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来源：新浪博客 | 发布日期：2013-12-19 ]李琦珂 曹幸穗
[摘 要]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
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 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 风水 ”， 又名堪舆 、 相地术 、 阴阳术 、 青襄术 ， 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 、 落和坟墓的位置 、 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 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粹———“风水”。 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 、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 ”既是文化 ，又是科学 ，既是艺术 ，又是技术 ，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 ）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 ”的思想 ，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 ，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 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处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 “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 风水 ” 尤其讲究 “ 阴阳 ”， “ 阴阳 ” 交合 ， “ 五行 ” 生克 ， 造化之鬼神 ， 万物之魂魄 ， 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 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 ”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 ，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 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 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 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 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 1]
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 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 2]“风水 ”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 。 “ 风水 ” 的产生乃至发展 ， 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 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 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 ”， 是人类生态环境学 ；“ 风水术 ”， 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 。 人作为一种生物 ，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 3]
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 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 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 ”[ 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
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 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容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 ）生态性
“生态 ”一词 ，原创于日本 ，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和韩国 。 所谓 “生态性 ”，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 “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 ”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 “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 《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 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 6]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栀榆”：栀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 ）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
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 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 7]
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 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 ”是 “风光山水 ”的简称 ，其基本内容和规范 ，体现在 “风水说 ”和 “风水术 ”两个层面 。“风水说 ”即 “藏风得水说 ”，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 、 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 。“风水术 ”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 、朝向 、 布局 、 营建 、 择日的方法和手段 ，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 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
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 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 “风水说 ”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 “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 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 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 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 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怏怏返回中国。[ 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 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 《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 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 ”[ 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 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 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二 ）三国 “风水术 ”之比较
