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我在写《话说〈红岩〉》一书时，我才发现，原来“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写江竹筠烈士的不是别人，是罗广斌。他是最早写江竹筠烈士的人。 罗广斌，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他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他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影响深远。 今年是罗广斌同志逝世46周年，我以此文纪念他。 一写江姐 1950年2月出版的烈士追悼会纪念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收进的罗广斌写的《江竹筠小传》，字数虽然不多，但这是第一次公开地扼要地全面披露江姐的家庭、成长和经历，特别是1947年她和她的丈夫彭咏梧烈士一起到云阳、奉节一带从事武装斗争，她担任川东地下党和重庆市地下党的联络员，许多重要的文件、药品、器材，都是她巧妙地通过敌人严密的检查，冒险送到川东的事迹。《小传》中还提到：“1948年1月云阳起义，彭咏梧殉难，当同志们告诉她：‘老彭已经遇难，而敌人还把他的首级割下来，在奉节示众……’的时候，她没有哭泣，只发出愤怒的吼声：‘好！我们到重庆去，向党报告老彭他们失败的经过，从新检讨一下，我们再来！’”关于江竹筠被捕的经过，《小传》中也写到了。“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当时在万县警察局严刑拷问，始终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后，特务一点不放松她，她在极刑拷问中，曾昏死过三次，但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而这个承认是经过了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而请求她承认的。她在敌人面前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了渣滓洞每一个难友。后来何雪松烈士执笔集体写了一首《灵魂颂》献给她，开头的四句是：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索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的典型。” 罗广斌在《小传》中还写到，“在彭咏梧死难一周年纪念的时，渣滓洞的全体难友写信安慰她，表示崇高的悼念。她接到信后，回答各室的难友：”我的丈夫、同志、战友，是被敌人打死而割下首级的，今天来纪念他，愿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最后的任务……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算不了什么……”《小传》的最后还写了江姐在狱中领导女室难友学习，照顾病友等情景，写她在“11月14日牺牲前，扶着病得不成样子的李青林一道走，一齐上车，当她走出渣滓洞的时候，抬头向男室楼上的难友告别。由她出去时的表情和行动，可知她在岚垭殉难时一定是镇定而英勇的。” 罗广斌执笔写的这篇《江竹筠烈士小传》，时间是1949年12月，这是在烈士追悼会筹备工作期间，罗广斌是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他汇集了狱内及狱外江竹筠生前战友、上级领导提供的情况汇总写出，经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重庆市委组织部、川东区党委组织部、西南军区党委组织部及地下党、脱险同志代表组成）审定通过的江竹筠烈士小传，江竹筠烈士被评定为烈士名录中名列最前的几位之一，从而确定了她在这一时期牺牲的烈士中重要历史地位。 再写江姐 第二个写江竹筠烈士的仍是罗广斌，这是我写“话说《红岩》”时疏漏的，时间是1950年5月4日，罗广斌以个人署名，以“我们的丹娘江竹筠”为题，发表在1950年5月4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四十年后，也就是1991年又被北京的群众出版社收进《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一书中。 这篇纪念江竹筠烈士的文章，除了《小传》中写的内容外，罗广斌还写到，“江姐向集中营里的每个战友，明确宣布了‘最后任务’。谁都知道，这个任务就是指的：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必要时，应该坚定地走向刑场，视死如归。”8年后，这句话在杨益言写的《在烈火中永生》里，写到江姐遇难时，发挥为“勇敢一些，坚持到最后胜利，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时，都应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到了1959年他和罗广斌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又把这句话变成江姐临终告别难友时对孙明霞的赠言，以至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至理名言。在《我们的丹娘江竹筠》这篇文章里，罗广斌以他的心灵的感受，写下了一段感触很深的评价江竹筠烈士的话：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确，没有人能用肉体抵抗毒刑而不晕厥痛绝，但一个优秀战士的阶级仇恨和战斗意志，却应该熬过任何考验而始终不屈，江竹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忠诚和老实的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表现了无比英勇！”这不仅仅是罗广斌对江竹筠烈士的评价和概括，也是他对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所有的革命烈士的评价和概括。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小说《红岩》创作之前，他们三人都写过江竹筠烈士，在内容上有详有略，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格，都是他们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晶。