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列强的侵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地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列强掀起了抢夺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的狂潮，日益没落的清帝国就成了列强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所以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东南、西南、西北边疆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断地在这些地区制造事端，蚕食中国领土。
1874年，日本公然侵略台湾。台湾早就为各列强所垂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就企图强占台湾。此后，美国也曾两次派军舰到台湾刺探情报，一些美国军、政官员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1867年，美国政府则借口“罗佛”号船上水手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进攻台湾，遭到了当地高山族人民的抵抗，美由于台湾距离遥远，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转而勾结日本进行侵略活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对外扩张的要求也随之益增。在美怂恿下，1871年，日本政府借琉球渔船遇风飘到台湾被当地高山族一些人误杀，向中国进行讹诈，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政府则借清政府答辞中有：“生番化外”，“不便深究”这句话大做文章，硬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于1874年在美支持下对台湾发动了战争，当地高山族人民立即以大刀长矛迎击日本侵略军。 清政府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赴台，部署防务。当时日本维新后没几年，要想吞并台湾这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日、美在台的活动损害了英国利益，英国对此也很不满，日本只好与清廷谈判。虽然当时清政府军事实力还略优于日本，但迫于英、法、美的压力，还是向日做了让步。1874年10月，由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大久保利通订立了《台事专约》（或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本从台撤军，中国赔款50万两，将琉球事件写为“日本国属民”为高山族人杀害，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这样日本便以此为依据，1875年，迫使琉球王宣布与中国“断绝”宗属关系。清政府为此再与日本交涉，后在李鸿章投降妥协思想指导下，又是不了了之，听任日本将琉球改为冲绳，并入日本。
当东南海疆告急之时，英国又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新的事端。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 “探险队”，由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从英国殖民地缅甸出发，探测通往中国云南的道路，英驻华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前去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引导武装“探险队”入中国云南，在腾越（腾冲）地区的蛮允山寨，遭到了当地群众的阻止。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竟然开枪打死打伤边境地区居民多人，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当场击毙了马嘉理等6名侵略者，将“探险队”赶走。英公使威妥玛利用这一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甚至以开战相威胁。清帝国此时边疆危机，东南吃紧，惟恐西南再起战事，只好向英妥协，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1876年9月13日订立了《烟台条约》，主要内容：（1）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为通商口岸；（2）扩大领事裁判权；（3）租界内的外国商品免收厘金；（4）允许英派人到云南调查，并可经甘肃、青海入西藏，转赴印度等地；（5）清政府向英“抚恤”、“赔款”、“道歉”并“惩凶”，将23名景颇族群众杀害，并将当地文武官员革职讯问。中英《烟台条约》又为英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敞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英《烟台条约》使得英国侵入西藏地区的活动合法化了，但由于当地藏族同胞坚决反对，英人一时无法实现。80年代，英国侵略者便试图用武力打开通往西藏的道路，不断进行挑衅。1888年，英国侵略军数千人从印度向西藏隆吐山发动进攻，藏军与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清政府又怕惹恼了英国，便立即命令中国军民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罢免，代之以主张妥协投降的升泰。1890年，清政府在英威胁下被迫订立了《藏印条约》。1893年，又订立了《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
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和五年进口免税权。英国侵略势力伸入到了我国西藏地区。
在英国处心积虑地往西藏渗透的同时，沙俄也在窥测西藏，沙俄以“游历”、“考察”为幌子，19世纪70年代多次派“调查团”入西藏，进行非法活动，搜集西藏地理、历史资料和商业情报，在西藏上层人物中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反英情绪，表示愿意派兵相助，还利用佛教的宗教关系，在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中培植间谍，派往西藏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最著名的沙俄间谍德尔智喇嘛曾在西藏各大寺活动，后来成为达赖十三世的经师。他极力向达赖等上层人物灌输沙俄是喇嘛教的唯一保护者，挑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的矛盾，煽动达赖判国投俄。1900年、1901年，德尔智又两次受达赖委托访俄，沙俄也为达赖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以争取控制西藏。
中国西北边疆此时危机更为深重。1864年，在内地人民反清斗争推动下，新疆维吾尔、回族等族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并很快扩展到了天山南北地区。但这些起义的领导权落入到了一些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手中，他们利用人民的反清斗争，在新疆各地实行割据，甚至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害异教徒）相号召，制造民族分裂。喀什葛尔（喀什）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攻下汉城（疏勒），向中亚浩罕汗国 (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求援。浩罕派阿古柏率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地区，攻下了汉城和周围地区，1867年建立了哲得沙尔(意为七汗国)，自立为汗。1870年，他又进占乌鲁木齐，消灭了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封建割据政权，至此占领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为了维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与英俄密切勾结。英俄当时正在争夺中亚地区，因而都极力拉拢阿古柏，企图把阿古柏变为他们自己的工具，以达到控制我国新疆的目的。1872年，沙俄首先迫不及待地与阿古柏订立条约，承认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扩大沙俄对新疆的贸易。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也承认了阿古柏政权，并与阿古柏订立了军事条约。英俄双方都向阿古柏提供军援，以加强他们各自对阿古柏政权的影响。沙俄还借阿古柏入侵北疆地区之机，借口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安全，于1871年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 清政府这时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借口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停止西征，已出塞和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以便扩大他的势力，筹建北洋舰队，公然要放弃新疆。李鸿章得到了朝中权贵醇亲王的支持。左宗棠则坚决表示反对，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要求全力西征，认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西南”。左宗棠以“塞防”为重，固然与其势力在西北有关，但主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主张得到了朝中重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最终清政府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了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指挥大军入新疆，在当时苦于阿古柏和各地封建领主残酷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支持下，节节取胜，势不可挡，很快攻占了乌鲁木齐，规复了北疆地区。这时英国侵略者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出面要进行所谓“调停”，遭左宗棠坚决拒绝。1877年，左宗棠又挥军南下，连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阿古柏在库勒服毒自杀。1878年，左宗棠又收复了喀什葛尔、和田，处死了民族败类金相印。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新疆地区。
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交涉退还伊犁。崇厚怯懦无能，在沙俄威胁下，1879年10月，与沙俄订立了《交还伊犁》条约，规定中国须付兵费500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增辟陆路通商口岸，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等。伊犁虽归还中国，但险要尽失，三面被沙俄包围，成了弹丸孤注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清政府迫于压力，将崇厚革职，定罪“斩监侯”，并照会沙俄政府，崇厚“违训越权”，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谈判。曾纪泽经多方努力，据理力争，双方于1881年订
立了《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9城，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却划归沙俄，赔款增至900万卢布，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后沙俄又通过几个勘议书，共割去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俄对我帕米尔地区也是处心积虑地进行侵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派探险队、军队入侵帕米尔地区。1892年，沙俄公然强行派探险队占领了帕米尔地区，赶走了中国牧民，拆毁中国的卡伦，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清政府与沙俄经多次交涉，毫无结果。1894年，清政府被迫同意暂时保持双方军队的位置，但明确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力，双方将帕米尔问题搁置了起来。但沙俄1895年私自伙同英国，在伦敦订立了瓜分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地区的条约，清政府当即严正声明，决不承认沙俄和英国的非法活动和协议。
