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化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比马克思大14岁，他青年时期听过黑格尔的课，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起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的出版，使他成了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受到过他的影响。于是，下面两个问题就发生了：一是如何理解并阐释费尔巴哈哲学？二是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正统的阐释者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都存在着误读和偏差，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误读和偏差，他们不仅遮蔽了费尔巴哈的真实思想，也通过被遮蔽的费尔巴哈的思想，进一步遮蔽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先来看正统的阐释者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阐释和定位。在《终结》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35] 毋庸置疑，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在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发展中，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就是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地位。
当然，恩格斯也敏锐地观察到了，由于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与18世纪以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混淆起来，因而他对“唯物主义”这个用语始终是有保留的。然而，恩格斯似乎没有注意到，费尔巴哈不仅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且对整个唯物主义都保持着自己的警惕心。在《论哲学的“开端”》（1841）中，费尔巴哈以轻蔑的口吻写道：“要知道，如果一切都被归结为客体的印象，像冷酷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假定的那样，那么畜类也可以成为物理学家，甚至必须成为物理学家了。”[36] 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关注的只是物的东西，它不仅把世界理解为物的堆积，而且也把每一个富有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理解为物的表现形态。有鉴于此，费尔巴哈以十分明确的口吻指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们整体性和个别性。”[37]
必须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把费尔巴哈哲学简单地定位为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一种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它把人的一切感性情欲都理解并阐释为机械运动。马克思在谈到这种唯物主义时不无遗憾地指出：“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38] 另一种是有人道主义倾向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上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39]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他明确地把费尔巴哈哲学定位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这一定位是富有深意的。对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历史功绩并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而是他的人本学。事实上，我们在前面部分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也正是在《神圣家族》的另一处，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的杰出贡献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读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也就是说，人本学才是费尔巴哈在后黑格尔语境中对哲学的真正贡献。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完全切合费尔巴哈对自己哲学的定位。
早在1825年3月22日致父亲的信中，费尔巴哈已经满怀激情地表示：“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地铭记在心中，它不是医生病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根究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世界的尽头。”[40]在费尔巴哈看来，他关注的并不是在社会生活中担任某个角色或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下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人”。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费尔巴哈写道：“一切关于法律、关于意志、关于自由、关于没有人的、在人以外甚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辨，都是一种没有统一性、没有必然性、没有实体、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茨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41]由此可见，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人”不是一个边缘性的、偶尔出现的概念，而是其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费尔巴哈之所以反复重申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其原因也在这里。当然，费尔巴哈没有把人本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局限在单纯的哲学思考的范围内，他把神学也纳入到人本学的范围内：“新哲学完全地、绝对地，无矛盾地将神学溶化为人本学，因为新哲学不仅像旧哲学那样将神学溶化于理性中，而且将它溶化于心情之中，简言之，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42]
尽管费尔巴哈由于诉诸直观而撇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后来遭到了马克思的深入批判，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人本学方面，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遮蔽起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要从唯物主义角度去定位费尔巴哈哲学，也不应该忽略他的唯物主义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事实上，正统的阐释者们一旦对费尔巴哈哲学做出简单的、片面的定位，也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正确理解和定位。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正统的阐释者们是如何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进行阐释和定位的。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定位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其一，把费尔巴哈理解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换言之，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在《终结》的序言中，恩格斯这样写道：“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43]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中间环节”说。他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时代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44] 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暗示我们，他和马克思过去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的，后来又同它脱离了，而这一脱离的关键是由于他们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既然他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曾受惠于费尔巴哈，因而“要还一笔信誉债”。事实上，恩格斯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意思，也可以从《终结》正文中的下面一句话——“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45]——得到印证。显然，这里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也就是返回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所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还没有直接点出费尔巴哈的名字，那么，《终结》中的下面这段话就是最明确不过的了。在叙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时，恩格斯写道：“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里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46] 从恩格斯的这段重要的论述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既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而“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可见，马克思必定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脱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既然“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就表明，在马克思思想演化史上必定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究竟是否存在呢？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并不存在。