“ 龙 ”、 “ 穴 ”、 “ 砂 ”、 “ 水 ” 是 “ 风水术 ” 的四大法宝 。 所谓 “ 寻龙踏脉 ”， 就是通过对 “ 山水风光”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 就“风水”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风水术”有“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阳宅风水术”、“阴宅风水术”，以及“家具装饰风水术”（暂不讨论），后者包括选日择时、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
1． “ 空间风水术 ”
古人将“风水术”用在空间宅院（阳宅和阴宅）设计中，意味着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因素，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阳宅风水术 ”
中国人的“阳宅风水”设计取法天地，却不拘泥于自然。 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往往以
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中国“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 中国“风水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以实现其“荣宅吉人 ”的主观愿望 。 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 ，既然认为自然地形 、地貌 、水流方向 、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墙架椽时，面南背北，负阴抱阳。 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环境，那就自己动手，积土成山，挖沟成河。
日本“风水术”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家相”（阳宅）①
“ 风水”。 受佛教的影响，日本“家相”中所蕴涵的“空间风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也暗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 日本茶室（也称“草庵风茶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草庵风茶室”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体现人们对静谧、和谐、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 在“草庵风茶室”风水设计中，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营造出淡雅、简朴的环境，体现了茶道“和、静、清、寂”的思想情趣，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性灵。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家相”紧紧相连，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风水”联系在一起。 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记·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阳宅风水”的观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叶，姹紫嫣红，胜于周边山色。 （新居）狭小，不可同日而语，庭院局促，无树无木，甚觉无聊。[12]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弥补，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添屏风的方法，实现他们“聚气”的风水意愿。 如《源氏物语·夕雾》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此时（储藏室）丧家装饰，似嫌不祥，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 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
吉凶咸宜，并不惹眼。 ”[13]
从“空间风水术”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日本的“家相”特别重视方位，在日本当前流行的“家相”书中，方位“理气”①占了绝对优势。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不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还和手相、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 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见，且观手背之血管，看不见细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则六时定矣。[14]大约在公元 4 世纪左右，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 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韩国人的“阳宅风水”尊崇自然，师法天地。 在韩国“阳宅风水”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风水”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 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风水”），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②曾写诗赞曰：花潭一草庐，潇洒对仙居。 山色开轩近，泉声到枕虚。 洞幽风淡荡，境僻树扶疏。 中有逍遥子，清晨好读书。[15]
韩国“阳宅风水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风水”理想。 因而韩国“阳宅风水”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然、简洁、明朗，能够给人宁静平和的感觉。 《南宫先生传》中这样描写“仙师”所居的“风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间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师所住否？ ”促步溯流，可数里许，仰观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构，砌石为台，位置清垲。[11]
（2）“阴宅风水术 ”
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风水术”，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逐渐衍化出“阴宅风水”术。在这一过程中，“阴宅风水”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风水术”的意旨在悄悄发生着蜕变。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阴宅风水”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秉承唯物、科学的原则，关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气”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内凭先人余气，外凭子孙思慕，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相互感应，共振共鸣。 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望气、尝水、辨认土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福荫子孙，泽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 陵墓前临平川，后拥青峰，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视野开阔，气势雄伟。修林翠竹郁郁葱葱，周围环境花娇叶秀。能给人以迎山带水、烟云缭绕、鸟语花香、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带秦淮，近看翼抱崇岗，远眺层峦后拥，正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 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阳宅风水”，相对忽视“阴宅风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在他们看来，生死是可以轮回的。 