二、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侵占越南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入中国而引起的。早在18世纪下半叶，一个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向法国国王建议夺取越南，开辟去中国的商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更急于开辟海外殖民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法国曾乘机进攻越南，但被越南军民击退。1862年，法国进攻越南南部的南圻，逼签不平等条约，在这以后又相继侵占了南圻诸省。1873年，法军向北进犯，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4省。越南军队无力抵御法国的侵略，便邀请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为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一支起义队伍，因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太平天国失败后，迫于清军围剿，刘永福便率领部队退到中越边境地区活动。他在接到越南政府邀请后，便率部千余人加入到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去。1873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配合越军作战，痛歼法国侵略军，击毙了法军统帅安邺，收复河内，将法军赶出红河，迫使法军退守海防。此后10余年间，黑旗军同越南人民一道团结战斗，抗击着法国侵略军。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金融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给大量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行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政策。1882年4月，法军在增援部队支持下攻占了河内，黑旗军协同越南军民将河内包围了一年多。1883年5月，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纸桥展开决战，歼敌200余人，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大获全胜。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功勋，特封他为三宣正提督。法军在北越受挫，但在中越进攻却没遇到多大抵抗。 1883年8月，法军逼近越南首都顺化，当时越南国王刚病死，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很大，不能齐心御敌。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越南被迫与法国订立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法国日益加紧侵略越南之时，清政府应越南之邀，从1881年——1882年，先后陆续派出了部队以“剿匪”为名进入北圻。法国侵略军在攻占了顺化后便将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退兵，并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境，这样中法矛盾日趋尖锐化。这时一贯以对外投降妥协著称的李鸿章声称：“法军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要求力保“和好大局”。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官僚的强烈不满，左宗棠等认为：中越唇齿相依，如果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中国就有唇亡齿寒之忧，法国在占领越南后，势必进一步向中国推进，因而要求清政府在对法交涉中持强硬态度，同时要保护和利用黑旗军，并加强云南和两广的兵力，抵御法军北上，既是“一时不胜”，当“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
主和主战的分歧，既有派系之间矛盾的因素，也反映了清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不同态度。清廷在舆论压力下，一方面不能不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又在谋求与法妥协。清廷无决心，将士更无斗志。1883年8月，法军攻陷越南怀德、丹风，12月，便向驻扎在北
越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清军将领云南巡抚唐炯率军逃跑，黑旗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后因孤军力单，撤出了山西。1884年3月，法军又进攻越南北宁的清军，清广西巡抚徐延旭不战而逃，北宁失守，法军向中越边境逼近。
以醇亲王会商军机，弈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主战的清议派张佩纶等人往前线，摆出了一付决战的架势，但实际上清廷并无坚决抵抗的决心。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若在天津举行谈判，订立《中法简明条约》，内容包括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中越边境通商，中国从越南退兵等。6月，法军前往“接收”凉山，气焰嚣张，首先攻击清军，清军被迫反击，在北黎大败法军。法军借口北黎事件，进一步扩大战争，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 1884年8月，利比士率法国军舰到台湾基隆，企图以优势火力强行登陆，台湾守将刘铭传率部英勇反击，法军丢下100多余具尸体退回到海上。法军在台湾不能得逞，便全力以赴进攻福建。早在1884年7月间，孤拔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马尾是福建水师的基地，洋务派所创建的中国最大的福州船政局就在马尾山下，法军舰队擅自闯入中国海防要塞，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破坏了中国主权。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这时怕妨碍和局（此时李鸿章与福禄若已订立了和约），便急忙筹备，给法军舰队以隆重的欢迎。法舰驶入后，又和福建水师舰队停在一处，实际上是将福建水师完全监视了起来。随着中法关系紧张，许多官兵要求自卫，而清政府则幻想和平解决，严令官兵“不可衅自我开”，换句话说只能等着挨打。又同时命令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代表巴德诺（法驻华公使）谈判。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勒令官兵“不准无命自行起锚”。
8月21日，中法谈判破裂，法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23日上午，法国在福州马尾军港的舰队司令孤拔，通过法驻福州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瑾等发出通牒。何瑾、何如璋、张佩纶此时才知着急，惊慌失措，竟向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请求延期开战。孤拔则提前行动，当日上午向福建水师发动进攻。此时福建水师官兵由于何如璋、张佩纶还将法军宣战的消息保密，竟不知怎么回事就遭到了进攻，有的仓促还击，有的没来得及起锚便被击沉，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竟仓惶逃跑，在半个小时内福建水师的9艘军舰， 19艘运输船被击沉击毁，将士伤亡700多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政局也遭到法军炮击，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也被击毁，法军并向两岸炮台发炮轰击。马尾海战惨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坚决要求惩办何如璋、张佩纶，追究李鸿章的责任。此时清廷也只好被迫下诏向法宣战（8月26日），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加强防务，同时授刘永福以记名提督衔。
法军在马尾得逞后，气焰更为嚣张。9月，孤拔又率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基隆，刘铭传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失利后，退守淡水。10月，孤拔又率军进攻淡水，并组织了800多人登陆，但遭到刘铭传部沉重的打击，被迫退回海上。法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次失败，使全舰队人人为之丧气”。 孤拔为了迫使台湾投降，对台湾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并派舰队骚扰浙江沿海。刘铭传向当时拥有中国最大舰队的李鸿章求援，李鸿章说什么：“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拒不增援。当时法军舰队共有军舰8艘，两艘铁甲舰，总吨位为14514吨，官兵1790人，而北洋舰队当时有军舰总吨位在20000吨以上，其中两艘主力铁甲舰都是7430吨级的，并非完全不能与法军较量。李鸿章畏敌如虎，为了保全自己一系的实力，竟听任法舰猖獗，置民族大义于不顾。1885年3月，孤拔又率舰队进攻镇海，浙江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严阵以待，法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孤拔本人也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
清军与法军陆路战斗也于1885年展开，战争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路进行。西部岑毓英部与黑旗军协同作战，在宣化一带不断打击法军，收复了一些府、县。东路统帅潘鼎新，受李鸿章妥协路线影响较深（潘是广西巡抚，李鸿章淮系），消极懈怠，其部众士气低落。1885
年2月，法军发动进攻，潘鼎新放弃凉山逃到镇南关。2月23日，法军又向镇南关发动进攻，清军纷纷后撤，法国侵略军得意的在关前插立木柱，用汉语写着“广西门户已不存在了”。当地人民群众愤怒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张之洞保荐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率粤军赶赴广西前线，就任前敌主帅。冯子材大力整顿溃军，团结各路将士，同仇敌忾，准备收复镇南关。法军被迫炸毁了镇南关，退到关外30里的文渊城。冯子材率军进至前隘，筑长墙10里作为工事，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同法军相持。3月23日，法军大举进攻前隘，逼近长墙，冯子材率众死战，“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次日，战斗更加激烈，法军趁大雾扑向墙下，有的已冲上长墙。冯子材所守的中路5个堡垒被法军攻破了3个。在此危急关头，冯子材奋勇大呼：“如再让敌寇闯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再见两广父老”，在主将激励下，将士拼死搏斗，打退了法军的进攻。经此恶战，冯子材估计法军不会就此罢休，与其部将宣誓：“誓与此墙共存亡”。第二天法军又兵分几路猛扑长墙，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冯子材率部队作好“近身搏战”的准备。当法军凭借优势炮火掩护越过战壕冲上长墙之时，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执长矛，率自己儿子相荣、相华大吼一声跃入敌阵，其它将士见主将当先，个个争相效死，与敌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敌军优势的炮火无法实施，其它方面守军前来会合夹击，侵略者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向凉山方向逃窜。此次大捷，法军死伤1000多人，侵略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由部下护卫逃生。冯子材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克文渊、凉山等城。西路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收复10余县。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法国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法国资产阶级因战败影响到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也群起攻击茹费里，茹费里内阁在一片谴责声中垮台，法国当局急于同中国和平了结。而此时清最高统治者根本没有作战的决心，在宣战后，清最高统治者慈禧一直支持李鸿章或明或暗与法人谈判，而各列强也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1885年2月，清政府派英人金登干（在中国任税务司）为代表赴巴黎进行秘密谈判。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建议乘胜即收，“当借凉山一胜之威，与缔结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便听从李鸿章之言，授权金登干在巴黎与法签订《停战协定》。当时清军乘胜反而求和，使法人大感意外。前线将士无不义愤，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上折“诛议和之人”，但清政府却不顾全国人民的不满下令撤军。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和约》，其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之间订立的条约；（2）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边界；（3）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境指定两处为商埠；（4）日后中国修造铁路与法国商办。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将刘永福的黑旗军从越南招回。法国战败反而获得了许多侵略特权，中国不败而败。清政府中的一帮投降卖国分子，将广大将士用鲜血换回的胜利又给断送了。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深入到了我云南、广西地区。同时此事也更加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重了。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一、日本蓄意挑起战争
