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在社会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变动、土地占有形态以及租佃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也出现了许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科举制度日趋定型；实行募兵制，等等。这就是宋代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新特点。
（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宋代统治者吸取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① 。从宋太祖开始，即以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既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又削弱了各级长官的权力。为防止宰相专权，设置了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散其权力。参知政事与宰相轮班知印、押班奏事。每朝奏事，枢密使与中书长官先后上殿，所奏互不相知，皇帝由此知道异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为防止武将“十兄弟”即十节镇专权，首先① 《 续通鉴长编》 卷四八0 ．元枯八年正月丁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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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其军职，授以节度使的虚名，赋予厚禄，其次，废除节镇领支郡之制，任命京官（文臣）出任权知州事，任期以三十个月为限，使之“名若不正，任若不久”, “以轻其权”① ，设置通判，监督知州，并分其权柄，设置都监、监押，总管兵事；设置监当，总辖财政，所有“系省”钱物，悉送京师，不得占留。各州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详复。在各州之上，又设置路级长官“监司”，以督察知州，但不用武将专制一路，而以文臣总制，武将只做统兵官，领兵马，“受制出入战守，惟所指挥”② 。为严防各地拥兵谋叛，还然毁城池，收集兵甲，撤除武备。
对于宦官，宋朝“祖宗家法”，不准其参预政事，“深以为戒”⑧ ，并专叙官阶，不与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过“留后”, 平日只“供扫洒”④ 。不过从宋神宗朝起，又稍稍重用宦官，宋徽宗时竟握兵权。南宋时，对宦官控制转严，禁其干预朝政，不准兼兵职，不准申请提领外朝官职。否则，要受到流放二千里或除名勒停的惩处。对于外戚，“祖宗家法”也只准“奉朝请”, 坐享富贵，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⑤ ，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⑥ 。对于女后，统治者认识到“贼根本，起皇后阁前”⑦ ，“祖宗家法”的“宫禁
严密”① ，几乎与外廷隔绝，
、“勿专政于女后”⑧ ，
在舆论上，宣传“女后不可使预贬斥唐代武后，借以防止女后专
。对于宗室，“祖宗家法”也不准其领兵，不得参预机
粉⑧ ④ 事政政
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悉为之法”，而且日趋严密，
甚至达到了“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⑤ 的程度。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不到，宋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由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逐级办齐手续，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方才制造，然后送上。宋太祖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说：“此条贯极妙！”⑥ 订立各种“法制”的目的，一是使“政出于一”⑦ ，“权归于上”, “一兵之籍，一财之源，，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⑧ ，百官不过“奉法遵职”⑧ 而已。于是从朝廷中央到地方州县，“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⑩ ，达到了空前的集中和统一。二是定为“祖宗家法”，要求子孙“谨守”，以保厌赵家皇室长久统治① 。
通过建立法制，宋朝统治者基本上消除了各种可能威胁皇权和出现封建割据的因素，使国家权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集中和统一。但是，过分的集权，使官府各部门机构重叠，互不相关，手续繁琐，效率极差；又使地方权力太少，一有变故，难以支撑局面。比如宰相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道，枢密院要兵，就添财旧，有无也不知道；管军将帅少兵则请，不管兵员成倍增加、何以不够用，三司只知道支办食粮，日日增添，不敢论诉，原因是兵事非本职。“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⑧ 又如州县的权力太轻，朝廷在“尽夺藩镇之权”时，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所以“州郡遂日就困弱”＠。一旦外敌侵掠，“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④ 。再如各级官员只知奉行“祖宗家法”，维持现状，不知通融变革，大多以“因循懦默为得计，志士仁人终无以为”⑥ 。
（二）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分科考试，选举人才的制度。唐代科举，设置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唐代中叶以后，进士科日益重要，庶族士大夫竞相趋于此科。由于科举制度曾经助长了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因此一度遭到士族的反对。此后，有些士族因“仕进无他伎”⑧ ，便参加了进士科的考试，于是科举逐渐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材、培养“衣冠户”的主要途径。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全确立，并且日趋完整、严密。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士大夫，“家不尚谱碟，身不重乡贯”① ，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
