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研究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它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几乎是首屈一指的。纵看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在数以百计的论文著作中，虽有一些精品上品，但从整体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尚嫌不足。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度开挖和广度拓宽都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完善。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恰恰是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增加研究力度。理论研究是一种高级脑力劳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关系。“工欲善事，必先利器”，研究方法的完善对于研究成果的取得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方法可归纳为5种：审美鉴赏法、心理分析法、文化阐释法、语言考证法、综合评判法。
一、审美鉴赏法
这是最一般、最基本、最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对于审美感觉、审美体验的非概念化的直觉顿悟式的审美活动而言，审美鉴赏法用概念、术语、范畴、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方式把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感悟和理解传达给读者。审美鉴赏法较之心理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而言，理论档次较低，但它是研究者使用高档次方法对作家进行深度研究的理论前提，也是将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成果传播和普及到大众中去的有效途径。
一般读者欣赏和理解哈姆雷特、夏洛克、李尔王等艺术形式时，并不会对研究领域的种种争论和分歧感兴趣，他们希望得到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导向，审美鉴赏法往往喜欢迎合读者的这种要求，站在实用功利的立场，委就于“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将研究领域的分歧问题存而不论，将普遍认同的权威结论传达给读者。这是审美鉴赏法理论档次不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它赢得大众广泛关注的优势所在。
审美鉴赏法似乎够不上纯理论研究，但它是研究者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积累素材和感受理解的必要前提。如果研究者没有阅读过《威尼斯商人》，对作品的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没有审美鉴赏的切身体验，而要他对作品进行心理分析、哲学解读、文化阐释和语言考证，那是不可思议的，要么乱发空论，要么无话可说。也就是说，审美鉴赏法是研究者进行高档次、纯理论研究的感性研究和前提研究，它不一定以语言叙述方式形之于纯理论研究成果之中，但却是每个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实际上，在纯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将审美鉴赏结果诉诸语言形式，他论证基本论点的所有例证都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审美鉴赏结果。
审美鉴赏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包括作家生平和创作介绍，作品社会历史背景介绍，情节结构分析，人物性格分析，艺术风格分析，艺术语言分析。这些操作环节已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此处不必讨论。
二、心理分析法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心理分析法被一些研究者引进到莎士比亚研究中来，这对于清除莎研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残余影响、提高莎研的理论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积10年研究之功，应该说，这方面的成果是比较令人振奋的。而目前最大的理论问题是对心理分析法的认识和运用存在较大偏颇，这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心理分析法存在着狭窄的理解，几乎把分析法等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研究者都热衷于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作为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甚至是唯一的心理分析法，最典范的操作类型就是对哈姆雷特形象所作的心理分析，认为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最深刻的心理根源是弗洛伊德所推崇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结论几乎成了不可置疑的认识哈姆雷特形象的审美范本。经过多年的理论实践，我们认为，这种狭窄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应予纠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用之对莎士比亚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也有相当的效果，但弗氏理论仅仅是心理分析法的庞大理论构架的一小部分，以弗氏理论代替整个心理分析法必定使研究者的视野难以开拓，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心理分析法应该囊括全部心理理论，它不仅包括弗氏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实验心理理论、内省心理理论、普通心理理论，而且包括个性心理、文化心理、民族心理、历史心理、审美心理、宗教心理等方面的理论以及一些新兴心理研究体系如人本主义心理理论、结构主义心理理论。如果我们能从这样广阔的角度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心理分析，那么就肯定可以形成一些新的理念，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另方面，心理分析对象的定位也存在着片面性。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作品人物作为唯一的心理分析对象，而将创造人物形象的作者和人物形象的接受者完全排除在心理分析之外。此种定位的偏差已经习以为常，很少引起非议。