首先，即使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马克思也决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思想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显露出来，也从恩格斯未见到过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手稿》等论著中显露出来。比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高度评价过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以外还有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47] 然而，数月之后，即在1845年春，马克思就写下了全面分析、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十一条提纲。这充分表明，尽管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没有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与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兴趣。在1860年10月20日致威廉.博林的信中，费尔巴哈在比较自己与黑格尔之间在命运上的巨大差异时写道：“命运没使我登上绝对哲学的讲坛，相反地，把我放逐到连一座教堂都没有的、可怕的、多事的小村子里达二十四年之久，地位卑下孤独寂寞、默默无声……我在柏林做了两年大学生，却在乡村做了二十四年的编外讲师。”[48] 不用说，费尔巴哈的生活是孤独的、封闭的，他的知识结构也是单一的，主要涉及宗教领域。相反，马克思在十七岁时写下的《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就已充满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的关切。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思主要攻读法学和哲学，但他的阅读面非常宽，旁及历史、艺术、宗教、文学、科学等方面。他不但积极参与博士俱乐部的讨论活动，也努力投身于现实斗争。1842－1843年间，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编辑，由于必须对物质利益的事情发表意见，他从1844年开始研读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对生活和知识的广泛兴趣使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即使在他的思想受费尔巴哈影响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见解。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国家和权利的探索，在《手稿》中关于实践、私有制、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对阶级异化、历史目的论和唯物主义史的批判性论述等等，都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视域。有趣的是，恩格斯只是在括号里附带地提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然而，实际情形是，从一开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异。马克思根本不可能返回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才使自己从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序言》（1859）中回顾自己从青年时期以来走过的历程时，没有一个字提到费尔巴哈。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9]在这段回顾中，马克思提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市民社会理论，但完全没有提到费尔巴哈。如果真像恩格斯所说的，在马克思思想的演化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像马克思这样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的人是不可能一字不提的。这也从相反的角度启示我们，费尔巴哈哲学，包括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并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历程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源于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而只能源于马克思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对国民经济学的探讨和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出发的。在《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中，费尔巴哈曾经指出：“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的自然）。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这些自然物，渴望彼岸的幻想的思辨者是踏在脚底的。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50] 显然，费尔巴哈所谈论的自然乃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分离的、被直观的自然。这种抽象的自然正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这样的自然根本就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1] 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究竟怎样的自然界才有可能存在呢？在《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52] 这就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来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早在《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53] 这就启示我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来自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
再次，从内涵上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提纲》第一条就明确地表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4]简言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直观为基本特征的，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而后一种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奠基于前一种唯物主义之上，因为它们在内涵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也就是说，只有抛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才有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视域。
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化
众所周知，费尔巴哈比马克思大14岁，他青年时期听过黑格尔的课，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起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1841）的出版，使他成了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受到过他的影响。于是，下面两个问题就发生了：一是如何理解并阐释费尔巴哈哲学？二是如何理解并阐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正统的阐释者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都存在着误读和偏差，而正是由于这样的误读和偏差，他们不仅遮蔽了费尔巴哈的真实思想，也通过被遮蔽的费尔巴哈的思想，进一步遮蔽了马克思的思想。
我们先来看正统的阐释者们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阐释和定位。在《终结》中，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35] 毋庸置疑，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在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发展中，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就是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地位。
当然，恩格斯也敏锐地观察到了，由于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这个概念与18世纪以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混淆起来，因而他对“唯物主义”这个用语始终是有保留的。然而，恩格斯似乎没有注意到，费尔巴哈不仅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且对整个唯物主义都保持着自己的警惕心。在《论哲学的“开端”》（1841）中，费尔巴哈以轻蔑的口吻写道：“要知道，如果一切都被归结为客体的印象，像冷酷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假定的那样，那么畜类也可以成为物理学家，甚至必须成为物理学家了。”[36] 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关注的只是物的东西，它不仅把世界理解为物的堆积，而且也把每一个富有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理解为物的表现形态。有鉴于此，费尔巴哈以十分明确的口吻指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因为只有这个观点给予我们整体性和个别性。”[37]
必须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把费尔巴哈哲学简单地定位为唯物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一种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它把人的一切感性情欲都理解并阐释为机械运动。马克思在谈到这种唯物主义时不无遗憾地指出：“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38] 另一种是有人道主义倾向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上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39]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他明确地把费尔巴哈哲学定位为“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这一定位是富有深意的。对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历史功绩并不是他的唯物主义，而是他的人本学。事实上，我们在前面部分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也正是在《神圣家族》的另一处，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的杰出贡献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解读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也就是说，人本学才是费尔巴哈在后黑格尔语境中对哲学的真正贡献。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完全切合费尔巴哈对自己哲学的定位。
早在1825年3月22日致父亲的信中，费尔巴哈已经满怀激情地表示：“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地铭记在心中，它不是医生病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根究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世界的尽头。”[40]在费尔巴哈看来，他关注的并不是在社会生活中担任某个角色或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下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的人”。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2）中，费尔巴哈写道：“一切关于法律、关于意志、关于自由、关于没有人的、在人以外甚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辨，都是一种没有统一性、没有必然性、没有实体、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茨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41]由此可见，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人”不是一个边缘性的、偶尔出现的概念，而是其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费尔巴哈之所以反复重申他更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其原因也在这里。当然，费尔巴哈没有把人本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局限在单纯的哲学思考的范围内，他把神学也纳入到人本学的范围内：“新哲学完全地、绝对地，无矛盾地将神学溶化为人本学，因为新哲学不仅像旧哲学那样将神学溶化于理性中，而且将它溶化于心情之中，简言之，溶化于完整的，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42]
