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年文学家、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都督诸路军马抗元，后被拘。被囚禁在元大都北京三年，至死不屈。壬午年（1282）冬，就义于柴市口。文天祥在国衰势颓，蒙古入侵时，挺身而出，在两宋忠义史上留下了浓重、光彩而绵亘千载的一笔。
一、文天祥的母教情缘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由此段可看出，文天祥忠义的精神品质是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品质的形成离不开文天祥母亲的功劳 。
孟母三迁教子、孟母断机杼成为了千古佳话，母教对正在成长的孩童价值观影响很大。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出身书香门第，深明大义，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天祥在狱中回忆母亲时曾写道：“母亲曾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在文天祥奉诏勤王之时，她支持儿子毁家纾难，并随二子辗转各地，“夫人游二子间，无适无莫，虽兵戈纷扰，处之恬然”。文天祥牢记母亲的叮咛嘱咐, 不敢稍有失误, 以期“及泉会相见, 鬼神共欢喜。”可见曾德慈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影响了文天祥忠节大义的一生，文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慈母。
二、文天祥舍生取义
《孟子·告子上》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文天祥生活的南宋末期，他一生历经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五朝。在接连遭受蒙古铁骑的欺凌和威胁时，王朝的权柄却几乎握在权臣的手中，他们为了巩固权位，任用奸佞小人，排除异己，打击忠贞之士，粉饰太平，苟欢于江南的美景之中，只图眼前享乐，醉生梦死。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际, 文天祥恪守自己的人生品格，勇敢得承担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为保全国家而英勇抗争，为保存人际的品格而求仁取义, 在生与死、鸿毛与泰山之间作出抉择, 慷慨献身, 从容徇道。文天祥常说为国尽忠而死是所谓“义死”，他作诗：
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
一死鸿毛或泰山, 之轻之重安所处。
妇女低头守巾帼, 男儿嚼齿吞刀锯。
杀身慷慨犹易勉, 取义从容未轻许。
仁人志士所植立, 横绝地维屹天柱。
以身徇道不苟生, 道在光明照千古。
同时，他在《高沙道中》指出: “夫人生于世, 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 从容为圣贤。”他以“烈士”、“圣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终目的。在文天祥被俘之后，元朝用各种金钱利益进行诱使文天祥投降，但都被文天祥的正气所打败。在被囚三年之后，文天祥就义，实现了人生忠义的理想。
可以说，文天祥一生都在践行孟子的舍生取义，将“义”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三、文天祥权变思想
《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另外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提倡遵守原则性的礼和义，但是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不应该死板应对，而是要灵活变通，虽然说男女授受不清，在特殊情况下，人的生命要大于礼的规定，这时候就要有权变的思维，要懂得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变通。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文天祥伯祖母梁夫人卒。梁夫人本是文天祥父亲文仪的生母，因文仪过继给叔父而成其伯母，后来梁夫人又改嫁刘姓。梁夫人病逝,文天祥应如何服丧，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文天祥作《通庙堂》书，与朝廷探讨“坟典礼意”，论证自己为已经改嫁的伯祖母“承心制”（只服心丧，不穿丧服）是完全合乎礼教的，而某些妒贤嫉能者散发《龙溪友议》，诬蔑自己违礼，则是错误的。文天祥理直气壮的辩驳，可见其于“古圣人制礼之意”，“昭然大明”。还有他的《深衣吉凶通服说》，“参互经传,博采旁证”，论述深衣虽为吉服,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通用于凶事。凡此说明，礼仪虽然“器数精微,制度详密”，可是文天祥了如指掌,并且能用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这一件事情上，就说明，在守礼方面，文天祥做到权变，即遵守了礼，又符合了情感要求。
在南宋灭亡，在太皇太后谢道清遣使请降，朝廷降元既成事实之后，仍不肯屈身投敌，不改抗元初衷；囚系大都，亡国之君赵显前去说降，也遭坚拒。文天祥以身相许的是赵宋社稷，并不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在回答元朝丞相博罗的诘难时，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君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宋朝理学兴盛，讲究忠君爱国，在国家危难，汉民族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文天祥并没有只对君主尽忠，一切听从君主的安排，文天祥很清醒得认识到，在君主在的时候，他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帮助君主匡扶江山，摈除奸臣小人，当君主已经不能保全江山社稷，不能保证民众安危时，文天祥要服从的不是忠于君主的小义，而是尽自己全力来争得百姓苍生的福祉，做到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大忠，这不仅体现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体现了权变的思想。
