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永兵
社会科学战线 201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2-0131-0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国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不只是经济上的强国梦，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内容。毫无疑问，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力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综合国力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新常态”的新定位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这里不仅有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无须考虑关于中国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已经“被世界第一”的争论)带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更有中国奇迹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所具有的一般意义。甚至西方学术界也已更新研究方法，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重估中国发展经验，反思西方治理的困境。《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对西方的最新反思之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提出关于“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看法，其参照面便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著述《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希望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短视，提出“为什么中国做得那么好，我们要向中国学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直接以“中国的世纪”为题撰文，提出美国需要与中国一起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于中国而言，“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②。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历史发展期。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期和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种“新常态”还意味着世界经济面临着“强劲的逆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经济运行要度过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长“超级黄金期”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增速放缓但质量更高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新特征。在这样一个“新常态”下的中国，将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中国。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③中国要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不会自动到来。
相较于经济领域的“中国奇迹”，我国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还算不上文化大国，更遑论文化强国，这一现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强烈愿望严重脱节，需要下大力气促进当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已经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动力，提供了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的条件乃至载体，经济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当今世界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新媒体、新技术时代的信息传播日益迅捷和简单，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面对西方强势文化，获得中国文化的主体身份、中国文化大国强国地位和相应的文化领导权，输出中国话语，已变得越来越迫切，甚至从更长远的意义上说，文化竞争力直接影响到大国的核心竞争力。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倡导输出东方、输出中国文化话语，可是，这种中国文化话语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既不可能只是拿老祖先的家当来贩卖，也不可能只是向世界传播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算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了(当然，这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更不可能是进行西方文化的来料加工再出口西方，经济层面的来料加工已经造成一定范围的产业空心化，文化方面再出现空心化将是更可怕的后果。国际文化的对话和输出，一个根本的前提在于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离开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与持续发展，中国文化话语权问题只会成为文化弱势者的心结和永远的伤痛，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④正是习近平同志在“新常态”下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系列深刻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谋求中国文艺与文化新发展的新理论，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理论准备。应该说，《讲话》并非只就文艺创作来谈文艺创作，而是为民族文化复兴铸魂。正如他所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是希望通过文艺的发展迎来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文艺当担此重任。
就文艺繁荣与文化事业的密切关系，可以借用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观点来看，“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⑤。阿诺德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面对彼时人们深刻的工具信仰、无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愈演愈烈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断然走出文学的象牙塔，坚决摒弃纯粹审美意义的诗歌批评，他说：“诗有很高的使命。诗是在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批判。”⑥他宣称文学的目的在于对生活进行批评，从而将文学批评的范畴拓展到了广义的人生乃至社会政治批评。⑦因此，在阿诺德看来，诗歌构建出了关于人类完美的理想主张，具备引导人类走向完美所应有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格。于是，文学传统也便成为文化所依赖和仰仗的对象，要努力发掘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以此重建文学特别是社会文化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二、新时代的新总结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高屋建瓴、全面深入地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文艺与文化发展的正反历史经验作出的新总结。如何看待中国“五四”以来的文艺和文化及其形成的现代传统，如何认识共和国文艺与文化的建设经验与教训，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文艺与文化建设的成绩，这直接关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艺与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历史、继承遗产开始的。习近平同志早年就曾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⑧。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上乃至学界，有人以“五四”启蒙和新时期所谓“新启蒙”理论来看待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甚至认为革命文化、左翼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插曲，只有到了新时期所谓的“新启蒙”才又重新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左翼文化不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遗产和资源，而是作为历史的沉重负债而被清算。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高度，因为它更加与世界接轨了，更加现代化了，标志是有作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有极端否定，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也有人认为中国文艺与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被继承被发展的成分越来越少，当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等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判断自有其背后的理论渊源，但我们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混乱正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⑨“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的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⑩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总结当前中国文艺和文化现实，就会有一个清醒的估判。
