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卫东
语文学习 2000年11期
坚持与学生“对话”，是我作文教学的基本方略。
“对话”不是玩噱头；不是偶有所得即兴发挥；也不是“作坊式”的技术传授。它是人格对等基础上的灵魂交融，是“教学相长”情景中的技艺切磋，是相互信赖氛围下的心智启迪。如果作文教学能成为师生间的“对话”，我相信，曾经“视作文为畏途”的学生心头会亮起一缕缕明媚的阳光。
笔者按“命题—指导—写作—评讲”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分别各举一例来勾勒一下“其乐融融”的“对话图”。
1 我的教学是民主的。给定命题后，学生持反对意见， 只要理由正当，我就改弦更张。我不愿看到学生勉为其难的痛苦；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高三上学期第一次作文写文学短评。孙鹏同学站起来：“老师，您平时挺喜欢写小小说的，我也读过几篇，能否让我们评评您的作品？”话音未落，就引得一片附和声。
“盛情难却。”我决定把几年前发表的一篇《痕》印出来，供学生品评。小说写的是：父亲生病，我接他小住，妻有些怨言。后来儿子大泻不止，妻疑心是父亲偷偷让他吃东西所致（妻从娘家带回的梭子蟹才是真正的“罪魁”）。父亲不能忍受儿媳的冷眼，不辞而别，可是又担心孙子的病情，打传呼电话询问，直到孙子接了电话才放心。儿子听电话后兴冲冲往家里奔，却被巷口一块鹅卵石绊倒，额上缝了七针。“后来，二叔进城，我没让他把这事告诉父亲，我怕他受了伤的心再烙上一道痕。”
我还简要地回顾了它的写作素材、缘起和过程。学生们的目光中有敬仰，有羡慕，也有挑剔，却一律很投入。他们读过无数文章，但读语文老师的作品，与作者走得如此近，大多还是第一次。时空和心理上的“零距离”使其阅读理解有了很强的刺激和驱动力，甚至“欲罢不能”。这次写作获意外成功，《从〈痕〉中我看到了另一个“背影”》《只着一字，尽得风流——评标题》《尺水兴波，跌宕起伏》等都初得“评论三昧”。尤其让我击节而赏的是《一个不易发现的“瑕疵”》，作者指出我在构思上的一处疏漏。我为她敏锐的目光所折服，更为她“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追求而欣慰。
1996年4月， 我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发表《我让学生品“拙作”》一文，介绍了此次“对话”。当年高考作文要考生比较欣赏两幅漫画（亦属文艺评论），我的学生几乎没有犯不辨“评”、“感”区别之“通病”的，自然有较好的得分。
2 “对话”是以石击石的火花迸射，是以情生情的心潮相逐， 是以思引思的丝丝联结。但“对话”也不是纯粹的“平视”，更不是无谓的“迁就”。它还是交流之后的认可，肯定之中的引导，浅层之下的深入。
这学期初，我让学生写1999年上海高考作文题《“回声”的启示》。作了必要的指导，我便习惯性地问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吗？”环视室内，多数同学已“进入角色”。坐在末排的顾丽娴微微翘首，我知道，这是生性腼腆的女同学有所疑问时的一种下意识暗示。
我很乐意有人对我“发难”。她掰着指头：“老师，我对材料包涵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它意在告诉我们，对别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会得到同样的报答。我认为，这很片面，也很肤浅。生活不是这样的，至少不完全这样！”
伏案疾书的同学也抬起头，有几个眨了眨眼睛，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能举例吗？”我问。
“譬如《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乔安山，他救起被撞成重伤的老大爷，却遭到老人儿女的百般刁难，这哪里是‘投桃报李’，简直是‘恩将仇报’”！她显然有些激动。
“但剧末他和儿子驾驶的车子陷入深坑之中，是‘青年志愿者’帮他俩排忧解难的，这就是社会对乔安山行为的最好‘回声’！”我也“得理不饶人”。
“可是现实中‘好心不得好报’的事情还是太多了啊！”她依然据理力争，并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者。
“难道这则寓言材料所揭示的真理在今天倒成为‘谬误’？”我暗中问自己。但随即，我的思想清晰起来：今天社会屡见不鲜的此类事情，不正是对“文革”中泯灭人性、人情之闹剧的一种“回声”？