19世纪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后起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得殖民地，急起直追，极力向外扩张。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将朝鲜和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扩张目标，在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就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向世界扩张，极力宣扬武士道精神，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即先征服我国台湾，其次是朝鲜，然后是我国东北，第四是征服全中国，最后就是征服世界。所以在70年代，就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侵台战争。1887年，日本又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五年为期作为
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叫嚷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到了90年代初，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60000多吨的海军舰只。日本还派间谍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为大规模发动战争做准备。
1890年，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内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幅度增长，同一时期又由于农业连年歉收，导致了米价上涨。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城市失业工人及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统治者更急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危机。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转而向清王朝求救。日本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好时机，一面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向清政府表示日本“必无它意”，一面秘密下令动员、准备发动战争。清政府对日本的圈套毫无所知，应朝鲜政府邀请，1894年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1500多人开赴朝鲜，驻守在汉城南的牙山，并按照《天津专约》规定通知了日本方面。日本见阴谋得逞，立刻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借口，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朝鲜，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的沿途军事要塞，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日军还源源不断开往朝鲜，总兵力达10000多。清政府见日本不怀好意，这时朝鲜局势也已平稳，建议中日双方共同撤兵，但遭日方拒绝，日本借端挑起战争的意图十分明显了。
面对日本的挑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备战，以防后患。此时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主战主和不一。在对日问题上光绪帝和其师傅翁同和等帝党成员，力主对日作战，想借战争争取人心，扩大自己一派的实力。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一派，为了保存实力，力主避战求和。在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支持下，李鸿章往来于英、俄之间，乞求列强从中斡旋。当时沙俄对日本的扩张是深感不安的，它不愿看到日本占领朝鲜，所以当李鸿章向俄求援时，沙俄答应调解，并劝日本从朝鲜撤兵。但当日本表示尊重沙俄在朝鲜的利益，这样沙俄的调停也只停留在口头上。李鸿章又不得已向英乞求调解，英国当时正在中国东南各省扩展自己的势力，本不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但由于英国和俄国矛盾很深，为了钳制俄国南下，又想拉拢日本，借日抗俄，在得到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后，英国便对日采取怂恿态度。李鸿章又相继向法、美、德乞求调解，也都遭到了拒绝。
李鸿章在希望列强调解落空后，仍力主避战，甚至认为日本不会先发动战争，还说这是“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清政府的畏缩退让更助长了日本的气焰。在7月22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成了新的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迫使朝鲜大院君傀儡政府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就在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兵分两路分别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进攻，和向驻扎在牙山外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袭击，挑起了中日间的战争。
7月25日清晨，我国“济远”（1885年德国造，2355吨巡洋舰）、“广乙 ”（1000吨钢质，炮船福州造）两舰从牙山出发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突然被日本“吉野”、“浪速”等3艘快舰拦住围攻。此时恰有清政府雇佣的运载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英国商船由天津驶至，日舰遂以“吉野”追击“济远”号军舰，又以“浪速”号胁迫“高升”船上的中国士兵投降。当时“济远”号军舰管带方伯谦竟要挂白旗投降，遭爱国官兵抵制并发炮还击，“吉野”受伤而逃。此时方伯谦不乘势回救“高升”号，致使“高升”号在拒绝投降后被日军击沉，护卫舰“操江”号（上海造木质炮船640吨）被俘，损失官兵800多人。在日舰进行海上偷袭的同时，日军4000多人向牙山中国驻军进攻，聂士成率部与日军激战，而主将叶志超竟率兵逃往平壤，聂士成最终寡不抵众，牙山失守。
在清军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后，李鸿章对日本侵略军不但不积极抵抗，反而异想天开，说什么“高升”号挂英国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幻想英国出面干涉。他又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声明“日先开战”，“衅非自我开”，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万国
公例”，谴责日本“开衅之罪”，帮助调停。但第一个希望随着日本政府迅速向英谢罪赔款而落空，第二个希望也因各国宣告“中立化”而成为泡影，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
在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派左宝贵、丁汝昌、马玉昆、丰升阿4将率军两万人开赴朝鲜，防守平壤，并以从牙山逃回的叶志超为诸军统帅。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守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加之叶志超庸碌无能，不战而逃，众心难服。9月15日，日军4路进攻平壤，负责守北门的左宝贵登城指挥，英勇抵抗，后中弹牺牲，北门失守，叶志超竟在城门树起白旗，乞求日军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在朝鲜境内战争至此结束，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和领海。 平壤失守后两天，日军为了争夺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动进攻，挑起了黄海大战。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2艘舰只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美国人把北洋海军这一行动告诉了日本。9月17日，当中国舰队返回时（共10艘，平远、广丙未随队返回），遭到悬挂美国旗帜的日本舰队截击（日舰共12艘），丁汝昌率舰队列阵应战，以“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居中，日舰则避开中国的主力铁甲舰，利用其速度快的优势，从两翼包抄，侧面进攻。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飞桥中炮，丁汝昌受伤，“定远”官带刘布蟾接替指挥。双方经过激烈较量，由于中国舰队舰只较老，速度慢，开始处于劣势。但广大爱国官兵，士气高昂，舍身杀敌，作战相当英勇。当“致远”号弹药用尽，舰身又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向敌舰“吉野”号撞击，但日舰速度快，在追赶中，“致远”又受到鱼雷攻击，最后沉没，全舰250名官兵殉国。“经远”号也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战斗直到最后沉没，全舰270人只有16人遇救。“镇远”号铁甲舰管带林泰曾指挥炮火猛攻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能力。这次海战持续了5个小时，除“广甲”官带吴敬荣和“济远”官带方伯谦逃走外，其余舰只无一退出战斗。后日舰在傍晚撤出战斗，中国舰队返航，黄海之战结束。
这场海战，中日双方投入舰数相等，吨位相当。日舰特点是速度快，速射炮多，装备先进。北洋舰队则舰龄较长，装备陈旧，虽有两艘铁甲舰，但出厂早，速度慢，因是近海作战，中国舰队的远程重炮难以发挥效益，加之北洋舰队在李鸿章避战主张影响下，没有做大规模战斗准备，弹药配备也严重不足，在整个战斗中中国舰队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因而中国方面损失较大，损失军舰共5艘：巡洋舰有“致远”[英国造，2300吨]；“经远”[德国造，2300吨]；“扬威”[英国造，1350吨]；炮船“广甲”[福州船政局造，1300吨]；“超勇”。日方“吉野”、“赤诚”、“比睿”、“西京丸”、“松岛”5艘军舰也受重伤，“赤诚”舰长坂本也在此战中丧命。但中国的海军主力仍然保存着，特别是“镇远”、“定远”两铁甲舰仍保存了下来，李鸿章为了保存其北洋实力，这时却尽量夸大损失，借口“保船制敌”，命令舰队躲在威海卫军港内，造成了坐以待毙的局面。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犯：一路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于10月24日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沿江清军40000多人溃散，日军于26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军事重镇，通行盛京的门户九连城，接着占领了安东、凤凰城，分兵两路直逼辽阳。另一路日军以大山岩为司令官，30000余人，于10月24日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前后花了12天时间才登陆完毕。而清军竟坐在一边观看，不做任何抵抗。驻守旅顺的爱国将领徐邦道请求驻旅顺各军将领分兵向金州增援，这一建议竟没有人响应，李鸿章反斥徐邦道“糊涂胆小”，命其部下各守营盘。徐邦道激于义愤率部到金州御敌，11月6日徐作战不利，向驻守大连的赵怀益求救，赵置之不理，徐大败，金州城被日军攻破。11月7日，日军便向大连进逼，大连吃紧，李鸿章则命赵怀益放弃大连，大连湾的6个炮台，120多门炮和240多万发炮弹和大量的枪支弹药反落入日军之手。8日，当日海军协助攻占大连湾炮台时，才发现大连湾炮台早被他们陆军占领。
日军在大连修整了10多天，于18日向旅顺发动进攻。旅顺背山面水，水深港阔，加上李鸿章用了10多年时间，几百万两白银在此设置了海上炮台9座，陆上炮台6座，还有巨大船坞，安有大炮七八十尊，驻军约13000多人。但守军将领在日军未到前就逃跑了，只有徐邦道余部进行了抵抗。21日，日军主力到达旅顺，徐邦道战败，被李鸿章吹为“固若金汤”的旅顺失守。
当旅顺危机之时，北洋提督丁日昌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要求率全舰队到旅顺与日军决一死战，李鸿章却严令丁日昌，“保船避战”。并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1895年1月，日海军和陆军联合向威海进攻，以陆军在山东半岛成山登陆，包抄后路。此时北洋舰队还拥有8艘战舰、炮艇6艘、鱼雷艇10多艘，又有岸山炮台的100多门炮支援。但李鸿章严令丁日昌不许离开威海一步，并下令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这样北洋舰队就听任登陆日军占领了南北两岸炮台，并封锁住了威海港口，集中火力向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和海军基地刘公岛轰击，北洋舰队被迫抵抗，连连击退了敌人多次海上进攻。
但北洋舰队龟缩于威海港内，无法机动，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许多舰只被击沉，形势更加危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致书丁日昌劝降，丁日昌誓死不从。但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在外国顾问、教官指使下围攻丁日昌，逼丁投降。丁日昌下令各舰只突围，但遭到他们的反对，拒不执行。2月11日，形势更危急，弹药将尽，丁下令炸船，以免资敌，但又遭一些将领抵制，丁日昌绝望自杀殉国。12日，英国顾问浩威，竟借丁日昌之名起草了投降书，缴出了残余的11艘舰只和刘公炮台、军械，向日投降。李鸿章花费了亿万人民血汗所创造的北洋海军覆灭了，北洋舰队的覆没，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救亡运动的彻底破产。
此时陆路战斗仍在继续，清廷从1895年1月起用了湘军，调兵6万多人驻扎于山海关内外。但在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指导下，高级将领贪生怕死，6万湘军在3月上旬的6天之内，就从牛庄、营口败到关内，全线瓦解。
二、清政府的妥协投降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后，由于当时国内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各国列强这时也不愿进行“调停”，李鸿章等人的求和妥协活动暂时不得不中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不利，日寇步步紧逼，清政府这时急于妥协议和了。1894年9月底，慈禧在朝鲜清军溃败和
