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帽子好摘,农村户口的帽子难除”,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人不知,可见要想将农村户口变成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是多么不易,简直难于登天。而我就在那个时候农转非了。 我的爸爸是个从省城插队到苏北农村的知青。他当年去农村那“广阔天地”时已二十三岁,正常情况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在农村,像他这个岁数已是孩子的爹了。爸爸到农村积极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由于爸爸劳动特别好,被大队安排到小学做了民办老师。这时我爸已28岁了。知青当中男女谈恋爱的不少,我的爸爸论长相才干谈个女知青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那时候有个号召叫“一辈子做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我爸爸为献忠心向大队表了决心,在农村安家,找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做老婆。他这一说那儿的姑娘活跃起来,一个个向他暗送秋波,有的为他做鞋,有的为他洗衣,有的为他烧饭……爸爸看中了一个俊秀能干的姑娘。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第二年生下了我。 我们一家虽穷,但很幸福。爸爸教书,妈妈务农,外公养牛,外婆带我。到了晚上收工时,一家人常能团坐在一起吃上一顿手擀面呢。 日子要就是这么过下去倒也平平安安。到了1978年,也就是我5岁的时候,全国知青大返城。 我们这个家怎么办?省城的爷爷奶奶不停地来信叫爸爸快回去。外公外婆却舍不得女儿离开。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回省城,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于是爸爸带着妈妈和我离开了农村。多少亲友来送行,以为我们这一去将脱离苦海,从糠箩跳到米箩。 爷爷奶奶家屋子很小,根本不能和我们乡下相比,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刚来时一家人很热闹,爷爷奶奶很亲我,奶奶和妈妈相处也很好。妈妈很勤快,扫地抹桌子,洗衣做饭,一个家被她打理得清清亮亮,周围街坊没有一个不夸妈妈的。 时间一长问题接踵而至,最大的问题是吃粮。城里人定量供应,没地方长瓜种菜。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平时的供应粮基本能维持,现在不行了,陡增了没有一粒米粮的媳妇和孙子,这可难过了。妈妈和我还有爸爸食量都比较大,三口人的粮五个人吃,这样不到二十天家里的计划米就被吃得精光。于是家庭便有了“战争”,先是奶奶和妈妈吵,嫌她太能吃;后来奶奶又和爸爸吵,说他带回了两个累赘。妈妈气得哭了。爸爸咬咬牙,为了一家安宁便和爷爷奶奶分了灶。我们单独吃,这样更糟了。爸爸一个人的口粮三个人吃,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妈妈怎么省也无济与事,急得妈妈回了趟娘家,同生产队要粮。队长说我们一家去了省城,没有劳动,是城里人,队里不能白养。妈妈说我们户口在这儿,城里不给粮,我们总不能饿死。两人发生了争吵,好说歹说队里才勉强给了一半。回来后,妈妈为了我们能活下去,每天一大早摸黑去菜场捡菜皮,捡人家不要的胡萝卜和山芋,甚至到饭店乞讨人家的剩饭。正由于妈妈的坚韧与吃苦耐劳,我们一家才没有饿死。 城里买生活用品要券,我们家只有爸爸有。我常常听见妈妈的叹息声:唉,这城里人真好,农村户口啥时也能成为城市户口呢? 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三年过去,我8岁了,该上学了。妈妈带我去学校找老师报名。人家找妈妈要户口本,妈妈只能拿出爸爸的。老师说,孩子没有户口不好报。妈妈说出了一切,人家说农村户口更不好报。妈妈带我跑了三个学校,没有一所学校肯收。妈妈要给老师跪下,可老师连正眼都不望一下。 妈妈回来了,哭着和爸爸商量这件事。爸爸说不妨到居委会开个证明。爸爸在工厂里做工,实在走不开,好在妈妈不怯场,拿得出,于是她便一路跑去了。 居委会人说,你们母子是黑户口,不好开证明。 妈妈继而去了派出所、公安局、教育局,所到之处没有不碰壁的。8岁的孩子不上学怎么行呢?妈妈为此成日成夜地焦愁,29岁的妈妈看上去比39岁还要老。爷爷奶奶除了干着急,也没一点办法。那些日子妈妈就像呆傻了一般,整天叽咕着城市户口、城市户口。 开学了,左邻右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去学校了,我围着妈妈要上学。妈妈摸摸我的头,泪水直往下流。孩子,你真不该到这个世上,你真不该有我这么一个农村户口的妈妈。孩子,是妈妈害了你,你有我这个妈妈倒不如没有。公安局的人说得好,孩子没妈,那就可以随爸爸做城里人了……妈妈搂着我亲了又亲,上下打量着我,深情地抚摸着我,好像我会突然跑了一样。 …… 后来人们怎么也没想到,没过一个月我竟顺利农转非,我终于成了城市户口,那是我的妈妈在那天晚上上吊自杀了!她的口袋里有一张字条,写着:孩子,妈妈走了,你大概会除掉农村户口的帽子了。好好读书,记住清明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去妈妈的坟上烧一炷香,妈妈会保佑你,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用她年轻的只有29岁的生命换来了我的城市户口。多少年过去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一家来到妈妈的坟前,我要对妈妈说:妈,你的儿媳是师大教授,你的小孙子是师大附小一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地道标准的城市户口。妈妈您安息吧! ■责编:秦 菲
