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萍
2006年6月9日，陆定一诞辰100周年。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陆定一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刘云山指出，“我们缅怀他的伟大功绩，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
无锡太湖边上的华侨公墓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些字：“八七会议、两万五千里长征、新闻定义、双百方针、教育方针、谁打击乡镇企业就是打击8亿农民”。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现鄱阳街）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的21个人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紧急会议。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参会。
其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南昌起义发生不久。陆定一后来回忆说，“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才出去一人”。
正是在这个隐密而短暂的会议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遭遇了激烈的批判，毛泽东宏论了“陈独秀如何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并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毛泽东当时的话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陆定一后来回忆说，“这句话后来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的论断。”
八七会议最终确立：共产党（当时）总的方针就是要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后，陆定一组织共青团开会讨论怎么贯彻会议精神。与会者很快产生了一种高度共识：认为只有“暴动”才是革命，才是真正的反对机会主义。当时各地的“暴动”，团员大部分都参加了。一些团员甚至批评党没有肃清机会主义，不敢发动“暴动”，所以团应该摆脱党的领导自己干，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陆定一和少共国际的代表还对此事进行了讨论，遭到对方的批评，那位名叫阿布阔夫的代表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一个，就是党。”
同时，陆定一还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他觉得《中国青年》这个名字不够革命，一度还把它改名为《无产青年》，并在发刊词中提出，“现在革命已经到了绝对暴动的时候了！”《无产青年》出版一年后，又改名为《列宁青年》，陆定一在《列宁青年》上连续发表四期共三万字的文章《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取得民权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时，他的宣传才干在共青团以至共产党内都很有名气了。
陆定一，出生于无锡西漳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名门望族。父亲陆澄宙曾就读于京师法律学堂，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首都检察厅检察长等要职。陆定一本人是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就在这所大学的校刊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此后撰文不断，投身学生运动，之后进入共青团。
1980年陆定一和他的传记作者陈清泉回忆八七会议时，对往事重新有了一些认识和评价，他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
不过，陆定一表示，八七会议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功绩仍是主要的。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在延安整风期间，陆定一就被调往《解放日报》任总编辑，《解放日报》是当时党的机关报。
对于新闻理论，报社内部争议颇多。争议之一是“什么是新闻”？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本身，还是某种“性质”的本身？包括“政治性”“公告性”“文艺性”等。陆定一的观点是：“性质论”是唯心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歪曲客观现实，“我们提倡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
争议之二是“新闻如何做到真实”？当时陆定一提出新闻五要素（五个W）是写消息报道应该遵循的原则，是起码的要求。
1943年8月《解放日报》改版一周年，陆定一在9月1日的报纸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新闻学的问题明确回答，文章中写道：“唯物主义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再讲到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时，他写道，“只有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篇文章提出的新闻定义，至今仍为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所采用。
不过，《解放日报》也受了一些批评。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解放日报》采用外电，对原子弹的威力进行了报道。毛泽东为此对陆定一严厉批评，认为他是对美国进行义务宣传。陆定一解释说这篇重大新闻未向毛报告，是把它当成了一篇科学文章。事后，陆定一还是承认自己错了。
1945年，陆定一出任中宣部部长，离开了《解放日报》。但他此后不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给《解放日报》写政论文章，毛泽东对他的文章非常重视，有时亲自动手修改。1947年发表的那篇反响巨大的《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署名是陆定一，但陆定一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的思想，我的手笔。”
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时，条件极其困难，特别是延安时期。当时他是中央委员，依然享受不到煤油灯待遇，每月只分到18根蜡烛用于夜晚走笔。
“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部长。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他革命生涯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56年1月，在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做报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则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学术问题应当允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正式宣布这个方针。
这一年的10月，中宣部邀请了60多名科学文艺工作者开会，陆定一就“双百方针”提出五点意见：
一、除了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教育外，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陆当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是反动的也可以请）。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尽可能出席。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
在这次会上，潘梓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端升（原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等科学艺术界名人都表示，支持上述意见。
然而，1957年的反右派，以及一些高校开始的“拔白旗”（1958年春一些学校开展的“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使“双百方针”步履维艰。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百家争鸣实际就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的说法，随后，给不同学术派别扣资产阶级政治帽子的做法再度流行起来。
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划定了55万右派分子，也就是说每10个知识分子中就有一个是右派。
1986年，陆定一的传记作者陈清泉曾邀请他在“双百方针”30周年时，写一篇纪念文章。陆定一在这篇文章里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就是例证。”
“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
1966年5月，陆定一被撤消他已经担任了21年的中宣部部长职务。
他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一起，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信号。