如今是到了纠偏归正之时了，否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知道，作品人物形象被作家创造出来之后，它们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资格，具有与人类相通的人性、人情、人格，这是它们能够成为心理分析对象的生活与艺术相互转换的前提。但人物形象毕竟是作家的精神创造物，它们的心理特征无不打上作家心理的烙印。另外，人物形象的接受者的心理特征对人物形象艺术确定性的生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些无法与接受者心理沟通、无法被接受者心理认同的人物形象是不可能具有艺术确定性的，也就不可能具有真实的艺术价值。因此，作家心理和接受者心理都必须是心理分析对象，而且这两种心理必须与人物形象心理一起构成三维心理系统，三维心理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用三维心理系统对莎士比亚研究的心理分析对象重新定位，将极大地提高心理分析水平，并有可能得到许多新的结论和成果。方法的更新必将引起成果的更新。
三、文化阐释法
国内的文化热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文化研究几乎渗透到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相形之下，莎研领域的文化研究气氛似乎不甚浓厚，研究成果亦凤毛鳞角。如今是加温加热的时候了。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莎研领域的文化研究可称为文化阐释法，它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研究对象的文化蕴含，包括历史文化蕴含和当代文化蕴含两方面。
寻找历史文化蕴含，就是超越莎士比亚作品本身（即所谓的“本文”）的范围，阐发莎士比亚本人、他的作品以及艺术形象在莎士比亚时代的独特文化意义、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在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作为巨人的代表，他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天才，也不仅仅是他本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他的成就首先是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文化的一种艺术积淀，是他所生存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时代精神、世俗生活、道德范式、思想体系、等级制度、交往方式、婚姻形态、价值理念、财产继承方式，社会分配方式、商品交换方式、宗教信仰方式、语言交流方式等等文化因素的一种艺术大融合。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许多与以往的结论大不相同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不少以前看不到的新东西。比如说，以前都认为，哈姆雷特行动的根本动力是俄狄浦斯情结，这几乎无人怀疑。而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看，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哈姆雷特行动的一个具有神话的神秘色彩的本能因素，它远远不是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主要心理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既然所有成熟的男人都有同样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以此情结作为根本心理动力和主要性格特征的哈姆雷特就决不可能成为“这一个”艺术典范，人人皆有、个个如此的特征与“这一个”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根本动力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地位而形成和积聚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欲望，即争夺至高无尚之王位的权力欲，王子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必定生成这种欲望，而王位被夺、权力失却更激化和强化了权力欲，本该得到的东西却偏偏得不到之时，也正是人的欲望旺盛至极之时。正是这种无法自我控制的强烈的权力欲，成为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力。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哈姆雷特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多疑多虑、苦闷迷惘的性格特征正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真实艺术写照。这种软弱、妥协的性格成为约束哈姆雷特权力欲的最有效的调节机制。权力欲与软弱妥协性之间的矛盾斗争、平衡失衡、潮长潮落，组成了哈姆雷特性格的丰富内涵和生动特征。用文化阐释的方法研究莎氏的全部作品，定能取得许多令人惊喜的新成果。
寻找当代文化蕴含，是文化阐释法的重要内涵。研究所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都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完全是为了再造“历史”的本来面目；相反，研究历史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寻找“历史”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对于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当代或当代史研究。研究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将莎氏和他的作品的真面目昭示于世，并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蕴含，研究工作只是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要寻找莎氏和他的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一种中西比较文艺研究，而且是一种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它要求研究者本身具有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深厚的中西理论修养、渊博的文艺理论知识、精湛的文化分析方法、高超的思辩彻悟能力。