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高出了保险和基金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然而，信托业高速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信托兑付危机和监管危机，我国的信托业发展亟待一部专门的《信托业法》。
信托制度内在的扩张力导致过度的处分自由，对固有的制度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和破坏，而以审慎监管为基础的《信托业法》，可以强化信托业的合规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护投资人利益。
我国《信托法》颁行于2001年，该法在立法中并未采取《证券法》、《保险法》那样的综合立法模式，而是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从而导致该法自始即缺乏信托业监督管理的规定，而有关信托业监督管理的内容主要规定在中国银监会2007年颁行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该办法的前身为《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颁行，后因信托公司业务转型需要，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在修订时将其名称中的“投资”二字删了去，信托投资公司遂变身为信托公司。
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高出了保险和基金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然而，规模繁荣只是表象，信托业高速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信托兑付危机和监管危机。与国际信托市场相比，我国的信托业发展亟待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
信托公司的法律生态环境混乱
中国银监会成立后，我国彻底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虽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了中国银监会监管信托公司，但其内容主要规范的是商业银行，而不是信托公司。换言之，中国银监会只是信托公司的法定监管部门，其并不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要求对信托公司实施监管，相反是按照其自行制定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实施监管。
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现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只属于中国银监会的部门规章，作为信托行业的基本监管规则，其立法层次明显偏低，适用范围十分受限，对信托产品创新的规范和保护并不到位。
另外，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在实践中多采用集合资金信托形式，其所适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所确定的基金公司的法定监管部门却为中国证监会。同样在经营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分别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并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实施监管，这在金融监管立法和监管体制上形成了冲突。
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看，信托公司所处的法律生态环境不断在遭受诟病，无法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基金业相提并论。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金融理财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开展理财业务，许多理财产品均按照信托原理设计，但为规避监管，一些信托产品刻意规避“信托”二字，从而以掩耳盗铃的形式与信托产品开展竞争，争夺客户，争抢资金，最终造成了理财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市场秩序的混乱。政出多门、多头监管成为当前金融理财市场的突出问题，进而形成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之间难以克服的深层次矛盾，导致既有的基于机构监管而确立的法律规则之间产生多重冲突，并失去了应有的监管功能。
当前制约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已不单纯是微观层面上的经营问题，而是宏观层面上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律制度问题。对信托业的定义已不能再局限于信托公司所构成的行业集体，相反已经更多地扩展到了所有信托业务所构成的集合，破解现行相关监管立法冲突成为现实难题，及时出台一部《信托业法》势在必行。
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高出了保险和基金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然而，信托业高速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信托兑付危机和监管危机，我国的信托业发展亟待一部专门的《信托业法》。
信托制度内在的扩张力导致过度的处分自由，对固有的制度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和破坏，而以审慎监管为基础的《信托业法》，可以强化信托业的合规经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护投资人利益。
我国《信托法》颁行于2001年，该法在立法中并未采取《证券法》、《保险法》那样的综合立法模式，而是采用分别立法模式，从而导致该法自始即缺乏信托业监督管理的规定，而有关信托业监督管理的内容主要规定在中国银监会2007年颁行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该办法的前身为《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1年颁行，后因信托公司业务转型需要，中国银监会成立后在修订时将其名称中的“投资”二字删了去，信托投资公司遂变身为信托公司。
截至2013年底，信托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高出了保险和基金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然而，规模繁荣只是表象，信托业高速增长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信托兑付危机和监管危机。与国际信托市场相比，我国的信托业发展亟待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
信托公司的法律生态环境混乱
中国银监会成立后，我国彻底建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虽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了中国银监会监管信托公司，但其内容主要规范的是商业银行，而不是信托公司。换言之，中国银监会只是信托公司的法定监管部门，其并不按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要求对信托公司实施监管，相反是按照其自行制定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对信托公司实施监管。
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现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只属于中国银监会的部门规章，作为信托行业的基本监管规则，其立法层次明显偏低，适用范围十分受限，对信托产品创新的规范和保护并不到位。
另外，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在实践中多采用集合资金信托形式，其所适用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所确定的基金公司的法定监管部门却为中国证监会。同样在经营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分别适用不同的监管规则，并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实施监管，这在金融监管立法和监管体制上形成了冲突。
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看，信托公司所处的法律生态环境不断在遭受诟病，无法与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基金业相提并论。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金融理财市场的快速发展，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开展理财业务，许多理财产品均按照信托原理设计，但为规避监管，一些信托产品刻意规避“信托”二字，从而以掩耳盗铃的形式与信托产品开展竞争，争夺客户，争抢资金，最终造成了理财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市场秩序的混乱。政出多门、多头监管成为当前金融理财市场的突出问题，进而形成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之间难以克服的深层次矛盾，导致既有的基于机构监管而确立的法律规则之间产生多重冲突，并失去了应有的监管功能。
当前制约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已不单纯是微观层面上的经营问题，而是宏观层面上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律制度问题。对信托业的定义已不能再局限于信托公司所构成的行业集体，相反已经更多地扩展到了所有信托业务所构成的集合，破解现行相关监管立法冲突成为现实难题，及时出台一部《信托业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