10
制地扩大在华战争，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不满，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妨害他们在华的特权和商务利益。美国则一味支持日本，认为只有日本取得了压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日本侵略要求的绝对胜利时，“才是外国进行干涉的时机”。当时垂涎于中国领土，希望在中国弄到个落脚点的德国，也想让战争继续进一步削弱清政府，以便他们能借从危难中挽救清王朝之名，从中渔利，在中国弄到一个港口，因而也不愿干涉日本对华战争。沙俄则对日本向中国东北进军深感不安，为了保住他们在华利益，催促李鸿章，要趁日军“尚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同时沙皇又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对日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提议：“俄、日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他强国的干涉。”企图排斥英国，以便自己出面独当“调停者”，从而可获得更多的清王朝的感激。所以当时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列强是各怀鬼胎，都想为自己捞一把，特别是英俄都想极力争取对清政府的控制，互不想让，因而英国提出的调停建议只好搁置。 1894年11月，日军已侵入辽东，清政府面对这种局势，转请美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又召集英、美、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乞求各国政府干涉。美国看到时机已到，表示愿意调停。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尊其政府训令，通告日本方面，战争要适可而止，否则“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德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其后果反而对日本不利。日本此时也因此次战争耗资巨大，国库亏空，因而也愿意接受美国调停。11月
21日，当日军占领旅顺时，美驻华公使田贝正式以传言人方式进行调停。清政府此时正迫不及待，第二天便委托田贝向日求和，几经周折，清政府于1895年元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有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此时，日军占领了辽东许多地区，气焰十分嚣张。而日海军在陆军配合下，此时正在围攻威海卫，力图消灭中国的北洋舰队，打掉清王朝手中的“王牌”，以便迫使清政府能完全屈服。因而借口代表“全权不足”，把张荫桓，邵有濂恣意嘲弄了一番，赶了回来。
2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公开要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向清政府声明，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拒绝和谈。清政府此时求和心切，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政权，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在全国舆论反对下，竟任命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出发前再次乞求列强干涉，幻想阻止日本割地，并要英公使欧格讷对日施加压力，欧格讷反劝李鸿章接受割地议和条件。英国为了和日本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竟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李鸿章又向美国公使试探，田贝反要他接受日本割地赔款条件。李鸿章又向俄求救，沙俄倒颇为积极，想把日本挤出东北，但虑其当前“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压迫日本”，因而也只是虚与委蛇，与日本私下做交易。2月14日，沙俄驻日公使被授权向日表示：“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因而“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疑义，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企图以牺牲中国台湾，来换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让步。日本此时便得知了俄国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迫使清廷割让台湾，但为了防止俄国的进一步干涉，对其它条件一概保密。
李鸿章在各国公使面前碰壁后，只好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了，他向清政府公开表示只有给他割地之权，才能赴日议和。3月初，清军6万在辽东全线溃败，京津危机，清最高统治者也就不惜一切了，终于授予李鸿章割地之权。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去日本。20日，李鸿章等人同日本首席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日方蛮横至极，所提条件只许李鸿章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李鸿章一再乞求减轻赔款，伊藤博文断然拒绝，并以战争相威胁。
3月24日，日本暴徒小山丰太郎认为李鸿章拒不承认日方全部条件，公然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途中，伤其眼左下方。日方的这种枪伤议和代表的暴行，引起了国际舆论谴责，日本统治者也被弄得很被动，担心横生枝节，因而略做些表面上的让步。李鸿章对日方的“宽厚”十分感激，急忙与日达成了协议。4月17日订立了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际承认日本对朝的控制）；（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附属列岛、澎湖列岛；（3）赔款库平银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航行于上述各口岸；（5）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开办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只需按进口货物纳税。条约还规定为了保证中国履行条约，日军暂驻威海卫。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进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的割地，不仅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而且使广大台湾人民从此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达半个世纪之久。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的“赎辽费”共达2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进一步搜刮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货款，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矿、办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资源，沉重地打击了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四个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内河航行权的攫取，使得各国可深入到长江流域各
地区，直接掠夺那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从此便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开始了瓜分中国的阴谋活动。
三、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
中国人民与清政府的屈辱投降完全相反，他们坚持武装抗日斗争，给予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当日本侵略军闯入我国国土时，东北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日军蹂躏的辽东人民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岫岩州东南的桂花岭，有个复来社，连村数十，自练乡团以自卫。日寇来犯，他们奋起杀敌，“毙贼无数”，日军受创，“不敢轻进”。高武领导的八百户农民用锄头、铁锹作武器，袭击从花园口登陆，窜犯貔子窝一带的日军。
当日军侵占海城后，凶焰万丈，声言取奉天度岁。奉天南面的重镇辽阳附近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1895年1月，日军连续4次进犯辽阳都遭到了迎头痛击。日军数千人窜犯吉峒峪，吉峒峪人民“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奋起抵抗”。他们择险要设伏，痛击来犯日军，日军数百骑仓皇逃走。不久日军派大队往攻，一时，火炮雷鸣，硝烟漫天，在一阵炮轰之后，日军胆怯地爬上攻击目标，才发现机智的吉峒峪人民早已转移。日寇进犯梨宝沟岭口，被打得大败，当地民众武装奋力追杀，追至10余里外。辽阳一带人民的抗日斗争打击了日寇的凶焰，使其取奉天度岁的计划成为泡影。
与此同时宽甸、长甸人民发起反攻，先后收复宽甸、长甸两城，斩杀大量敌人。整个辽东地区，人民群众处处开展杀敌斗争，上至老弱，下至儿童，都积极投入其中。旅顺一个少年，乘日寇不备，入敌营投放毒药，日军中毒，“死亡者踵相接”。他被捕后慷慨陈辞：“予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杀尽汝等耳。”日寇从金州进犯大连时，企图以威胁利诱的办法，叫塾师阎士开带路，阎士开表示：“宁作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品质。
2、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政府签约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人们纷纷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出卖台湾。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发出布告，表示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人民决心为保卫祖国领土，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血战到底。
1895年5月19日，清政府派出的割台专使李经方及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李经方慑于人民的威力，不敢涉足台湾的土地，6月2日，在基隆口外的一艘日本军舰上，将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所有的堡垒、兵器工厂、公物财产清单交给了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及全体人民被清政府出卖给了日本侵略者。 5月27日，在割台手续办理完毕前，日本就开始在基隆附近强行登陆，并于6月3日强行攻占了基隆。两天后，曾经扬言要与台湾人民共同御敌的台湾巡抚唐景嵩不战而逃，将大量武器军火留给了日本，日军不战而陷台北。台北失守后，台中一些将领也纷纷弃地，相继内渡而逃，这样不仅使台中空虚，台南也因此势孤难立。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台湾人民自动组织了起来，他们在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6月初，日军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入口——新竹。徐骧、吴汤兴等带领义勇军英勇阻击入侵之敌，他们破坏日军交通线，消灭小股日军。在龙潭陂一带，义军在农民群众配合下，一举消灭日军60余人。6月下旬，日军收买汉奸，从小路抄袭，攻陷了新竹。吴汤兴联络各军进行反攻，双方在新竹城东的十八尖山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义军阵地多次失而复
得，战斗极为壮烈。反攻失败后，义军继续与日寇交战20余次，将日军牵制在此地达两个月之久。
8月，日军增调两万多军队到台湾，向台中地区发动了进攻。义军与刘永福（帮办台湾防务，驻守台南）的黑旗军在大甲溪伏击日军，他们将日军围住截杀，打得渡溪的日军纷纷落水，遗尸累累，使得溪水为之断流。此后，日军又多次进犯大甲溪，疯狂地进行报复，8月下旬，大甲溪为日军攻占。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扼守彰化。8月底，侵台日军猛攻彰化，义军和黑旗军在彰化城外八卦山展开了大规模保卫战，抗日军民用土枪土炮抗击日军，在这场战斗中，台湾军民击毙了日军王牌部队近卫师团1000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在此丧生，黑旗军将领吴彭年也在此英勇献身，彰化陷落。9月初，刘永福重新组织力量反攻，以收复失地，他指挥亲军七星队、吉林炮队、镇海军，联合各路义军共同作战，经过激烈的争夺战，相继克复了云林、苗栗等地。
长时间的苦战，使台湾军民的粮饷、军械等物资日渐短缺，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援助台湾抗战，并积极筹款赞助。但清政府害怕开罪于日本侵略者，竟下令禁止支持台湾抗战，甚至对往来台湾的船只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台湾军民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下，毫不气馁，继续顽强地坚持战斗。