宋代的科举制度，跟前代的不同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三四十人，最多不过七十人② 。宋太祖时，士大夫还不热衷于出仕做官，朝廷取士也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者几人，多者二百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四十八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③ ，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二百三十人。从宋真宗到宋徽宗，每次平均录取进士四百五十六人。宋徽宗时期，每次平均为六百八十多人。④ 二、大部分科举登第者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一部分为工、商的子弟，几代为官的子弟甚少。北宋中期人苏辙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⑤ 诚然，宋朝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应举做官，但对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⑥ ，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跟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
得仕宦为官”不同。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① 。庐州茶商侯某“家产甚富赡”，其子进士及第，后授真州幕职官② 。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郎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⑧ 。饶州都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管商业，一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④ 。另外，朱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年）《 题名录》 ，载有这一年中榜的三百三十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三十人、宗室二十五人。宋理宗宝拍四年（一二五六年）《登科录》 ，也载有这一年中榜的六百零一名进士，的详细情况。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二十人，祖或父有一代傲官的有一百十三人，祖、父两代做官的有二十三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八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为一百四十四人。此外，还有宗室七十三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都不曾做官的三十三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二十三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三人，曾祖、祖和父三代都做官的十四人。这就是说，在六百零一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四百十七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一百八十四人。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去寒窗苦读，跟庶士竞争高下；只有少数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个别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应举。
兰、不准知举官即考官跟进士结成“恩师”和t ' ( 1 生”一的关系，防止考官培植私人势力。唐代进士都是知举官的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① 。主司和门生之伺、门生和门生之间互相结为朋党。宋太祖即位不久，即建隆三年（九六二年），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② 这就防止了担任考试官的大臣与进士们结为朋党，从而一洗唐代的故习。四、皇帝亲自监考，防止知举官营私舞弊。唐代武则天曾策、间贡士于洛城殿，历来被当作中国历史上“殿试”的开始。事实上，唐代的制度规定由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武则天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并非在考功郎中考试后再试。所以，元人马脚右认为，武则天策问贡士“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殷试也。”⑧ 宋太祖乾德六年（九六八年），命中书复试，但尚未另定升躺。开宝六年（九七三年），因知贡举李防询私录取“材质最陋”的同乡武济川一事被发觉，又因落第举人论诉，宋太祖就在讲武殿出题重试。从此，殿试就成为“常式”④ 。开宝八年（九七五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所定合格进士名次，与礼部（省试）不同。从此，开始有殿试与省试之分、状元与省元之别⑥ 。宋太祖殿试举人的目的，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⑧ 的弊病。
五、考卷实行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唐代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族仍能靠特权，在发榜前知道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做手脚。武则天因为吏部选人多不合实，命令应试的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等糊起，暗考以定等第① 。但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而且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② 。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年）, 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承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⑧ ，糊住举人试卷前面的姓名、乡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名单后，开拆弥封，借以革除考官“容私之弊”④ 。咸平二年（九九九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一O 三三年），诸州解试（乡试）也实行弥封制。从此，各级考试在试者纳卷后，普遍密封卷首，或临时截去卷首，将试卷编成千字文号。在实行弥封制后不久，又发觉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⑥ ，所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O 一五年）又设立誉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防止考官识认笔迹⑥ 。试卷弥封、誊录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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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行“锁院”和“别头试”制度，防止考官舞弊。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五人知贡举，他们认为既然掌握贡举大权，“义在无私”，受命之日，即赴尚书省贡院锁宿，暂不回家，借以杜绝请托① 。从此成为常制②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铺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宋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③ ，因此称为“别头试”。