1963年开始，江青介入文艺工作。事实上，解放初期，江青就在中宣部当过半年的文艺处长，后来由于生病没有做事。
江青管理文艺后，提出每部电影中宣部都得审查，陆定一回答，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所有干部都去也审不过来。江青要求戏剧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陆定一又主张对传统剧目，不要过多干涉。
1960年，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应当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的邀请，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戏剧上演后，江青提出要组织批判这部作品，结果遭到包括陆定一在内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的拒绝。后来她秘密向上海市委求助，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康生又把这出戏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指责该戏是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当时，中央有规定，要点名批评知名人士需经中央批准，陆定一等人就以此为据，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姚文元的单行本经毛泽东批准发行，《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才陆续转载了姚的文章。但陆定一和彭真还颇费苦心，组织人撰文，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范围。
彭真和陆定一还是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开会讨论，坚持学术争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的以势压人”等。彭真还命令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将会议内容结成《汇报提纲》（因为发生在1966年2月又称《二月提纲》）。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让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并没有说不同意，几天后，《二月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发向全党。
但此后一个多月内，康生两次到上海面见毛泽东，随后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立，起草撤消、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组员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它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通知”稿经毛泽东修改7遍后通过，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纲领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康生说：“陆定一是特务。”全场哗然。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转往秦城监狱，编号68164，在那里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了13年囚禁生涯。
1981年，出狱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提出了“谁打击乡镇企业就是打击8亿农民”的说法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遭到质疑，陆定一回老家无锡考察，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支持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胡对陆定一的这封信非常重视，当即批转印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三年之后的1984年，中央正式下发了对农村政策的“四号文件”，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正名，并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对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了下来。
陆定一于1996年５月９日凌晨去世，享年９０岁。
（感谢《陆定一传》作者陈清泉对此文的帮助）
来源：《新闻周刊》2006年第22期
陈晓萍
2006年6月9日，陆定一诞辰100周年。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陆定一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为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刘云山指出，“我们缅怀他的伟大功绩，要学习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学习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
无锡太湖边上的华侨公墓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些字：“八七会议、两万五千里长征、新闻定义、双百方针、教育方针、谁打击乡镇企业就是打击8亿农民”。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现鄱阳街）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中共中央的21个人召开了一次秘密的紧急会议。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参会。
其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刚刚破裂，南昌起义发生不久。陆定一后来回忆说，“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才出去一人”。
正是在这个隐密而短暂的会议上，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遭遇了激烈的批判，毛泽东宏论了“陈独秀如何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并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毛泽东当时的话是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陆定一后来回忆说，“这句话后来发展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的论断。”
八七会议最终确立：共产党（当时）总的方针就是要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后，陆定一组织共青团开会讨论怎么贯彻会议精神。与会者很快产生了一种高度共识：认为只有“暴动”才是革命，才是真正的反对机会主义。当时各地的“暴动”，团员大部分都参加了。一些团员甚至批评党没有肃清机会主义，不敢发动“暴动”，所以团应该摆脱党的领导自己干，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陆定一和少共国际的代表还对此事进行了讨论，遭到对方的批评，那位名叫阿布阔夫的代表说，“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一个，就是党。”
同时，陆定一还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他觉得《中国青年》这个名字不够革命，一度还把它改名为《无产青年》，并在发刊词中提出，“现在革命已经到了绝对暴动的时候了！”《无产青年》出版一年后，又改名为《列宁青年》，陆定一在《列宁青年》上连续发表四期共三万字的文章《中国革命的前途》，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取得民权革命胜利，然后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时，他的宣传才干在共青团以至共产党内都很有名气了。
陆定一，出生于无锡西漳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名门望族。父亲陆澄宙曾就读于京师法律学堂，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首都检察厅检察长等要职。陆定一本人是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就在这所大学的校刊上，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此后撰文不断，投身学生运动，之后进入共青团。
1980年陆定一和他的传记作者陈清泉回忆八七会议时，对往事重新有了一些认识和评价，他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是对中国资产阶级作了不正确的判断和提出所谓‘不断革命’。”
不过，陆定一表示，八七会议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功绩仍是主要的。
“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在延安整风期间，陆定一就被调往《解放日报》任总编辑，《解放日报》是当时党的机关报。
对于新闻理论，报社内部争议颇多。争议之一是“什么是新闻”？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本身，还是某种“性质”的本身？包括“政治性”“公告性”“文艺性”等。陆定一的观点是：“性质论”是唯心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歪曲客观现实，“我们提倡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
