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一样，其文学理论也一直是柳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世纪上半叶，专门研究柳宗元文学理论的论文，只有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该文认为，“宗元文艺实源于六经及诸子。彼既宗法经子，则排斥习俗浮华之文，而以复古明道，为其文艺之最高标准”；说宗元论文主“神”、“志”二要素，说“夫神者籍文艺以寄托者也；而志者藉文艺以表示者也”；又说宗元“疾当时文艺家从事模拟，剽窃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又疾当世学者之于文艺舍本逐末，致六义之旨丧失殆尽。”文章还分析了柳宗元“论文之效用”的观点，探讨了其文艺思潮与时代环境、个人遭际之关系，并分感伤主义、讽刺主义、写实主义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柳宗元文艺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总之，这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其他的相关研究多体现在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柳宗元研究专著中。
六十年代，专门研究柳宗元文艺思想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吴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初探》、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等几篇。方文从五个方面更为细致地剖析了柳宗元的论文观点的理论意义，指出“他强调文学的创作是为‘道’服务，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反对在创作中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柳宗元不仅仅坚持文学创作必须‘明道’，而且强调文学为‘道’服务时应根据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因而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柳宗元还对作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认为作家除了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外，还应向前人学习，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技巧，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明道’的目的。”
较为奇怪的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反而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柳宗元文艺观和文学思想的文章，当然它们的写作宗旨和内容多半是相同的。
八十年代以后，论及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成果更多、也更为细致、深入了。如高海夫在《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的《柳宗元论“文”》一文，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的命题的特点是：其“明道”并不要求墨守旧说，扶导圣教，而是要求发前人之所未发；强调“文有二道”，必须具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的作用。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一文也指出，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只是指明创作方向，并不能代替创作的全过程，而“以神志为主”的创作理论，融“文、行、诚”于一体，将“文”与“道”联结起来，这在柳宗元的文论中是不容忽视的。周振甫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发表《柳宗元的文章论》，指出柳宗元的文论讲究“求道及物”、“明道论文”。其“取道之原”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了解各种事物，掌握它们的本质，“旁推交通”，观察它们的变化，发表不同于前人的创见。1993年8月，广西柳州市召开了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香港学者王晋光发表了《关于柳宗元文论的三点意见》，他认为，文采论是柳宗元文论的主体，而所谓明道说，究其实，不过是作为一种定调的前提而已；柳宗元对于作家似有分别等级的观念；柳宗元教人写作，是因材施教，就学者本身的倾向而给予意见。1996年高林广发表了《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一文，他说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的倾向，同时富于切实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十分宝贵的财富。
九十年代初，学界出现了一些从柳宗元诗文创作中总结其艺术审美情趣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尚永亮的《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吴新生的《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等。其中，高海夫文认为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都表现出对悲剧美的审美趣味和追求，这是在长期的悲剧生涯中形成的，文章还总结了其四种形态。尚永亮文也认为，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紧相揉合，构成了柳氏游记诗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柳宗元特别偏爱冷峭并着力追求的结果。首先，从艺术造境上看，柳宗元最为重视幽静深邃境界的创造和清冷凄迷氛围的渲染；其次，从遣词造语、用笔行文上看，柳宗元特重字词的精当选择，特重笔法的深刻锻炼，充分显示了他提出“严”、“清”、“幽”、“洁”等为文标准。吴新生文对柳宗元关于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所提出的“皆取乎有益于世”的命题进行阐述，文章指出，柳氏提出这个命题，从读者审美娱乐要求这一合理要求的必然性、合理性出发，说明小说具有适应、满足读者这一合理要求的独特艺术功能，从而肯定了小说的审美价值。文章还认为柳宗元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他是唐代第一个著文大胆肯定小说“取乎有益于世”的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第一个正确地揭示小说的文学特性、功能的人；二是他对作为小说审美主体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身价值、自我本质的肯定。