如果从时间上来说，罗广斌是开创性的，他最早；如果从字数上来说，杨益言写的最多，由他执笔的《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其中关于江竹筠的篇幅近万字。如果说三人的作品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三人写的都是纪实作品，他们都严格地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真实。他们的功夫，是花在把握、剪裁史料上，花在叙事、表达能力上。作者的史德、史识、史才，和他们的节操、情怀、见解，全都表达在以史为据，确凿准确的历史观和真实强烈的正义感上。 1959年开始的长篇小说《红岩》则是罗广斌、杨益言二人以江竹筠烈士为原型，在小说《红岩》中塑造的江雪琴的艺术形象。江雪琴的形象是在进入小说创作之后，才产生如何塑造江雪琴艺术形象的构想。构想的基本点，就是不受真人真事的束缚，不再是真人那点简单身世的叙述和狱中表现的写实，而是放在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中，与小说其他人物的交往中，从各个方面全面的塑造她，正面地描写她。经过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的写作、修改，修改、写作，不断地充实、打磨、加工、润色，才比较成功地塑造出这一光辉的形象。对江雪琴的形象塑造，虽是罗、杨二人共同切磋构思的，但具体执笔，主要是罗广斌完成的，从人物的出场，到情节的展开，从细节的运用到人物的对话，都是他把这一切，让人难以忘怀的内容展示在纸面上的。所以我说《红岩》中江姐形象的成功塑造，罗广斌贡献最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烈士相识相交中有着更多的直接具体的接触和交往，有很深的感情。解放战争期间他从云南转移到重庆以后不久，他的关系就转到江竹筠的手上，由江姐代表地下党与他联系。1947年他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一直由江竹筠领导。在他提出入党申请后，又是江竹筠受组织委派，对他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全面的了解，才在1948年介绍他入党。之后又派他去四川秀山县开辟据点。罗广斌入狱后，因为他是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曾受到狱中难友的怀疑，又是江竹筠及时出来证明：“此人可靠，我了解他。”使罗广斌很快就融入到狱中革命者的战斗行列之中。对罗广斌来说，他心中十分崇敬的江竹筠烈士牺牲了，如今由幸存下来的他执笔塑造江雪琴形象，他如何能不倾其全部功力啊！1995年11月20日，杨益言的哥哥、也是1956年10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撰写散篇狱中纪实《锢禁的世界》时邀请的指导老师杨本泉，在《西南经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罗广斌在《红岩》小说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塑造江雪琴艺术形象，有一段详实的叙述。他写道：“罗广斌不但大量运用了他从旁人了解到的真实生活材料来表现江姐，比如和江竹筠同一女牢被囚的垫江盛国玉提供的江姐在狱中的情况；还有罗广斌在自贡作报告时巧遇江姐的亲属，向他介绍江姐家庭的情况。这些素材都十分珍贵，让他在创作中加以想象、生发，使之更加丰满生动。罗还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使江姐这一艺术形象，更加典型化。例如，他把自己在白公馆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移植到渣滓洞女牢的江姐身上；把唐虚谷烈士说的：‘筷子究竟是竹做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原话，改为江姐的‘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大大加强了语言力度，且符合江姐沉毅刚强的性格。罗广斌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江雪琴的形象，还不仅仅因为江姐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对江姐有较深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占有大量感性材料，而且善于合理想象，展示了罗广斌在艺术创造上过人的才华。” 塑造“江姐” 罗广斌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在从生活中江竹筠的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跳出来，敢于打破历史框框的限制，敢于想象虚构，充实丰富，敢于另起炉灶，重新设计，重新安排情节，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煎熬磨炼的艺术创造过程后，才塑造出江雪琴这个血肉丰满、光彩四射的不朽艺术形象。 对于江姐的形象塑造和最后完成，罗广斌不仅充实了大量新的内容，而且从江姐的出场到退场，抓准了，抓住了那些最能展示她的精神和面貌，性格和特征，以及内心世界展开的活动、场面、事件、情节、细节，并且把这些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进行细致的全方位的描写，这是他们以往写纪实作品中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和内容。 《红岩》中写江姐在负责《挺进报》的刻写工作时，对担负印刷任务的成岗，有了更多的接触，更深的了解之后，她劝成岗“找个好媳妇”！她批评成岗不要太偏激。她告诉成岗革命和个人生活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事物。她现身说法，“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可爱的孩子，他并没有妨碍我的工作呀！”这些新构思的情节和对话，对丰富江姐的形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江姐是个为革命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的革命者，但她绝不是个苦行僧！