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桦兄走了，带着微笑走到“那边”去了。不，那微笑没有带走，还留在“这边”，留在我心里。 我与他是在《贵阳晚报》见面相识的。《贵阳晚报》大约是1978年创刊的。我与他都被列入第一批调入人员名单，他调进了，我因厂领导坚决不放而未如愿。那时计划经济恶习还十分浓厚，人才流动阻力极大，我只得身不由己被卡在那鬼地方苦熬。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晚报社走走，于是我们便谋面相识了（其实早就在心里互相认识了）。第一次见面握手，他就送给我满面微笑，留下十分谦和的形象、十分婉约而又专业的谈吐。这个良好的“老哥子”式的第一印象，使人产生愿意长久交往的感觉。 当时我正处于诗歌创作的高潮期，不断有作品发表，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关系亲密的表现。他为人很正派，对文艺界的一些“歪”事很厌恶。那段时间，他经常见到我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诗作，而且我的名字排在后头。他对那位与我合作者的底细很清楚，因而感得很奇怪：难道刘福林不如他吗？一次在中华中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蔚桦兄碰到了我，便问起我们合作发表诗作的事，很想知道点内情，证实点什么。而我是个很能委屈求全，很能吃亏，也很能顾及他人面子的人，因而没有把祥细内情如实告诉蔚桦兄，过后想来觉得有点内疚。估计蔚桦兄也能猜测得出我们的内情，也能体谅我的难言之隐，所以他没有责怪我。以后每次见面，他还总是满面微笑，一幅老哥子不计小弟过的姿态。1981年第3期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发表了我的一个组诗，他很快就看到了，见到我时，满脸微笑地向我表示祝贺：“能在这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诗，还是组诗，不简单，为你高兴。”后来有多次我俩在青年文学活动中相遇，他总是微笑着，有时还拍拍我的肩膀向不认识我的青年朋友们推荐说：“他叫刘福林，很有成就的诗人。《十月》发表过他的诗，还是组诗，不容易呵！我省作者在《十月》发表作品的不多。”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的诗水平不高，力度不够，曾经努力向上发起过冲锋，但总是冲不上去。蔚桦兄这样热情地推举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蔚桦兄才是真正有成就的老资格的诗人。青年时代他在云南当兵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成为部队和云南较有名气的军旅诗人。退伍回贵州后，他仍然写诗，但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扼杀了他的诗才，使他的诗没有出路，无法见“天日”，只得“孤芳自赏”。粉碎“四人帮”后，文艺从严酷的寒冬走向了温暖的春天，当初几乎是暴发式地繁荣。曾经郁郁寡欢了十来年的蔚桦兄前程豁然开朗，不断用诗畅抒胸怀，脸上时时都绽放出抒心的微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极左路线的深重灾难中走过来的蔚桦兄，深切感受到在粉碎“四人帮”中力挽狂澜、斩妖除恶，接着又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位伟人邓小平，救国、救党、救民的伟大功勋。他倾尽全部的诗才，大手笔地创作出一部我省诗歌史上的宏篇巨著《邓小平之歌》。这部长诗也可以说是在全国首开先河。它不仅仅是爆发了他个人的思想感情、艺术功力，更是情真意切地抒发了所有�募�左路线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科学、进步、美满、幸福的人们对这位伟人的赞颂、崇敬、爱戴、感恩之情。 思想解放后大展才华的蔚桦兄，感恩这个来之不易的新时代。在他所经历的人生中，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愉悦、快乐、奔放，因此脸上时时都挂着情不自禁的微笑。曾经有道“愤怒出诗人”，蔚桦兄却反其道而“微笑出诗人”！现在他微笑着走了，但在我的心里还久久地留着他的微笑。
蔚桦兄走了，带着微笑走到“那边”去了。不，那微笑没有带走，还留在“这边”，留在我心里。 我与他是在《贵阳晚报》见面相识的。《贵阳晚报》大约是1978年创刊的。我与他都被列入第一批调入人员名单，他调进了，我因厂领导坚决不放而未如愿。那时计划经济恶习还十分浓厚，人才流动阻力极大，我只得身不由己被卡在那鬼地方苦熬。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去晚报社走走，于是我们便谋面相识了（其实早就在心里互相认识了）。第一次见面握手，他就送给我满面微笑，留下十分谦和的形象、十分婉约而又专业的谈吐。这个良好的“老哥子”式的第一印象，使人产生愿意长久交往的感觉。 当时我正处于诗歌创作的高潮期，不断有作品发表，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关系亲密的表现。他为人很正派，对文艺界的一些“歪”事很厌恶。那段时间，他经常见到我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诗作，而且我的名字排在后头。他对那位与我合作者的底细很清楚，因而感得很奇怪：难道刘福林不如他吗？一次在中华中路的新华书店门口，蔚桦兄碰到了我，便问起我们合作发表诗作的事，很想知道点内情，证实点什么。而我是个很能委屈求全，很能吃亏，也很能顾及他人面子的人，因而没有把祥细内情如实告诉蔚桦兄，过后想来觉得有点内疚。估计蔚桦兄也能猜测得出我们的内情，也能体谅我的难言之隐，所以他没有责怪我。以后每次见面，他还总是满面微笑，一幅老哥子不计小弟过的姿态。1981年第3期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十月》发表了我的一个组诗，他很快就看到了，见到我时，满脸微笑地向我表示祝贺：“能在这份很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诗，还是组诗，不简单，为你高兴。”后来有多次我俩在青年文学活动中相遇，他总是微笑着，有时还拍拍我的肩膀向不认识我的青年朋友们推荐说：“他叫刘福林，很有成就的诗人。《十月》发表过他的诗，还是组诗，不容易呵！我省作者在《十月》发表作品的不多。”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我的诗水平不高，力度不够，曾经努力向上发起过冲锋，但总是冲不上去。蔚桦兄这样热情地推举我，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蔚桦兄才是真正有成就的老资格的诗人。青年时代他在云南当兵时，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成为部队和云南较有名气的军旅诗人。退伍回贵州后，他仍然写诗，但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扼杀了他的诗才，使他的诗没有出路，无法见“天日”，只得“孤芳自赏”。粉碎“四人帮”后，文艺从严酷的寒冬走向了温暖的春天，当初几乎是暴发式地繁荣。曾经郁郁寡欢了十来年的蔚桦兄前程豁然开朗，不断用诗畅抒胸怀，脸上时时都绽放出抒心的微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从极左路线的深重灾难中走过来的蔚桦兄，深切感受到在粉碎“四人帮”中力挽狂澜、斩妖除恶，接着又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这位伟人邓小平，救国、救党、救民的伟大功勋。他倾尽全部的诗才，大手笔地创作出一部我省诗歌史上的宏篇巨著《邓小平之歌》。这部长诗也可以说是在全国首开先河。它不仅仅是爆发了他个人的思想感情、艺术功力，更是情真意切地抒发了所有�募�左路线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科学、进步、美满、幸福的人们对这位伟人的赞颂、崇敬、爱戴、感恩之情。 思想解放后大展才华的蔚桦兄，感恩这个来之不易的新时代。在他所经历的人生中，从来也没有现在这样愉悦、快乐、奔放，因此脸上时时都挂着情不自禁的微笑。曾经有道“愤怒出诗人”，蔚桦兄却反其道而“微笑出诗人”！现在他微笑着走了，但在我的心里还久久地留着他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