七、经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者，都立即按照考试成绩等第授官。唐代进士及第，并不立即“解褐入仕”，还要通过吏部考试一关。‘韩愈曾三次应试于吏部，无成，十年仍为“布衣”。也有出身二十年而未能当官的。宋代则一登进士第后，就是“入仕之期”④ ，而且不需很多年，即可“赫然显贵”⑤ 。因此，更能吸引士大夫，使之不惜焚膏继唇，屡次应举，力争侥幸得志。八、对于多次应试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朝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傅人人皆有凯觑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究，。所以，末太祖开宝二年（九六九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凯觑一官，老死不止”。这是“特奏名”法之始。宋真宗景德二年（一00 五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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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泪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① 这是宋朝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科举制度主要在于从各个方面严防贵族、官僚凭借权势培植私人势力和世袭固定官职，并防止少数士大夫参预农民起义。宋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使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复燃。
（三）募兵制度
宋代实行募兵制，免除了农民的绝大部分兵役，厢军和禁军又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大部分夫役。
唐代沿袭隋朝实行征兵制，亦即府兵制，进一步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凡百姓年满二十到六于而接受封建国家授予的田亩者，都要应征入府服役，并且自备甲仗、粮食和衣服。精壮的男子充当兵士，长期戍守边境和远征，无法务农；加之，本人虽然免除租调，但其家仍旧“不免征摇”② ，农事不免荒废。这种寓兵于农制度下的军队，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强制性的劳役组织。唐代不少诗人曾经赋诗描写在府兵制下，农民兵役繁重，每遇戍边和出征时，父子、兄弟、夫妇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后来，随着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大批农民失地逃亡，使兵源大成问题。均田制逐步崩溃，意味着府兵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于是就出现了雇佣性质的募兵制。由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实质是一次兵、农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到宋代最后完成。
( l ｝王抹：《 燕翼贻谋录》 卷一，《 进士特奏》 。② 《 唐会要》 卷七二．《 府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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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将军队分为几种：一为禁军，戍守京城、备征戍，是封建国家的正规军。南宋时，禁军被各屯驻大军所代替，各地的“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变成只供役使而不参加战斗的军队。二为厢军，镇守各州，但很少教阅，“类多给役而已”① 。宋仁宗时，选拔厢军中强壮者教以武艺，免除杂役，称为“教阅厢军”，只发厢军粮响，却作禁军使用。于是出现了教阅厢军和不教阅厢军的区别。宋神宗时，将各路教阅厢军升为“下禁军”, 剩下的不教阅厢军更成为只供役使的兵种。三为乡兵，或征或募，由官府供给衣粮，主要在边区戍守。禁军和厢军绝大部分来自招募，招募的对象有本地百姓、军人子弟、饥民，以及因犯罪而被刺配入厢军服役者② 。禁军和厢军的人数：宋太祖开宝初年（九六八年），共有三十七万人，其中禁军为十九万人。宋太宗至道年间（九九五年到九九七年），六十六万人，其中禁军三十五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一O 一七年到一O 二一年），九十一万人，其中禁军四十三万人。宋仁宗明道年间（一O 三二年到一O 三三年），一百十六万人，其中禁军六十六万人。③ 宋英宗治平年间（一O 六四年到一O 六七年），一百十八万人，其中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人④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O 六八年到一O 七七年），禁军五十六万八千人、厢军二十二万七千人⑥ 。宋哲宗元枯七年（一O 九二年），禁军五十五万人、厢军三
卜多万人① 。在全国兵士总数中，禁军和厢军的比例约为三比一。宋代的禁军，实质＿J : ．是受封建国家的雇佣以服兵役，有时也被贵族、官员“杂色占破”、（' 8 及事手艺”，被用来提供各种杂役② 。至于厢军，实际上是受雇于封建国家以服杂役。宋仁宗时，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① 当然厢军不可能完全不进行军事训练，但很少进行训练则属事实。厢军的名目颇多，宋神宗熙宁四年（一O 七一年）有二百二十三种，还有临时“因事募人，团立新额”的。诸如榷酩、水陆运送、道路、桥梁、邮传、马监、堤防、堰球④ 、壮城、作院、水磨、窑务、船坊、铸钱、铁匠、木匠、竹匠等⑤ ，都按不同的职务成立专业性的“指挥”。各地官员、将校也经常派厢军服私役，如迎送眷属、护送灵枢归乡⑥ 、织造毛段、打锁等各种“私下杂作”⑦ 。
研究宋代的兵制，应该注意到募兵制所造成的冗兵、冗费以及士兵的生活惨苦和骄横，但是，更应该注意到：一、大批职业士兵“以起军旅”，广大直接生产者则免受“征伐之苦”和“屯戍之苦”，而收“晏然无预征役”⑧ 之利。二、占全国军队总数约三分之一的厢军是一支从事牧业、手工业的专业生产兵，这支军队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大部分夫役。三、募兵制造成的兵、农分离，
是在封建中央集权制下产生的进步的历史现象，它意味着军事劳役的赋税化，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的一种表现。宋太祖曾赞美自己的养兵之制说：“吾家之事，惟养兵可为百代之利。”① 韩琦说：“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 … 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② 宋代农民和工匠所受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要比唐代繁重，但他们获得了比唐代实行府兵制时期要安定得多的生产环境，这种生产环境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
