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公民道德教育的区别与启示
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从官场的腐败，到包二奶、破处门、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假药、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染色米、瘦肉精……一时间，谴责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道德崩溃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具讽刺意味的是，2012年第一期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为何当局和中国民众的感受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究竟怎样。
在谈中国的道德社会现象之前，我们先需要对什么是道德，还有与道德相关的伦理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道德是任何人类社会进入哪怕是早期的文明就已经具备的一些社会性的特点，它指的是一些约束人的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靠单纯的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明显的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但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有很多情况下是在合法的边界内活动。那么在合法的边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一个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换句话讲，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后并不违法，但是却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事。那么，按照道德的概念，就是一个社会它会有很多共同认知的标准，„是‟和„非‟都是通过人类的社会的群体共同慢慢形成的。与此相关的就是伦理，伦理指的是对人们日常行为当中，一些行为准则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在一些专门行当里头，比方讲对教师、医生、法官、会计师都有它的所谓责任人。当然对官员本来也应该有责任人，在中国没有了，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但是，在任何社会这些道德、伦理它都是存在的，而且对调节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哪怕是一个原始社会，哪怕文字还没有充分形成之前，那个时候人类就开始形成初步的道德。比方讲，原始社会打猎或者采集来的食物，它是不能够由采集的人自己一个人独吞的，必须要交到集体，然后要集体来分，特别是要照顾到老、幼，还有妇女。那么象这样的是非和行为准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如果没有了道德伦理，人的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就是会变成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么，之所以今天的中国突然来谈道德的问题，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道德已经瓦解了。正因为道德瓦解了，所以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开始宣传，说中国的道德问题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它希望能把真相掩盖起来。但是，道德瓦解这样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现象，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通过他自己的日常观察就能看到的。比方讲，首先，官员的道德已经瓦解了，就是„为官不贪‟这么一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在中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无官不贪。今天要找到不贪污的官员几乎是极为困难的。侵占公共财产，侵占公用资源满足私利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普遍的。比方讲今天中国很有名的所谓“三公消费”，就是公费吃喝、公费旅游、私开公车，这些行为都是消耗公共资源的。当然是官员的道德里头不允许的。中国政府表面上也说不应该，但是我们看到每年的“三公消费”要占到上万亿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官员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一群率先在破坏公共道德的一个群体。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师德、医德这些职业伦理也遭到破坏了，甚至从小学里就出现了老师从学生头上收取不当费用，或者叫揩油。比方讲，小学老师强迫学生购买某种教材他从中拿回扣，甚至强迫学生购买校服从中拿回扣。还有很多学校老师是白吃学生交的伙
食费。就是说，学校办食堂为学生提供伙食，但是老师不交钱，从中白吃，吃的还比学生好。这样的小事还不算，那么更大一点的，比方讲，在城市里面要想上一所好学校送礼，那么这个时候学校的名额本身成了行贿的对象。更进一步恶劣的就是，在大学里还出现了教授和女学生之间的种种不伦关系。这些事情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人人在做了。
那么在医德方面也是一样，现在医生通过各种办法高额收费，进手术房开刀之前必须要送红包，这个在中国也是人所共知的惯例，不然病人都不敢放心医生的刀下会不会出毛病。