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阴宅风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 日本的神社建筑“风水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 。 当时只是把山体 、森林 、老树围合起来 ，称之为神篱 ，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虽经不断发展，借景于园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仍然体现着日本 “阴宅风水”亲近山水、回归自然的特点。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风水”）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 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两山之间，夹峙着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16]
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也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是很大。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拥抱山水，回归自然。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既重视“阳宅风水 ”，也注重 “阴宅风水 ”。 但韩国人持有 “生死如幻 ，富贵在地 ”的生命观念 ，与中国 “生死在命，富贵在天”的“风水”思想有所不同。 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宝贝闺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两班，娘是晋州新娘。 我是一枝独苗，爹娘的心肝。 或许哪一日，我命归西天，请别埋我在前山，也别葬我在后山。 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17]
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更看重“阴宅风水”。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水、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风水”特征，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 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2． “ 时间风水术 ”
“时间风水术 ”，在今天看来 ，颇有 “八卦 ”①的意味。 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日韩三国，无论哪一个国度的“时间风水术”，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因而我们在看待三国“时间风水术”的时候，也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择其善者而关注之，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
与日本和韩国“时间风水术”强调察地不同，中国“时间风水术”重视观天。 中国的农历“风
水”既主张“看天”，也主张“看地”，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诚如《论衡》所云：“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 ”这种云、气、雾、露相互转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对观察预测气象气候以及防灾抗灾，极有用处。日本人在出门时，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 日本“风水”对数字特别讲究，比较喜欢用奇数，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 在日本，人们建造房屋时，需要请“家相”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此外，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以安慰东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还要举行所谓的“上栋式”，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 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来主持，煞有其事。
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 早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称为 “日者 ”或 “日官 ”）。 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 ：有天象 、灾异 、星象 、动物 、植物 、梦 、相貌 、游戏、比赛、生辰八字……几乎无所不包。 在长期的“风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 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风水师”询问，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进行买卖交易。 这些程序及要求，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风水”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中日韩“风水”系出同源，但三国的“风水”文化迥然有别呢？我把这种“风水”文化上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环境①的不同。试想：韩国和日本，一个生活在半岛上，好像始终站在悬崖边上；一个生活在岛屿上，总像颠簸于汪洋的海上，积渐所致，养成两国国民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心理。 相比起来，日本多地震，多暴风，少资源，不安全感尤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生存环境的压抑，养成韩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听天信命的思想意识，加重了他们对“风水”的信仰程度。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缺乏整体感，鲜少安全感，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使原本就极端忧虑的民众心理，变本加厉为万分恐惧的社会心理。 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最容易产生生命“无常”之感。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因素，时常让日本国民萌生孤独无助之感，长久压抑之下，喟叹无常之余，他们往往会祭起“风水”这面大旗，以天地作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此外，日本的“风水”文化深受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神教）的影响。周作人有一番话，用以揭示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它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 ”[ 18]
我想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日本的“风水”文化。 日本的“风水”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这与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因为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日本“风水”文化之中。①