争议之二是“新闻如何做到真实”？当时陆定一提出新闻五要素（五个W）是写消息报道应该遵循的原则，是起码的要求。
1943年8月《解放日报》改版一周年，陆定一在9月1日的报纸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对整风中提出的新闻学的问题明确回答，文章中写道：“唯物主义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再讲到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时，他写道，“只有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
这篇文章提出的新闻定义，至今仍为一些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所采用。
不过，《解放日报》也受了一些批评。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解放日报》采用外电，对原子弹的威力进行了报道。毛泽东为此对陆定一严厉批评，认为他是对美国进行义务宣传。陆定一解释说这篇重大新闻未向毛报告，是把它当成了一篇科学文章。事后，陆定一还是承认自己错了。
1945年，陆定一出任中宣部部长，离开了《解放日报》。但他此后不断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给《解放日报》写政论文章，毛泽东对他的文章非常重视，有时亲自动手修改。1947年发表的那篇反响巨大的《关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署名是陆定一，但陆定一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的思想，我的手笔。”
陆定一任中宣部部长时，条件极其困难，特别是延安时期。当时他是中央委员，依然享受不到煤油灯待遇，每月只分到18根蜡烛用于夜晚走笔。
“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部长。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他革命生涯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56年1月，在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做报告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则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学术问题应当允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决定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正式宣布这个方针。
这一年的10月，中宣部邀请了60多名科学文艺工作者开会，陆定一就“双百方针”提出五点意见：
一、除了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的教育外，有准备地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陆当时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或是反动的也可以请）。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尽可能出席。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问题，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
在这次会上，潘梓年（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端升（原北京政法学院院长）等科学艺术界名人都表示，支持上述意见。
然而，1957年的反右派，以及一些高校开始的“拔白旗”（1958年春一些学校开展的“兴无灭资，大破大立”以及“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使“双百方针”步履维艰。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了“百家争鸣实际就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的说法，随后，给不同学术派别扣资产阶级政治帽子的做法再度流行起来。
按官方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划定了55万右派分子，也就是说每10个知识分子中就有一个是右派。
1986年，陆定一的传记作者陈清泉曾邀请他在“双百方针”30周年时，写一篇纪念文章。陆定一在这篇文章里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就是例证。”
“要实事求是，要以理服人”
1966年5月，陆定一被撤消他已经担任了21年的中宣部部长职务。
他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一起，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信号。
1963年开始，江青介入文艺工作。事实上，解放初期，江青就在中宣部当过半年的文艺处长，后来由于生病没有做事。
江青管理文艺后，提出每部电影中宣部都得审查，陆定一回答，每部电影都由中宣部审查，所有干部都去也审不过来。江青要求戏剧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陆定一又主张对传统剧目，不要过多干涉。
1960年，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应当时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的邀请，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戏剧上演后，江青提出要组织批判这部作品，结果遭到包括陆定一在内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的拒绝。后来她秘密向上海市委求助，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康生又把这出戏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指责该戏是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当时，中央有规定，要点名批评知名人士需经中央批准，陆定一等人就以此为据，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来，姚文元的单行本经毛泽东批准发行，《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才陆续转载了姚的文章。但陆定一和彭真还颇费苦心，组织人撰文，想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范围。
彭真和陆定一还是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开会讨论，坚持学术争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的以势压人”等。彭真还命令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将会议内容结成《汇报提纲》（因为发生在1966年2月又称《二月提纲》）。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让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并没有说不同意，几天后，《二月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发向全党。
但此后一个多月内，康生两次到上海面见毛泽东，随后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立，起草撤消、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组员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它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通知”稿经毛泽东修改7遍后通过，这就是“文化革命”的“纲领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康生说：“陆定一是特务。”全场哗然。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转往秦城监狱，编号68164，在那里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了13年囚禁生涯。
1981年，出狱后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陆定一，提出了“谁打击乡镇企业就是打击8亿农民”的说法当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遭到质疑，陆定一回老家无锡考察，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支持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胡对陆定一的这封信非常重视，当即批转印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三年之后的1984年，中央正式下发了对农村政策的“四号文件”，第一次为乡镇企业正名，并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对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了下来。
陆定一于1996年５月９日凌晨去世，享年９０岁。
（感谢《陆定一传》作者陈清泉对此文的帮助）
来源：《新闻周刊》2006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