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诚哉斯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身体写作”、“底层叙事”等等各种文学热潮，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有的作品名噪一时，但是，时过境迁，真正保存下来的精品却不多。这个文学“高原”局面的出现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但是，文学事业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以质取胜，不在多而在精，也许一个伟大作家的一部经典作品就足以表征一个时代，但是现在，回首过去的那些年，恐怕还很难说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已经产生。文学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应该寻求突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恰逢其时，符合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相关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三、新起点的新理论
大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总是离不开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指导。历史上，德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德国文化的兴盛，应该说是有一系列理论作为根基的，而这些理论的根本就在于为文化和社会发展明确了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指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中为德国寻找到以精神文化而不是以物质文明为指向的发展目标；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为德国的宗教改革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塑造了新的宗教精神等等。放眼美国历史，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为美国精神确立了基本的内涵。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其主导的思想脉络是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文化大国的文化建设确定了基本方向和主要指针，而非单就一时一事的文艺创作发表意见。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一样。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常态”下，讨论如何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文艺与文化的精品和“高峰”如何出现的问题。
首先，《讲话》恢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民的文艺主体地位。人民是文艺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大潮风起云涌，资本为王，文艺和文化发展中人民的主体地位渐渐被淡化了，甚至被市场、被资本和金钱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习近平同志讨论的不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革命文艺的问题，但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再一次确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着重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讲话》明确了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讲话》赋予人民以审美主体的地位，提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如何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作品不是也大受追捧吗？习近平同志从文艺文化事业的高度，从普及与提高、文艺接受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出发，从呼唤时代文艺“高峰”的角度，提出作家艺术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也可以说，要运用文艺的伟大力量帮助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表述可以说是对克服当前文艺创作“形式化”、“游戏化”、“私人化”、“欲望化”、“鄙俗化”、“虚无化”等等不良倾向的一剂良药。
《讲话》表明文艺为人民的关键点在于艺术创造者成为人民艺术家。毛泽东曾经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的立足点转移到人民群众这边来。人民既是文艺的目的也是文艺的源头。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血脉关系，直接关乎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力量和时代的精神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其次，《讲话》是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和文化竞争力寻找根本的力量之源——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他把核心价值观建设看作社会发展和文艺文化发展之本，大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之所以有“高原”而无“高峰”，很大程度上在于文艺与文化“缺钙”，骨质疏松，有肉无骨，这个骨就是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文化艺术不知道要歌颂什么、鞭挞什么，不知道要把读者引向何方，缺乏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没有核心价值观或者价值观混乱的文艺作品都不大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会给人以启迪和力量，它会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随时淡出人们欣赏兴趣的范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涵需要人们去实践、去探索、去丰富、去界定。文化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它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忠实地记录着人生社会的风云变幻，记录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同时它也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时代发展的进行曲，并因此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载体之一。(12)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日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再次，《讲话》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寻找到发展母体和永不枯竭的源泉——文化传统。经历了一百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的选择，而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所殖民，不能成为“被看”的他者，中华文化不能成为被西方观看的“奇观”。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又比比皆是，那些一心只想迎合西方读者观众，满足他们带着文化殖民心态对中国猎奇的所谓东方独特的艺术作品，那些一心希望获得所谓国际认可和国际大奖的文艺探险，严重者达到“去中国化”的程度。习近平同志在批评学生课本的这一不良倾向时说，“‘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我想这个判断也可以用于文艺与文化事业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起来。这里，习近平同志准确地界定了在中外文化交往与竞争中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力量源泉在哪里，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个文化传统绝不意味着凡是古代的就是好的，它是在当代符合历史发展的一个“发明”；这个文化传统也不仅仅局限于古代这个模糊的时间限度，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已然是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不可能是简单的所谓回归古典；这个文化传统也不是自以为是的故步自封，而是扎根中华大地的同时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熔铸中外古今而独出机杼的个性化创造，在这里，可以见到真正的中国精神，真正的中国力量。
①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
②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年11月9日。
③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
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主要参见国内主要媒体，诸如新华网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等。凡涉及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相关内容不再另作注释。
⑤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⑥马修·阿诺德：《论诗》，载《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4页。
⑦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⑧《习近平：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2015年1月6日，新华网。
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⑩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1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12)金永兵：《追梦的时代与文学的风骨气象》，《文艺报》2011年11月11日。
作者介绍：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金永兵