莎士比亚是超时代、超国度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代表着戏剧艺术领域里的一座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的范围，他已成为英国艺术与文化的象征，以致可以说，少了一个莎士比亚，英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但莎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也是比较弱小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应该努力扩大莎氏对中国文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化阐释研究正是扩展这种影响的理论前提和导向。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较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相反，道德失范、文化失范、艺术失范已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腐蚀了人的心灵，文化垃圾大有淹没文化精品之势，艺术充满了色情、纵欲、恐怖、犯罪、武打等感官刺激的内容，中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几乎已被割断，鲁迅几乎被忘却了，而80年代初对外国名著的热烈追求已成昨日黄花。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用具有艺术范本和文化范本意义的鲁迅和莎士比亚以及众多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来重新创造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的大厦。莎氏几乎穿透他的全部作品的惩恶扬善的主题，以及他对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辛辣讽刺，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渗透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去阐释莎氏的当代文化蕴含，将会取得一些有很高实际价值的新成果。
四、语言考证法
莎士比亚的成就既是思想的、艺术的、审美的、文化的，也是语言的。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莎氏在运用语言工具和创造语言技术方面树立了一代典范。因此，研究莎氏的语言就成了莎研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语言考证法就是研究莎氏语言的基本方法。
审美鉴赏法也可以对语言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但那主要是对语言的修辞艺术作探讨。语言考证法则是对莎氏的英语原著作纯语言研究，既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修辞等方面的考证分析，也涉及历史语言、文化语言、比较语言的综合研究。
莎氏时代距今已有几百年，英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对莎氏作品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俚语、修辞手法作分析，必定要运用历史语言研究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深入全面的实证和历史的考辨。历史语言的研究具有考据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为考据而考据，它为研究者对莎氏作品进行审美鉴赏、心理分析、文化阐释和综合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实证前提。例如，《温莎的风流娘们》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如果欣赏者对这些方言俚语一无所知，那么，他对作品的艺术氛围、思想内涵、形象特征的理解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语言考证能有效地帮助他理解作品。
莎氏作品丰富多采，博大精深，是一套以艺术形式编撰的16～17世纪英国社会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它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教会制度、经济概况、等级制度、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交通情况、交往方式、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城市生活、地理风光等。对于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莎氏作品，应该把语言考证与文化阐释有机结合起来，对它进行文化语言分析。一方面，要对作品中的种种文化事实作语言研究，探究文化事实的独立的语言存在形态；另方面，要对作品的语言事实（作品人物语言和作者叙述语言）进行文化分析，揭示语言事实的深刻文化意蕴。两方面的融会贯通是文化语言分析的精髓。
比较语言研究就是将莎氏的语言与英语作家甚至非英语作家进行比较，例如将莎氏语言与雨果、巴尔扎克、歌德、席勒等非英语作家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叙述方式、词汇选择、句式变换、语法守则、语言创新、方言运用、修辞技巧等方面的异同和个性风格，不仅是有趣的，而且可以取得令人惬意的新思想、新结论。与非英语作家的比较要比与英语作家的比较繁琐得多，而比较的结果则更有价值。严格地说，这种比较研究应该是原著语言之间的比较，但精通两门外语的国内研究者很少。所以，将译著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比较的理论可信度被大打折扣，但仍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五、综合评价法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理论优势，同时也都有它的理论局限，因此，就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诸法，取长补短，将诸法之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具有综合理论优势的综合评价法。此法除了上述四种方法外，还可以包含一些对莎研有实用价值的方法，例如比较文艺法，历史研究法等。综合评价法的综合理论优势在于能够对作家历史地位、作品审美价值和艺术影响作全面系统的把握。
莎氏是超越时代和国度的文坛巨匠，对他在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进行评价，就需要运用多种方法，特别是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艺的方法。将莎氏放到整个人类艺术活动的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将莎氏与人类历史上众多的艺术大师、文化巨人进行比较研究，评价他在创造人类艺术与文化精品过程中的巨大功绩，最后才能确定他在人类艺术与文化历史上的真正地位。
对莎氏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审美鉴赏、心理分析、比较文艺的方法。莎氏佳作代代传，至今仍觉好新鲜。莎剧能独领风骚数百年，本身就证实它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巨大的艺术影响，而综合评价法就是要把审美价值的详细内涵和具体形态揭示给读者，把艺术影响的实际情况、传播途径和存在方式告诉大众。
