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影《赵一曼》在川南宜宾上映。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英勇、悲壮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观众，人们由衷地钦佩这位伟大的女英雄。 亲人的不懈寻找 观众中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心情格外激动，影片勾起了她对亲人的思念。银幕上赵一曼的坚强、机智、勇敢，使她想到分别20多年的胞妹――李坤泰。而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 李坤杰向党组织汇报：胞妹李坤泰，在宜宾县城读书时取名“李淑宁”，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李一超。1926年冬，宜宾党组织推荐她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春，李坤泰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录取入政治大队女生队。同年秋，党中央派她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底回国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李坤杰出席宜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时，曾向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陈林打听妹妹的下落。陈林说：“你的妹妹李淑宁，1928年在莫斯科时我们见过面，以后就不知道了。”陈林是宜宾县人，1926年秋，李坤泰就读宜宾“川南中山学校”时的老师，他的消息是可信、可靠的。 1950年，时任川南行署（驻泸州）监察委员、川南区妇女干部的李坤杰，得知荣县（今自贡市辖）民主人士谷醒华先生赴北京参观学习，便向谷醒华先生说明了妹妹的情况，并委托他向有关组织和同志寻访李坤泰的踪迹。李坤杰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以寻查的线索。凡遇着外省来川的解放军首长、干部，她都要向他们打听是否认识或了解妹妹的去向；凡有同志出川，她都要想方设法委托他们协助查访妹妹的行踪；凡能阅读到的书报杂志她都用心阅读，期望从字里行间捕捉到有关妹妹的点滴消息。 1952年，川南行署撤销，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宜宾。一天，妹妹在宜宾女中时的同学郑双璧找上门来，将一张泛黄的照片交到李坤杰手里，说：“二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时寄给我妹妹郑易楠的照片，要我转交给你”。李坤杰捧起照片，妹妹就在眼前，她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照片上，妹妹端庄地坐在高靠背藤椅上，怀中抱着两岁多的小孩。妹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水灵；脸蛋还是那么白皙，那么漂亮！啊！妹妹你在哪里？孩子，你又在哪里？看着照片，李坤杰想起在重庆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外地党组织来四川工作的罗特生、苟永芳说的话：“你妹妹从莫斯科回国时，到了我国某一地方，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不敢乘车，曾步行30多里雪地。她找了些假发来挽髻，衣服也改了装，成了一个阔女子。她身怀有孕，走路有困难，由同志们搀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如果将来回四川工作，你们姐妹还有见面的机会呢！”李坤杰心潮澎湃，似乎听见孩子天真地喊“姨妈”。看着照片，李坤杰进一步证实罗特生说的“她身怀有孕”是真的。妹夫是谁？哪里人？干什么？一连串的疑问使李坤杰陷入冥思苦想之中，这一切也更坚定了她继续寻访妹妹的信心和决心。 万金家书带来万分欣喜 1954年初，时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江子能回到老家宜宾。李坤杰得悉他将去北京，便委托江子能打听妹妹的消息。在北京，江子能专程拜访了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宜宾珙县人何成湘。一阵寒暄后，江子能开门见山地向何成湘打听李一超的下落。何成湘沉思片刻后，说：“电影上那个赵一曼姓李，是宜宾人。1934年在哈尔滨时我领导过她。那时，我是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你回宜宾打听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人。”