在进一步看，在社会层面上，中国现在黄色产业泛滥，性道德已经完全瓦解了，现在中国在县以上的城市没有哪一个城市没有黄色产业的。嫖娼在中国现在已经合法化了，而且甚至很多农村家庭把女儿送去当妓女，然后从中赚钱。另外二奶流行，当二奶在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贬义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中性的词，甚至在有些女士当中成了荣耀。在大学里头，比方讲到了周末，一些有漂亮女生的大学，就会有大批的豪华轿车去接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学校的女生在利用业余时间充当二奶。而这些女生并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很多人甚至在炫耀谁的情人的车好，谁的情人给的钱多，谁的情人地位高。那么同样在官场上也是，官员们经常在攀比谁有多少个情人。以至于最近有一个新闻披露，有一个官员一共有48个情人，买了48套房子，一个情人送一套。这是性道德堕落、混乱和瓦解。
在其它的社会层面，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例子，比方讲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互相帮助了，而变成了互相怀疑。这种互相怀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中国古人讲，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见到陌生人有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匡扶正义的地方，路过的人应该挺身而出。现在的中国是正好相反。看到有人遇到麻烦了缩身而退尽可能躲的远远的，生怕沾包。所以以至于出现了广东的所谓小悦悦事件。一个小孩被汽车轧伤了，不但司机扬长而去，而且后面过来的司机接二连三再轧，象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个别人了，因为仅仅在小悦悦事件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串司机做了同样的事情。药家鑫案件就是个例子，就是开车撞了人，他干脆掏出刀来把人杀了。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如果看社会道德，几乎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哪一样道德还是正常的。或者说哪一件事情上的是非标准还和中国几千年文明留下来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一致。比方讲尊师，现在大家对老师，对教授已经有另外一个词了，就是叫„吼叫的野兽‟。专家，把专门的专换成了砖头的砖。这都是大家对所谓的 社会道德败坏之后，这些在社会上本来被视为道德遵守者的这些人不满的种种表现。
我国在漫长的君主专制时代和臣民社会里，没有产生过公民观念。直到20世纪初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现代共和国的过程中，公民观念才开始从西方传入我国。清政府被推翻，君主制度被废除，意味着我们永远摆脱了臣民的身份，但是，数千年的臣民文化却不像政权更迭那样容易被新的公民文化所代替。1949年新中国成立，确立了共和制度，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在我国，公民法律上权利的获得超前于公民意识的形成，所以，虽然在法律上我们国家是共和国，每个国民都是公民，但很少有公民具备现代的公民意识，结果是我们虽有公民身份，却名不副实。此后经过一次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公民权利横遭践踏，共和国的真实含义也被人淡忘了。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意识重获生机。但是由于专制传统悠久，民主意识淡薄，市场经济不完善等原因，我们国家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观念上，都留有严重的臣民社会的痕迹。我们一般人
的政治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臣民意识与现代的公民意识的混合体，甚至经常经臣民意识解释为公民意识，或以臣民意识混淆和冒充公民意识。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真正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培育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需要是公民具有真正的公民意识，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公民政治人格的特征即独立、自治、自尊、平等。1
不约而同的将立宪变革的失败以至整个民族停滞、国家羸弱的根源归结为民智低下和民质、民性的怠惰。特别是糜集日本的新兴知识阶层，较普遍接触、
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论自由》一文明确指出：“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民”运动发端于1901—1902年之际。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1901年11月至1902年2月，起着运动旗帜的梁启超连续发表了系统阐述新民思想的著述以及《新民丛报》的创刊。维新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意识到立宪改良之所以失败于中国民智基础的薄弱息息相关，他指出“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然后能行之”。其1902年2月年于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同时在创刊号发表新民说，以主权在民、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观为内容，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自己的新民学说和新民运动的纲领。2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追随立宪和共和的西方政治体系的诉求中，特别是在20世纪之初爆发并持续展开的“新民”运动中，迅速认同基本等同于“公民”意义的“国民”等范畴的（戊戌变法以前中文著述中已偶有提及“国民”的概念，但广泛使用则是戊戌政变失败以后兴起的“新民”运动中，也有少数学者则直接使用了“公民”概念，如康有为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