韩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是将大陆文化传递到日本的桥梁，在中日韩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形成了介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中间的文化性质。 公元 4～5 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 尽管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也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因为韩国的儒教无处不在。但韩国人从不拘泥于儒教传统，他们对儒教思想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表现在“风水”思想中，既不十分激进，也不完全保守，往往取其中庸之道。“风水 ”文化所要传达的 ，是它背后厚重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意识 。 “ 风水 ”文化所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诉求，是人们期望避凶趋吉的生命希冀。如果说，在山水林木的护卫下生活起居，是人们获得安全和温暖的最佳环境选择，那么我说，宗族血缘关系化解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弥漫于人际场中的另一类“风水”。 大家知道，韩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几乎是族族有族谱，家家讲“风水”。 即便是企业，也是以家族经营为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家族。 这种由层层血缘关系凝聚成的血缘社会，自然更加讲究“风水”。 在韩国，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无论是七姑还是八姨，都会被纳入“风水”福泽的对象之中。 因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中，人们极其愿意选择一处“风水宝地”，惠及自身、家人乃至家族中的人们。
五、结语
中日韩三国“风水”均根植于中国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源而异流，最终将被纳入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汇入东北亚传统文化主流之中。 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但三国“风水”文化的个性也极其鲜明：日本的“风水”文化中融入了佛教和神教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与密教的神秘气息和巫术仪式；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润在浓厚的功利氛围之中。 日本的“风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韩国的“风水”脚踏大地，现实功利。 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
“风水 ”是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 全球第一位 “ 风水 ” 学博士尹弘基先生曾撰文指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 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 19]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风水”一旦剥去被历史风尘裹上的层层神秘外衣，所折射出的科学光芒，会熠熠闪光，烛照千古。
在文章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所谓“堪舆”
者，实为吾国上古质朴之科学研究，托迹于生死孝道之际，穷究其地质之妙，与道家五岳真形图之旨，皆为别具肺肠，揭示地球物理之心得也。其学是否足为定论，遽难下一断语。然两千余年，囿之于埋葬之说，加之于妖妄之言，诚为大过矣。 若今之学者，能先尽自然科学之基础，融通人天哲学之理念，掘发古学之长，阐扬今学之妙，则堪舆之为说，亦大有可观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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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三国“风水”文化比较研究[ 来源：新浪博客 | 发布日期：2013-12-19 ]李琦珂 曹幸穗
[摘 要]
“风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日本和韩国深受其影响，形成了迥异于中国“风水”的日韩风水文化。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蕴含有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三国的“风水”均暗含了现代建筑生态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无论是在“风水说”层面，还是在“风水术”层面，三国“风水”均各具特点，其迥异性具体体现在“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大方面。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三国“风水说”和“风水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北亚汉文化传统的理解。
在东北亚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风水”①对中日韩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乃至日常
起居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遗风流俗至今犹存。 风水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之上，贯穿在农业文明的经脉之中，根深蒂固，久盛不衰。
“ 风水 ”， 又名堪舆 、 相地术 、 阴阳术 、 青襄术 ， 是关于如何确立民居 、 落和坟墓的位置 、 布局、朝向，以求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对风水不了解，要深入了解中国和东亚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尹弘基在谈到“风水”在东北亚汉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时，曾作过如是评价。
日本和韩国的风水文化，均脱胎于中国的周易思想。 早在盛唐时期，高句丽政权和日本政府就接二连三地派遣使者，学习中原（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其中自然包括大唐（中国）的国粹———“风水”。 伴随着天文、历法等知识的东渐，中国“风水”也漂了洋，过了海，在东北亚两个岛国扎了根、落了户①。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 ，风水思想与日韩两国的地理特点 、宗教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不断结合，逐渐沉淀，最终形成了两国各具特色的风水文化。
一、中日韩“风水”比较的文化背景及科学基础
“风水 ”既是文化 ，又是科学 ，既是艺术 ，又是技术 ，其间蕴含的文化韵味和科学意识 ，直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风水”理论中，既有“天人合一”观、“阴阳”论、“五行”说等深邃思想，也有天文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深刻道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和整体性学问。在我看来，之所以能将中日韩三国“风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三者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科学原理。
（一 ）文化背景
“天人合一 ”的思想 ，是风水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除了渗透在社会人群的文化心理之中 ，还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之中。倡导“天人合一”的东北亚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讲求“和合”、“仁善”的多元文化。 中日韩“风水”是汉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体现着三国人民渴望亲近自然、和合万物的居处心理。
