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西北草原深处一个小村里度过了我记忆深刻的三天。这里地处草原深处，对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马了。这里没有电，更不可能有电话了。总之这里似乎是与世隔绝，上百口人就是这样在草原深处静静地繁衍生息着。
村里按排我住在一户牧民的家中。据说这家的孩子是全村最有知识的人了。他的名字叫铁娃，今年有十六岁了。从闲聊中得知，铁娃曾在几十里外的亲属家上过四年小学，这已经是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被村里委以重任，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担当起村里孩子们的老师。尽管只有十几个孩子，但这却是百分之九十多文盲村民们渴望教育的梦想摇篮。这个还无法称其为学校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也没有正规的书本。也没有平常的桌椅，甚至连起码的黑板也没有。但这里的学生却不用缴纳任何学费，这唯一的“老师”没有一分钱的工资。“老师”的报酬就是每天都可以到学生家中喝上一碗香喷喷的奶茶。“老师”的教材就是他在外地上学带回来的旧课本和他依稀记得的曾学过的知识。尽管如此，每天只要是天气晴朗，村民们都能听到那稚气的读书声。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我深深的被震憾了。我实在是难以想象草原深处孩子们的学习竟然是这样。在我告别这个小村的清晨，铁娃“老师”送我到草原的深处。他扶我上了马，手轻拂着马背，一双尚存稚嫩的大眼睛望着草原深处。“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能有个房盖就好了，这样下雨天和冬天我们也能上课了，学生就会多很多了。”看着听着这个只能是一个大孩子“老师”的企盼。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十年过去了。我竟然又有机会来到了这草原深处。一进村，我就发现，昔日曾是学校的羊圈已经有了房盖，并且已经有了简陋的门窗。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昔日羊圈前面的空地竟然有了一个不大的小操场。教室里似乎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是那样的洪亮。我悄悄地向室内望去，呵，学生们还真不少，足有二十多人，他们面前是木板搭的架子，小屁股下面坐的是小木凳，墙上挂着一块不大的黑板，正在讲课的仍然是我记忆犹新的铁娃“老师”。
当天的晚上，我和铁娃坐在学校的操场，一真聊到大半夜。铁娃已不是昔日稚嫩的大孩子了，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小伙子了。说起这仍显简陋的学校，他是那样的动情和满足。他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民办老师了，十年来，这个小村已有近十个中学生了，现在的学生已有近三十人了，占村里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了。他望着草原夜色的星空，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听说国家有一个希望工程，我每天都在企盼他能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有那一天，我想我们应当有五十个学生的学校，到那时，我们会有一个白灰粉刷过的教室，教室前有宽阔的操场，操场前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天的日出，我们也能向升起的国旗敬礼。到那时，我想在北京的大学里也有我们草原深处走出去的孩子。”
第二天，我带着稍许的满足和期待又一次告别了这草原深处的小村。我相信，铁娃的梦想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实现。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到这草原深处的小村。但铁娃那曾稚嫩的大眼睛，那仰望星空美好期待的双眼，却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记忆中。2000年那个金色的深秋，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西北草原深处的信件。我的心突然是那样的激动，双手颤抖着，许久才打开那来自草原深处期待已久的企盼。这是一张彩色的毕业学生照，几十个系着红领巾，脸上充满灿烂笑容的孩子和他们的几位老师坐在红砖墙的学校前，身后闪着银色高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前排正中央笑的最美的正是那已近中年的铁娃老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西北草原深处一个小村里度过了我记忆深刻的三天。这里地处草原深处，对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马了。这里没有电，更不可能有电话了。总之这里似乎是与世隔绝，上百口人就是这样在草原深处静静地繁衍生息着。
村里按排我住在一户牧民的家中。据说这家的孩子是全村最有知识的人了。他的名字叫铁娃，今年有十六岁了。从闲聊中得知，铁娃曾在几十里外的亲属家上过四年小学，这已经是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被村里委以重任，在村头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担当起村里孩子们的老师。尽管只有十几个孩子，但这却是百分之九十多文盲村民们渴望教育的梦想摇篮。这个还无法称其为学校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也没有正规的书本。也没有平常的桌椅，甚至连起码的黑板也没有。但这里的学生却不用缴纳任何学费，这唯一的“老师”没有一分钱的工资。“老师”的报酬就是每天都可以到学生家中喝上一碗香喷喷的奶茶。“老师”的教材就是他在外地上学带回来的旧课本和他依稀记得的曾学过的知识。尽管如此，每天只要是天气晴朗，村民们都能听到那稚气的读书声。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我深深的被震憾了。我实在是难以想象草原深处孩子们的学习竟然是这样。在我告别这个小村的清晨，铁娃“老师”送我到草原的深处。他扶我上了马，手轻拂着马背，一双尚存稚嫩的大眼睛望着草原深处。“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能有个房盖就好了，这样下雨天和冬天我们也能上课了，学生就会多很多了。”看着听着这个只能是一个大孩子“老师”的企盼。我实在是无言以对。
十年过去了。我竟然又有机会来到了这草原深处。一进村，我就发现，昔日曾是学校的羊圈已经有了房盖，并且已经有了简陋的门窗。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昔日羊圈前面的空地竟然有了一个不大的小操场。教室里似乎正在上课，朗朗的读书声是那样的洪亮。我悄悄地向室内望去，呵，学生们还真不少，足有二十多人，他们面前是木板搭的架子，小屁股下面坐的是小木凳，墙上挂着一块不大的黑板，正在讲课的仍然是我记忆犹新的铁娃“老师”。
当天的晚上，我和铁娃坐在学校的操场，一真聊到大半夜。铁娃已不是昔日稚嫩的大孩子了，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小伙子了。说起这仍显简陋的学校，他是那样的动情和满足。他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民办老师了，十年来，这个小村已有近十个中学生了，现在的学生已有近三十人了，占村里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七十了。他望着草原夜色的星空，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听说国家有一个希望工程，我每天都在企盼他能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有那一天，我想我们应当有五十个学生的学校，到那时，我们会有一个白灰粉刷过的教室，教室前有宽阔的操场，操场前有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天的日出，我们也能向升起的国旗敬礼。到那时，我想在北京的大学里也有我们草原深处走出去的孩子。”
第二天，我带着稍许的满足和期待又一次告别了这草原深处的小村。我相信，铁娃的梦想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实现。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到这草原深处的小村。但铁娃那曾稚嫩的大眼睛，那仰望星空美好期待的双眼，却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记忆中。2000年那个金色的深秋，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大西北草原深处的信件。我的心突然是那样的激动，双手颤抖着，许久才打开那来自草原深处期待已久的企盼。这是一张彩色的毕业学生照，几十个系着红领巾，脸上充满灿烂笑容的孩子和他们的几位老师坐在红砖墙的学校前，身后闪着银色高高的旗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前排正中央笑的最美的正是那已近中年的铁娃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