社会科学战线 2015年05期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2-0131-0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国梦的内涵极为丰富，它不只是经济上的强国梦，而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方面内容。毫无疑问，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力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综合国力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新常态”的新定位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这里不仅有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无须考虑关于中国GDP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已经“被世界第一”的争论)带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更有中国奇迹对于世界，尤其是对于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所具有的一般意义。甚至西方学术界也已更新研究方法，从单纯的经济层面扩展到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重估中国发展经验，反思西方治理的困境。《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对西方的最新反思之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提出关于“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看法，其参照面便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马丁·雅克著述《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希望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短视，提出“为什么中国做得那么好，我们要向中国学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直接以“中国的世纪”为题撰文，提出美国需要与中国一起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于中国而言，“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②。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历史发展期。但同时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期和发展的新阶段，因为这种“新常态”还意味着世界经济面临着“强劲的逆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经济运行要度过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长“超级黄金期”结束，转入中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即增速放缓但质量更高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新特征。在这样一个“新常态”下的中国，将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中国。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③中国要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并不会自动到来。
相较于经济领域的“中国奇迹”，我国在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中还算不上文化大国，更遑论文化强国，这一现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强烈愿望严重脱节，需要下大力气促进当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获得，已经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动力，提供了国际文化交往与竞争的条件乃至载体，经济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与魅力。当今世界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新媒体、新技术时代的信息传播日益迅捷和简单，国际文化竞争日趋激烈。面对西方强势文化，获得中国文化的主体身份、中国文化大国强国地位和相应的文化领导权，输出中国话语，已变得越来越迫切，甚至从更长远的意义上说，文化竞争力直接影响到大国的核心竞争力。
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学界倡导输出东方、输出中国文化话语，可是，这种中国文化话语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既不可能只是拿老祖先的家当来贩卖，也不可能只是向世界传播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算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了(当然，这也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更不可能是进行西方文化的来料加工再出口西方，经济层面的来料加工已经造成一定范围的产业空心化，文化方面再出现空心化将是更可怕的后果。国际文化的对话和输出，一个根本的前提在于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离开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与持续发展，中国文化话语权问题只会成为文化弱势者的心结和永远的伤痛，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④正是习近平同志在“新常态”下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系列深刻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谋求中国文艺与文化新发展的新理论，是中华文化复兴的理论准备。应该说，《讲话》并非只就文艺创作来谈文艺创作，而是为民族文化复兴铸魂。正如他所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是希望通过文艺的发展迎来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文艺当担此重任。
就文艺繁荣与文化事业的密切关系，可以借用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观点来看，“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在这一点上，文化与诗歌气质相同，遵守同一律令”⑤。阿诺德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面对彼时人们深刻的工具信仰、无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愈演愈烈的无政府状态，阿诺德断然走出文学的象牙塔，坚决摒弃纯粹审美意义的诗歌批评，他说：“诗有很高的使命。诗是在诗的真与美的规律所规定的条件下的一种生活批判。”⑥他宣称文学的目的在于对生活进行批评，从而将文学批评的范畴拓展到了广义的人生乃至社会政治批评。⑦因此，在阿诺德看来，诗歌构建出了关于人类完美的理想主张，具备引导人类走向完美所应有的“美好”与“光明”的品格。于是，文学传统也便成为文化所依赖和仰仗的对象，要努力发掘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以此重建文学特别是社会文化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习近平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二、新时代的新总结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高屋建瓴、全面深入地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文艺与文化发展的正反历史经验作出的新总结。如何看待中国“五四”以来的文艺和文化及其形成的现代传统，如何认识共和国文艺与文化的建设经验与教训，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文艺与文化建设的成绩，这直接关乎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艺与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历史、继承遗产开始的。习近平同志早年就曾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⑧。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才能看清前进的方向，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上乃至学界，有人以“五四”启蒙和新时期所谓“新启蒙”理论来看待现代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化，甚至认为革命文化、左翼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插曲，只有到了新时期所谓的“新启蒙”才又重新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左翼文化不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遗产和资源，而是作为历史的沉重负债而被清算。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价也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和高度，因为它更加与世界接轨了，更加现代化了，标志是有作家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有极端否定，譬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也有人认为中国文艺与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被继承被发展的成分越来越少，当代文化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等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判断自有其背后的理论渊源，但我们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混乱正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⑨“两个不能否定”的命题为我们正确认识现代中国的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⑩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总结当前中国文艺和文化现实，就会有一个清醒的估判。