“右派帽子好摘,农村户口的帽子难除”,这句话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人不知,可见要想将农村户口变成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是多么不易,简直难于登天。而我就在那个时候农转非了。 我的爸爸是个从省城插队到苏北农村的知青。他当年去农村那“广阔天地”时已二十三岁,正常情况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其实在农村,像他这个岁数已是孩子的爹了。爸爸到农村积极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由于爸爸劳动特别好,被大队安排到小学做了民办老师。这时我爸已28岁了。知青当中男女谈恋爱的不少,我的爸爸论长相才干谈个女知青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那时候有个号召叫“一辈子做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我爸爸为献忠心向大队表了决心,在农村安家,找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做老婆。他这一说那儿的姑娘活跃起来,一个个向他暗送秋波,有的为他做鞋,有的为他洗衣,有的为他烧饭……爸爸看中了一个俊秀能干的姑娘。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第二年生下了我。 我们一家虽穷,但很幸福。爸爸教书,妈妈务农,外公养牛,外婆带我。到了晚上收工时,一家人常能团坐在一起吃上一顿手擀面呢。 日子要就是这么过下去倒也平平安安。到了1978年,也就是我5岁的时候,全国知青大返城。 我们这个家怎么办?省城的爷爷奶奶不停地来信叫爸爸快回去。外公外婆却舍不得女儿离开。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回省城,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于是爸爸带着妈妈和我离开了农村。多少亲友来送行,以为我们这一去将脱离苦海,从糠箩跳到米箩。 爷爷奶奶家屋子很小,根本不能和我们乡下相比,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刚来时一家人很热闹,爷爷奶奶很亲我,奶奶和妈妈相处也很好。妈妈很勤快,扫地抹桌子,洗衣做饭,一个家被她打理得清清亮亮,周围街坊没有一个不夸妈妈的。 时间一长问题接踵而至,最大的问题是吃粮。城里人定量供应,没地方长瓜种菜。爷爷奶奶两位老人平时的供应粮基本能维持,现在不行了,陡增了没有一粒米粮的媳妇和孙子,这可难过了。妈妈和我还有爸爸食量都比较大,三口人的粮五个人吃,这样不到二十天家里的计划米就被吃得精光。于是家庭便有了“战争”,先是奶奶和妈妈吵,嫌她太能吃;后来奶奶又和爸爸吵,说他带回了两个累赘。妈妈气得哭了。爸爸咬咬牙,为了一家安宁便和爷爷奶奶分了灶。我们单独吃,这样更糟了。爸爸一个人的口粮三个人吃,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妈妈怎么省也无济与事,急得妈妈回了趟娘家,同生产队要粮。队长说我们一家去了省城,没有劳动,是城里人,队里不能白养。妈妈说我们户口在这儿,城里不给粮,我们总不能饿死。两人发生了争吵,好说歹说队里才勉强给了一半。回来后,妈妈为了我们能活下去,每天一大早摸黑去菜场捡菜皮,捡人家不要的胡萝卜和山芋,甚至到饭店乞讨人家的剩饭。正由于妈妈的坚韧与吃苦耐劳,我们一家才没有饿死。 城里买生活用品要券,我们家只有爸爸有。我常常听见妈妈的叹息声:唉,这城里人真好,农村户口啥时也能成为城市户口呢? 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三年过去,我8岁了,该上学了。妈妈带我去学校找老师报名。人家找妈妈要户口本,妈妈只能拿出爸爸的。老师说,孩子没有户口不好报。妈妈说出了一切,人家说农村户口更不好报。妈妈带我跑了三个学校,没有一所学校肯收。妈妈要给老师跪下,可老师连正眼都不望一下。 妈妈回来了,哭着和爸爸商量这件事。爸爸说不妨到居委会开个证明。爸爸在工厂里做工,实在走不开,好在妈妈不怯场,拿得出,于是她便一路跑去了。 居委会人说,你们母子是黑户口,不好开证明。 妈妈继而去了派出所、公安局、教育局,所到之处没有不碰壁的。8岁的孩子不上学怎么行呢?妈妈为此成日成夜地焦愁,29岁的妈妈看上去比39岁还要老。爷爷奶奶除了干着急,也没一点办法。那些日子妈妈就像呆傻了一般,整天叽咕着城市户口、城市户口。 开学了,左邻右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去学校了,我围着妈妈要上学。妈妈摸摸我的头,泪水直往下流。孩子,你真不该到这个世上,你真不该有我这么一个农村户口的妈妈。孩子,是妈妈害了你,你有我这个妈妈倒不如没有。公安局的人说得好,孩子没妈,那就可以随爸爸做城里人了……妈妈搂着我亲了又亲,上下打量着我,深情地抚摸着我,好像我会突然跑了一样。 …… 后来人们怎么也没想到,没过一个月我竟顺利农转非,我终于成了城市户口,那是我的妈妈在那天晚上上吊自杀了!她的口袋里有一张字条,写着:孩子,妈妈走了,你大概会除掉农村户口的帽子了。好好读书,记住清明的时候和爸爸一起去妈妈的坟上烧一炷香,妈妈会保佑你,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用她年轻的只有29岁的生命换来了我的城市户口。多少年过去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妈妈。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一家来到妈妈的坟前,我要对妈妈说:妈,你的儿媳是师大教授,你的小孙子是师大附小一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地道标准的城市户口。妈妈您安息吧! ■责编:秦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