江子能把李坤杰要打听的李坤泰的情况，向何成湘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何成湘亦感到兴奋，连问：“有没有她的照片？”江子能尴尬地回答：“临行时忘了问问李坤杰，回去一定问她，如果有，立即给你寄来。” 江子能回到宜宾，已是6月初了。他把与何成湘交谈的情况转告了李坤杰。李坤杰非常激动，十分庆幸找到了妹妹在北方工作时的见证人和直接领导。她立即把妹妹那张惟一的照片翻拍加印后和介绍妹妹在宜宾、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情况的信一起寄给何成湘。 照片和信寄出了，李坤杰日日夜夜盼望着何成湘的回信。 她在等待何成湘回信的日子里，李坤杰想到了照片的来源，便去信西安询问郑易楠。郑易楠回信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常与淑宁见面，帮助她解决过生活中的不少困难，常抱着她的小孩玩耍，也常为小孩缝补衣裤……后来，因工作关系失掉了联系……”郑易楠特别告诉李坤杰：“当时，李淑宁在中央机关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一道工作，你可以向周总理打听打听。” 郑易楠的来信，为李坤杰增添了许多真实而亲切的细节，也扩大了寻访妹妹的范围。李坤杰鼓足勇气，将查访妹妹李坤泰下落的信寄给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将她的信转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委托她协助查访。蔡畅等经过一番努力，也没查到李坤泰的踪迹。接着，李坤杰又委托川南日报社社长李力众写信给《人民日报》，刊登寻找李一超的启事。启事登出许久了，没有一点儿回音。 在何成湘尚未回信、蔡畅等未查到下落、刊登启事也无音讯的情况下，李坤杰仍旧没有灰心，没有泄气，继续寻访妹妹的去向。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坤杰了解到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妹妹坤泰的小姑子，令她喜出望外。她进一步打听到妹妹的丈夫陈达邦，在国家机关某部门工作；照片中妹妹怀里抱的孩子，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此时，李坤杰依稀看到妹妹姗姗向她走来，因为妹妹的领导、同事、战友、亲人都出现了，所以李坤杰认为与妹妹的团聚指日可待了！在兴奋之中，李坤杰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她连忙拆开，朗声读道： 姨妈： 我在十三岁时就知道妈妈名叫李一超。当时还在养父家里，和家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说我是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即陈达邦）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父母）的，我妈妈早就死了。后来，又听说妈妈是共产党员。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告诉我说，我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法国去了，慈姑（陈琮英）后来和妈妈失去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知道李一超同志曾化名姓赵（赵大姐），在东北牺牲。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同志可能就是赵一曼同志，但是找不到证据。1951年碰到文士祯同志（同八叔一走在法国工作，回来又在东北工作过），他说：“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上赵一曼的事迹有相似之处，可能《赵一曼》这个电影写的就是赵大姐（李一超）。但文士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同他在一块工作。他说李即赵不过是出于揣测。…… 姨侄：陈掖贤上 这封信，李坤杰读了不知多少遍，越读越亲切，多次梦见妹妹与侄儿在一起。8月末，李坤杰终于盼来了何成湘的回信，她高兴了好一阵子，怀着欣喜、惶恐参半的忐忑心情拆开信封： 坤杰同志： 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派她去东北做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声名大振。…… 你寄来了照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细告诉我，以便介绍和宣传…… 日夜思念、寻觅的妹妹，竟和抗日联军中的团政委、民族英雄赵一曼联系起来。李坤杰为妹妹的牺牲感到痛心悲伤，为妹妹的英勇感到骄傲、自豪！ 