我不愿做“奉送真理的人”，于是我说：“你说的是事实，也说明你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这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以怨报德’现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我进一步提示：“据我所知，建国之初到60年代前期，人们可是真诚相待、同心向上的，时代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
片刻静寂，更有一种内在的思想躁动。这正是我期待的氛围。
“归根到底，这是十年浩劫造成的。老师，可不可以把现在社会某些人心冷漠的现象看作是过去那个动乱时代的特殊‘回声’呢？”
“当然。所以说，材料所寄寓的道理仍然是对的。我还想请你思考，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明天不再出现以恶向善的现象？”
“我想，这只有靠大家好好地‘把握今天’，因为明天是今天的延续！”
台下响起了掌声。
3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好的作文是好的思想的结晶。 这“好的思想”不但要靠学生去“参悟”社会人生，也要老师用鼓励、用机智的“对话”去“引爆”去“催生”。
这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次，我请学生（初三）以“十年之后忆今天”为题写一篇复杂记叙文。
要发挥想象，先假想十年之后的某一情景，然后站在这一时间和情景的“支点”上追忆今天的事。这确实不容易写。但初中阶段正是“梦幻季节”，憧憬未来似乎是他们的“专利”；而“今天’对他们来说更没有隔膜感。面对此题，学生都有感可发，有话可说，何况，不少人早已喜欢上了新奇和刺激的挑战。
——十年之后，我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代表国家走上某国际课题的讲坛；十年之后，我成为国家足球队队员，在世界杯赛中破门得分；十年之后，我是某大公司总经理……巡视教室，我有一种被“伟大欲”架空的感觉。
眼前忽然一亮。顾莉莉同学的开头与众不同：十年之后，我因利用现金出纳之便贪污公款，锒铛入狱。中秋月明，我隔着铁窗遥望天上一轮清辉，不禁想起初三时入团宣誓的情景……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却用笔把这一段重重地划去。
我轻声喊她到走廓里，问她为何不照直写下去。她赧然一笑：“我怕主题不积极！”
“老师不这样认为。相反，我感觉大多同学所写的‘理想’给人‘少不更事’的飘浮感。将来是一个未知数，充满着各种可能，你这样写，不仅有真实感，而且说明你有危机意识和警惕性，这将使你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好。你的主题不仅积极，还是深沉的，是发人深省的。我支持你这样写！”
4 “对话”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包括肯定和否定。 肯定是热情的，否定是推心置腹的。我更多地用前者来点燃激情，但偶尔，也用后者来呼唤理智——这主要用于写作的“优生”，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捧”还和“杀”有着“不解之缘”。
那是我刚接一个高二班，第一次作文《我理想中的语文课是这样的》。改完后，我照例打印出几篇，供评讲课上交流。
“请大家比较这几篇习作，从中推选出一篇最好的。”我说。
几乎众口一词。同学们都认为副班长陆晶靖的文章独占鳌头。
陆晶靖是年级的“翘楚”，这我早有耳闻。这一次习作就显示了他的实力：他竟然知道于漪、魏书生和钱梦龙，知道前不久《北京文学》围绕语文教学所发起的一场后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讨论；他的文笔又那么老练，颇有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杂文风格；他提出的“把语文课搬到图书馆里上”的观点更有“石破天惊”之势。实话讲，作为教师，我还真有点儿相形见绌的羞愧。
但我还是期待着“不同声音”的出现。
课代表丁伟“霍”地站起——这是“弊闷”之后的“释放”。我早就领教了她的泼辣，索性请她到台上来发表“高见”。
