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外迁”越南或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汽车将全部或部分产能“回巢”美国本土，进入2012年以来，类似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消息不绝于耳。这预示着中国外贸加工型企业的好日子已渐渐远去，同时也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显现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临了。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在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向中国内地转移。
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渐成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1992－2007年，中国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利用外资超过8200亿美元，也正由此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开始启动。只是在这次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成了受冲击最大的行业。据Wind统计数据，以制造业为主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15%。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也表明，中国制造业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空心化”困局。这种“空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端制造企业为寻求生存空间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制造业发展速度放慢；二是制造业产业自身缺乏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导致盈利空间难以提升，产业升级也困难重重。
与前三次相比，第四次产业转移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转移的动力不同。前三次转移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下生产分工细化的影响，企业出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将对人力和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新兴的发展国家，以利用该地区的廉价资源并抢占市场。所以，产业转移的企业除了上一次产业转移时迁入的外资企业，还包括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三次产业转移是一种企业的主动战略转移。而目前进行的第四次产业转移主要是在中国迅速飙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土地等资源成本的挤压下，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是一种被迫的寻求生存性转移；二是转移的方向不同。前三次的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由上往下的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的转移。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
对于造成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综合来看，更多的是短期世界经济波动和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短期因素包括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需求持续萎缩，以及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乏力。而长期和内在因素方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土地等自然要素成本攀升，中国生产要素变化造成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成本上升需求又不足是制造业利润空间急剧收窄的直接原因。加上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微薄，还从根本上削弱了本土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因此，在当前持续低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们面临既失去低端制造业又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双重危险，压力自然不小。
如何应对这种双重风险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一次的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不要过多干预，即该走的就让他走，“腾龙换鸟”之后，我们反而可以潜心下来进行产业升级。这种观点带来普遍性，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继续与越南缅甸等国家拼成本，控制工资增长或牺牲环境，那我们的经济转型何时能实现呢？
但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代即将终结，必将逐步走向“适度增长”。关键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和台湾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试想一下，中国能逃脱这个规律吗？第四次产业转移会不会是中国经济增速骤降的外部导火索呢？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还有近2-3亿的农民需要进城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持续推进怎么办？
要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对于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尝试：第一，充分利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合理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迁移；第二，适度削减大手笔投资资金，用以支持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改造和产业升级；第三，要从出口退税、削减税费、简化行政审批等各方面为制造业(包括低端制造业)优化企业生存环境，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谈产业升级；第四，加快推进经济制度改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渐退后，制度红利应该还值得期待。
可以作个形象比喻，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好比一场洪水，处于低洼地带的中国制造业需要赶紧往上爬，但爬也要一个过程。我们既要想办法延缓洪水流入速度，也要尽量拉扯企业一把。否则，企业都瞬间淹死了，哪来的今后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业未来呢。
耐克、阿迪达斯相继将在中国的自有生产工厂“外迁”越南或缅甸，星巴克、佳顿、福特汽车将全部或部分产能“回巢”美国本土，进入2012年以来，类似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消息不绝于耳。这预示着中国外贸加工型企业的好日子已渐渐远去，同时也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显现的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真的来临了。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了三次：第一次在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地区转移；第二次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三次在80年代，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向中国内地转移。
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渐成为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1992－2007年，中国连续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累计利用外资超过8200亿美元，也正由此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开始启动。只是在这次产业转移中，中国制造业成了受冲击最大的行业。据Wind统计数据，以制造业为主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2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近15%。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也表明，中国制造业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空心化”困局。这种“空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端制造企业为寻求生存空间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和制造业发展速度放慢；二是制造业产业自身缺乏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导致盈利空间难以提升，产业升级也困难重重。
与前三次相比，第四次产业转移有两点显著不同：一是转移的动力不同。前三次转移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下生产分工细化的影响，企业出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将对人力和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新兴的发展国家，以利用该地区的廉价资源并抢占市场。所以，产业转移的企业除了上一次产业转移时迁入的外资企业，还包括本土成长起来的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三次产业转移是一种企业的主动战略转移。而目前进行的第四次产业转移主要是在中国迅速飙升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土地等资源成本的挤压下，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是一种被迫的寻求生存性转移；二是转移的方向不同。前三次的产业转移都是单方向的由上往下的转移，即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转移，而这次转移出现了双向的转移。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
对于造成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综合来看，更多的是短期世界经济波动和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短期因素包括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破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需求持续萎缩，以及巴西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乏力。而长期和内在因素方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土地等自然要素成本攀升，中国生产要素变化造成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成本上升需求又不足是制造业利润空间急剧收窄的直接原因。加上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微薄，还从根本上削弱了本土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因此，在当前持续低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们面临既失去低端制造业又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双重危险，压力自然不小。
如何应对这种双重风险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一次的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不要过多干预，即该走的就让他走，“腾龙换鸟”之后，我们反而可以潜心下来进行产业升级。这种观点带来普遍性，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继续与越南缅甸等国家拼成本，控制工资增长或牺牲环境，那我们的经济转型何时能实现呢？
但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代即将终结，必将逐步走向“适度增长”。关键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超高速增长”走向“适度增长”的转型之路会非常艰难，这两种增长模式之间的切换需要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渡路径，而制造业能否成功转型是关键中的关键。历史上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都经历过经济增长速度骤降的时期，日本在1973年、韩国和台湾在1997年，而且骤降之后增速再也没能反弹回来。试想一下，中国能逃脱这个规律吗？第四次产业转移会不会是中国经济增速骤降的外部导火索呢？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出现骤降，中国的就业怎么办？中国还有近2-3亿的农民需要进城怎么办？中国刚刚过50%的城市化持续推进怎么办？
要回答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对于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尝试：第一，充分利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合理引导低端制造业向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迁移；第二，适度削减大手笔投资资金，用以支持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改造和产业升级；第三，要从出口退税、削减税费、简化行政审批等各方面为制造业(包括低端制造业)优化企业生存环境，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谈产业升级；第四，加快推进经济制度改革，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渐退后，制度红利应该还值得期待。
可以作个形象比喻，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好比一场洪水，处于低洼地带的中国制造业需要赶紧往上爬，但爬也要一个过程。我们既要想办法延缓洪水流入速度，也要尽量拉扯企业一把。否则，企业都瞬间淹死了，哪来的今后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业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