综合评价法不是将诸种方法平均使用，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方法只是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探寻研究对象的真实内涵。
莎士比亚研究在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它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几乎是首屈一指的。纵看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在数以百计的论文著作中，虽有一些精品上品，但从整体上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尚嫌不足。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度开挖和广度拓宽都有赖于研究方法的成熟与完善。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恰恰是莎士比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增加研究力度。理论研究是一种高级脑力劳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的关系。“工欲善事，必先利器”，研究方法的完善对于研究成果的取得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莎士比亚研究的基本方法可归纳为5种：审美鉴赏法、心理分析法、文化阐释法、语言考证法、综合评判法。
一、审美鉴赏法
这是最一般、最基本、最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对于审美感觉、审美体验的非概念化的直觉顿悟式的审美活动而言，审美鉴赏法用概念、术语、范畴、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方式把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感悟和理解传达给读者。审美鉴赏法较之心理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而言，理论档次较低，但它是研究者使用高档次方法对作家进行深度研究的理论前提，也是将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成果传播和普及到大众中去的有效途径。
一般读者欣赏和理解哈姆雷特、夏洛克、李尔王等艺术形式时，并不会对研究领域的种种争论和分歧感兴趣，他们希望得到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导向，审美鉴赏法往往喜欢迎合读者的这种要求，站在实用功利的立场，委就于“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将研究领域的分歧问题存而不论，将普遍认同的权威结论传达给读者。这是审美鉴赏法理论档次不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它赢得大众广泛关注的优势所在。
审美鉴赏法似乎够不上纯理论研究，但它是研究者进行纯理论研究的积累素材和感受理解的必要前提。如果研究者没有阅读过《威尼斯商人》，对作品的社会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没有审美鉴赏的切身体验，而要他对作品进行心理分析、哲学解读、文化阐释和语言考证，那是不可思议的，要么乱发空论，要么无话可说。也就是说，审美鉴赏法是研究者进行高档次、纯理论研究的感性研究和前提研究，它不一定以语言叙述方式形之于纯理论研究成果之中，但却是每个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实际上，在纯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经常将审美鉴赏结果诉诸语言形式，他论证基本论点的所有例证都是用语言形式表达的审美鉴赏结果。
审美鉴赏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包括作家生平和创作介绍，作品社会历史背景介绍，情节结构分析，人物性格分析，艺术风格分析，艺术语言分析。这些操作环节已被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此处不必讨论。
二、心理分析法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心理分析法被一些研究者引进到莎士比亚研究中来，这对于清除莎研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残余影响、提高莎研的理论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积10年研究之功，应该说，这方面的成果是比较令人振奋的。而目前最大的理论问题是对心理分析法的认识和运用存在较大偏颇，这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不少研究者对心理分析法存在着狭窄的理解，几乎把分析法等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研究者都热衷于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作为研究莎士比亚作品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甚至是唯一的心理分析法，最典范的操作类型就是对哈姆雷特形象所作的心理分析，认为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最深刻的心理根源是弗洛伊德所推崇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结论几乎成了不可置疑的认识哈姆雷特形象的审美范本。经过多年的理论实践，我们认为，这种狭窄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应予纠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用之对莎士比亚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也有相当的效果，但弗氏理论仅仅是心理分析法的庞大理论构架的一小部分，以弗氏理论代替整个心理分析法必定使研究者的视野难以开拓，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心理分析法应该囊括全部心理理论，它不仅包括弗氏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实验心理理论、内省心理理论、普通心理理论，而且包括个性心理、文化心理、民族心理、历史心理、审美心理、宗教心理等方面的理论以及一些新兴心理研究体系如人本主义心理理论、结构主义心理理论。如果我们能从这样广阔的角度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心理分析，那么就肯定可以形成一些新的理念，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另方面，心理分析对象的定位也存在着片面性。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将作品人物作为唯一的心理分析对象，而将创造人物形象的作者和人物形象的接受者完全排除在心理分析之外。