香港当局采取强化殖民地宗主国的意识、抑制地方政府认同的政策。指出“国小”生活伦理学科侧重于实施生活规范，以基本道德为中心，做堂堂正正的好公民；“国中”公民与道德学科则以实施伦理、民主、科学为中心的公民教育，养成进德修业的德、智、体、群、美五育好公民；高中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培养学生具有正确国家民族观念及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主要概念、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成为现代社会的健全公民。（文化上，把中国的语言、艺术、宗教和学术渗透到不同学科，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个人的、社会的和人文教育学习领域方面的“核心学习因素”。在语言上推广普通话，扩大中文作为教学用语学校的数量。政治上，国家的象征和仪式作为主权的标志引入了学校。
为了保证党化教育的实施，各级各类学校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同时军训成为了党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在精神上控制青少年的最重要的手段，有着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压抑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这种教育很有可能造成前民主德国的公民认同的分裂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教育成为发达国家政治哲学和教育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以美国的“个人主义教育”，英国的“情感教育”，法国的“教授公民资格教育”，德国的“祖国知识和认同感教育”，日本的“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等为代表
作为我国邻邦的韩国新加坡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
先例。
公民教育内涵丰富，要求复杂，需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培养，面对这样的任务，学校必然会选择课程——学校教育最核心的途径加以承担。目前各国都有正式的公民教育课程。美国于1860年设立了公民科，法国于1883年也开始了专门的公民课程，德国于1900年左右在课程中实施公民教育。其他西方国家也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公民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之中。公民教育课程化形式也主要分为三种，即设置独立的分科公民教育课程、开设综合的公民教育课程和进行渗透式的公民教育。据英国教育学家大卫·科尔等人对各国公民教育课程实施的比较研究来看，当代公民教育课程化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各国都在正式课程中设立了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课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并且往往涉及多种学科，公民教育课程涉及如此多的学科及名称，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教育的宽泛和复杂，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课程传统；第二，绝大多数国家在中小学阶段采用综合课程的形式进行公民教育，强调整体的学习观；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国家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加，课时也不断延长；第四，在大多数的国家，公民教育的范围比正式课程要广泛，不但包括常规课程，还包括潜在课程、课外活动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经营；第五，当前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已成为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根据实际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改进，不断完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
法国的公民教育，法国1881年的《费里法案》就规定实施十年的义务教育，废除宗教课，开始公民道德教育课，开创了公民教育之先河。最早开设了“公民训导课”为内容的公民教育，让学生对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常识和社会公德及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有初步认识的同时，并通过具体事例让儿童熟悉与之相关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当时正值普法战争失败，所以公民教育的重点是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随着民主运动的开展，公民的权利得到重视，开始在中学设公民道德教育课，后更名为“公民生活实践启蒙”。20世纪40年代，为了反法西斯，拯救法国，中小学普遍设立“公民爱国教育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行教育改革，仍然重视公民义务教育，强调培养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的人。20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实行新的教育改革，突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等方面的教育，形成了以民主权利与公民义务责任相结合的教育，并强调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性”，即不受政治派别与宗教派别的控制，课程为公民道德教育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教育界开始审视以往的公民教育，重申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以“人权”为核心，遵循《1789年的公民人权宣言》和《1948年的普通人权宣言》，突出公民权利，提出从小就对青少年开始有关民主权利的公民启蒙教育，同时强调人格教育，以培养青少年的法国人精神。
