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当今世界一些政党在经济发展后失去政权的深层次原因，从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等三个层面讨论了执政党维护群众利益的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 执政党 群众利益 发展 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26年增长了10倍，平均增幅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有人认为随着“蛋糕做大”各种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还有人认为GDP增长可以一俊遮百丑，从而不注重解决改革深入后出现的深层次问题。看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如著名的“亚洲四小龙”、墨西哥、前苏联东欧、菲律宾，从他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谓是政绩不菲，经济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较繁荣的国家或地区，但最后都失去了政权，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起飞后，特别是社会转型期没有正确的维护群众利益。 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阶层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有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利益多样化，还有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利益多样化。每个社会阶层中的群体和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而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赢得人心、使改革和建设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的执政全局。 印度人民党1996年执掌政权，在国内，政府的政策重心向经济倾斜。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印度的软件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率，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又通过“微笑外交”改善了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创造了印度“辉煌”的政党，却在大选中败落了。究其原因是印度成果的真正受益者，不是80％生活在“牛车经济”中的群众，而是占社会少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印度全国有4.1亿绝对贫困人口，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许多人被沦为“发展的牺牲品”。印度国大党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重点攻击人民党政府在农业、失业和反腐败三大问题上的失误，主张大幅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将目光锁定贫困选民，确定自己“面向穷人”的形象，抨击人民党的经济政策是“反农民、反穷人、反民众”，指责人民党是“富人党”，从而赢得大选的胜利。在人口达10亿之众的印度，许多民众的政治素养和经济地位可能有限，但到了大选的关键时刻，没有人可以轻视他们的判断，也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们投票选举的权利。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将最终决定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当前我国的知识精英、官员、富裕经商人员……他们说话的分量、影响力、水平也许远高于一般民众，但广大工人、农民才是这个社会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二、经济发展后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公平主要包含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指公民公平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享有参与活动和竞争的平等机会；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公开和透明，防止特殊集团和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结果公平主要是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差距。机会公平是结果公平的基础，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进入社会转型关键期后，由于执政者应对措施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关注社会公平，重视社会保障，缓和社会矛盾，进入了和谐发展的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应对措施失当，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导致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增多，经济徘徊不前，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执政党被迫纷纷下台。 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要符合社会中多数人认可的公正原则。如果社会贫富悬殊太大，那么这种结果的不公平就会产生失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达71年，在最后一届政府期间，国内生产总值6700亿美元，经济增长率7%，居拉美首位，失业率仅为2%。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地区之间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据统计：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以上财富，世界500个超级富豪中有24个墨西哥人，而贫困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的2000多万增长到4500万，占全国人口的45%，其中赤贫人口达2700万。这种巨大的社会鸿沟使该党被迫于2000年下台。 并非经济发展就可以带来社会的公平。执政党掌握了大量资源，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过程的不公平。表现在执政党及其相关集团和个人通过各种手段占有社会财富，与民争利，使各种不合法、不正当的权益合法化，社会财富不合理的过分集中，党内党外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链，形成了少数集团和个人对大众的剥夺，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削弱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认同感。这个方面世界很多执政党都有惨痛的教训，如菲律宾、印尼、前苏东的执政党都在经济取得发展后失去了政权，他们的共同点是党内腐败现象滋生、金权政治、官商勾结、黑白勾结、以权谋私，派系斗争，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印度国大党在垮台前早已被认为是“富人党”，党企不分、政商勾结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口实。前苏东是党内裙带关系严重，在社会中形成特权阶层，造成党群关系日益恶化。这严重破坏了起点公平、机遇公平、过程公平，在不公平的状况下，也会影响效率。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较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到2004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0.458。我国目前城乡实际差距大约在5―6倍，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倍。区域差距大，全国银行个人储蓄中，80%的存款为最富的20%家庭所拥有，在老的贫困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出现了“新贫困阶层”。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会产生不公平，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占有公共财产，很容易致富。社会不公反过来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不公已造成失业加重、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分配扭曲、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这些现象主要是过程不公或机会不公造成的。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已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应把工作的重点转移为提供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提高贫穷落后地区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同时及时整合社会，用政策这个杠杆，调节、平衡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下大气力抓好反腐败斗争，营造一个清廉的执政形象，提高向心力和凝聚力。如果对于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从关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经济发展后应使人民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首先，执政党应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从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转变。有些执政党在经济发展后无法确定正确的发展目的，有的提出为了“赶超”、为了“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竞争”；有的提出为了发展而发展，片面追求GDP、钢粮等某几个产品或数据的高速增长；还有的提出为了打牢继续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如苏共长期将“强国”放到首要位置，重增长轻发展，重速度轻效益，没有将“富民”放到优先位置，只顾增长，铺摊子拼速度，和美国搞军备竞赛，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军费开支过重，忽视了农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短缺、缺医少药、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与强大的国力相比极不相称。“国强”与“民弱”、“国富”与“民贫”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从而酿成社会动荡，导致执政党下台。