此种定位的偏差已经习以为常，很少引起非议。如今是到了纠偏归正之时了，否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知道，作品人物形象被作家创造出来之后，它们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资格，具有与人类相通的人性、人情、人格，这是它们能够成为心理分析对象的生活与艺术相互转换的前提。但人物形象毕竟是作家的精神创造物，它们的心理特征无不打上作家心理的烙印。另外，人物形象的接受者的心理特征对人物形象艺术确定性的生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些无法与接受者心理沟通、无法被接受者心理认同的人物形象是不可能具有艺术确定性的，也就不可能具有真实的艺术价值。因此，作家心理和接受者心理都必须是心理分析对象，而且这两种心理必须与人物形象心理一起构成三维心理系统，三维心理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用三维心理系统对莎士比亚研究的心理分析对象重新定位，将极大地提高心理分析水平，并有可能得到许多新的结论和成果。方法的更新必将引起成果的更新。
三、文化阐释法
国内的文化热已经持续了10多年了，至今仍有方兴未艾之势。文化研究几乎渗透到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相形之下，莎研领域的文化研究气氛似乎不甚浓厚，研究成果亦凤毛鳞角。如今是加温加热的时候了。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莎研领域的文化研究可称为文化阐释法，它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寻找研究对象的文化蕴含，包括历史文化蕴含和当代文化蕴含两方面。
寻找历史文化蕴含，就是超越莎士比亚作品本身（即所谓的“本文”）的范围，阐发莎士比亚本人、他的作品以及艺术形象在莎士比亚时代的独特文化意义、文化价值和文化影响。在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莎士比亚作为巨人的代表，他的成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天才，也不仅仅是他本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他的成就首先是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文化的一种艺术积淀，是他所生存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时代精神、世俗生活、道德范式、思想体系、等级制度、交往方式、婚姻形态、价值理念、财产继承方式，社会分配方式、商品交换方式、宗教信仰方式、语言交流方式等等文化因素的一种艺术大融合。如果我们以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眼光审视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许多与以往的结论大不相同的东西，甚至可以看到不少以前看不到的新东西。比如说，以前都认为，哈姆雷特行动的根本动力是俄狄浦斯情结，这几乎无人怀疑。而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看，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哈姆雷特行动的一个具有神话的神秘色彩的本能因素，它远远不是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主要心理因素，更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既然所有成熟的男人都有同样的俄狄浦斯情结，那么，以此情结作为根本心理动力和主要性格特征的哈姆雷特就决不可能成为“这一个”艺术典范，人人皆有、个个如此的特征与“这一个”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根本动力是他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地位而形成和积聚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欲望，即争夺至高无尚之王位的权力欲，王子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必定生成这种欲望，而王位被夺、权力失却更激化和强化了权力欲，本该得到的东西却偏偏得不到之时，也正是人的欲望旺盛至极之时。正是这种无法自我控制的强烈的权力欲，成为支配哈姆雷特行动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力。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方面，哈姆雷特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多疑多虑、苦闷迷惘的性格特征正是英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真实艺术写照。这种软弱、妥协的性格成为约束哈姆雷特权力欲的最有效的调节机制。权力欲与软弱妥协性之间的矛盾斗争、平衡失衡、潮长潮落，组成了哈姆雷特性格的丰富内涵和生动特征。用文化阐释的方法研究莎氏的全部作品，定能取得许多令人惊喜的新成果。
寻找当代文化蕴含，是文化阐释法的重要内涵。研究所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化，都决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完全是为了再造“历史”的本来面目；相反，研究历史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寻找“历史”对于当代社会生活、对于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说，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当代或当代史研究。研究莎士比亚也不例外。将莎氏和他的作品的真面目昭示于世，并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蕴含，研究工作只是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要寻找莎氏和他的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一种中西比较文艺研究，而且是一种中西比较文化研究，它要求研究者本身具有广阔的文化历史视野、深厚的中西理论修养、渊博的文艺理论知识、精湛的文化分析方法、高超的思辩彻悟能力。莎士比亚是超时代、超国度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代表着戏剧艺术领域里的一座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顶峰，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的范围，他已成为英国艺术与文化的象征，以致可以说，少了一个莎士比亚，英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但莎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也是比较弱小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应该努力扩大莎氏对中国文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化阐释研究正是扩展这种影响的理论前提和导向。