四、文天祥忧民仁政情怀
孟子（《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的这句话意在说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必须弄清楚民有何乐、民有何忧。人民乐的是社会治安稳定、经济繁荣昌盛、个人充分就业、生活幸福美好和日益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旦明确了人民的忧乐所系，就要及时地为民解困，雪中送炭，这样老百姓才会乐得其所。
文天祥的爱国思想、文天祥的爱国情怀是与他的忧民情怀密不可分的。始终谨记民本思想，关心民众的疾苦，身体力行为百姓谋福利，是文天祥忧民情怀的具体内容。文天祥这一情怀的形成，首先是受儒家传统教育，尤其是理学的影响形成的。儒家所主张的“仁”、“爱”、“爱民”等理念深入其心。其次，也与文天祥的家庭情况以及他自身曲折的经历有关。文家只是清贫自守的一般家庭，但是这却使得他能与普通民众相处日多。他的诗文作品中就记载了不少卜卦之人，表
明他曾频繁地接触下层民众；德祐二年（1276）二月他从京口逃脱，后经由海道奔赴行朝期间，多次得到各类形形色色的一般民众的帮助。此外，蒙（元）军的入侵，致使杀戮无穷，民不聊生，“平淮千里，莽为丘墟”，这更大大的激起了文天祥的忧民情怀。
文天祥不仅是吸纳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虽然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跃出前人的理论框架，但是其中亦不乏新颖之处。例如他在孟子“民贵君轻”这一民本思想基础之上，文天祥又做进一步的引发，指出了社稷是百姓的社稷。他指出：“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要“以人民社稷之重”的主张。
此外，他还曾经借用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说道：“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已累？”认为：作为贤人，应该如同关爱自己的同胞亲兄弟那样关爱民众。此外，这种忧民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其《跋鄱阳徐应明梯云帙》一文中有着更为充分地展现。文天祥指出：当此世事险阻之日，圣贤之人应有心忧天下、心忧民众的情怀，关心民众的疾苦。 这种关心民众疾苦、谨记以民为本的忧民情怀在文天祥的言行当中均有充分体现：在《御试策》中，他就曾发出了“今之民生困矣”的呼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以求民生”。
文天祥终其一生，践行了儒家仁义思想，忠于社稷，爱护人民，一身正气，浩然长存时间！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一字履善。自号文山、浮休道人。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人，南宋末年文学家、爱国诗人、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著有《文山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正气歌》等。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都督诸路军马抗元，后被拘。被囚禁在元大都北京三年，至死不屈。壬午年（1282）冬，就义于柴市口。文天祥在国衰势颓，蒙古入侵时，挺身而出，在两宋忠义史上留下了浓重、光彩而绵亘千载的一笔。
一、文天祥的母教情缘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由此段可看出，文天祥忠义的精神品质是在孩童时期就已经形成的，而这种精神品质的形成离不开文天祥母亲的功劳 。
孟母三迁教子、孟母断机杼成为了千古佳话，母教对正在成长的孩童价值观影响很大。文天祥的母亲曾德慈出身书香门第，深明大义，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天祥在狱中回忆母亲时曾写道：“母亲曾教我忠，我不违母志。”在文天祥奉诏勤王之时，她支持儿子毁家纾难，并随二子辗转各地，“夫人游二子间，无适无莫，虽兵戈纷扰，处之恬然”。文天祥牢记母亲的叮咛嘱咐, 不敢稍有失误, 以期“及泉会相见, 鬼神共欢喜。”可见曾德慈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影响了文天祥忠节大义的一生，文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慈母。
二、文天祥舍生取义
《孟子·告子上》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文天祥生活的南宋末期，他一生历经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五朝。在接连遭受蒙古铁骑的欺凌和威胁时，王朝的权柄却几乎握在权臣的手中，他们为了巩固权位，任用奸佞小人，排除异己，打击忠贞之士，粉饰太平，苟欢于江南的美景之中，只图眼前享乐，醉生梦死。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际, 文天祥恪守自己的人生品格，勇敢得承担时代赋予自己的责任, 为保全国家而英勇抗争，为保存人际的品格而求仁取义, 在生与死、鸿毛与泰山之间作出抉择, 慷慨献身, 从容徇道。文天祥常说为国尽忠而死是所谓“义死”，他作诗：
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
一死鸿毛或泰山, 之轻之重安所处。
妇女低头守巾帼, 男儿嚼齿吞刀锯。
杀身慷慨犹易勉, 取义从容未轻许。
仁人志士所植立, 横绝地维屹天柱。
以身徇道不苟生, 道在光明照千古。
同时，他在《高沙道中》指出: “夫人生于世, 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 从容为圣贤。”他以“烈士”、“圣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终目的。在文天祥被俘之后，元朝用各种金钱利益进行诱使文天祥投降，但都被文天祥的正气所打败。在被囚三年之后，文天祥就义，实现了人生忠义的理想。