和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一样，其文学理论也一直是柳学界研究的重点。
本世纪上半叶，专门研究柳宗元文学理论的论文，只有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该文认为，“宗元文艺实源于六经及诸子。彼既宗法经子，则排斥习俗浮华之文，而以复古明道，为其文艺之最高标准”；说宗元论文主“神”、“志”二要素，说“夫神者籍文艺以寄托者也；而志者藉文艺以表示者也”；又说宗元“疾当时文艺家从事模拟，剽窃前人字句，以矜奇炫博”，“又疾当世学者之于文艺舍本逐末，致六义之旨丧失殆尽。”文章还分析了柳宗元“论文之效用”的观点，探讨了其文艺思潮与时代环境、个人遭际之关系，并分感伤主义、讽刺主义、写实主义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柳宗元文艺思想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总之，这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其他的相关研究多体现在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柳宗元研究专著中。
六十年代，专门研究柳宗元文艺思想的文章也不多，只有吴文治的《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初探》、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等几篇。方文从五个方面更为细致地剖析了柳宗元的论文观点的理论意义，指出“他强调文学的创作是为‘道’服务，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明道’，反对在创作中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柳宗元不仅仅坚持文学创作必须‘明道’，而且强调文学为‘道’服务时应根据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因而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柳宗元还对作家本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认为作家除了具有进步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外，还应向前人学习，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技巧，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真正达到‘明道’的目的。”
较为奇怪的是，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反而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柳宗元文艺观和文学思想的文章，当然它们的写作宗旨和内容多半是相同的。
八十年代以后，论及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成果更多、也更为细致、深入了。如高海夫在《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发表的《柳宗元论“文”》一文，指出柳宗元提出的“文以明道”的命题的特点是：其“明道”并不要求墨守旧说，扶导圣教，而是要求发前人之所未发；强调“文有二道”，必须具有“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的作用。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一文也指出，柳宗元所倡导的“文以明道”，只是指明创作方向，并不能代替创作的全过程，而“以神志为主”的创作理论，融“文、行、诚”于一体，将“文”与“道”联结起来，这在柳宗元的文论中是不容忽视的。周振甫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发表《柳宗元的文章论》，指出柳宗元的文论讲究“求道及物”、“明道论文”。其“取道之原”是以严肃的态度，深入了解各种事物，掌握它们的本质，“旁推交通”，观察它们的变化，发表不同于前人的创见。1993年8月，广西柳州市召开了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香港学者王晋光发表了《关于柳宗元文论的三点意见》，他认为，文采论是柳宗元文论的主体，而所谓明道说，究其实，不过是作为一种定调的前提而已；柳宗元对于作家似有分别等级的观念；柳宗元教人写作，是因材施教，就学者本身的倾向而给予意见。1996年高林广发表了《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一文，他说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的倾向，同时富于切实的现实意义，是中国传统诗学中应当引起特别重视的、十分宝贵的财富。
九十年代初，学界出现了一些从柳宗元诗文创作中总结其艺术审美情趣的文章，如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尚永亮的《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吴新生的《柳宗元对古代小说美学的理论贡献》等。其中，高海夫文认为柳宗元的诗歌和散文都表现出对悲剧美的审美趣味和追求，这是在长期的悲剧生涯中形成的，文章还总结了其四种形态。尚永亮文也认为，峭拔的骨力和清冷的色调紧相揉合，构成了柳氏游记诗文乃至其他众多作品的典型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柳宗元特别偏爱冷峭并着力追求的结果。首先，从艺术造境上看，柳宗元最为重视幽静深邃境界的创造和清冷凄迷氛围的渲染；其次，从遣词造语、用笔行文上看，柳宗元特重字词的精当选择，特重笔法的深刻锻炼，充分显示了他提出“严”、“清”、“幽”、“洁”等为文标准。吴新生文对柳宗元关于古代小说的创作和欣赏活动所提出的“皆取乎有益于世”的命题进行阐述，文章指出，柳氏提出这个命题，从读者审美娱乐要求这一合理要求的必然性、合理性出发，说明小说具有适应、满足读者这一合理要求的独特艺术功能，从而肯定了小说的审美价值。文章还认为柳宗元对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的贡献在于：一是他是唐代第一个著文大胆肯定小说“取乎有益于世”的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第一个正确地揭示小说的文学特性、功能的人；二是他对作为小说审美主体的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身价值、自我本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