中日韩三国的“风水”，皆植根于中国传统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上，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和人文意蕴。 “风水”是由“易学”中的“三才”理论脱胎而出。 《易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从易学的角度看，“风水”是“远取诸象”的学问，是给“天”、“地”“看相”的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渊源深厚。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亦有人之道，作用就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 “风水”就是要通过观天察地，对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进行世俗解读和功利运用。
“ 风水 ” 尤其讲究 “ 阴阳 ”， “ 阴阳 ” 交合 ， “ 五行 ” 生克 ， 造化之鬼神 ， 万物之魂魄 ， 生命的秘密，宇宙的奥妙，悉在其中。 此后，“阴阳五行”论和“元气”学说渐相融合，形成了“气—阴阳—五行”一体化理论，用以窥探世界的本原、属性以及自然万物生化发展的规律，规约天地间人的生老病死、行居饮食、婚配交媾等世俗行为。
“风水 ”产生于古代农耕社会 ，是人们渴望把自身和谐地融入自然而不断采取的自我完善手段。传统风水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讲究背山向川，藏风聚气，原因者何？首先，背山如围屏风，温暖舒适，不仅能够阻挡冬天凛冽的北风，而且可以吞吐来自南方的湿润之气。 其次，山前必须有干净又丰沛的溪流，山和水之间还须有平整的田畴，这样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有利于庄稼的生长……,所有这些“风水”讲究，均源起于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周公为营建洛邑而占卜，形成了“风水”思想的雏形。 后人为了附会周公的宇宙演化、自然变易思想，穿凿而成《易经》，据说这就是“风水说”的萌芽。 在科学还未昌明的时代，古老的“风水”思想逐渐融入先民生产、生活经验，不断糅合天文、地理、伦理乃至建筑方面的知识，形成了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 “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诸多方面。 其中，偏重于理论阐述的部分，称之为“风水说”；偏重于实践范式的部分，称之为“风水术”。
（二 ）科学基础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风水”思想包含有地球物理学、天文气象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诚如日本著名学者郭中端所说：“风水实际是地理学、 气象学、 生态学、规划学和建筑学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 1]
何晓听先生在《风水探源》一书中也指出：“分析风水，不难发现其中不少对事象因果关系的歪曲认识或处理，也明显带有巫术的气息。 但更多的则是科学的总结，凝聚着中国古代哲学、科学、美学的智慧，有其自身的逻辑关系。 ”[ 2]“风水 ”中蕴含着朴素的生态建筑学和建筑美学的思想 。 “ 风水 ” 的产生乃至发展 ， 与人类栖居方式的演变与进化，相伴相随，相始相终。 人类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寻求一种遮风避雨、防范天敌的寓所，仅仅以自然山洞土穴作庇护，尚不能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人工建造的简陋居所。 在缺乏现代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建筑学知识的时代，古人往往单纯依靠“风水”来选址择居、荫庇自我。
“风水说 ”， 是人类生态环境学 ；“ 风水术 ”， 则是居处环境选择术 。 人作为一种生物 ，其与环境（尤指天与地）的关系，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 “风水”强调把人类置身于由天地、自然构成的宏观大环境中，吸纳天地之精气，吞吐万物之生机，蓄养自身之吉气。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价“风水说”：“建立在道家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是一种结合了地理、建筑和伦理等多方面学识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 3]
风水师往往通过象征、隐喻等方式，师法天地、自然，以适应人们的审美需求，实现精神愉悦和意愿满足。 风水是使生者与死者之所处与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风水理论包含着显著的美学成分，风水建筑因同自然环境完美、和谐、有机地结合，收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审美效果。 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写道：“就整个而言，本人相信风水包含显著的美学成分，遍布中国农田、屋室、乡村之美，不可胜收，皆可借此得以说明。 ”[ 4]
二、中日韩“风水”文化的共性
（一 ）功利性
因为中日韩“风水”所要求的房宅设计，事关自身的安危与健康，所以需要探求建筑的选
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营造山清水秀、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活方便、精神舒爽的双重目的。 如三国“风水”之所以都主张在河边较高的台地上建房造屋，是因为这里既方便汲水，又能免于水患；之所以有“弓”的禁忌，是因为在河曲弓背处居住时极容易遭遇水灾，在道路拐弯处行走时最容易被车马冲撞。之所以强调多植树木，多种花草，是要形成郁郁葱葱的绿化地带和表土植被，不仅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借风景如画、鸟语花香的优美环境，颐养身体，陶冶情操。
中日韩三国“风水说”把天、地、人、生四大系统联系起来作整体的关照，综合考虑地理、生态、景观、建筑、伦理、美学等各种环境和心理因素，为安身立命、自我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国“风水术”都试图通过气候、土壤、水分、阳光、植被、山形、水势等自然因素的合理配置，营造一个藏风聚气的居处环境，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儿孙。这种有意营造的情境，不管是在现世，还是要为来世，都要既照顾到物质方面的享受，又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
（二 ）生态性
“生态 ”一词 ，原创于日本 ，后被翻译到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和韩国 。 所谓 “生态性 ”，就是指生物（人也在其中）同环境的统一性。“风水”之说是古代的生态学，是一门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综合学问。 “风水”之术就是通过生态因子的调节，实现“天—地—人”系统生态功能的最大化。因为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经度和纬度是基本确定的，地质地貌和光照温度，也都是相对恒定的“常数”。 对于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生态系统而言，由于“风”和“水”是最不稳定的一对生态因子，因而只有把握住“风水”，才可以把握住生态系统的基本状况，改变了“风水”，就可以最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
“风水说 ”讲求人对环境的适应性及能动性，其间蕴含着现代生态学的原理。 “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也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 选择自然环境，应了解其吉凶利害；改造生存环境，须顺应其客观规律。 《相宅经传·阳宅宜忌》云：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奈杏。[ 5]
无独有偶，韩国对住宅外部空间种植的树木树种和位置朝向，也有明确的禁忌和说教：宅中有杏西有柳凶宅，西有桃北有梅淫宅，宅四畔竹木青萍进财，凡树木向宅则吉背宅则凶。[ 6]如果用现代植物生理学知识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相当有见地的做法：“东种桃柳”：桃树、柳树，属于向阳树种，宜种在阳光充足的宅东；“西种栀榆”：栀树，防风、喜光、耐寒，种在宅西，适于抵挡西北寒冷空气的侵袭，榆树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可以净化西北吹来的空气；“南种梅枣”：这两个树种，色香味俱全，既可调适杯羹，又能怡情悦目；“北种奈杏”：这两个树种性寒、耐旱，既可抵挡冬天之风寒，又能调节温度、湿度。
（三 ）系统性