可以说，文天祥一生都在践行孟子的舍生取义，将“义”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三、文天祥权变思想
《孟子·离娄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日：“礼也。”日：“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日：“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另外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提倡遵守原则性的礼和义，但是在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不应该死板应对，而是要灵活变通，虽然说男女授受不清，在特殊情况下，人的生命要大于礼的规定，这时候就要有权变的思维，要懂得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变通。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文天祥伯祖母梁夫人卒。梁夫人本是文天祥父亲文仪的生母，因文仪过继给叔父而成其伯母，后来梁夫人又改嫁刘姓。梁夫人病逝,文天祥应如何服丧，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文天祥作《通庙堂》书，与朝廷探讨“坟典礼意”，论证自己为已经改嫁的伯祖母“承心制”（只服心丧，不穿丧服）是完全合乎礼教的，而某些妒贤嫉能者散发《龙溪友议》，诬蔑自己违礼，则是错误的。文天祥理直气壮的辩驳，可见其于“古圣人制礼之意”，“昭然大明”。还有他的《深衣吉凶通服说》，“参互经传,博采旁证”，论述深衣虽为吉服,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通用于凶事。凡此说明，礼仪虽然“器数精微,制度详密”，可是文天祥了如指掌,并且能用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从这一件事情上，就说明，在守礼方面，文天祥做到权变，即遵守了礼，又符合了情感要求。
在南宋灭亡，在太皇太后谢道清遣使请降，朝廷降元既成事实之后，仍不肯屈身投敌，不改抗元初衷；囚系大都，亡国之君赵显前去说降，也遭坚拒。文天祥以身相许的是赵宋社稷，并不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在回答元朝丞相博罗的诘难时，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君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宋朝理学兴盛，讲究忠君爱国，在国家危难，汉民族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文天祥并没有只对君主尽忠，一切听从君主的安排，文天祥很清醒得认识到，在君主在的时候，他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帮助君主匡扶江山，摈除奸臣小人，当君主已经不能保全江山社稷，不能保证民众安危时，文天祥要服从的不是忠于君主的小义，而是尽自己全力来争得百姓苍生的福祉，做到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大忠，这不仅体现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体现了权变的思想。
四、文天祥忧民仁政情怀
孟子（《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的这句话意在说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必须弄清楚民有何乐、民有何忧。人民乐的是社会治安稳定、经济繁荣昌盛、个人充分就业、生活幸福美好和日益增长的需求得到满足。一旦明确了人民的忧乐所系，就要及时地为民解困，雪中送炭，这样老百姓才会乐得其所。
文天祥的爱国思想、文天祥的爱国情怀是与他的忧民情怀密不可分的。始终谨记民本思想，关心民众的疾苦，身体力行为百姓谋福利，是文天祥忧民情怀的具体内容。文天祥这一情怀的形成，首先是受儒家传统教育，尤其是理学的影响形成的。儒家所主张的“仁”、“爱”、“爱民”等理念深入其心。其次，也与文天祥的家庭情况以及他自身曲折的经历有关。文家只是清贫自守的一般家庭，但是这却使得他能与普通民众相处日多。他的诗文作品中就记载了不少卜卦之人，表
明他曾频繁地接触下层民众；德祐二年（1276）二月他从京口逃脱，后经由海道奔赴行朝期间，多次得到各类形形色色的一般民众的帮助。此外，蒙（元）军的入侵，致使杀戮无穷，民不聊生，“平淮千里，莽为丘墟”，这更大大的激起了文天祥的忧民情怀。
文天祥不仅是吸纳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还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虽然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跃出前人的理论框架，但是其中亦不乏新颖之处。例如他在孟子“民贵君轻”这一民本思想基础之上，文天祥又做进一步的引发，指出了社稷是百姓的社稷。他指出：“民心必无变，宗社必无危”。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地提出了要“以人民社稷之重”的主张。
此外，他还曾经借用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说道：“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已累？”认为：作为贤人，应该如同关爱自己的同胞亲兄弟那样关爱民众。此外，这种忧民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其《跋鄱阳徐应明梯云帙》一文中有着更为充分地展现。文天祥指出：当此世事险阻之日，圣贤之人应有心忧天下、心忧民众的情怀，关心民众的疾苦。 这种关心民众疾苦、谨记以民为本的忧民情怀在文天祥的言行当中均有充分体现：在《御试策》中，他就曾发出了“今之民生困矣”的呼声，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以求民生”。
文天祥终其一生，践行了儒家仁义思想，忠于社稷，爱护人民，一身正气，浩然长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