9月上旬，日军经过休整增援后，又一次发动攻势，云林一带再次失守。10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攻打嘉义，守将王德标在城外布置地雷阵，日军被炸死700余人，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中将也重伤毙死。次日，日军以大炮轰塌城墙，攻入城中，王德标率部与日军在城中展开巷战，伤亡严重，王德标被迫退出城外，徐骧退守曾文溪。曾文溪是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军调集了重兵向曾文溪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王德标、徐骧相继战死，所部义军也大部牺牲。曾文溪陷落后，日军从海陆两路夹攻台南。在艰苦的战斗中守军弹尽粮绝，刘永福乘英船逃回厦门。10月21日台南陷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人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侵台日军伤亡23000多人，近卫团有半数被消灭在这快土地上，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台南陷落后，台湾人民仍然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各种反抗斗争。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多年里，台湾人民的自发反抗斗争一直未断过，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又回归到了祖国。
第六章 列强的侵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
第一节 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地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列强掀起了抢夺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的狂潮，日益没落的清帝国就成了列强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所以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东南、西南、西北边疆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断地在这些地区制造事端，蚕食中国领土。
1874年，日本公然侵略台湾。台湾早就为各列强所垂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帝国主义就企图强占台湾。此后，美国也曾两次派军舰到台湾刺探情报，一些美国军、政官员甚至建议美国政府占领台湾。1867年，美国政府则借口“罗佛”号船上水手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进攻台湾，遭到了当地高山族人民的抵抗，美由于台湾距离遥远，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转而勾结日本进行侵略活动。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对外扩张的要求也随之益增。在美怂恿下，1871年，日本政府借琉球渔船遇风飘到台湾被当地高山族一些人误杀，向中国进行讹诈，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政府则借清政府答辞中有：“生番化外”，“不便深究”这句话大做文章，硬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于1874年在美支持下对台湾发动了战争，当地高山族人民立即以大刀长矛迎击日本侵略军。 清政府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急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赴台，部署防务。当时日本维新后没几年，要想吞并台湾这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日、美在台的活动损害了英国利益，英国对此也很不满，日本只好与清廷谈判。虽然当时清政府军事实力还略优于日本，但迫于英、法、美的压力，还是向日做了让步。1874年10月，由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大久保利通订立了《台事专约》（或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本从台撤军，中国赔款50万两，将琉球事件写为“日本国属民”为高山族人杀害，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这样日本便以此为依据，1875年，迫使琉球王宣布与中国“断绝”宗属关系。清政府为此再与日本交涉，后在李鸿章投降妥协思想指导下，又是不了了之，听任日本将琉球改为冲绳，并入日本。
当东南海疆告急之时，英国又在中国西南边疆制造新的事端。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 “探险队”，由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从英国殖民地缅甸出发，探测通往中国云南的道路，英驻华使馆派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前去迎接。1875年2月，马嘉理引导武装“探险队”入中国云南，在腾越（腾冲）地区的蛮允山寨，遭到了当地群众的阻止。英国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竟然开枪打死打伤边境地区居民多人，激起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当场击毙了马嘉理等6名侵略者，将“探险队”赶走。英公使威妥玛利用这一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甚至以开战相威胁。清帝国此时边疆危机，东南吃紧，惟恐西南再起战事，只好向英妥协，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1876年9月13日订立了《烟台条约》，主要内容：（1）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 为通商口岸；（2）扩大领事裁判权；（3）租界内的外国商品免收厘金；（4）允许英派人到云南调查，并可经甘肃、青海入西藏，转赴印度等地；（5）清政府向英“抚恤”、“赔款”、“道歉”并“惩凶”，将23名景颇族群众杀害，并将当地文武官员革职讯问。中英《烟台条约》又为英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敞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英《烟台条约》使得英国侵入西藏地区的活动合法化了，但由于当地藏族同胞坚决反对，英人一时无法实现。80年代，英国侵略者便试图用武力打开通往西藏的道路，不断进行挑衅。1888年，英国侵略军数千人从印度向西藏隆吐山发动进攻，藏军与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清政府又怕惹恼了英国，便立即命令中国军民撤出隆吐山边卡，并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罢免，代之以主张妥协投降的升泰。1890年，清政府在英威胁下被迫订立了《藏印条约》。1893年，又订立了《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
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和五年进口免税权。英国侵略势力伸入到了我国西藏地区。
在英国处心积虑地往西藏渗透的同时，沙俄也在窥测西藏，沙俄以“游历”、“考察”为幌子，19世纪70年代多次派“调查团”入西藏，进行非法活动，搜集西藏地理、历史资料和商业情报，在西藏上层人物中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反英情绪，表示愿意派兵相助，还利用佛教的宗教关系，在布里雅特蒙古族喇嘛中培植间谍，派往西藏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最著名的沙俄间谍德尔智喇嘛曾在西藏各大寺活动，后来成为达赖十三世的经师。他极力向达赖等上层人物灌输沙俄是喇嘛教的唯一保护者，挑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政府的矛盾，煽动达赖判国投俄。1900年、1901年，德尔智又两次受达赖委托访俄，沙俄也为达赖提供了一批枪支弹药，以争取控制西藏。
中国西北边疆此时危机更为深重。1864年，在内地人民反清斗争推动下，新疆维吾尔、回族等族人民群众也掀起了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并很快扩展到了天山南北地区。但这些起义的领导权落入到了一些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手中，他们利用人民的反清斗争，在新疆各地实行割据，甚至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害异教徒）相号召，制造民族分裂。喀什葛尔（喀什）的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攻下汉城（疏勒），向中亚浩罕汗国 (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求援。浩罕派阿古柏率军于1865年侵入南疆地区，攻下了汉城和周围地区，1867年建立了哲得沙尔(意为七汗国)，自立为汗。1870年，他又进占乌鲁木齐，消灭了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封建割据政权，至此占领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为了维持自己在新疆的统治，与英俄密切勾结。英俄当时正在争夺中亚地区，因而都极力拉拢阿古柏，企图把阿古柏变为他们自己的工具，以达到控制我国新疆的目的。1872年，沙俄首先迫不及待地与阿古柏订立条约，承认阿古柏为“独立国君主”，扩大沙俄对新疆的贸易。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也承认了阿古柏政权，并与阿古柏订立了军事条约。英俄双方都向阿古柏提供军援，以加强他们各自对阿古柏政权的影响。沙俄还借阿古柏入侵北疆地区之机，借口为了保卫他们国家的安全，于1871年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 清政府这时在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借口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主张停止西征，已出塞和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以便扩大他的势力，筹建北洋舰队，公然要放弃新疆。李鸿章得到了朝中权贵醇亲王的支持。左宗棠则坚决表示反对，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要求全力西征，认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至构衅于西南”。左宗棠以“塞防”为重，固然与其势力在西北有关，但主张收复新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有进步意义的。他的主张得到了朝中重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最终清政府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1875年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了新疆军务。1876年，左宗棠指挥大军入新疆，在当时苦于阿古柏和各地封建领主残酷压迫下的各族人民支持下，节节取胜，势不可挡，很快攻占了乌鲁木齐，规复了北疆地区。这时英国侵略者企图挽救阿古柏政权，出面要进行所谓“调停”，遭左宗棠坚决拒绝。1877年，左宗棠又挥军南下，连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阿古柏在库勒服毒自杀。1878年，左宗棠又收复了喀什葛尔、和田，处死了民族败类金相印。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新疆地区。
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交涉退还伊犁。崇厚怯懦无能，在沙俄威胁下，1879年10月，与沙俄订立了《交还伊犁》条约，规定中国须付兵费500万卢布，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增辟陆路通商口岸，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等。伊犁虽归还中国，但险要尽失，三面被沙俄包围，成了弹丸孤注之地。消息传来，朝野哗然，清政府迫于压力，将崇厚革职，定罪“斩监侯”，并照会沙俄政府，崇厚“违训越权”，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俄谈判。曾纪泽经多方努力，据理力争，双方于1881年订
立了《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9城，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却划归沙俄，赔款增至900万卢布，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后沙俄又通过几个勘议书，共割去了中国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俄对我帕米尔地区也是处心积虑地进行侵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不断派探险队、军队入侵帕米尔地区。1892年，沙俄公然强行派探险队占领了帕米尔地区，赶走了中国牧民，拆毁中国的卡伦，武力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清政府与沙俄经多次交涉，毫无结果。1894年，清政府被迫同意暂时保持双方军队的位置，但明确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力，双方将帕米尔问题搁置了起来。但沙俄1895年私自伙同英国，在伦敦订立了瓜分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地区的条约，清政府当即严正声明，决不承认沙俄和英国的非法活动和协议。