尽管费尔巴哈由于诉诸直观而撇开了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他所说的“现实的人”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后来遭到了马克思的深入批判，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人本学方面，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遮蔽起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要从唯物主义角度去定位费尔巴哈哲学，也不应该忽略他的唯物主义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事实上，正统的阐释者们一旦对费尔巴哈哲学做出简单的、片面的定位，也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正确理解和定位。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正统的阐释者们是如何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理论关系进行阐释和定位的。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定位主要是围绕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其一，把费尔巴哈理解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换言之，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在《终结》的序言中，恩格斯这样写道：“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43]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中间环节”说。他还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时代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44] 在这段论述中，恩格斯暗示我们，他和马克思过去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的，后来又同它脱离了，而这一脱离的关键是由于他们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而既然他们长期以来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曾受惠于费尔巴哈，因而“要还一笔信誉债”。事实上，恩格斯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意思，也可以从《终结》正文中的下面一句话——“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45]——得到印证。显然，这里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也就是返回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所说的“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还没有直接点出费尔巴哈的名字，那么，《终结》中的下面这段话就是最明确不过的了。在叙述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时，恩格斯写道：“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里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46] 从恩格斯的这段重要的论述中至少可以引申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既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而“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的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可见，马克思必定是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下脱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既然“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就表明，在马克思思想演化史上必定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究竟是否存在呢？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并不存在。
首先，即使是在短暂的时间里，马克思也决不可能成为“费尔巴哈派”。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思想受到过费尔巴哈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显露出来，也从恩格斯未见到过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手稿》等论著中显露出来。比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高度评价过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以外还有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47] 然而，数月之后，即在1845年春，马克思就写下了全面分析、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十一条提纲。这充分表明，尽管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没有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成为“费尔巴哈派”。因为与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生活兴趣。在1860年10月20日致威廉.博林的信中，费尔巴哈在比较自己与黑格尔之间在命运上的巨大差异时写道：“命运没使我登上绝对哲学的讲坛，相反地，把我放逐到连一座教堂都没有的、可怕的、多事的小村子里达二十四年之久，地位卑下孤独寂寞、默默无声……我在柏林做了两年大学生，却在乡村做了二十四年的编外讲师。”[48] 不用说，费尔巴哈的生活是孤独的、封闭的，他的知识结构也是单一的，主要涉及宗教领域。相反，马克思在十七岁时写下的《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就已充满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的关切。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思主要攻读法学和哲学，但他的阅读面非常宽，旁及历史、艺术、宗教、文学、科学等方面。他不但积极参与博士俱乐部的讨论活动，也努力投身于现实斗争。1842－1843年间，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编辑，由于必须对物质利益的事情发表意见，他从1844年开始研读国民经济学。马克思对生活和知识的广泛兴趣使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即使在他的思想受费尔巴哈影响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见解。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国家和权利的探索，在《手稿》中关于实践、私有制、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对阶级异化、历史目的论和唯物主义史的批判性论述等等，都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理论视域。有趣的是，恩格斯只是在括号里附带地提到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然而，实际情形是，从一开始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思想差异。马克思根本不可能返回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才使自己从黑格尔哲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序言》（1859）中回顾自己从青年时期以来走过的历程时，没有一个字提到费尔巴哈。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9]在这段回顾中，马克思提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市民社会理论，但完全没有提到费尔巴哈。如果真像恩格斯所说的，在马克思思想的演化中存在着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像马克思这样具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的人是不可能一字不提的。这也从相反的角度启示我们，费尔巴哈哲学，包括他的唯物主义立场并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历程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源于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而只能源于马克思对现实斗争的参与、对国民经济学的探讨和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自然出发的。在《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中，费尔巴哈曾经指出：“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的自然）。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这些自然物，渴望彼岸的幻想的思辨者是踏在脚底的。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50] 显然，费尔巴哈所谈论的自然乃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分离的、被直观的自然。这种抽象的自然正是一般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但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这样的自然根本就是虚幻的、不存在的。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1] 那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究竟怎样的自然界才有可能存在呢？在《手稿》的另一处，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52] 这就表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来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早在《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53] 这就启示我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来自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
再次，从内涵上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提纲》第一条就明确地表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4]简言之，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直观为基本特征的，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是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而后一种唯物主义根本不可能奠基于前一种唯物主义之上，因为它们在内涵上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也就是说，只有抛弃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才有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