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时间:2011年09月16日 13时07分 来源:文艺报 作者:董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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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这是社会的期待，历史的必然。回顾百年中国现代文艺的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自信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这是一条清晰可见的主线。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中国文艺事业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紧密结合时代条件，阐明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制定切实的政策和策略，为伟大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纵观现当代文艺史，可以说，在文化问题上的自觉与自信，这正是我们的优势和法宝，是我国文化运动极其显著的特征。
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文化自觉，包涵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涵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涵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原子弹。由于它以向往高尚和追求文明为目标，以文化主体自身的强壮和武装为特征，因此它自然会成为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思想基础与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支文艺队伍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程度。能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关系着文艺的振兴和发达，关系着文艺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有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五四”以来，中华儿女为树立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就十分强旺。77年前，鲁迅就写过文章，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说法，认为当
时虽有“自欺力”的笼罩，但我们还是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了的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的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激励感召，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清醒认识到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影响、走弯路。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些都说明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推动文化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以文化的概念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崇高标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处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轴心位置，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发展战略都应系于文化这个轴心而展开。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它像空
气一样无处不在，触物无声，能以无形的意识或观念，影响有形的现实和存在，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因之，提高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与支撑，就显得尤为关键。 恩格斯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判断：“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这一判断表明，文化从根本上是人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是人类通向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尺度，它跟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谈不上有真正美好的生活；改善民生，如果不改善文化的条件与环境，那这种改善必定是粗鄙的、浅层的和片面的；讲幸福指数，如果不把文化元素包含在内，那这种幸福指数也一定大打折扣；经济的发展，如果文化不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更强的力量，那这种发展也难以具有可持续性的后劲。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矛盾和问题多发，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加剧，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任务很重，在这个时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出于热情，而且也出于理性。我们为什么会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们可以认识文化的属性和特点，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的延续，又有其阶段性的特征。这构成了我们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多元”杂处、多样共生的，这要求我们制定文化政策时要具有灵活性和差异性。在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又总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给我们巩固和壮大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供了依据。
同时，辩证法也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积极的文化成分，也有消极的文化成分。超时空、超历史、超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统一、抽象、普适的所谓“民族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列宁有段名言：“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
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像一把锐利武器，为我们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提供了方法上和学理上的准则。譬如，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还是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不能无批判地吸收继承。就拿儒家文化来说，同样也需要仔细辨析，看它哪些内容对人民有利，哪些内容对人民有害，而不能把自身的精神从主动变为被动，只知回首往古，盲目地在儒家学说中寻慰藉，讨生活。其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党领导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和鲜活生动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是我们文化的珍贵遗产，是我们文化前进的主航道。这些，也是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体现在观念上，也要落实到行动中。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艺术活动的全过程；要通过文艺创作使全体人民更自觉弘扬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家艺术家要立业先立德，为文先为人，坚守正确的价值追求，担负高尚的历史使命，使自己的作品闪烁出憧憬理想、净化心灵、烛照前行的辉光。
我们要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在传承、更新、整合与重塑中完成的，尤其在现代社会，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里，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成了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分。
我们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需要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刻苦学习，提高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多彩的画面，多出文艺精品，以反映国家的蓬勃发展，社会的迅猛进步，人民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我们要提升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水准。作品要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杜绝热衷于个人私密与好恶的展示，懂得“取消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这是贬低艺术，而不是提高它，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了它最活跃的力量，亦即思想，使之成为消闲享乐的东西，成为无所事事的懒人的玩物”(《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理论研究则要创新，反对虚无主义，反对“洋教条”或“土教条”。这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时间:2011年09月16日 13时07分 来源:文艺报 作者:董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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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这是社会的期待，历史的必然。回顾百年中国现代文艺的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以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和自信来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这是一条清晰可见的主线。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中国文艺事业高举先进文化的旗帜，紧密结合时代条件，阐明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制定切实的政策和策略，为伟大祖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纵观现当代文艺史，可以说，在文化问题上的自觉与自信，这正是我们的优势和法宝，是我国文化运动极其显著的特征。
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文化自觉，包涵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涵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涵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种精神原子弹。由于它以向往高尚和追求文明为目标，以文化主体自身的强壮和武装为特征，因此它自然会成为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思想基础与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支文艺队伍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程度。能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关系着文艺的振兴和发达，关系着文艺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有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五四”以来，中华儿女为树立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念就十分强旺。77年前，鲁迅就写过文章，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说法，认为当
时虽有“自欺力”的笼罩，但我们还是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自豪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了的人民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的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激励感召，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清醒认识到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影响、走弯路。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些都说明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推动文化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以文化的概念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崇高标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处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轴心位置，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发展战略都应系于文化这个轴心而展开。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它像空
气一样无处不在，触物无声，能以无形的意识或观念，影响有形的现实和存在，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因之，提高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与支撑，就显得尤为关键。 恩格斯曾经下过这样一个判断：“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这一判断表明，文化从根本上是人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是人类通向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尺度，它跟人类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谈不上有真正美好的生活；改善民生，如果不改善文化的条件与环境，那这种改善必定是粗鄙的、浅层的和片面的；讲幸福指数，如果不把文化元素包含在内，那这种幸福指数也一定大打折扣；经济的发展，如果文化不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更强的力量，那这种发展也难以具有可持续性的后劲。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矛盾和问题多发，思想困惑和精神焦虑加剧，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任务很重，在这个时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出于热情，而且也出于理性。我们为什么会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我们可以认识文化的属性和特点，把握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的延续，又有其阶段性的特征。这构成了我们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多元”杂处、多样共生的，这要求我们制定文化政策时要具有灵活性和差异性。在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又总是统治阶级的文化。这给我们巩固和壮大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供了依据。
同时，辩证法也指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积极的文化成分，也有消极的文化成分。超时空、超历史、超阶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统一、抽象、普适的所谓“民族文化”，也是不存在的。列宁有段名言：“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
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学说，像一把锐利武器，为我们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觉和自信，提供了方法上和学理上的准则。譬如，面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还是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不能无批判地吸收继承。就拿儒家文化来说，同样也需要仔细辨析，看它哪些内容对人民有利，哪些内容对人民有害，而不能把自身的精神从主动变为被动，只知回首往古，盲目地在儒家学说中寻慰藉，讨生活。其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党领导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和鲜活生动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是我们文化的珍贵遗产，是我们文化前进的主航道。这些，也是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体现在观念上，也要落实到行动中。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艺术活动的全过程；要通过文艺创作使全体人民更自觉弘扬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家艺术家要立业先立德，为文先为人，坚守正确的价值追求，担负高尚的历史使命，使自己的作品闪烁出憧憬理想、净化心灵、烛照前行的辉光。
我们要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我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在传承、更新、整合与重塑中完成的，尤其在现代社会，在“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里，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成了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分。
我们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需要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刻苦学习，提高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多彩的画面，多出文艺精品，以反映国家的蓬勃发展，社会的迅猛进步，人民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我们要提升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水准。作品要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杜绝热衷于个人私密与好恶的展示，懂得“取消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这是贬低艺术，而不是提高它，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了它最活跃的力量，亦即思想，使之成为消闲享乐的东西，成为无所事事的懒人的玩物”(《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理论研究则要创新，反对虚无主义，反对“洋教条”或“土教条”。这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