作者介绍：冯卫东，江苏南通一中
作者：冯卫东
语文学习 2000年11期
坚持与学生“对话”，是我作文教学的基本方略。
“对话”不是玩噱头；不是偶有所得即兴发挥；也不是“作坊式”的技术传授。它是人格对等基础上的灵魂交融，是“教学相长”情景中的技艺切磋，是相互信赖氛围下的心智启迪。如果作文教学能成为师生间的“对话”，我相信，曾经“视作文为畏途”的学生心头会亮起一缕缕明媚的阳光。
笔者按“命题—指导—写作—评讲”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分别各举一例来勾勒一下“其乐融融”的“对话图”。
1 我的教学是民主的。给定命题后，学生持反对意见， 只要理由正当，我就改弦更张。我不愿看到学生勉为其难的痛苦；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高三上学期第一次作文写文学短评。孙鹏同学站起来：“老师，您平时挺喜欢写小小说的，我也读过几篇，能否让我们评评您的作品？”话音未落，就引得一片附和声。
“盛情难却。”我决定把几年前发表的一篇《痕》印出来，供学生品评。小说写的是：父亲生病，我接他小住，妻有些怨言。后来儿子大泻不止，妻疑心是父亲偷偷让他吃东西所致（妻从娘家带回的梭子蟹才是真正的“罪魁”）。父亲不能忍受儿媳的冷眼，不辞而别，可是又担心孙子的病情，打传呼电话询问，直到孙子接了电话才放心。儿子听电话后兴冲冲往家里奔，却被巷口一块鹅卵石绊倒，额上缝了七针。“后来，二叔进城，我没让他把这事告诉父亲，我怕他受了伤的心再烙上一道痕。”
我还简要地回顾了它的写作素材、缘起和过程。学生们的目光中有敬仰，有羡慕，也有挑剔，却一律很投入。他们读过无数文章，但读语文老师的作品，与作者走得如此近，大多还是第一次。时空和心理上的“零距离”使其阅读理解有了很强的刺激和驱动力，甚至“欲罢不能”。这次写作获意外成功，《从〈痕〉中我看到了另一个“背影”》《只着一字，尽得风流——评标题》《尺水兴波，跌宕起伏》等都初得“评论三昧”。尤其让我击节而赏的是《一个不易发现的“瑕疵”》，作者指出我在构思上的一处疏漏。我为她敏锐的目光所折服，更为她“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追求而欣慰。
1996年4月， 我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发表《我让学生品“拙作”》一文，介绍了此次“对话”。当年高考作文要考生比较欣赏两幅漫画（亦属文艺评论），我的学生几乎没有犯不辨“评”、“感”区别之“通病”的，自然有较好的得分。
2 “对话”是以石击石的火花迸射，是以情生情的心潮相逐， 是以思引思的丝丝联结。但“对话”也不是纯粹的“平视”，更不是无谓的“迁就”。它还是交流之后的认可，肯定之中的引导，浅层之下的深入。
这学期初，我让学生写1999年上海高考作文题《“回声”的启示》。作了必要的指导，我便习惯性地问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吗？”环视室内，多数同学已“进入角色”。坐在末排的顾丽娴微微翘首，我知道，这是生性腼腆的女同学有所疑问时的一种下意识暗示。
我很乐意有人对我“发难”。她掰着指头：“老师，我对材料包涵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它意在告诉我们，对别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会得到同样的报答。我认为，这很片面，也很肤浅。生活不是这样的，至少不完全这样！”
伏案疾书的同学也抬起头，有几个眨了眨眼睛，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能举例吗？”我问。
“譬如《离开雷锋的日子》里的乔安山，他救起被撞成重伤的老大爷，却遭到老人儿女的百般刁难，这哪里是‘投桃报李’，简直是‘恩将仇报’”！她显然有些激动。
“但剧末他和儿子驾驶的车子陷入深坑之中，是‘青年志愿者’帮他俩排忧解难的，这就是社会对乔安山行为的最好‘回声’！”我也“得理不饶人”。
“可是现实中‘好心不得好报’的事情还是太多了啊！”她依然据理力争，并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鸣”者。
“难道这则寓言材料所揭示的真理在今天倒成为‘谬误’？”我暗中问自己。但随即，我的思想清晰起来：今天社会屡见不鲜的此类事情，不正是对“文革”中泯灭人性、人情之闹剧的一种“回声”？