重返英雄战斗过的地方 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带上李一超与儿子陈掖贤的合影照片，来到赵一曼战斗过的地方――黑龙江省珠河一带采访。 记者找到当年帮助赵一曼越狱后前往游击根据地的魏玉恒老汉，魏玉恒仔细端详着照片，一拍大腿喊起来：“是她，是赵一曼，没错！”接着，他向记者介绍：1936年6月28日夜，同村好友董元策叫醒我，求我套车把“客人”送进山去。我知道有风险，但为了抗日救国，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下半夜，我们从董老汉家出发了。车中坐有赵一曼、董老汉的侄子董宪勋和一位年轻姑娘。天亮时，我们走出20来华里，敌人追上来了。赵一曼对我们说：“大家不要慌，看来我们跑不掉了。大家记住，就说是我用钱雇请你们护送我跑的，一切与你们无关。”话音刚落，敌人冲上来了，把赵一曼抓走了。魏老汉再次指着照片上的李一超对记者说：“这个是赵一曼，我认得，记得清楚，不会错”。 记者又来到赵一曼领导过的游击战斗区――哈尔滨以东区域。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乡亲们看了照片，异口同声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记者：1934年7月，一位农村年轻妇女打扮的人，在“交通”的陪伴下来到我们这里，听说是珠河（今尚志市）县委常委、特派员、县妇女会负责人，听她说话的口音是关内人。她住的滨绥铁路南的三股流地方，群众主食高梁、玉米，她不习惯。但她根本不在乎，和群众同吃同住，和妇女们一起纺线、搓玉米、烧水做饭，给游击队送给养、递情报。她个子瘦小，姓李，大家亲切地喊她“瘦李子”。随着抗日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她渐渐地成了我们这一带各抗日群众团体和组织的“主心骨”，出主意、定决策都少不了她。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中，大多数人认识她。虽然不知道她的直实姓名，但大家都喊她“瘦李子”，她也答应。照片中这位怀抱孩子的妇女，就是“瘦李子”。 记者走进哈尔滨档案馆，在尘封的日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记载。一张发黄的照片从卷袋中掉出来，拂去尘灰，原来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肉体的创伤使她有些痛苦，然而她却十分安详。那紧闭的双唇、闪亮的眼睛、清秀的容颜与怀抱孩子时摄下的那张照片相对照，确实是同一个人。 她，赵一曼，就是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的李坤泰！ 功夫不负苦心人。李坤杰终于找到了妹妹，找到了成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的妹妹。宜宾人民也证实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就是家乡人，是宜宾的荣耀和骄傲！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影《赵一曼》在川南宜宾上映。抗日民族女英雄赵一曼英勇、悲壮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观众，人们由衷地钦佩这位伟大的女英雄。 亲人的不懈寻找 观众中有位年过半百的妇女，心情格外激动，影片勾起了她对亲人的思念。银幕上赵一曼的坚强、机智、勇敢，使她想到分别20多年的胞妹――李坤泰。而这位妇女名叫李坤杰。 李坤杰向党组织汇报：胞妹李坤泰，在宜宾县城读书时取名“李淑宁”，在报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李一超。1926年冬，宜宾党组织推荐她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春，李坤泰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录取入政治大队女生队。同年秋，党中央派她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底回国后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李坤杰出席宜宾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时，曾向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陈林打听妹妹的下落。陈林说：“你的妹妹李淑宁，1928年在莫斯科时我们见过面，以后就不知道了。”陈林是宜宾县人，1926年秋，李坤泰就读宜宾“川南中山学校”时的老师，他的消息是可信、可靠的。 1950年，时任川南行署（驻泸州）监察委员、川南区妇女干部的李坤杰，得知荣县（今自贡市辖）民主人士谷醒华先生赴北京参观学习，便向谷醒华先生说明了妹妹的情况，并委托他向有关组织和同志寻访李坤泰的踪迹。