其次，执政党应把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贯彻富民政策。执政党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既要对群众负责，又要对历史负责，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理想、目标虽然美好，但因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太遥远，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如人民党在经济发展后宣传印度要成为“世界办公室”、“世界经济中心”、“世界工业制造中心”，提出以“良政与和平”为主题的竞选纲领。虽然这些理想非常神圣、美好，口号漂亮，但因现实条件的限制最终都成了画饼，被人民群众看作大话、不着边际的政治宣传。 最后，执政党必须关注民生，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需要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它外化为利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很多层次，按需求层次论较低需要没有满足前较高需要动机不足。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具体的利益构成的，这倾向于具体化、实用化。执政党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着眼于解决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否则就算经济发展再快也会受到人民的抛弃。如印度人民党过分强调发展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但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脱节，新经济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苏共在发展中过分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土地资源丰富，但没有解决农业、食品问题；科技那么发达，没有解决老百姓日用基本生活用品问题，排队、凭票购物等“短缺经济”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政党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兼顾各层面的利益和要求，协调各方关系，重点应该放在人民最关心的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等问题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国目前己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根据国外经验，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凸现期，社会两重性特点突出，处理得当，就会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处理失当，轻则社会动荡，重则失去政权。放宽视野、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大有裨益。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为2007D453。） 【参考文献】 [1]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求是杂志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 [3] 王家瑞：借鉴世界经验提高执政能力[J].中国共产党（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5（3）. （责任编辑：郭亚娟）
【摘要】本文分析了当今世界一些政党在经济发展后失去政权的深层次原因，从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等三个层面讨论了执政党维护群众利益的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 执政党 群众利益 发展 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26年增长了10倍，平均增幅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有人认为随着“蛋糕做大”各种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还有人认为GDP增长可以一俊遮百丑，从而不注重解决改革深入后出现的深层次问题。看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如著名的“亚洲四小龙”、墨西哥、前苏联东欧、菲律宾，从他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谓是政绩不菲，经济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较繁荣的国家或地区，但最后都失去了政权，造成此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起飞后，特别是社会转型期没有正确的维护群众利益。 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带来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利益阶层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有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利益多样化，还有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利益多样化。每个社会阶层中的群体和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而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和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赢得人心、使改革和建设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的执政全局。 印度人民党1996年执掌政权，在国内，政府的政策重心向经济倾斜。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印度的软件每年以50％左右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7％左右的增长率，外汇储备超过1000亿美元，又通过“微笑外交”改善了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创造了印度“辉煌”的政党，却在大选中败落了。究其原因是印度成果的真正受益者，不是80％生活在“牛车经济”中的群众，而是占社会少数人口的中产阶级。印度全国有4.1亿绝对贫困人口，失业率的居高不下，使许多人被沦为“发展的牺牲品”。印度国大党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重点攻击人民党政府在农业、失业和反腐败三大问题上的失误，主张大幅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将目光锁定贫困选民，确定自己“面向穷人”的形象，抨击人民党的经济政策是“反农民、反穷人、反民众”，指责人民党是“富人党”，从而赢得大选的胜利。在人口达10亿之众的印度，许多民众的政治素养和经济地位可能有限，但到了大选的关键时刻，没有人可以轻视他们的判断，也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们投票选举的权利。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将最终决定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当前我国的知识精英、官员、富裕经商人员……他们说话的分量、影响力、水平也许远高于一般民众，但广大工人、农民才是这个社会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二、经济发展后应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公平主要包含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指公民公平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享有参与活动和竞争的平等机会；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过程公开和透明，防止特殊集团和个人谋取特殊利益。结果公平主要是人人共享发展的成果，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差距。