1985年，法国确立了“培养学生的集体利益意识，尊重法律意识，爱国意识”的目标；1994年，法国教育改革将“公民资格教育”定为学校机制的核心。在此之后，法国校园内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层层加码、愈演愈烈，历任法国教育部长均表示要在校园内重建权威、重施惩罚。 最具代表性的法国高官讲话，当属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的《致教育者的一封信》。他在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儿童个性成为教育的中心，而非知识是教育的中心”，然而过于强调个性，“容易走向另一极端”，而曾经那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其实“有其伟大
之处”。在萨科齐看来，正是由于过于强调个性、尊重“自然”，法国教师和家长的权威受到动摇，以至于法国青少年“学业失败降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他特别谈到了“尊重”的意义，指出“教育便是产生尊重”、“尊重应当成为全部教育的基础”。
近年来，法国校园内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系——
在小学低年级，“公民教育”的基本概念主要通过语文课普及，内容包括适应集体规则、与同伴和成人对话、学会与他人合作、等等。自小学三年级起，“公民教育课”正式设置，其基本目标是引导学生融入集体生活，思考生活并提出具体问题，意识到个人自由、社会约束和价值分享的相互关系。
初中的公民教育更进一步，基本内容为人与公民权利教育、个人与集体责任教育和判断力教育。其中，初中一年级讲解人的权利和义务，二、三年级教授平等、团结、自由、安全和公正等民主社会价值观，四年级则主要教学生认识法国公民身份的范畴。
高中的“公民、法制与社会教育”课程进一步分析公民身份概念，其中一年级的重点是“以公民身份在社会中生活”，二年级是“制度与公民身份的实践”，三年级则是“当代世界变革中的公民身份”。与初中不同的是，高中的公民道德教育以课堂辩论为主要的教学方法。 而在今年的教育新政中，道德与公民教育被规定为必修课，将在法国的小学、初中、高中设置300小时的课程。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瓦洛·贝勒卡西姆称，此举是为了法国青少年熟知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以更好地对抗各种形式的歧视、暴力与宗教激进主义，成长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据坊间评论，法国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恐怕与今年年初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事件”息息相关：在法国为《查理周刊》遇害者举行的公开纪念活动上，一些学生竟然拒绝默哀，甚至表达出对暴力行为的理解；这让法国人担心，他们的共和国价值观是否足够深入人心。 不难预料的是，历来强调世俗化的法国公民道德教育，在未来还将继续受到宗教势力的冲击。1989年“面纱事件”的轩然大波余音犹在，2004年通过的法律——“在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禁止学生公然佩带宗教标志”——依然备受质疑。在伊斯兰人口不断增长的当下法国，尊重信仰与教育世俗化这两种社会舆论将愈加针锋相对。
中法公民道德教育的区别与启示
过去一年，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从官场的腐败，到包二奶、破处门、毒奶粉、地沟油、染色馒头、假药、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染色米、瘦肉精……一时间，谴责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道德崩溃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具讽刺意味的是，2012年第一期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在总体上获得巨大发展进步”。为何当局和中国民众的感受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究竟怎样。
在谈中国的道德社会现象之前，我们先需要对什么是道德，还有与道德相关的伦理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道德是任何人类社会进入哪怕是早期的文明就已经具备的一些社会性的特点，它指的是一些约束人的行为的、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因为任何社会都不能靠单纯的法律来约束人的所有行为，因为法律只能惩罚那些明显的违反刑法或者民法的行为。但是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有很多情况下是在合法的边界内活动。那么在合法的边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一个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换句话讲，有很多事可能是做了以后并不违法，但是却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事。那么，按照道德的概念，就是一个社会它会有很多共同认知的标准，„是‟和„非‟都是通过人类的社会的群体共同慢慢形成的。与此相关的就是伦理，伦理指的是对人们日常行为当中，一些行为准则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在一些专门行当里头，比方讲对教师、医生、法官、会计师都有它的所谓责任人。当然对官员本来也应该有责任人，在中国没有了，这个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但是，在任何社会这些道德、伦理它都是存在的，而且对调节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哪怕是一个原始社会，哪怕文字还没有充分形成之前，那个时候人类就开始形成初步的道德。比方讲，原始社会打猎或者采集来的食物，它是不能够由采集的人自己一个人独吞的，必须要交到集体，然后要集体来分，特别是要照顾到老、幼，还有妇女。那么象这样的是非和行为准则是区分人和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如果没有了道德伦理，人的活动就会慢慢动物化。就是会变成不再关心是非，而只是一味满足自己的需要。