系统论思想启蒙者普里戈津这样评价“风水”说：“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
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 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 7]
以此来关照，中日韩“风水”中蕴含了朴素而又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三国“风水”均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环境中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他们强调本着整体系统的原则来观天察地，在考察形势的时候，又强调将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考察大环境在水源、气候、地质等方面对小环境的影响。 在风水建筑设计的时候，不仅注意一房一宅的设计，而且注意整个单元建筑物的布局，尤其关注整个单元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互动关系。
与西方文明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中日韩“风水”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法则。从这个角度上讲，强调整体性、系统性恰恰是中日韩风水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中日韩三国“风水”，之所以主张观天察地、取法自然，是因为他们都已注意到了宇宙星体与人类居处之间的关系，注意到了地球磁场和人类生存之间的联系，注意到了土壤、水流中的物理、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并且已经能够把天象地脉与地震灾害联系起来。 人类学家贝尔预言，后现代社会最终会走向“神圣的复归”，这种“神圣的复归”，是人类与自然由分离到统一的复归，是人与环境由对立到和谐的复归。
三、中日韩“风水说”及“风水术”的差异
“风水 ”是 “风光山水 ”的简称 ，其基本内容和规范 ，体现在 “风水说 ”和 “风水术 ”两个层面 。“风水说 ”即 “藏风得水说 ”，是为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住的阴宅择地 、 选址的一种思想和学说 。“风水术 ”则是指导人们选择和处理住宅与坟地的位置 、朝向 、 布局 、 营建 、 择日的方法和手段 ，是选择居处环境的一种术数。
中日韩三国“风水”，同源而异流。 三国的“风水说”和“风水术”，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迥
异，但其揭示的生态内涵和文化意蕴，渊源深厚，异曲同工。 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风水说”，尽管都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思想，但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遵循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①和实践范式。 它们沿着各自的方向并行不悖，其演化轨迹时而重叠，时而分离，最终殊途同归，统一于现代生态学②和汉文化的范畴之中。
（一 ）三国 “风水说 ”之比较
伴随着早期的文化传播，“风水”思想从中国传到了日本。 “风水”思想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原有的巫术相结合，不断发展成为带有强烈民族气息的日本“风水”文化。日本“风水”吸收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了佛教（神教）③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咒术与密教占术的神秘气息和繁琐仪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风水”理论十分强调尚德原则，认为“风水”能涵养“人”，能孕育“仁”，德厚则聚“风水”，德薄就失“风水”。 “风水说”中有“一德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之说，因而日本“风水说”更注重积德，强调择善而从，厚德处事。
日本的“风水”文化受佛教（神教）影响较深，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和较重的隐喻色彩，这种特点集中表现在神社的建筑风格上。日本的神道自然观认为，人与山、水、森林等自然物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自然，由神生成的人与万物也会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 8]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神社都与山岳、海湾、河川、湖沼、森林、瀑布等自然环境相联系。这种神社建筑“风水”，追本溯源，起源于日本的神道思想（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体），端倪于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有这样的神社传说：据说在天地开辟之初，出云之神凝望着大地说：“出云这块新的土地是个好地方，就是小了点，所以我要在它上面加点什么，让它变大些。”说完，他环顾四周，一眼望到了新罗，看见那里的土地恰好符合他的要求。 于是他用绳子从那里拖来了四个岛屿，将它们加在出云的土地上……，（其中）第四个岛屿变成了一位大神的庙宇所在地，他的神社被赋予了可靠的魔力，能够保护稻田不受损害。韩国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文化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 起源于中国的“风水”思想，不仅对日本的“风水”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对同在汉文化圈中的韩国“风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长时间的交汇和融合，中国的“风水”思想逐渐与韩国的儒教文化相结合，形成一种根植于朝鲜民族灵魂深处的民族价值观。 韩国古代有一部话本小说《壬辰录》，其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战事结束后，明朝援军的主将李如松巡视各地，发现朝鲜风水极佳，暗暗寻思：这样的风水宝地必出大圣大杰，将来恐怕会成为中国的大患，不如现在切断其地脉，以绝中国之后患。 但当他找到气穴准备下手时，山神突然显灵，狠狠地惩罚了他。 李如松只好打消念头，怏怏返回中国。[ 10]
韩国人尽管尊崇基督教，但儒教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渗透进了韩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淫在弥漫无际的功利氛围之中，《三国遗事·天龙寺》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东都南山之南，有一峰屹起，俗云高位山。 山之阳有寺，俚云高寺，或云天龙寺。 《讨论三韩集》云：“鸡林土内有客水二条，逆水一条。 其逆水、客水二源，不镇天灾，则致天龙覆灭之灾。 ”[ 11]
韩国总统竞选前的迁坟风气，也极能说明其“风水”高度功利化的特点。每到韩国总统选战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些候选人为了获胜，往往通过翻新祖坟或迁移祖坟的方法来求得改运。“风水”之风在韩国愈演愈烈，甚至发展为政治生活的福佑荫庇。 当地一名政治分析家认为：“政客对改变自己命数的愿望很强烈。 尽管“风水”显然是封建迷信，却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 ”因此，韩国政客们把“风水”视作能否获选甚至升迁的风向标，乐此不疲。
（二 ）三国 “风水术 ”之比较
“ 龙 ”、 “ 穴 ”、 “ 砂 ”、 “ 水 ” 是 “ 风水术 ” 的四大法宝 。 所谓 “ 寻龙踏脉 ”， 就是通过对 “ 山水风光”的整体研究和景观分析，找出吉祥富贵可持续的优良生态环境。 就“风水”实践范式的延伸维度而论，“风水术”有“空间风水术”和“时间风水术”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阳宅风水术”、“阴宅风水术”，以及“家具装饰风水术”（暂不讨论），后者包括选日择时、灾害预报等具体内容。
1． “ 空间风水术 ”
古人将“风水术”用在空间宅院（阳宅和阴宅）设计中，意味着选址、规划、设计、营造都要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因素，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环境，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1）“阳宅风水术 ”