二、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侵占越南为其殖民地，并进而侵入中国而引起的。早在18世纪下半叶，一个在越南活动的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向法国国王建议夺取越南，开辟去中国的商道。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资产阶级更急于开辟海外殖民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法国曾乘机进攻越南，但被越南军民击退。1862年，法国进攻越南南部的南圻，逼签不平等条约，在这以后又相继侵占了南圻诸省。1873年，法军向北进犯，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4省。越南军队无力抵御法国的侵略，便邀请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为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的一支起义队伍，因以七星黑旗为军旗，故称黑旗军。太平天国失败后，迫于清军围剿，刘永福便率领部队退到中越边境地区活动。他在接到越南政府邀请后，便率部千余人加入到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去。1873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配合越军作战，痛歼法国侵略军，击毙了法军统帅安邺，收复河内，将法军赶出红河，迫使法军退守海防。此后10余年间，黑旗军同越南人民一道团结战斗，抗击着法国侵略军。
到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金融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了给大量的“过剩”资本寻找投资场所，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更加积极地推行对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政策。1882年4月，法军在增援部队支持下攻占了河内，黑旗军协同越南军民将河内包围了一年多。1883年5月，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城西纸桥展开决战，歼敌200余人，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大获全胜。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功勋，特封他为三宣正提督。法军在北越受挫，但在中越进攻却没遇到多大抵抗。 1883年8月，法军逼近越南首都顺化，当时越南国王刚病死，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很大，不能齐心御敌。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越南被迫与法国订立了不平等的《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法国日益加紧侵略越南之时，清政府应越南之邀，从1881年——1882年，先后陆续派出了部队以“剿匪”为名进入北圻。法国侵略军在攻占了顺化后便将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退兵，并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境，这样中法矛盾日趋尖锐化。这时一贯以对外投降妥协著称的李鸿章声称：“法军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要求力保“和好大局”。李鸿章的妥协投降引起了清政府一部分官僚的强烈不满，左宗棠等认为：中越唇齿相依，如果听任法国占领越南，那么中国就有唇亡齿寒之忧，法国在占领越南后，势必进一步向中国推进，因而要求清政府在对法交涉中持强硬态度，同时要保护和利用黑旗军，并加强云南和两广的兵力，抵御法军北上，既是“一时不胜”，当“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
主和主战的分歧，既有派系之间矛盾的因素，也反映了清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不同态度。清廷在舆论压力下，一方面不能不作战争准备，一方面又在谋求与法妥协。清廷无决心，将士更无斗志。1883年8月，法军攻陷越南怀德、丹风，12月，便向驻扎在北
越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清军将领云南巡抚唐炯率军逃跑，黑旗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后因孤军力单，撤出了山西。1884年3月，法军又进攻越南北宁的清军，清广西巡抚徐延旭不战而逃，北宁失守，法军向中越边境逼近。
以醇亲王会商军机，弈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主战的清议派张佩纶等人往前线，摆出了一付决战的架势，但实际上清廷并无坚决抵抗的决心。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若在天津举行谈判，订立《中法简明条约》，内容包括承认法国保护越南，中越边境通商，中国从越南退兵等。6月，法军前往“接收”凉山，气焰嚣张，首先攻击清军，清军被迫反击，在北黎大败法军。法军借口北黎事件，进一步扩大战争，发动了全面的对华战争。 1884年8月，利比士率法国军舰到台湾基隆，企图以优势火力强行登陆，台湾守将刘铭传率部英勇反击，法军丢下100多余具尸体退回到海上。法军在台湾不能得逞，便全力以赴进攻福建。早在1884年7月间，孤拔率领的一支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马尾是福建水师的基地，洋务派所创建的中国最大的福州船政局就在马尾山下，法军舰队擅自闯入中国海防要塞，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破坏了中国主权。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这时怕妨碍和局（此时李鸿章与福禄若已订立了和约），便急忙筹备，给法军舰队以隆重的欢迎。法舰驶入后，又和福建水师舰队停在一处，实际上是将福建水师完全监视了起来。随着中法关系紧张，许多官兵要求自卫，而清政府则幻想和平解决，严令官兵“不可衅自我开”，换句话说只能等着挨打。又同时命令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代表巴德诺（法驻华公使）谈判。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勒令官兵“不准无命自行起锚”。
8月21日，中法谈判破裂，法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23日上午，法国在福州马尾军港的舰队司令孤拔，通过法驻福州领事向闽浙总督何瑾等发出通牒。何瑾、何如璋、张佩纶此时才知着急，惊慌失措，竟向法国舰队司令孤拔请求延期开战。孤拔则提前行动，当日上午向福建水师发动进攻。此时福建水师官兵由于何如璋、张佩纶还将法军宣战的消息保密，竟不知怎么回事就遭到了进攻，有的仓促还击，有的没来得及起锚便被击沉，何如璋和海防大臣张佩纶竟仓惶逃跑，在半个小时内福建水师的9艘军舰， 19艘运输船被击沉击毁，将士伤亡700多人，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政局也遭到法军炮击，一艘即将完工的巡洋舰也被击毁，法军并向两岸炮台发炮轰击。马尾海战惨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坚决要求惩办何如璋、张佩纶，追究李鸿章的责任。此时清廷也只好被迫下诏向法宣战（8月26日），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加强防务，同时授刘永福以记名提督衔。
法军在马尾得逞后，气焰更为嚣张。9月，孤拔又率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基隆，刘铭传率部进行了激烈抵抗失利后，退守淡水。10月，孤拔又率军进攻淡水，并组织了800多人登陆，但遭到刘铭传部沉重的打击，被迫退回海上。法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次失败，使全舰队人人为之丧气”。 孤拔为了迫使台湾投降，对台湾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并派舰队骚扰浙江沿海。刘铭传向当时拥有中国最大舰队的李鸿章求援，李鸿章说什么：“法舰毁闽船不过数刻，万难与敌”，拒不增援。当时法军舰队共有军舰8艘，两艘铁甲舰，总吨位为14514吨，官兵1790人，而北洋舰队当时有军舰总吨位在20000吨以上，其中两艘主力铁甲舰都是7430吨级的，并非完全不能与法军较量。李鸿章畏敌如虎，为了保全自己一系的实力，竟听任法舰猖獗，置民族大义于不顾。1885年3月，孤拔又率舰队进攻镇海，浙江提督欧阳见利、宁绍台道薛福成严阵以待，法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孤拔本人也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
清军与法军陆路战斗也于1885年展开，战争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路进行。西部岑毓英部与黑旗军协同作战，在宣化一带不断打击法军，收复了一些府、县。东路统帅潘鼎新，受李鸿章妥协路线影响较深（潘是广西巡抚，李鸿章淮系），消极懈怠，其部众士气低落。1885
年2月，法军发动进攻，潘鼎新放弃凉山逃到镇南关。2月23日，法军又向镇南关发动进攻，清军纷纷后撤，法国侵略军得意的在关前插立木柱，用汉语写着“广西门户已不存在了”。当地人民群众愤怒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张之洞保荐年近七旬的老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率粤军赶赴广西前线，就任前敌主帅。冯子材大力整顿溃军，团结各路将士，同仇敌忾，准备收复镇南关。法军被迫炸毁了镇南关，退到关外30里的文渊城。冯子材率军进至前隘，筑长墙10里作为工事，进行了周密的布防，同法军相持。3月23日，法军大举进攻前隘，逼近长墙，冯子材率众死战，“炮声震天，远闻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鸣，枪弹积阵前厚者至寸许”。次日，战斗更加激烈，法军趁大雾扑向墙下，有的已冲上长墙。冯子材所守的中路5个堡垒被法军攻破了3个。在此危急关头，冯子材奋勇大呼：“如再让敌寇闯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再见两广父老”，在主将激励下，将士拼死搏斗，打退了法军的进攻。经此恶战，冯子材估计法军不会就此罢休，与其部将宣誓：“誓与此墙共存亡”。第二天法军又兵分几路猛扑长墙，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冯子材率部队作好“近身搏战”的准备。当法军凭借优势炮火掩护越过战壕冲上长墙之时，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执长矛，率自己儿子相荣、相华大吼一声跃入敌阵，其它将士见主将当先，个个争相效死，与敌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敌军优势的炮火无法实施，其它方面守军前来会合夹击，侵略者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向凉山方向逃窜。此次大捷，法军死伤1000多人，侵略军司令尼格里身负重伤，由部下护卫逃生。冯子材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克文渊、凉山等城。西路黑旗军在临洮也大败法军，收复10余县。
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法国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法国资产阶级因战败影响到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也群起攻击茹费里，茹费里内阁在一片谴责声中垮台，法国当局急于同中国和平了结。而此时清最高统治者根本没有作战的决心，在宣战后，清最高统治者慈禧一直支持李鸿章或明或暗与法人谈判，而各列强也极力向清政府施加压力。1885年2月，清政府派英人金登干（在中国任税务司）为代表赴巴黎进行秘密谈判。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建议乘胜即收，“当借凉山一胜之威，与缔结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慈禧便听从李鸿章之言，授权金登干在巴黎与法签订《停战协定》。当时清军乘胜反而求和，使法人大感意外。前线将士无不义愤，冯子材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请上折“诛议和之人”，但清政府却不顾全国人民的不满下令撤军。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和约》，其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之间订立的条约；（2）中法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国和北圻的边界；（3）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境指定两处为商埠；（4）日后中国修造铁路与法国商办。清政府还应法国要求，将刘永福的黑旗军从越南招回。法国战败反而获得了许多侵略特权，中国不败而败。清政府中的一帮投降卖国分子，将广大将士用鲜血换回的胜利又给断送了。从此法国侵略势力，深入到了我云南、广西地区。同时此事也更加助长了列强的侵略气焰，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重了。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一、日本蓄意挑起战争
19世纪末，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后起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得殖民地，急起直追，极力向外扩张。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将朝鲜和中国作为它的主要扩张目标，在明治维新后，明治天皇就公开主张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向世界扩张，极力宣扬武士道精神，制定了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即先征服我国台湾，其次是朝鲜，然后是我国东北，第四是征服全中国，最后就是征服世界。所以在70年代，就曾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侵台战争。1887年，日本又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五年为期作为