在社会经济发展、阶级结构变动、土地占有形态以及租佃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宋代的政治和军事制度也出现了许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科举制度日趋定型；实行募兵制，等等。这就是宋代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新特点。
（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
宋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据和威胁皇权的种种因素。宋代统治者吸取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为了严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专权独裁，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的“祖宗家法”① 。从宋太祖开始，即以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既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又削弱了各级长官的权力。为防止宰相专权，设置了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散其权力。参知政事与宰相轮班知印、押班奏事。每朝奏事，枢密使与中书长官先后上殿，所奏互不相知，皇帝由此知道异同。枢密使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为防止武将“十兄弟”即十节镇专权，首先① 《 续通鉴长编》 卷四八0 ．元枯八年正月丁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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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其军职，授以节度使的虚名，赋予厚禄，其次，废除节镇领支郡之制，任命京官（文臣）出任权知州事，任期以三十个月为限，使之“名若不正，任若不久”, “以轻其权”① ，设置通判，监督知州，并分其权柄，设置都监、监押，总管兵事；设置监当，总辖财政，所有“系省”钱物，悉送京师，不得占留。各州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详复。在各州之上，又设置路级长官“监司”，以督察知州，但不用武将专制一路，而以文臣总制，武将只做统兵官，领兵马，“受制出入战守，惟所指挥”② 。为严防各地拥兵谋叛，还然毁城池，收集兵甲，撤除武备。
对于宦官，宋朝“祖宗家法”，不准其参预政事，“深以为戒”⑧ ，并专叙官阶，不与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过“留后”, 平日只“供扫洒”④ 。不过从宋神宗朝起，又稍稍重用宦官，宋徽宗时竟握兵权。南宋时，对宦官控制转严，禁其干预朝政，不准兼兵职，不准申请提领外朝官职。否则，要受到流放二千里或除名勒停的惩处。对于外戚，“祖宗家法”也只准“奉朝请”, 坐享富贵，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⑤ ，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职务⑥ 。对于女后，统治者认识到“贼根本，起皇后阁前”⑦ ，“祖宗家法”的“宫禁
严密”① ，几乎与外廷隔绝，
、“勿专政于女后”⑧ ，
在舆论上，宣传“女后不可使预贬斥唐代武后，借以防止女后专
。对于宗室，“祖宗家法”也不准其领兵，不得参预机
粉⑧ ④ 事政政
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悉为之法”，而且日趋严密，
甚至达到了“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⑤ 的程度。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不到，宋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由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逐级办齐手续，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方才制造，然后送上。宋太祖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说：“此条贯极妙！”⑥ 订立各种“法制”的目的，一是使“政出于一”⑦ ，“权归于上”, “一兵之籍，一财之源，，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⑧ ，百官不过“奉法遵职”⑧ 而已。于是从朝廷中央到地方州县，“上下相维，如身使臂，如臂使指”⑩ ，达到了空前的集中和统一。二是定为“祖宗家法”，要求子孙“谨守”，以保厌赵家皇室长久统治① 。
通过建立法制，宋朝统治者基本上消除了各种可能威胁皇权和出现封建割据的因素，使国家权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集中和统一。但是，过分的集权，使官府各部门机构重叠，互不相关，手续繁琐，效率极差；又使地方权力太少，一有变故，难以支撑局面。比如宰相不与知兵，增兵多少不知道，枢密院要兵，就添财旧，有无也不知道；管军将帅少兵则请，不管兵员成倍增加、何以不够用，三司只知道支办食粮，日日增添，不敢论诉，原因是兵事非本职。“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⑧ 又如州县的权力太轻，朝廷在“尽夺藩镇之权”时，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所以“州郡遂日就困弱”＠。一旦外敌侵掠，“至一城则一城创残，至一邑则一邑荡溃”④ 。再如各级官员只知奉行“祖宗家法”，维持现状，不知通融变革，大多以“因循懦默为得计，志士仁人终无以为”⑥ 。
（二）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分科考试，选举人才的制度。唐代科举，设置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唐代中叶以后，进士科日益重要，庶族士大夫竞相趋于此科。由于科举制度曾经助长了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因此一度遭到士族的反对。此后，有些士族因“仕进无他伎”⑧ ，便参加了进士科的考试，于是科举逐渐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材、培养“衣冠户”的主要途径。到宋代，科举制度完全确立，并且日趋完整、严密。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对于士大夫，“家不尚谱碟，身不重乡贯”① ，只要文章、诗赋合格，就可录取。