那么，之所以今天的中国突然来谈道德的问题，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道德已经瓦解了。正因为道德瓦解了，所以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开始宣传，说中国的道德问题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它希望能把真相掩盖起来。但是，道德瓦解这样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现象，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通过他自己的日常观察就能看到的。比方讲，首先，官员的道德已经瓦解了，就是„为官不贪‟这么一个基本的是非标准在中国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无官不贪。今天要找到不贪污的官员几乎是极为困难的。侵占公共财产，侵占公用资源满足私利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普遍的。比方讲今天中国很有名的所谓“三公消费”，就是公费吃喝、公费旅游、私开公车，这些行为都是消耗公共资源的。当然是官员的道德里头不允许的。中国政府表面上也说不应该，但是我们看到每年的“三公消费”要占到上万亿甚至更多。也就是说，官员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是一群率先在破坏公共道德的一个群体。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传统社会的所谓师德、医德这些职业伦理也遭到破坏了，甚至从小学里就出现了老师从学生头上收取不当费用，或者叫揩油。比方讲，小学老师强迫学生购买某种教材他从中拿回扣，甚至强迫学生购买校服从中拿回扣。还有很多学校老师是白吃学生交的伙
食费。就是说，学校办食堂为学生提供伙食，但是老师不交钱，从中白吃，吃的还比学生好。这样的小事还不算，那么更大一点的，比方讲，在城市里面要想上一所好学校送礼，那么这个时候学校的名额本身成了行贿的对象。更进一步恶劣的就是，在大学里还出现了教授和女学生之间的种种不伦关系。这些事情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见怪不怪，人人在做了。
那么在医德方面也是一样，现在医生通过各种办法高额收费，进手术房开刀之前必须要送红包，这个在中国也是人所共知的惯例，不然病人都不敢放心医生的刀下会不会出毛病。
在进一步看，在社会层面上，中国现在黄色产业泛滥，性道德已经完全瓦解了，现在中国在县以上的城市没有哪一个城市没有黄色产业的。嫖娼在中国现在已经合法化了，而且甚至很多农村家庭把女儿送去当妓女，然后从中赚钱。另外二奶流行，当二奶在中国现在已经不是贬义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中性的词，甚至在有些女士当中成了荣耀。在大学里头，比方讲到了周末，一些有漂亮女生的大学，就会有大批的豪华轿车去接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学校的女生在利用业余时间充当二奶。而这些女生并不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很多人甚至在炫耀谁的情人的车好，谁的情人给的钱多，谁的情人地位高。那么同样在官场上也是，官员们经常在攀比谁有多少个情人。以至于最近有一个新闻披露，有一个官员一共有48个情人，买了48套房子，一个情人送一套。这是性道德堕落、混乱和瓦解。
在其它的社会层面，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例子，比方讲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互相帮助了，而变成了互相怀疑。这种互相怀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中国古人讲，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见到陌生人有需要帮助或者需要匡扶正义的地方，路过的人应该挺身而出。现在的中国是正好相反。看到有人遇到麻烦了缩身而退尽可能躲的远远的，生怕沾包。所以以至于出现了广东的所谓小悦悦事件。一个小孩被汽车轧伤了，不但司机扬长而去，而且后面过来的司机接二连三再轧，象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个别人了，因为仅仅在小悦悦事件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串司机做了同样的事情。药家鑫案件就是个例子，就是开车撞了人，他干脆掏出刀来把人杀了。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如果看社会道德，几乎可以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哪一样道德还是正常的。或者说哪一件事情上的是非标准还和中国几千年文明留下来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一致。比方讲尊师，现在大家对老师，对教授已经有另外一个词了，就是叫„吼叫的野兽‟。专家，把专门的专换成了砖头的砖。这都是大家对所谓的 社会道德败坏之后，这些在社会上本来被视为道德遵守者的这些人不满的种种表现。
我国在漫长的君主专制时代和臣民社会里，没有产生过公民观念。直到20世纪初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现代共和国的过程中，公民观念才开始从西方传入我国。清政府被推翻，君主制度被废除，意味着我们永远摆脱了臣民的身份，但是，数千年的臣民文化却不像政权更迭那样容易被新的公民文化所代替。1949年新中国成立，确立了共和制度，从而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在我国，公民法律上权利的获得超前于公民意识的形成，所以，虽然在法律上我们国家是共和国，每个国民都是公民，但很少有公民具备现代的公民意识，结果是我们虽有公民身份，却名不副实。此后经过一次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公民权利横遭践踏，共和国的真实含义也被人淡忘了。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意识重获生机。但是由于专制传统悠久，民主意识淡薄，市场经济不完善等原因，我们国家无论在制度上还是观念上，都留有严重的臣民社会的痕迹。我们一般人