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叫嚷要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到了90年代初，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60000多吨的海军舰只。日本还派间谍到中国进行军事侦察，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为大规模发动战争做准备。
1890年，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内主要生产指标下降，对外贸易很不景气，财政赤字大幅度增长，同一时期又由于农业连年歉收，导致了米价上涨。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城市失业工人及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统治者更急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危机。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转而向清王朝求救。日本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好时机，一面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向清政府表示日本“必无它意”，一面秘密下令动员、准备发动战争。清政府对日本的圈套毫无所知，应朝鲜政府邀请，1894年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1500多人开赴朝鲜，驻守在汉城南的牙山，并按照《天津专约》规定通知了日本方面。日本见阴谋得逞，立刻以保护使馆、侨民为借口，派遣大量军队进入朝鲜，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的沿途军事要塞，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日军还源源不断开往朝鲜，总兵力达10000多。清政府见日本不怀好意，这时朝鲜局势也已平稳，建议中日双方共同撤兵，但遭日方拒绝，日本借端挑起战争的意图十分明显了。
面对日本的挑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备战，以防后患。此时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帝后两党争权夺利，主战主和不一。在对日问题上光绪帝和其师傅翁同和等帝党成员，力主对日作战，想借战争争取人心，扩大自己一派的实力。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一派，为了保存实力，力主避战求和。在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支持下，李鸿章往来于英、俄之间，乞求列强从中斡旋。当时沙俄对日本的扩张是深感不安的，它不愿看到日本占领朝鲜，所以当李鸿章向俄求援时，沙俄答应调解，并劝日本从朝鲜撤兵。但当日本表示尊重沙俄在朝鲜的利益，这样沙俄的调停也只停留在口头上。李鸿章又不得已向英乞求调解，英国当时正在中国东南各省扩展自己的势力，本不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但由于英国和俄国矛盾很深，为了钳制俄国南下，又想拉拢日本，借日抗俄，在得到日本保证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后，英国便对日采取怂恿态度。李鸿章又相继向法、美、德乞求调解，也都遭到了拒绝。
李鸿章在希望列强调解落空后，仍力主避战，甚至认为日本不会先发动战争，还说这是“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清政府的畏缩退让更助长了日本的气焰。在7月22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组成了新的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迫使朝鲜大院君傀儡政府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就在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兵分两路分别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进攻，和向驻扎在牙山外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袭击，挑起了中日间的战争。
7月25日清晨，我国“济远”（1885年德国造，2355吨巡洋舰）、“广乙 ”（1000吨钢质，炮船福州造）两舰从牙山出发取道丰岛西北海面驶向旅顺，突然被日本“吉野”、“浪速”等3艘快舰拦住围攻。此时恰有清政府雇佣的运载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英国商船由天津驶至，日舰遂以“吉野”追击“济远”号军舰，又以“浪速”号胁迫“高升”船上的中国士兵投降。当时“济远”号军舰管带方伯谦竟要挂白旗投降，遭爱国官兵抵制并发炮还击，“吉野”受伤而逃。此时方伯谦不乘势回救“高升”号，致使“高升”号在拒绝投降后被日军击沉，护卫舰“操江”号（上海造木质炮船640吨）被俘，损失官兵800多人。在日舰进行海上偷袭的同时，日军4000多人向牙山中国驻军进攻，聂士成率部与日军激战，而主将叶志超竟率兵逃往平壤，聂士成最终寡不抵众，牙山失守。
在清军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后，李鸿章对日本侵略军不但不积极抵抗，反而异想天开，说什么“高升”号挂英国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幻想英国出面干涉。他又电请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声明“日先开战”，“衅非自我开”，乞求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万国
公例”，谴责日本“开衅之罪”，帮助调停。但第一个希望随着日本政府迅速向英谢罪赔款而落空，第二个希望也因各国宣告“中立化”而成为泡影，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对日宣战。
在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派左宝贵、丁汝昌、马玉昆、丰升阿4将率军两万人开赴朝鲜，防守平壤，并以从牙山逃回的叶志超为诸军统帅。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守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加之叶志超庸碌无能，不战而逃，众心难服。9月15日，日军4路进攻平壤，负责守北门的左宝贵登城指挥，英勇抵抗，后中弹牺牲，北门失守，叶志超竟在城门树起白旗，乞求日军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在朝鲜境内战争至此结束，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和领海。 平壤失守后两天，日军为了争夺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动进攻，挑起了黄海大战。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2艘舰只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美国人把北洋海军这一行动告诉了日本。9月17日，当中国舰队返回时（共10艘，平远、广丙未随队返回），遭到悬挂美国旗帜的日本舰队截击（日舰共12艘），丁汝昌率舰队列阵应战，以“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居中，日舰则避开中国的主力铁甲舰，利用其速度快的优势，从两翼包抄，侧面进攻。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飞桥中炮，丁汝昌受伤，“定远”官带刘布蟾接替指挥。双方经过激烈较量，由于中国舰队舰只较老，速度慢，开始处于劣势。但广大爱国官兵，士气高昂，舍身杀敌，作战相当英勇。当“致远”号弹药用尽，舰身又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全速向敌舰“吉野”号撞击，但日舰速度快，在追赶中，“致远”又受到鱼雷攻击，最后沉没，全舰250名官兵殉国。“经远”号也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战斗直到最后沉没，全舰270人只有16人遇救。“镇远”号铁甲舰管带林泰曾指挥炮火猛攻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能力。这次海战持续了5个小时，除“广甲”官带吴敬荣和“济远”官带方伯谦逃走外，其余舰只无一退出战斗。后日舰在傍晚撤出战斗，中国舰队返航，黄海之战结束。
这场海战，中日双方投入舰数相等，吨位相当。日舰特点是速度快，速射炮多，装备先进。北洋舰队则舰龄较长，装备陈旧，虽有两艘铁甲舰，但出厂早，速度慢，因是近海作战，中国舰队的远程重炮难以发挥效益，加之北洋舰队在李鸿章避战主张影响下，没有做大规模战斗准备，弹药配备也严重不足，在整个战斗中中国舰队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因而中国方面损失较大，损失军舰共5艘：巡洋舰有“致远”[英国造，2300吨]；“经远”[德国造，2300吨]；“扬威”[英国造，1350吨]；炮船“广甲”[福州船政局造，1300吨]；“超勇”。日方“吉野”、“赤诚”、“比睿”、“西京丸”、“松岛”5艘军舰也受重伤，“赤诚”舰长坂本也在此战中丧命。但中国的海军主力仍然保存着，特别是“镇远”、“定远”两铁甲舰仍保存了下来，李鸿章为了保存其北洋实力，这时却尽量夸大损失，借口“保船制敌”，命令舰队躲在威海卫军港内，造成了坐以待毙的局面。
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犯：一路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于10月24日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沿江清军40000多人溃散，日军于26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军事重镇，通行盛京的门户九连城，接着占领了安东、凤凰城，分兵两路直逼辽阳。另一路日军以大山岩为司令官，30000余人，于10月24日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前后花了12天时间才登陆完毕。而清军竟坐在一边观看，不做任何抵抗。驻守旅顺的爱国将领徐邦道请求驻旅顺各军将领分兵向金州增援，这一建议竟没有人响应，李鸿章反斥徐邦道“糊涂胆小”，命其部下各守营盘。徐邦道激于义愤率部到金州御敌，11月6日徐作战不利，向驻守大连的赵怀益求救，赵置之不理，徐大败，金州城被日军攻破。11月7日，日军便向大连进逼，大连吃紧，李鸿章则命赵怀益放弃大连，大连湾的6个炮台，120多门炮和240多万发炮弹和大量的枪支弹药反落入日军之手。8日，当日海军协助攻占大连湾炮台时，才发现大连湾炮台早被他们陆军占领。
日军在大连修整了10多天，于18日向旅顺发动进攻。旅顺背山面水，水深港阔，加上李鸿章用了10多年时间，几百万两白银在此设置了海上炮台9座，陆上炮台6座，还有巨大船坞，安有大炮七八十尊，驻军约13000多人。但守军将领在日军未到前就逃跑了，只有徐邦道余部进行了抵抗。21日，日军主力到达旅顺，徐邦道战败，被李鸿章吹为“固若金汤”的旅顺失守。
当旅顺危机之时，北洋提督丁日昌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要求率全舰队到旅顺与日军决一死战，李鸿章却严令丁日昌，“保船避战”。并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1895年1月，日海军和陆军联合向威海进攻，以陆军在山东半岛成山登陆，包抄后路。此时北洋舰队还拥有8艘战舰、炮艇6艘、鱼雷艇10多艘，又有岸山炮台的100多门炮支援。但李鸿章严令丁日昌不许离开威海一步，并下令如违令进战，虽胜亦罪。这样北洋舰队就听任登陆日军占领了南北两岸炮台，并封锁住了威海港口，集中火力向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和海军基地刘公岛轰击，北洋舰队被迫抵抗，连连击退了敌人多次海上进攻。
但北洋舰队龟缩于威海港内，无法机动，遭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许多舰只被击沉，形势更加危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致书丁日昌劝降，丁日昌誓死不从。但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在外国顾问、教官指使下围攻丁日昌，逼丁投降。丁日昌下令各舰只突围，但遭到他们的反对，拒不执行。2月11日，形势更危急，弹药将尽，丁下令炸船，以免资敌，但又遭一些将领抵制，丁日昌绝望自杀殉国。12日，英国顾问浩威，竟借丁日昌之名起草了投降书，缴出了残余的11艘舰只和刘公炮台、军械，向日投降。李鸿章花费了亿万人民血汗所创造的北洋海军覆灭了，北洋舰队的覆没，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救亡运动的彻底破产。
此时陆路战斗仍在继续，清廷从1895年1月起用了湘军，调兵6万多人驻扎于山海关内外。但在清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指导下，高级将领贪生怕死，6万湘军在3月上旬的6天之内，就从牛庄、营口败到关内，全线瓦解。
二、清政府的妥协投降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后，由于当时国内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各国列强这时也不愿进行“调停”，李鸿章等人的求和妥协活动暂时不得不中止。但随着战争形势的不利，日寇步步紧逼，清政府这时急于妥协议和了。1894年9月底，慈禧在朝鲜清军溃败和
10
制地扩大在华战争，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不满，引起社会动荡，从而妨害他们在华的特权和商务利益。美国则一味支持日本，认为只有日本取得了压迫清政府无条件接受日本侵略要求的绝对胜利时，“才是外国进行干涉的时机”。当时垂涎于中国领土，希望在中国弄到个落脚点的德国，也想让战争继续进一步削弱清政府，以便他们能借从危难中挽救清王朝之名，从中渔利，在中国弄到一个港口，因而也不愿干涉日本对华战争。沙俄则对日本向中国东北进军深感不安，为了保住他们在华利益，催促李鸿章，要趁日军“尚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同时沙皇又令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对日外交大臣陆奥宗光提议：“俄、日两国应彼此交换意见，以防其他强国的干涉。”企图排斥英国，以便自己出面独当“调停者”，从而可获得更多的清王朝的感激。所以当时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列强是各怀鬼胎，都想为自己捞一把，特别是英俄都想极力争取对清政府的控制，互不想让，因而英国提出的调停建议只好搁置。 1894年11月，日军已侵入辽东，清政府面对这种局势，转请美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又召集英、美、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乞求各国政府干涉。美国看到时机已到，表示愿意调停。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尊其政府训令，通告日本方面，战争要适可而止，否则“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德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其后果反而对日本不利。日本此时也因此次战争耗资巨大，国库亏空，因而也愿意接受美国调停。11月