宋代的科举制度，跟前代的不同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唐代进士及第每次三四十人，最多不过七十人② 。宋太祖时，士大夫还不热衷于出仕做官，朝廷取士也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者几人，多者二百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四十八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③ ，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二百三十人。从宋真宗到宋徽宗，每次平均录取进士四百五十六人。宋徽宗时期，每次平均为六百八十多人。④ 二、大部分科举登第者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一部分为工、商的子弟，几代为官的子弟甚少。北宋中期人苏辙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⑤ 诚然，宋朝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应举做官，但对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⑥ ，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跟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
得仕宦为官”不同。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① 。庐州茶商侯某“家产甚富赡”，其子进士及第，后授真州幕职官② 。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郎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⑧ 。饶州都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管商业，一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④ 。另外，朱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年）《 题名录》 ，载有这一年中榜的三百三十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三十人、宗室二十五人。宋理宗宝拍四年（一二五六年）《登科录》 ，也载有这一年中榜的六百零一名进士，的详细情况。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二十人，祖或父有一代傲官的有一百十三人，祖、父两代做官的有二十三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八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为一百四十四人。此外，还有宗室七十三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都不曾做官的三十三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二十三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三人，曾祖、祖和父三代都做官的十四人。这就是说，在六百零一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四百十七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一百八十四人。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去寒窗苦读，跟庶士竞争高下；只有少数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个别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应举。
兰、不准知举官即考官跟进士结成“恩师”和t ' ( 1 生”一的关系，防止考官培植私人势力。唐代进士都是知举官的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① 。主司和门生之伺、门生和门生之间互相结为朋党。宋太祖即位不久，即建隆三年（九六二年），下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② 这就防止了担任考试官的大臣与进士们结为朋党，从而一洗唐代的故习。四、皇帝亲自监考，防止知举官营私舞弊。唐代武则天曾策、间贡士于洛城殿，历来被当作中国历史上“殿试”的开始。事实上，唐代的制度规定由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武则天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并非在考功郎中考试后再试。所以，元人马脚右认为，武则天策问贡士“盖如后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殷试也。”⑧ 宋太祖乾德六年（九六八年），命中书复试，但尚未另定升躺。开宝六年（九七三年），因知贡举李防询私录取“材质最陋”的同乡武济川一事被发觉，又因落第举人论诉，宋太祖就在讲武殿出题重试。从此，殿试就成为“常式”④ 。开宝八年（九七五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所定合格进士名次，与礼部（省试）不同。从此，开始有殿试与省试之分、状元与省元之别⑥ 。宋太祖殿试举人的目的，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⑧ 的弊病。
五、考卷实行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唐代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族仍能靠特权，在发榜前知道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做手脚。武则天因为吏部选人多不合实，命令应试的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等糊起，暗考以定等第① 。但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而且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② 。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年）, 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承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⑧ ，糊住举人试卷前面的姓名、乡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名单后，开拆弥封，借以革除考官“容私之弊”④ 。咸平二年（九九九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一O 三三年），诸州解试（乡试）也实行弥封制。从此，各级考试在试者纳卷后，普遍密封卷首，或临时截去卷首，将试卷编成千字文号。在实行弥封制后不久，又发觉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⑥ ，所以，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一O 一五年）又设立誉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防止考官识认笔迹⑥ 。试卷弥封、誊录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总算有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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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行“锁院”和“别头试”制度，防止考官舞弊。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五人知贡举，他们认为既然掌握贡举大权，“义在无私”，受命之日，即赴尚书省贡院锁宿，暂不回家，借以杜绝请托① 。从此成为常制②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铺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宋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③ ，因此称为“别头试”。