中国人的“阳宅风水”设计取法天地，却不拘泥于自然。 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往往以
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摹本。中国“风水术”既要对自然环境进行选择，更要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 中国“风水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更倾向于主动改造山水环境，以实现其“荣宅吉人 ”的主观愿望 。 他们在选择宅地的时候 ，既然认为自然地形 、地貌 、水流方向 、阳光和气候特点决定朝向，那就在建房起屋、搭墙架椽时，面南背北，负阴抱阳。 既然认为有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脉，有能拦邪气的曲折水流，便是好的环境，那就自己动手，积土成山，挖沟成河。
日本“风水术”分为“家相”和“墓相”两部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家相”（阳宅）①
“ 风水”。 受佛教的影响，日本“家相”中所蕴涵的“空间风水”思想，既包涵了自然的物质因素，也暗含着和合的精神因素。 日本茶室（也称“草庵风茶室”）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草庵风茶室”是寺庙建筑和民间庭园相结合的一种小型茅舍，体现人们对静谧、和谐、回归自然理念的不懈追求。 在“草庵风茶室”风水设计中，将树木种植在通往茶室的路上，营造出淡雅、简朴的环境，体现了茶道“和、静、清、寂”的思想情趣，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启迪人们的性灵。日本人总是把运气的好坏与“家相”紧紧相连，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把运气的好坏与祖墓的“风水”联系在一起。 紫式部在《王朝女性日记·檐下梅》中，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阳宅风水”的观感：（原先宅第）大如深山，春花秋叶，姹紫嫣红，胜于周边山色。 （新居）狭小，不可同日而语，庭院局促，无树无木，甚觉无聊。[12]如果“家相”布局有些缺陷，就要想法弥补，日本民间会借用诸如设宝阁、添屏风的方法，实现他们“聚气”的风水意愿。 如《源氏物语·夕雾》写到公主巧改丧室为喜屋一事时说：此时（储藏室）丧家装饰，似嫌不祥，故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 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
吉凶咸宜，并不惹眼。 ”[13]
从“空间风水术”的内容来看，日本的“家相”和中国的阳宅风水略有差别。日本的“家相”特别重视方位，在日本当前流行的“家相”书中，方位“理气”①占了绝对优势。 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沿袭着使用罗盘计时、测向的传统风水习惯。不仅如此，日本的“家相”往往还和手相、面相等内容结合起来。 日本德川时代曾流传着这样的手相定时法：朝暮之六时甚为难定，大的星星依稀可见，且观手背之血管，看不见细血管，只能略清晰可见三根粗血管之时，则六时定矣。[14]大约在公元 4 世纪左右，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 受中国风水思想的影响，韩国人的“阳宅风水”尊崇自然，师法天地。 在韩国“阳宅风水”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该国“风水”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与山光水色交相辉映。 对于自己仙居之山的风光水色（“风水”），韩国古代诗人徐敬德②曾写诗赞曰：花潭一草庐，潇洒对仙居。 山色开轩近，泉声到枕虚。 洞幽风淡荡，境僻树扶疏。 中有逍遥子，清晨好读书。[15]
韩国“阳宅风水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决不作违背自然环境的徒劳尝试，也决不与周遭的自然景色竞争高低，他们往往赋予山水特殊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试图体现宅屋本身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风水”理想。 因而韩国“阳宅风水”的主要特点，就是自然、简洁、明朗，能够给人宁静平和的感觉。 《南宫先生传》中这样描写“仙师”所居的“风水”之地：忽有一洞，有川注于林薄，间流出大桃核，斗（注：人名）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师所住否？ ”促步溯流，可数里许，仰观一峰陡起，松杉翳日，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构，砌石为台，位置清垲。[11]
（2）“阴宅风水术 ”
作为选择住宅地技艺的“风水术”，常被用作墓地的选择和转运的卜筮，逐渐衍化出“阴宅风水”术。在这一过程中，“阴宅风水”不断被涂抹上了巫术和迷信的色彩。由于不断增加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风水术”的意旨在悄悄发生着蜕变。今天我们在进行中日韩三国“阴宅风水”比较研究的时候，应该秉承唯物、科学的原则，关注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迷信的成分。
中国人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生。 中国人认为天下万物皆由“气”生成，死后若葬在吉地，即可内凭先人余气，外凭子孙思慕，兼受吉地吉气的催化，相互感应，共振共鸣。 中国人认为祖先陵墓的吉凶好坏必能影响到子孙的福荫，这种葬先荫后的迷信心理主要表现在陵墓的选址上：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望气、尝水、辨认土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选出万年吉地，福荫子孙，泽被后世。
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长眠之地。 陵墓前临平川，后拥青峰，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视野开阔，气势雄伟。修林翠竹郁郁葱葱，周围环境花娇叶秀。能给人以迎山带水、烟云缭绕、鸟语花香、气象雄伟的绝佳观感。站在如屏方山，面向似带秦淮，近看翼抱崇岗，远眺层峦后拥，正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日本民族的生命宗教是视死如归。 因而日本国民比较重视“阳宅风水”，相对忽视“阴宅风水”。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生机的流转，在他们看来，生死是可以轮回的。 如果一定要选出日本“阴宅风水”的范例，神社是勉强可以算的。 日本的神社建筑“风水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 。 当时只是把山体 、森林 、老树围合起来 ，称之为神篱 ，加以祭祀。其神山、神木与围栅组合的原始形态，虽经不断发展，借景于园林、山水，但往往以真山真水为衬托，仍然体现着日本 “阴宅风水”亲近山水、回归自然的特点。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对安住神社所在的高根山风光水色（“风水”）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今年五月中旬，我在耸立于伊香保西边的高根山峰顶，藉草而坐。 前面，大壑赫然张开巨口。 隔着这条沟壑，左首耸立着臻名富士，右首耸立着乌帽子山。两山之间，夹峙着臻名湖，水窄如一幅白练。湖的对面，扫部岳和鬓栉岳等高山临水而立，将湖面映衬得更加低平。乌帽子岳右面是信越境的群山，雪光灿灿，如波涛绵亘于天际。[16]
日本不大重视墓地建筑，即使是历届天皇的墓地，也多为土坟，而且规模不是很大。日本国民注重的是墓地周围的环境，崇尚死后拥抱山水，回归自然。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既重视“阳宅风水 ”，也注重 “阴宅风水 ”。 但韩国人持有 “生死如幻 ，富贵在地 ”的生命观念 ，与中国 “生死在命，富贵在天”的“风水”思想有所不同。 庆尚南道马山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宝贝闺女》，其中唱道：爹是京城两班，娘是晋州新娘。 我是一枝独苗，爹娘的心肝。 或许哪一日，我命归西天，请别埋我在前山，也别葬我在后山。 只愿深深地把我埋进南山莲花台。[17]
韩国人往往把命运归之于土地，认为有关生死的任何事件都与土地密切相关，无论是生者的居处之所，还是人死后的安身之处。因而韩国人在判定家运和前途时，更看重“阴宅风水”。他们觉得如果坟墓的选址合乎风、水、罗盘方位以及地势上的“风水”特征，就一定能招来好运和繁荣。 韩国浓厚的家族观念更使这种观念不断强化，逐渐成为韩国国民的一种信仰，浸润于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
2． “ 时间风水术 ”
