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照片：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
8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永垂青史的现代爱国运动，它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
1."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日被捕的800多名学生均获释放。
2.迫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3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职务。
3.迫使北洋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4.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展读当年北京大学生涌向天安门时发出的宣言，中国人不为之动容的恐怕十分稀少。这不是盲目排外的煽情，这一壮烈、持久的爱国激愤的基础是正义，是对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一位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回忆说：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学生"垂泪而道"，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这是正义的感召与良知未泯的呼应。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以"爱国"自诩。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梁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敢于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
五四运动是现代爱国主义的高峰。史家们早就指出：五四爱国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的，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成功，也仰赖于当时社会多元力量的威力。在当时，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纷纷组成各种团体，表达意愿，在派系林立，众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初步的公民社会空间。
"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570万。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许多社团，如学生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等。一些政界人士则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了拒签和约的活动。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新政中，清政府鼓励成立商会。1902-1912年间，成立的大小商会达998家，此后还不断增加。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社会问题勇于发表意见。1919年5月5-6日，北京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救援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
一些地方的工人也闻声响应，举行罢工，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此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
与此同时，政坛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总统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它一些省份的督军也持相同的立场。南方军政府本来就以"护法"为旗与北京政府对抗，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支持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并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流，也纷纷指责北洋政府的做法。
总之，"五四"前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社会多元力量，这是任何政客、武人不能不考虑的现实。
档案照片：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
8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永垂青史的现代爱国运动，它给后人留下一笔值得反复审视的精神财富。
20世纪中国不乏壮烈的群众运动，但胜利且永垂青史的不多，"五四"是罕见的范例：
1."五四"当天被捕的32名学生和6月3、4日被捕的800多名学生均获释放。
2.迫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3个公认的亲日派政客曹、章、陆职务。
3.迫使北洋政府及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改变初衷，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4.挫败了撤换北京大学校长的图谋。
这是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展读当年北京大学生涌向天安门时发出的宣言，中国人不为之动容的恐怕十分稀少。这不是盲目排外的煽情，这一壮烈、持久的爱国激愤的基础是正义，是对国际法主权原则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一位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回忆说：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学生"垂泪而道"，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这是正义的感召与良知未泯的呼应。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大清帝国的权贵和义和团以"天朝上国"自居，自我封闭，冀图剿灭一切外来事物，未尝不以"爱国"自诩。魏源、王韬、郭嵩焘、严复、康、梁等则开创了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现代爱国主义，其特征是敢于正视本国的弱点，勇于民族自省，以开放心态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
五四运动是现代爱国主义的高峰。史家们早就指出：五四爱国运动是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的，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成功，也仰赖于当时社会多元力量的威力。在当时，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纷纷组成各种团体，表达意愿，在派系林立，众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初步的公民社会空间。
"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570万。从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许多社团，如学生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等。一些政界人士则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积极参与了拒签和约的活动。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的新政中，清政府鼓励成立商会。1902-1912年间，成立的大小商会达998家，此后还不断增加。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社会问题勇于发表意见。1919年5月5-6日，北京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救援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
一些地方的工人也闻声响应，举行罢工，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此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
与此同时，政坛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总统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它一些省份的督军也持相同的立场。南方军政府本来就以"护法"为旗与北京政府对抗，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支持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并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流，也纷纷指责北洋政府的做法。
总之，"五四"前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社会多元力量，这是任何政客、武人不能不考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