我不愿做“奉送真理的人”，于是我说：“你说的是事实，也说明你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这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以怨报德’现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我进一步提示：“据我所知，建国之初到60年代前期，人们可是真诚相待、同心向上的，时代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
片刻静寂，更有一种内在的思想躁动。这正是我期待的氛围。
“归根到底，这是十年浩劫造成的。老师，可不可以把现在社会某些人心冷漠的现象看作是过去那个动乱时代的特殊‘回声’呢？”
“当然。所以说，材料所寄寓的道理仍然是对的。我还想请你思考，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明天不再出现以恶向善的现象？”
“我想，这只有靠大家好好地‘把握今天’，因为明天是今天的延续！”
台下响起了掌声。
3 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好的作文是好的思想的结晶。 这“好的思想”不但要靠学生去“参悟”社会人生，也要老师用鼓励、用机智的“对话”去“引爆”去“催生”。
这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次，我请学生（初三）以“十年之后忆今天”为题写一篇复杂记叙文。
要发挥想象，先假想十年之后的某一情景，然后站在这一时间和情景的“支点”上追忆今天的事。这确实不容易写。但初中阶段正是“梦幻季节”，憧憬未来似乎是他们的“专利”；而“今天’对他们来说更没有隔膜感。面对此题，学生都有感可发，有话可说，何况，不少人早已喜欢上了新奇和刺激的挑战。
——十年之后，我是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代表国家走上某国际课题的讲坛；十年之后，我成为国家足球队队员，在世界杯赛中破门得分；十年之后，我是某大公司总经理……巡视教室，我有一种被“伟大欲”架空的感觉。
眼前忽然一亮。顾莉莉同学的开头与众不同：十年之后，我因利用现金出纳之便贪污公款，锒铛入狱。中秋月明，我隔着铁窗遥望天上一轮清辉，不禁想起初三时入团宣誓的情景……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却用笔把这一段重重地划去。
我轻声喊她到走廓里，问她为何不照直写下去。她赧然一笑：“我怕主题不积极！”
“老师不这样认为。相反，我感觉大多同学所写的‘理想’给人‘少不更事’的飘浮感。将来是一个未知数，充满着各种可能，你这样写，不仅有真实感，而且说明你有危机意识和警惕性，这将使你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好。你的主题不仅积极，还是深沉的，是发人深省的。我支持你这样写！”
4 “对话”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包括肯定和否定。 肯定是热情的，否定是推心置腹的。我更多地用前者来点燃激情，但偶尔，也用后者来呼唤理智——这主要用于写作的“优生”，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捧”还和“杀”有着“不解之缘”。
那是我刚接一个高二班，第一次作文《我理想中的语文课是这样的》。改完后，我照例打印出几篇，供评讲课上交流。
“请大家比较这几篇习作，从中推选出一篇最好的。”我说。
几乎众口一词。同学们都认为副班长陆晶靖的文章独占鳌头。
陆晶靖是年级的“翘楚”，这我早有耳闻。这一次习作就显示了他的实力：他竟然知道于漪、魏书生和钱梦龙，知道前不久《北京文学》围绕语文教学所发起的一场后来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讨论；他的文笔又那么老练，颇有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杂文风格；他提出的“把语文课搬到图书馆里上”的观点更有“石破天惊”之势。实话讲，作为教师，我还真有点儿相形见绌的羞愧。
但我还是期待着“不同声音”的出现。
课代表丁伟“霍”地站起——这是“弊闷”之后的“释放”。我早就领教了她的泼辣，索性请她到台上来发表“高见”。
作者介绍：冯卫东，江苏南通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