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诚哉斯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身体写作”、“底层叙事”等等各种文学热潮，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有的作品名噪一时，但是，时过境迁，真正保存下来的精品却不多。这个文学“高原”局面的出现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但是，文学事业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以质取胜，不在多而在精，也许一个伟大作家的一部经典作品就足以表征一个时代，但是现在，回首过去的那些年，恐怕还很难说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已经产生。文学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应该寻求突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的要求恰逢其时，符合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相关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可能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三、新起点的新理论
大凡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总是离不开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思想指导。历史上，德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德国文化的兴盛，应该说是有一系列理论作为根基的，而这些理论的根本就在于为文化和社会发展明确了最基本的核心价值指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从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中为德国寻找到以精神文化而不是以物质文明为指向的发展目标；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为德国的宗教改革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塑造了新的宗教精神等等。放眼美国历史，詹姆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为美国精神确立了基本的内涵。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系统的理论著述，但是其主导的思想脉络是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文化大国的文化建设确定了基本方向和主要指针，而非单就一时一事的文艺创作发表意见。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艺与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一样。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就是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常态”下，讨论如何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文艺与文化的精品和“高峰”如何出现的问题。
首先，《讲话》恢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民的文艺主体地位。人民是文艺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大潮风起云涌，资本为王，文艺和文化发展中人民的主体地位渐渐被淡化了，甚至被市场、被资本和金钱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虽然习近平同志讨论的不是毛泽东当年提出的革命文艺的问题，但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再一次确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他着重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讲话》明确了人民是文艺表现的主体，作家、艺术家应该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讲话》赋予人民以审美主体的地位，提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如何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作品不是也大受追捧吗？习近平同志从文艺文化事业的高度，从普及与提高、文艺接受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出发，从呼唤时代文艺“高峰”的角度，提出作家艺术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也可以说，要运用文艺的伟大力量帮助广大人民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些表述可以说是对克服当前文艺创作“形式化”、“游戏化”、“私人化”、“欲望化”、“鄙俗化”、“虚无化”等等不良倾向的一剂良药。
《讲话》表明文艺为人民的关键点在于艺术创造者成为人民艺术家。毛泽东曾经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的立足点转移到人民群众这边来。人民既是文艺的目的也是文艺的源头。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血脉关系，直接关乎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力量和时代的精神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其次，《讲话》是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和文化竞争力寻找根本的力量之源——核心价值观建设。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1)他把核心价值观建设看作社会发展和文艺文化发展之本，大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当代中国文艺与文化之所以有“高原”而无“高峰”，很大程度上在于文艺与文化“缺钙”，骨质疏松，有肉无骨，这个骨就是核心价值观。这样的文化艺术不知道要歌颂什么、鞭挞什么，不知道要把读者引向何方，缺乏引领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没有核心价值观或者价值观混乱的文艺作品都不大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会给人以启迪和力量，它会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随时淡出人们欣赏兴趣的范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它的内涵需要人们去实践、去探索、去丰富、去界定。文化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它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忠实地记录着人生社会的风云变幻，记录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同时它也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时代发展的进行曲，并因此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载体之一。(12)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日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再次，《讲话》为中华文艺复兴、文化复兴寻找到发展母体和永不枯竭的源泉——文化传统。经历了一百多年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悖论的各种变革与曲折，中国文化与艺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和科学合理的选择，而不能在全球化时代被西方强势文化所殖民，不能成为“被看”的他者，中华文化不能成为被西方观看的“奇观”。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又比比皆是，那些一心只想迎合西方读者观众，满足他们带着文化殖民心态对中国猎奇的所谓东方独特的艺术作品，那些一心希望获得所谓国际认可和国际大奖的文艺探险，严重者达到“去中国化”的程度。习近平同志在批评学生课本的这一不良倾向时说，“‘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我想这个判断也可以用于文艺与文化事业上。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起来。这里，习近平同志准确地界定了在中外文化交往与竞争中我们的根基在哪里，力量源泉在哪里，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这个文化传统绝不意味着凡是古代的就是好的，它是在当代符合历史发展的一个“发明”；这个文化传统也不仅仅局限于古代这个模糊的时间限度，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已然是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不可能是简单的所谓回归古典；这个文化传统也不是自以为是的故步自封，而是扎根中华大地的同时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熔铸中外古今而独出机杼的个性化创造，在这里，可以见到真正的中国精神，真正的中国力量。
①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
②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4年11月9日。
③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2012年11月29日。
④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主要参见国内主要媒体，诸如新华网北京2014年10月15日电，《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等。凡涉及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相关内容不再另作注释。
⑤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⑥马修·阿诺德：《论诗》，载《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茶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84页。
⑦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⑧《习近平：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2015年1月6日，新华网。
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⑩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1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
(12)金永兵：《追梦的时代与文学的风骨气象》，《文艺报》2011年11月11日。
作者介绍：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