的政治观念，仍然是传统的臣民意识与现代的公民意识的混合体，甚至经常经臣民意识解释为公民意识，或以臣民意识混淆和冒充公民意识。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真正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培育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需要是公民具有真正的公民意识，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公民政治人格的特征即独立、自治、自尊、平等。1
不约而同的将立宪变革的失败以至整个民族停滞、国家羸弱的根源归结为民智低下和民质、民性的怠惰。特别是糜集日本的新兴知识阶层，较普遍接触、
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论自由》一文明确指出：“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
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历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民”运动发端于1901—1902年之际。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1901年11月至1902年2月，起着运动旗帜的梁启超连续发表了系统阐述新民思想的著述以及《新民丛报》的创刊。维新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意识到立宪改良之所以失败于中国民智基础的薄弱息息相关，他指出“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然后能行之”。其1902年2月年于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同时在创刊号发表新民说，以主权在民、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观为内容，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自己的新民学说和新民运动的纲领。2
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追随立宪和共和的西方政治体系的诉求中，特别是在20世纪之初爆发并持续展开的“新民”运动中，迅速认同基本等同于“公民”意义的“国民”等范畴的（戊戌变法以前中文著述中已偶有提及“国民”的概念，但广泛使用则是戊戌政变失败以后兴起的“新民”运动中，也有少数学者则直接使用了“公民”概念，如康有为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
香港当局采取强化殖民地宗主国的意识、抑制地方政府认同的政策。指出“国小”生活伦理学科侧重于实施生活规范，以基本道德为中心，做堂堂正正的好公民；“国中”公民与道德学科则以实施伦理、民主、科学为中心的公民教育，养成进德修业的德、智、体、群、美五育好公民；高中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主导，培养学生具有正确国家民族观念及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主要概念、价值观、态度与行为，成为现代社会的健全公民。（文化上，把中国的语言、艺术、宗教和学术渗透到不同学科，把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个人的、社会的和人文教育学习领域方面的“核心学习因素”。在语言上推广普通话，扩大中文作为教学用语学校的数量。政治上，国家的象征和仪式作为主权的标志引入了学校。
为了保证党化教育的实施，各级各类学校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同时军训成为了党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在精神上控制青少年的最重要的手段，有着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压抑了青少年的个性发展和身心健康。这种教育很有可能造成前民主德国的公民认同的分裂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教育成为发达国家政治哲学和教育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以美国的“个人主义教育”，英国的“情感教育”，法国的“教授公民资格教育”，德国的“祖国知识和认同感教育”，日本的“忠君爱国思想教育”等为代表
作为我国邻邦的韩国新加坡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
先例。
公民教育内涵丰富，要求复杂，需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培养，面对这样的任务，学校必然会选择课程——学校教育最核心的途径加以承担。目前各国都有正式的公民教育课程。美国于1860年设立了公民科，法国于1883年也开始了专门的公民课程，德国于1900年左右在课程中实施公民教育。其他西方国家也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公民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之中。公民教育课程化形式也主要分为三种，即设置独立的分科公民教育课程、开设综合的公民教育课程和进行渗透式的公民教育。