21日，当日军占领旅顺时，美驻华公使田贝正式以传言人方式进行调停。清政府此时正迫不及待，第二天便委托田贝向日求和，几经周折，清政府于1895年元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有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前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此时，日军占领了辽东许多地区，气焰十分嚣张。而日海军在陆军配合下，此时正在围攻威海卫，力图消灭中国的北洋舰队，打掉清王朝手中的“王牌”，以便迫使清政府能完全屈服。因而借口代表“全权不足”，把张荫桓，邵有濂恣意嘲弄了一番，赶了回来。
2月2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公开要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并向清政府声明，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否则拒绝和谈。清政府此时求和心切，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政权，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在全国舆论反对下，竟任命李鸿章为和谈代表，“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出发前再次乞求列强干涉，幻想阻止日本割地，并要英公使欧格讷对日施加压力，欧格讷反劝李鸿章接受割地议和条件。英国为了和日本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竟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李鸿章又向美国公使试探，田贝反要他接受日本割地赔款条件。李鸿章又向俄求救，沙俄倒颇为积极，想把日本挤出东北，但虑其当前“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压迫日本”，因而也只是虚与委蛇，与日本私下做交易。2月14日，沙俄驻日公使被授权向日表示：“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沿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因而“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疑义，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企图以牺牲中国台湾，来换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让步。日本此时便得知了俄国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迫使清廷割让台湾，但为了防止俄国的进一步干涉，对其它条件一概保密。
李鸿章在各国公使面前碰壁后，只好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了，他向清政府公开表示只有给他割地之权，才能赴日议和。3月初，清军6万在辽东全线溃败，京津危机，清最高统治者也就不惜一切了，终于授予李鸿章割地之权。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去日本。20日，李鸿章等人同日本首席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日方蛮横至极，所提条件只许李鸿章说“同意”，还是“不同意”，李鸿章一再乞求减轻赔款，伊藤博文断然拒绝，并以战争相威胁。
3月24日，日本暴徒小山丰太郎认为李鸿章拒不承认日方全部条件，公然枪击李鸿章于回旅馆途中，伤其眼左下方。日方的这种枪伤议和代表的暴行，引起了国际舆论谴责，日本统治者也被弄得很被动，担心横生枝节，因而略做些表面上的让步。李鸿章对日方的“宽厚”十分感激，急忙与日达成了协议。4月17日订立了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实际承认日本对朝的控制）；（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附属列岛、澎湖列岛；（3）赔款库平银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航行于上述各口岸；（5）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开办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只需按进口货物纳税。条约还规定为了保证中国履行条约，日军暂驻威海卫。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进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条约规定的割地，不仅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而且使广大台湾人民从此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达半个世纪之久。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的“赎辽费”共达2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除进一步搜刮人民外，只得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货款，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列强便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矿、办厂、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资源，沉重地打击了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四个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内河航行权的攫取，使得各国可深入到长江流域各
地区，直接掠夺那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日《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从此便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开始了瓜分中国的阴谋活动。
三、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1、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
中国人民与清政府的屈辱投降完全相反，他们坚持武装抗日斗争，给予了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当日本侵略军闯入我国国土时，东北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日军蹂躏的辽东人民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岫岩州东南的桂花岭，有个复来社，连村数十，自练乡团以自卫。日寇来犯，他们奋起杀敌，“毙贼无数”，日军受创，“不敢轻进”。高武领导的八百户农民用锄头、铁锹作武器，袭击从花园口登陆，窜犯貔子窝一带的日军。
当日军侵占海城后，凶焰万丈，声言取奉天度岁。奉天南面的重镇辽阳附近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日军。1895年1月，日军连续4次进犯辽阳都遭到了迎头痛击。日军数千人窜犯吉峒峪，吉峒峪人民“昼张旗帜，夜燃火把，奋起抵抗”。他们择险要设伏，痛击来犯日军，日军数百骑仓皇逃走。不久日军派大队往攻，一时，火炮雷鸣，硝烟漫天，在一阵炮轰之后，日军胆怯地爬上攻击目标，才发现机智的吉峒峪人民早已转移。日寇进犯梨宝沟岭口，被打得大败，当地民众武装奋力追杀，追至10余里外。辽阳一带人民的抗日斗争打击了日寇的凶焰，使其取奉天度岁的计划成为泡影。
与此同时宽甸、长甸人民发起反攻，先后收复宽甸、长甸两城，斩杀大量敌人。整个辽东地区，人民群众处处开展杀敌斗争，上至老弱，下至儿童，都积极投入其中。旅顺一个少年，乘日寇不备，入敌营投放毒药，日军中毒，“死亡者踵相接”。他被捕后慷慨陈辞：“予为国杀敌，早拼一死，所恨者，药屑犹余，未杀尽汝等耳。”日寇从金州进犯大连时，企图以威胁利诱的办法，叫塾师阎士开带路，阎士开表示：“宁作中华的断头尸，不做倭寇的屈膝人！”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这种坚贞不屈的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品质。
2、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清政府签约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人民“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人们纷纷鸣锣罢市，抗议清政府出卖台湾。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发出布告，表示宁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人民决心为保卫祖国领土，保卫自己的家园而血战到底。
1895年5月19日，清政府派出的割台专使李经方及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李经方慑于人民的威力，不敢涉足台湾的土地，6月2日，在基隆口外的一艘日本军舰上，将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所有的堡垒、兵器工厂、公物财产清单交给了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及全体人民被清政府出卖给了日本侵略者。 5月27日，在割台手续办理完毕前，日本就开始在基隆附近强行登陆，并于6月3日强行攻占了基隆。两天后，曾经扬言要与台湾人民共同御敌的台湾巡抚唐景嵩不战而逃，将大量武器军火留给了日本，日军不战而陷台北。台北失守后，台中一些将领也纷纷弃地，相继内渡而逃，这样不仅使台中空虚，台南也因此势孤难立。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台湾人民自动组织了起来，他们在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担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任。
6月初，日军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入口——新竹。徐骧、吴汤兴等带领义勇军英勇阻击入侵之敌，他们破坏日军交通线，消灭小股日军。在龙潭陂一带，义军在农民群众配合下，一举消灭日军60余人。6月下旬，日军收买汉奸，从小路抄袭，攻陷了新竹。吴汤兴联络各军进行反攻，双方在新竹城东的十八尖山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义军阵地多次失而复
得，战斗极为壮烈。反攻失败后，义军继续与日寇交战20余次，将日军牵制在此地达两个月之久。
8月，日军增调两万多军队到台湾，向台中地区发动了进攻。义军与刘永福（帮办台湾防务，驻守台南）的黑旗军在大甲溪伏击日军，他们将日军围住截杀，打得渡溪的日军纷纷落水，遗尸累累，使得溪水为之断流。此后，日军又多次进犯大甲溪，疯狂地进行报复，8月下旬，大甲溪为日军攻占。
大甲溪失守后，刘永福令各军扼守彰化。8月底，侵台日军猛攻彰化，义军和黑旗军在彰化城外八卦山展开了大规模保卫战，抗日军民用土枪土炮抗击日军，在这场战斗中，台湾军民击毙了日军王牌部队近卫师团1000多人，日军少将山根信成在此丧生，黑旗军将领吴彭年也在此英勇献身，彰化陷落。9月初，刘永福重新组织力量反攻，以收复失地，他指挥亲军七星队、吉林炮队、镇海军，联合各路义军共同作战，经过激烈的争夺战，相继克复了云林、苗栗等地。
长时间的苦战，使台湾军民的粮饷、军械等物资日渐短缺，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援助台湾抗战，并积极筹款赞助。但清政府害怕开罪于日本侵略者，竟下令禁止支持台湾抗战，甚至对往来台湾的船只都进行严格的检查。台湾军民在极其险恶的处境下，毫不气馁，继续顽强地坚持战斗。
9月上旬，日军经过休整增援后，又一次发动攻势，云林一带再次失守。10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攻打嘉义，守将王德标在城外布置地雷阵，日军被炸死700余人，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中将也重伤毙死。次日，日军以大炮轰塌城墙，攻入城中，王德标率部与日军在城中展开巷战，伤亡严重，王德标被迫退出城外，徐骧退守曾文溪。曾文溪是台南的最后一道防线。日军调集了重兵向曾文溪进攻，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王德标、徐骧相继战死，所部义军也大部牺牲。曾文溪陷落后，日军从海陆两路夹攻台南。在艰苦的战斗中守军弹尽粮绝，刘永福乘英船逃回厦门。10月21日台南陷落。
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人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侵台日军伤亡23000多人，近卫团有半数被消灭在这快土地上，台湾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章。台南陷落后，台湾人民仍然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各种反抗斗争。在日本占领台湾的50多年里，台湾人民的自发反抗斗争一直未断过，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又回归到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