李坤杰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以寻查的线索。凡遇着外省来川的解放军首长、干部，她都要向他们打听是否认识或了解妹妹的去向；凡有同志出川，她都要想方设法委托他们协助查访妹妹的行踪；凡能阅读到的书报杂志她都用心阅读，期望从字里行间捕捉到有关妹妹的点滴消息。 1952年，川南行署撤销，李坤杰从泸州回到宜宾。一天，妹妹在宜宾女中时的同学郑双璧找上门来，将一张泛黄的照片交到李坤杰手里，说：“二姐，这是淑宁在上海时寄给我妹妹郑易楠的照片，要我转交给你”。李坤杰捧起照片，妹妹就在眼前，她热泪盈眶，半天说不出话来。照片上，妹妹端庄地坐在高靠背藤椅上，怀中抱着两岁多的小孩。妹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水灵；脸蛋还是那么白皙，那么漂亮！啊！妹妹你在哪里？孩子，你又在哪里？看着照片，李坤杰想起在重庆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外地党组织来四川工作的罗特生、苟永芳说的话：“你妹妹从莫斯科回国时，到了我国某一地方，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不敢乘车，曾步行30多里雪地。她找了些假发来挽髻，衣服也改了装，成了一个阔女子。她身怀有孕，走路有困难，由同志们搀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如果将来回四川工作，你们姐妹还有见面的机会呢！”李坤杰心潮澎湃，似乎听见孩子天真地喊“姨妈”。看着照片，李坤杰进一步证实罗特生说的“她身怀有孕”是真的。妹夫是谁？哪里人？干什么？一连串的疑问使李坤杰陷入冥思苦想之中，这一切也更坚定了她继续寻访妹妹的信心和决心。 万金家书带来万分欣喜 1954年初，时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委员的江子能回到老家宜宾。李坤杰得悉他将去北京，便委托江子能打听妹妹的消息。在北京，江子能专程拜访了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宜宾珙县人何成湘。一阵寒暄后，江子能开门见山地向何成湘打听李一超的下落。何成湘沉思片刻后，说：“电影上那个赵一曼姓李，是宜宾人。1934年在哈尔滨时我领导过她。那时，我是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你回宜宾打听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人。”江子能把李坤杰要打听的李坤泰的情况，向何成湘作了尽可能详细的介绍。何成湘亦感到兴奋，连问：“有没有她的照片？”江子能尴尬地回答：“临行时忘了问问李坤杰，回去一定问她，如果有，立即给你寄来。” 江子能回到宜宾，已是6月初了。他把与何成湘交谈的情况转告了李坤杰。李坤杰非常激动，十分庆幸找到了妹妹在北方工作时的见证人和直接领导。她立即把妹妹那张惟一的照片翻拍加印后和介绍妹妹在宜宾、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情况的信一起寄给何成湘。 照片和信寄出了，李坤杰日日夜夜盼望着何成湘的回信。 她在等待何成湘回信的日子里，李坤杰想到了照片的来源，便去信西安询问郑易楠。郑易楠回信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常与淑宁见面，帮助她解决过生活中的不少困难，常抱着她的小孩玩耍，也常为小孩缝补衣裤……后来，因工作关系失掉了联系……”郑易楠特别告诉李坤杰：“当时，李淑宁在中央机关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一道工作，你可以向周总理打听打听。” 郑易楠的来信，为李坤杰增添了许多真实而亲切的细节，也扩大了寻访妹妹的范围。李坤杰鼓足勇气，将查访妹妹李坤泰下落的信寄给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将她的信转给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委托她协助查访。蔡畅等经过一番努力，也没查到李坤泰的踪迹。接着，李坤杰又委托川南日报社社长李力众写信给《人民日报》，刊登寻找李一超的启事。启事登出许久了，没有一点儿回音。 在何成湘尚未回信、蔡畅等未查到下落、刊登启事也无音讯的情况下，李坤杰仍旧没有灰心，没有泄气，继续寻访妹妹的去向。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坤杰了解到中央领导人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妹妹坤泰的小姑子，令她喜出望外。她进一步打听到妹妹的丈夫陈达邦，在国家机关某部门工作；照片中妹妹怀里抱的孩子，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此时，李坤杰依稀看到妹妹姗姗向她走来，因为妹妹的领导、同事、战友、亲人都出现了，所以李坤杰认为与妹妹的团聚指日可待了！