七、经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者，都立即按照考试成绩等第授官。唐代进士及第，并不立即“解褐入仕”，还要通过吏部考试一关。‘韩愈曾三次应试于吏部，无成，十年仍为“布衣”。也有出身二十年而未能当官的。宋代则一登进士第后，就是“入仕之期”④ ，而且不需很多年，即可“赫然显贵”⑤ 。因此，更能吸引士大夫，使之不惜焚膏继唇，屡次应举，力争侥幸得志。八、对于多次应试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朝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傅人人皆有凯觑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究，。所以，末太祖开宝二年（九六九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凯觑一官，老死不止”。这是“特奏名”法之始。宋真宗景德二年（一00 五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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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泪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① 这是宋朝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科举制度主要在于从各个方面严防贵族、官僚凭借权势培植私人势力和世袭固定官职，并防止少数士大夫参预农民起义。宋代科举制度的实行，使魏晋以来的世族门阀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复燃。
（三）募兵制度
宋代实行募兵制，免除了农民的绝大部分兵役，厢军和禁军又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大部分夫役。
唐代沿袭隋朝实行征兵制，亦即府兵制，进一步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凡百姓年满二十到六于而接受封建国家授予的田亩者，都要应征入府服役，并且自备甲仗、粮食和衣服。精壮的男子充当兵士，长期戍守边境和远征，无法务农；加之，本人虽然免除租调，但其家仍旧“不免征摇”② ，农事不免荒废。这种寓兵于农制度下的军队，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强制性的劳役组织。唐代不少诗人曾经赋诗描写在府兵制下，农民兵役繁重，每遇戍边和出征时，父子、兄弟、夫妇生离死别的悲惨情景。后来，随着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重，大批农民失地逃亡，使兵源大成问题。均田制逐步崩溃，意味着府兵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于是就出现了雇佣性质的募兵制。由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实质是一次兵、农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到宋代最后完成。
( l ｝王抹：《 燕翼贻谋录》 卷一，《 进士特奏》 。② 《 唐会要》 卷七二．《 府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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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将军队分为几种：一为禁军，戍守京城、备征戍，是封建国家的正规军。南宋时，禁军被各屯驻大军所代替，各地的“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变成只供役使而不参加战斗的军队。二为厢军，镇守各州，但很少教阅，“类多给役而已”① 。宋仁宗时，选拔厢军中强壮者教以武艺，免除杂役，称为“教阅厢军”，只发厢军粮响，却作禁军使用。于是出现了教阅厢军和不教阅厢军的区别。宋神宗时，将各路教阅厢军升为“下禁军”, 剩下的不教阅厢军更成为只供役使的兵种。三为乡兵，或征或募，由官府供给衣粮，主要在边区戍守。禁军和厢军绝大部分来自招募，招募的对象有本地百姓、军人子弟、饥民，以及因犯罪而被刺配入厢军服役者② 。禁军和厢军的人数：宋太祖开宝初年（九六八年），共有三十七万人，其中禁军为十九万人。宋太宗至道年间（九九五年到九九七年），六十六万人，其中禁军三十五万人。宋真宗天禧年间（一O 一七年到一O 二一年），九十一万人，其中禁军四十三万人。宋仁宗明道年间（一O 三二年到一O 三三年），一百十六万人，其中禁军六十六万人。③ 宋英宗治平年间（一O 六四年到一O 六七年），一百十八万人，其中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人④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O 六八年到一O 七七年），禁军五十六万八千人、厢军二十二万七千人⑥ 。宋哲宗元枯七年（一O 九二年），禁军五十五万人、厢军三
卜多万人① 。在全国兵士总数中，禁军和厢军的比例约为三比一。宋代的禁军，实质＿J : ．是受封建国家的雇佣以服兵役，有时也被贵族、官员“杂色占破”、（' 8 及事手艺”，被用来提供各种杂役② 。至于厢军，实际上是受雇于封建国家以服杂役。宋仁宗时，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① 当然厢军不可能完全不进行军事训练，但很少进行训练则属事实。厢军的名目颇多，宋神宗熙宁四年（一O 七一年）有二百二十三种，还有临时“因事募人，团立新额”的。诸如榷酩、水陆运送、道路、桥梁、邮传、马监、堤防、堰球④ 、壮城、作院、水磨、窑务、船坊、铸钱、铁匠、木匠、竹匠等⑤ ，都按不同的职务成立专业性的“指挥”。各地官员、将校也经常派厢军服私役，如迎送眷属、护送灵枢归乡⑥ 、织造毛段、打锁等各种“私下杂作”⑦ 。
研究宋代的兵制，应该注意到募兵制所造成的冗兵、冗费以及士兵的生活惨苦和骄横，但是，更应该注意到：一、大批职业士兵“以起军旅”，广大直接生产者则免受“征伐之苦”和“屯戍之苦”，而收“晏然无预征役”⑧ 之利。二、占全国军队总数约三分之一的厢军是一支从事牧业、手工业的专业生产兵，这支军队分担了农民和工匠的大部分夫役。三、募兵制造成的兵、农分离，
是在封建中央集权制下产生的进步的历史现象，它意味着军事劳役的赋税化，是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的一种表现。宋太祖曾赞美自己的养兵之制说：“吾家之事，惟养兵可为百代之利。”① 韩琦说：“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 … 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② 宋代农民和工匠所受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要比唐代繁重，但他们获得了比唐代实行府兵制时期要安定得多的生产环境，这种生产环境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