中国当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较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相反，道德失范、文化失范、艺术失范已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极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腐蚀了人的心灵，文化垃圾大有淹没文化精品之势，艺术充满了色情、纵欲、恐怖、犯罪、武打等感官刺激的内容，中国优秀的艺术传统几乎已被割断，鲁迅几乎被忘却了，而80年代初对外国名著的热烈追求已成昨日黄花。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用具有艺术范本和文化范本意义的鲁迅和莎士比亚以及众多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来重新创造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的大厦。莎氏几乎穿透他的全部作品的惩恶扬善的主题，以及他对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辛辣讽刺，对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渗透力，如果从这个角度去阐释莎氏的当代文化蕴含，将会取得一些有很高实际价值的新成果。
四、语言考证法
莎士比亚的成就既是思想的、艺术的、审美的、文化的，也是语言的。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莎氏在运用语言工具和创造语言技术方面树立了一代典范。因此，研究莎氏的语言就成了莎研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语言考证法就是研究莎氏语言的基本方法。
审美鉴赏法也可以对语言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但那主要是对语言的修辞艺术作探讨。语言考证法则是对莎氏的英语原著作纯语言研究，既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修辞等方面的考证分析，也涉及历史语言、文化语言、比较语言的综合研究。
莎氏时代距今已有几百年，英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对莎氏作品的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俚语、修辞手法作分析，必定要运用历史语言研究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深入全面的实证和历史的考辨。历史语言的研究具有考据的性质，但又不仅仅是为考据而考据，它为研究者对莎氏作品进行审美鉴赏、心理分析、文化阐释和综合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实证前提。例如，《温莎的风流娘们》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俚语，如果欣赏者对这些方言俚语一无所知，那么，他对作品的艺术氛围、思想内涵、形象特征的理解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语言考证能有效地帮助他理解作品。
莎氏作品丰富多采，博大精深，是一套以艺术形式编撰的16～17世纪英国社会历史的大百科全书，它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教会制度、经济概况、等级制度、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交通情况、交往方式、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城市生活、地理风光等。对于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莎氏作品，应该把语言考证与文化阐释有机结合起来，对它进行文化语言分析。一方面，要对作品中的种种文化事实作语言研究，探究文化事实的独立的语言存在形态；另方面，要对作品的语言事实（作品人物语言和作者叙述语言）进行文化分析，揭示语言事实的深刻文化意蕴。两方面的融会贯通是文化语言分析的精髓。
比较语言研究就是将莎氏的语言与英语作家甚至非英语作家进行比较，例如将莎氏语言与雨果、巴尔扎克、歌德、席勒等非英语作家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他们在叙述方式、词汇选择、句式变换、语法守则、语言创新、方言运用、修辞技巧等方面的异同和个性风格，不仅是有趣的，而且可以取得令人惬意的新思想、新结论。与非英语作家的比较要比与英语作家的比较繁琐得多，而比较的结果则更有价值。严格地说，这种比较研究应该是原著语言之间的比较，但精通两门外语的国内研究者很少。所以，将译著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比较的理论可信度被大打折扣，但仍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五、综合评价法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理论优势，同时也都有它的理论局限，因此，就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综合运用诸法，取长补短，将诸法之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具有综合理论优势的综合评价法。此法除了上述四种方法外，还可以包含一些对莎研有实用价值的方法，例如比较文艺法，历史研究法等。综合评价法的综合理论优势在于能够对作家历史地位、作品审美价值和艺术影响作全面系统的把握。
莎氏是超越时代和国度的文坛巨匠，对他在人类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进行评价，就需要运用多种方法，特别是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艺的方法。将莎氏放到整个人类艺术活动的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将莎氏与人类历史上众多的艺术大师、文化巨人进行比较研究，评价他在创造人类艺术与文化精品过程中的巨大功绩，最后才能确定他在人类艺术与文化历史上的真正地位。
对莎氏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审美鉴赏、心理分析、比较文艺的方法。莎氏佳作代代传，至今仍觉好新鲜。莎剧能独领风骚数百年，本身就证实它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和巨大的艺术影响，而综合评价法就是要把审美价值的详细内涵和具体形态揭示给读者，把艺术影响的实际情况、传播途径和存在方式告诉大众。
综合评价法不是将诸种方法平均使用，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方法只是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探寻研究对象的真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