据英国教育学家大卫·科尔等人对各国公民教育课程实施的比较研究来看，当代公民教育课程化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各国都在正式课程中设立了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课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并且往往涉及多种学科，公民教育课程涉及如此多的学科及名称，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教育的宽泛和复杂，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课程传统；第二，绝大多数国家在中小学阶段采用综合课程的形式进行公民教育，强调整体的学习观；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国家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增加，课时也不断延长；第四，在大多数的国家，公民教育的范围比正式课程要广泛，不但包括常规课程，还包括潜在课程、课外活动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经营；第五，当前公民教育课程的改革已成为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根据实际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和改进，不断完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
法国的公民教育，法国1881年的《费里法案》就规定实施十年的义务教育，废除宗教课，开始公民道德教育课，开创了公民教育之先河。最早开设了“公民训导课”为内容的公民教育，让学生对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常识和社会公德及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有初步认识的同时，并通过具体事例让儿童熟悉与之相关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当时正值普法战争失败，所以公民教育的重点是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随着民主运动的开展，公民的权利得到重视，开始在中学设公民道德教育课，后更名为“公民生活实践启蒙”。20世纪40年代，为了反法西斯，拯救法国，中小学普遍设立“公民爱国教育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行教育改革，仍然重视公民义务教育，强调培养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的人。20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实行新的教育改革，突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等方面的教育，形成了以民主权利与公民义务责任相结合的教育，并强调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性”，即不受政治派别与宗教派别的控制，课程为公民道德教育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教育界开始审视以往的公民教育，重申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以“人权”为核心，遵循《1789年的公民人权宣言》和《1948年的普通人权宣言》，突出公民权利，提出从小就对青少年开始有关民主权利的公民启蒙教育，同时强调人格教育，以培养青少年的法国人精神。
1985年，法国确立了“培养学生的集体利益意识，尊重法律意识，爱国意识”的目标；1994年，法国教育改革将“公民资格教育”定为学校机制的核心。在此之后，法国校园内的道德与公民教育层层加码、愈演愈烈，历任法国教育部长均表示要在校园内重建权威、重施惩罚。 最具代表性的法国高官讲话，当属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的《致教育者的一封信》。他在文中指出，“近几十年来，儿童个性成为教育的中心，而非知识是教育的中心”，然而过于强调个性，“容易走向另一极端”，而曾经那种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其实“有其伟大
之处”。在萨科齐看来，正是由于过于强调个性、尊重“自然”，法国教师和家长的权威受到动摇，以至于法国青少年“学业失败降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他特别谈到了“尊重”的意义，指出“教育便是产生尊重”、“尊重应当成为全部教育的基础”。
近年来，法国校园内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系——
在小学低年级，“公民教育”的基本概念主要通过语文课普及，内容包括适应集体规则、与同伴和成人对话、学会与他人合作、等等。自小学三年级起，“公民教育课”正式设置，其基本目标是引导学生融入集体生活，思考生活并提出具体问题，意识到个人自由、社会约束和价值分享的相互关系。
初中的公民教育更进一步，基本内容为人与公民权利教育、个人与集体责任教育和判断力教育。其中，初中一年级讲解人的权利和义务，二、三年级教授平等、团结、自由、安全和公正等民主社会价值观，四年级则主要教学生认识法国公民身份的范畴。
高中的“公民、法制与社会教育”课程进一步分析公民身份概念，其中一年级的重点是“以公民身份在社会中生活”，二年级是“制度与公民身份的实践”，三年级则是“当代世界变革中的公民身份”。与初中不同的是，高中的公民道德教育以课堂辩论为主要的教学方法。 而在今年的教育新政中，道德与公民教育被规定为必修课，将在法国的小学、初中、高中设置300小时的课程。法国国民教育部部长瓦洛·贝勒卡西姆称，此举是为了法国青少年熟知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以更好地对抗各种形式的歧视、暴力与宗教激进主义，成长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据坊间评论，法国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恐怕与今年年初震惊世界的“《查理周刊》事件”息息相关：在法国为《查理周刊》遇害者举行的公开纪念活动上，一些学生竟然拒绝默哀，甚至表达出对暴力行为的理解；这让法国人担心，他们的共和国价值观是否足够深入人心。 不难预料的是，历来强调世俗化的法国公民道德教育，在未来还将继续受到宗教势力的冲击。1989年“面纱事件”的轩然大波余音犹在，2004年通过的法律——“在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禁止学生公然佩带宗教标志”——依然备受质疑。在伊斯兰人口不断增长的当下法国，尊重信仰与教育世俗化这两种社会舆论将愈加针锋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