“时间风水术 ”，在今天看来 ，颇有 “八卦 ”①的意味。 当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水平的提高，中日韩三国，无论哪一个国度的“时间风水术”，都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因而我们在看待三国“时间风水术”的时候，也应该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择其善者而关注之，择其不善者而改进之。
与日本和韩国“时间风水术”强调察地不同，中国“时间风水术”重视观天。 中国的农历“风
水”既主张“看天”，也主张“看地”，他们认为天地之气不是彼此孤立静止的，而是互化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诚如《论衡》所云：“云雾，雨之徵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 ”这种云、气、雾、露相互转化的思想，暗合了系统循环论的科学思想，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对观察预测气象气候以及防灾抗灾，极有用处。日本人在出门时，都要占卜起程的日期和方位的吉凶。 日本“风水”对数字特别讲究，比较喜欢用奇数，一般选择在单日出行，这与中国人讲究双日出行不同。 在日本，人们建造房屋时，需要请“家相”师代为选择开工日期。此外，日本还有种种神秘的仪式，比如盖房动工前，要举行所谓的“地镇祭”，以安慰东方地神，祈求施工安全；在上梁时，还要举行所谓的“上栋式”，保证上梁不出意外事故。 这些仪式专门由神社里的“神官”来主持，煞有其事。
韩国对占卜也非常重视。 早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代，国家就设有专门的占卜官（称为 “日者 ”或 “日官 ”）。 其占卜的内容五花八门 ：有天象 、灾异 、星象 、动物 、植物 、梦 、相貌 、游戏、比赛、生辰八字……几乎无所不包。 在长期的“风水”占卜中，形成了各种禁忌和说教，主要体现在一些建筑仪式当中。 比如在建造房屋之初，先要向“风水师”询问，看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适合建房屋的运数，如果不具有建造房屋的运气，就换以别人名义建房，然后作形式上的房契，进行买卖交易。 这些程序及要求，其实极符合现代法制社会的契约精神。
四、“风水”文化差异的原因探究
为什么中日韩“风水”系出同源，但三国的“风水”文化迥然有别呢？我把这种“风水”文化上的差异，主要归结为环境①的不同。试想：韩国和日本，一个生活在半岛上，好像始终站在悬崖边上；一个生活在岛屿上，总像颠簸于汪洋的海上，积渐所致，养成两国国民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心理。 相比起来，日本多地震，多暴风，少资源，不安全感尤甚。 时空感受的局促与生存环境的压抑，养成韩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听天信命的思想意识，加重了他们对“风水”的信仰程度。
日本列岛的地理环境，缺乏整体感，鲜少安全感，而频繁发作的地震、火山、台风、海啸等，使原本就极端忧虑的民众心理，变本加厉为万分恐惧的社会心理。 不难想见，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人，最容易产生生命“无常”之感。岛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多变的气候因素，时常让日本国民萌生孤独无助之感，长久压抑之下，喟叹无常之余，他们往往会祭起“风水”这面大旗，以天地作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此外，日本的“风水”文化深受儒教、道教以及佛教（神教）的影响。周作人有一番话，用以揭示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与复杂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它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 ”[ 18]
我想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日本的“风水”文化。 日本的“风水”文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这与日本民族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因为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从思维方式上分析，就是对事物特殊性的高度敏感与执着，感性大于理性，局部大于整体，这种倾向，自然也会反映到日本“风水”文化之中。①
韩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是将大陆文化传递到日本的桥梁，在中日韩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形成了介于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中间的文化性质。 公元 4～5 世纪，儒家思想传入朝鲜半岛，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 尽管韩国拥有东亚人口比例最高的天主教徒，但也是“在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宗教信仰”，因为韩国的儒教无处不在。但韩国人从不拘泥于儒教传统，他们对儒教思想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表现在“风水”思想中，既不十分激进，也不完全保守，往往取其中庸之道。“风水 ”文化所要传达的 ，是它背后厚重的生命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意识 。 “ 风水 ”文化所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诉求，是人们期望避凶趋吉的生命希冀。如果说，在山水林木的护卫下生活起居，是人们获得安全和温暖的最佳环境选择，那么我说，宗族血缘关系化解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弥漫于人际场中的另一类“风水”。 大家知道，韩国人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几乎是族族有族谱，家家讲“风水”。 即便是企业，也是以家族经营为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家族。 这种由层层血缘关系凝聚成的血缘社会，自然更加讲究“风水”。 在韩国，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无论是七姑还是八姨，都会被纳入“风水”福泽的对象之中。 因而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中，人们极其愿意选择一处“风水宝地”，惠及自身、家人乃至家族中的人们。
五、结语
中日韩三国“风水”均根植于中国周易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源而异流，最终将被纳入生态学的范畴之内，汇入东北亚传统文化主流之中。 三国的“风水”具有功利性、生态性以及系统性等共同特点，蕴含着强烈的自然崇拜精神和朴素的农耕文化思想。但三国“风水”文化的个性也极其鲜明：日本的“风水”文化中融入了佛教和神教的尚德原则和慈悲情怀，混合了道教与密教的神秘气息和巫术仪式；韩国的“风水”文化自始至终浸润在浓厚的功利氛围之中。 日本的“风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韩国的“风水”脚踏大地，现实功利。 地理影响和宗教濡染，是三国“风水”特点迥异的主要原因。
“风水 ”是祖先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 全球第一位 “ 风水 ” 学博士尹弘基先生曾撰文指出：“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 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 19]
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风水”一旦剥去被历史风尘裹上的层层神秘外衣，所折射出的科学光芒，会熠熠闪光，烛照千古。
在文章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不妨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话作为结尾：所谓“堪舆”
者，实为吾国上古质朴之科学研究，托迹于生死孝道之际，穷究其地质之妙，与道家五岳真形图之旨，皆为别具肺肠，揭示地球物理之心得也。其学是否足为定论，遽难下一断语。然两千余年，囿之于埋葬之说，加之于妖妄之言，诚为大过矣。 若今之学者，能先尽自然科学之基础，融通人天哲学之理念，掘发古学之长，阐扬今学之妙，则堪舆之为说，亦大有可观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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