在兴奋之中，李坤杰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她连忙拆开，朗声读道： 姨妈： 我在十三岁时就知道妈妈名叫李一超。当时还在养父家里，和家里其他人合不来，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说我是野孩子。后来他们才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说我是八叔（即陈达邦）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父母）的，我妈妈早就死了。后来，又听说妈妈是共产党员。1947年，四姐陈志贤从北方到南京（我当时在南京）告诉我说，我妈妈叫赵大姐，是做过许多革命工作的（是她在一个地下党员卢大姐处听来的）。……八叔和妈妈分手后就到法国去了，慈姑（陈琮英）后来和妈妈失去了联系（我到养父家还是慈姑跟妈妈一起送去的）。他们也知道李一超同志曾化名姓赵（赵大姐），在东北牺牲。虽然也想到李一超同志可能就是赵一曼同志，但是找不到证据。1951年碰到文士祯同志（同八叔一走在法国工作，回来又在东北工作过），他说：“李一超的事迹与电影上赵一曼的事迹有相似之处，可能《赵一曼》这个电影写的就是赵大姐（李一超）。但文士祯也仅仅是认识我妈妈，并没有同他在一块工作。他说李即赵不过是出于揣测。…… 姨侄：陈掖贤上 这封信，李坤杰读了不知多少遍，越读越亲切，多次梦见妹妹与侄儿在一起。8月末，李坤杰终于盼来了何成湘的回信，她高兴了好一阵子，怀着欣喜、惶恐参半的忐忑心情拆开信封： 坤杰同志： 一超同志在哈尔滨工作时，我同她见面较多。派她去东北做工作时，还是我和她谈话后派去的。以后她在游击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日寇的严重注意。她的活动曾轰动一时，“赵一曼”声名大振。…… 你寄来了照片很好，来信也好。但我希望你将一曼的情形再详细告诉我，以便介绍和宣传…… 日夜思念、寻觅的妹妹，竟和抗日联军中的团政委、民族英雄赵一曼联系起来。李坤杰为妹妹的牺牲感到痛心悲伤，为妹妹的英勇感到骄傲、自豪！ 重返英雄战斗过的地方 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带上李一超与儿子陈掖贤的合影照片，来到赵一曼战斗过的地方――黑龙江省珠河一带采访。 记者找到当年帮助赵一曼越狱后前往游击根据地的魏玉恒老汉，魏玉恒仔细端详着照片，一拍大腿喊起来：“是她，是赵一曼，没错！”接着，他向记者介绍：1936年6月28日夜，同村好友董元策叫醒我，求我套车把“客人”送进山去。我知道有风险，但为了抗日救国，我就一口答应下来。下半夜，我们从董老汉家出发了。车中坐有赵一曼、董老汉的侄子董宪勋和一位年轻姑娘。天亮时，我们走出20来华里，敌人追上来了。赵一曼对我们说：“大家不要慌，看来我们跑不掉了。大家记住，就说是我用钱雇请你们护送我跑的，一切与你们无关。”话音刚落，敌人冲上来了，把赵一曼抓走了。魏老汉再次指着照片上的李一超对记者说：“这个是赵一曼，我认得，记得清楚，不会错”。 记者又来到赵一曼领导过的游击战斗区――哈尔滨以东区域。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乡亲们看了照片，异口同声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他们争先恐后地告诉记者：1934年7月，一位农村年轻妇女打扮的人，在“交通”的陪伴下来到我们这里，听说是珠河（今尚志市）县委常委、特派员、县妇女会负责人，听她说话的口音是关内人。她住的滨绥铁路南的三股流地方，群众主食高梁、玉米，她不习惯。但她根本不在乎，和群众同吃同住，和妇女们一起纺线、搓玉米、烧水做饭，给游击队送给养、递情报。她个子瘦小，姓李，大家亲切地喊她“瘦李子”。随着抗日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她渐渐地成了我们这一带各抗日群众团体和组织的“主心骨”，出主意、定决策都少不了她。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中，大多数人认识她。虽然不知道她的直实姓名，但大家都喊她“瘦李子”，她也答应。照片中这位怀抱孩子的妇女，就是“瘦李子”。 记者走进哈尔滨档案馆，在尘封的日伪档案中发现了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记载。一张发黄的照片从卷袋中掉出来，拂去尘灰，原来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肉体的创伤使她有些痛苦，然而她却十分安详。那紧闭的双唇、闪亮的眼睛、清秀的容颜与怀抱孩子时摄下的那张照片相对照，确实是同一个人。 她，赵一曼，就是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的李坤泰！ 功夫不负苦心人。李坤杰终于找到了妹妹，找到了成为著名抗日民族英雄的妹妹。宜宾人民也证实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就是家乡人，是宜宾的荣耀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