机会公平是结果公平的基础，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进入社会转型关键期后，由于执政者应对措施不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关注社会公平，重视社会保障，缓和社会矛盾，进入了和谐发展的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应对措施失当，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导致两极分化严重，贫困人口增多，经济徘徊不前，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执政党被迫纷纷下台。 社会财富分配的原则要符合社会中多数人认可的公正原则。如果社会贫富悬殊太大，那么这种结果的不公平就会产生失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达71年，在最后一届政府期间，国内生产总值6700亿美元，经济增长率7%，居拉美首位，失业率仅为2%。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地区之间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据统计：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以上财富，世界500个超级富豪中有24个墨西哥人，而贫困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的2000多万增长到4500万，占全国人口的45%，其中赤贫人口达2700万。这种巨大的社会鸿沟使该党被迫于2000年下台。 并非经济发展就可以带来社会的公平。执政党掌握了大量资源，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过程的不公平。表现在执政党及其相关集团和个人通过各种手段占有社会财富，与民争利，使各种不合法、不正当的权益合法化，社会财富不合理的过分集中，党内党外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链，形成了少数集团和个人对大众的剥夺，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削弱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认同感。这个方面世界很多执政党都有惨痛的教训，如菲律宾、印尼、前苏东的执政党都在经济取得发展后失去了政权，他们的共同点是党内腐败现象滋生、金权政治、官商勾结、黑白勾结、以权谋私，派系斗争，引起民众普遍不满。印度国大党在垮台前早已被认为是“富人党”，党企不分、政商勾结成为反对党攻击的口实。前苏东是党内裙带关系严重，在社会中形成特权阶层，造成党群关系日益恶化。这严重破坏了起点公平、机遇公平、过程公平，在不公平的状况下，也会影响效率。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较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28到2004年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0.458。我国目前城乡实际差距大约在5―6倍，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倍。区域差距大，全国银行个人储蓄中，80%的存款为最富的20%家庭所拥有，在老的贫困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同时出现了“新贫困阶层”。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会产生不公平，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占有公共财产，很容易致富。社会不公反过来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不公已造成失业加重、群体上访、社会治安恶化、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分配扭曲、贫富分化的直接后果，这些现象主要是过程不公或机会不公造成的。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人民生活已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应把工作的重点转移为提供一个公平、宽松的环境，提高贫穷落后地区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同时及时整合社会，用政策这个杠杆，调节、平衡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下大气力抓好反腐败斗争，营造一个清廉的执政形象，提高向心力和凝聚力。如果对于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从关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那么就会妨碍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三、经济发展后应使人民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首先，执政党应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从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向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转变。有些执政党在经济发展后无法确定正确的发展目的，有的提出为了“赶超”、为了“两种制度、两个阶级的竞争”；有的提出为了发展而发展，片面追求GDP、钢粮等某几个产品或数据的高速增长；还有的提出为了打牢继续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如苏共长期将“强国”放到首要位置，重增长轻发展，重速度轻效益，没有将“富民”放到优先位置，只顾增长，铺摊子拼速度，和美国搞军备竞赛，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军费开支过重，忽视了农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短缺、缺医少药、生活服务设施不完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与强大的国力相比极不相称。“国强”与“民弱”、“国富”与“民贫”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从而酿成社会动荡，导致执政党下台。
其次，执政党应把群众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贯彻富民政策。执政党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既要对群众负责，又要对历史负责，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理想、目标虽然美好，但因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太遥远，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如人民党在经济发展后宣传印度要成为“世界办公室”、“世界经济中心”、“世界工业制造中心”，提出以“良政与和平”为主题的竞选纲领。虽然这些理想非常神圣、美好，口号漂亮，但因现实条件的限制最终都成了画饼，被人民群众看作大话、不着边际的政治宣传。 最后，执政党必须关注民生，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需要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它外化为利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可以分为很多层次，按需求层次论较低需要没有满足前较高需要动机不足。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由具体的利益构成的，这倾向于具体化、实用化。执政党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着眼于解决群众最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否则就算经济发展再快也会受到人民的抛弃。如印度人民党过分强调发展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但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脱节，新经济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苏共在发展中过分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土地资源丰富，但没有解决农业、食品问题；科技那么发达，没有解决老百姓日用基本生活用品问题，排队、凭票购物等“短缺经济”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政党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兼顾各层面的利益和要求，协调各方关系，重点应该放在人民最关心的社会福利、增加就业、生态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等问题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国目前己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根据国外经验，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凸现期，社会两重性特点突出，处理得当，就会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处理失当，轻则社会动荡，重则失去政权。放宽视野、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大有裨益。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为2007D453。） 【参考文献】 [1]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 求是杂志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 [3] 王家瑞：借鉴世界经验提高执政能力[J].中国共产党（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5（3）. （责任编辑：郭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