往往聘请掌计或副手代替自己经营，从徽商极重宗族情谊的经商特质可推定，掌计或副手十之八九是同族子弟。而徽商一旦选用了这样的同族人经营商业，大多采取放手使用，各尽其才的原则。如歙商许翁在江浙两省有典肆四十余所，每个典肆均聘有管事经理，许翁自己则长居故里，生意非常兴旺发达。 当然，徽商也非常重视对非族人乡友的人才之选用。他们诚心实意地寻求品质高尚、忠诚敬业的他族他乡之人，共同彰显自己的事业。清末最负盛名的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胡天注，为了提升墨的艺术品味和收藏价值，设法遍请雕刻高手来刻制墨模。有一名叫汪绥之的哑巴浪迹徽州各地，刻技超群，而且此人性格桀骜不驯，不畏权势。胡天注仰慕他的人品和技艺，多次寻他未果。后来终于找到了汪绥之，胡天注以笔与其对话，倾诉了自己对汪绥之的崇敬，并希望他能帮助创业。汪绥之终于被胡天注的真心诚意所打动，遂甘愿在天注墨庄竭诚效力。胡天注以诚意之心招纳了汪绥之等一批贤才，最终使胡开文墨畅销海内外。 徽商对待属下员工子弟宽厚仁慈，甚至当属下伙计做出不利自身商业发展的行为时，大多数徽商不是采取责罚打骂甚至驱逐的惩治措施，而是以诚挚宽厚之心教导、对待他们，这无疑促使属下员工为其更加尽心效力。在《康熙汉镇徽商谢氏文书》中，有一份文书写道：“立浼字人陈有章，今于康熙四十三年在云庄，己身不才，妄用谢隆盛号本纹银柒拾柒两柒钱，结帐之日无得抵脂，自知理亏，浼托亲友汪锡侯老等转恳，谢胪一翁念桑梓之情，立有欠约，其银约至来年本利送还，不致失约。”从中可见，徽商谢胪一对妄用商业资金的属下陈有章，并未责罚打骂，而是让他将银两归还即可，这样用人为信、诚挚宽厚的道德风范，十分难能可贵。 所以，徽商不仅能以诚意之心择人，用人，而且在待人方面，也是诚心诚意、宽厚仁慈，这都博得了属下员工的尊敬和信任。面对激烈的商业竞争，徽商这种“用人为信”的态度，必然促使商业组织内部形成一种合力，从而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待顾客―――“诚信无欺” 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社会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以及传统“四民观”的价值导向，商人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低贱的，人们总把商人定格为“无奸不商”的形象。面对这种商轻、商贱的传统价值观念，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徽商，从内心渴望获得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同。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抨击传统的“四民观”，论证“士商异术而同志”，确立儒贾并行并重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徽商在商业实践中特别强调对待顾客诚信无欺，以义取利，竭力改变“无奸不商”的商人形象。 徽商纵横商界３００多年，无不恪守诚信不欺、公平守信的商业道德，他们深深懂得：唯有顾客的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诚如歙商梅余庆总结自己的营商之道时说：“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这正是徽商在经营实践中体晤的真知卓见。故此，梅余庆当年虽以微薄财力起家，因诚实守信的经营之道，赢得了客户的信任，于是财源滚滚，刚到中年便大获成功，家产以数千金计，富甲一方。清代歙商吴南坡非常重视商业信誉，他曾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之童为欺。”他不仅出售的货物保质保量，还在买卖中做到童叟无欺，以致人们“不视精恶短长”争相购买之。 徽商以“诚信”经营博得了广大顾客的信任，许多徽商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宁可蒙受损失，也不失信于人。婺源茶商朱文炽所出售的茶叶，从不以次充好，以陈充新。一次，他贩茶于珠江，由于贩运中“逾市期”，当年的新茶已上市，于是在“交易文契”上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代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更是因诚信经营留下佳话。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当我们翻阅徽州方志、族谱、宗谱时，有关徽商以“诚信”理念经商服贾的记载，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徽商重视“诚信”的经商原则，才能博得顾客长久的信赖，最终为商业的发展谋得了更大的商机。 综上所述，在中国商界曾领风骚数百年的徽商，始终以“诚信”作为为人之本、立业之基。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对商场的激烈竞争，面对传统的“士贵商贱”价值取向，徽商却能逆境而上，并吸取儒家伦理学说的“诚信”思想，确立符合商人发展要求的“诚信”经营理念，从而指导自身的经商事业大获成功。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但徽商留给我们“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仍有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