她是个女性，有丈夫，有孩子，有家庭，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她都有，她有恨也有爱。罗广斌正是对江姐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才敢于在塑造江姐的形象时展示她的人情味，写出她的女性美，其艺术创造的结果，不仅没有削弱江姐的形象，反而使江姐的形象更丰满，更感人，更人性化、更让人叫好。 罗广斌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对赴川北途中的江姐形象作了更细腻、更丰富、更深刻的描写，虽然过去他们写回忆录时都接触到这个内容，但也仅仅是简单的、平面的叙述，谁也没有深入展开，更不要说什么情节、对话和细节描写了。而在小说中，对奔赴华蓥山游击队的江姐，所展开的一系列描写，就完全不同了，此刻江姐既有肩负重任，参加武装斗争的激动和兴奋，又有对即将见到亲爱丈夫彭咏梧的深情和怀念，就在她心中充满亲情和流动着爱的暖流时，突然发现丈夫的首级悬挂在城楼上，望着亲人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瞬间的巨变，如同电击雷轰，此时此刻罗广斌没有回避一个革命者对战友，一个妻子对丈夫应有的“内心的痛苦”，情节的大起大落，一下子把江姐从幸福和希望的顶峰跌入了震惊和悲痛的无比深渊。阵阵旋晕，几乎不能自已，但眼前的环境绝不允许她有一丝松懈和暴露，她强压悲痛，镇静如常，以严峻的神情，少有的克制力走上了华蓥山，直到和双枪老太婆见面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双手紧抱老太婆的肩头，失声痛哭……双枪老太婆也老泪纵横，望着满脸热泪的江姐，痛心地说：“莫憋在心头，江姐，我懂得你的心，我们有相同的不幸……战士的眼泪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代表坚贞的心向革命……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是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运，让这一老一少喊出了：“怎能流着眼泪革命！”江姐要求到老彭战斗过的地方去工作，她要踏着老彭的足迹，沿着老彭走过的道路，继续革命！在这里罗广斌把双枪老太婆的身世，把江姐的遭遇，把老彭的牺牲，三者揉合在一起，即符合当时敌我斗争的残酷现实，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自身轨迹。通过这样的艺术构想，把江姐的精神和风貌，意志和毅力，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女性的特征和女性美，展示得淋漓尽致。罗广斌在写时，花了大量时间和心血，精心设计，精细描写，几经反复，才一步一步地攀上了艺术的高峰，最后把江姐的形象完美地表现出来，所以江姐被捕后，人们绝不会担心她会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和酷刑的折磨。这同样地是在他们过去写的作品中看不到的。 罗、杨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用在江姐身上的篇幅最长，有五章之多，使用的文字也最多，有五万四千多字，占《红岩》全书的八分之一多，罗广斌是主要的执笔者，他贡献最大。 对罗广斌来说，江姐在狱中的表现，鼓舞了难友的斗争，更鼓舞了他，他在渣滓洞集中营这一段时间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力。渣滓洞集中营的难友们为祝贺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在狱中举行春节大联欢那个早上，是罗广斌第一个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像咆哮的怒涛从楼上传到楼下，传到院坝，传到对面的女牢，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引发了一片沸腾。在春节联欢会上，罗广斌脚带重镣，手提铁链，在院坝中央，跳起了踢踏舞，那重镣击打地面发出的铿锵声音，无疑对难友们是鼓舞，是力量，是战斗的号角；面对敌特，则是最大的挑战和蔑视。正因为罗广斌在渣滓洞集中营里的能量太大了，表现太突出了，所以在春节大联欢的当天夜里，敌特就把他转移到白公馆监狱去了。 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之日起，至今64年了，长篇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至今也超过半个世纪，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印刷超过了百次，发行超过千万册，至今常销不衰。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江姐的名字，无论是在巴山蜀水，还是在中华大地，已经家喻户晓，享誉全国，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目中无比敬仰的、不朽的革命英雄形象。写到这里，我就想到，如果要表彰对烈士江竹筠事迹的口头和文字的宣传的话，如果要表彰小说《红岩》中的江雪琴的形象塑造的话，首推罗广斌。正因此，我才在罗广斌同志逝世46周年的时候，用如此之多的文字，介绍从江竹筠到江雪琴的写作进程，目的就是面对历史，面对已经离世的罗广斌，不忘他和杨益言对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0年4月我在写《话说〈红岩〉》一书时，我才发现，原来“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写江竹筠烈士的不是别人，是罗广斌。他是最早写江竹筠烈士的人。 罗广斌，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他是重庆“11.27”大屠杀幸存者，他与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影响深远。 今年是罗广斌同志逝世46周年，我以此文纪念他。 一写江姐 1950年2月出版的烈士追悼会纪念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收进的罗广斌写的《江竹筠小传》，字数虽然不多，但这是第一次公开地扼要地全面披露江姐的家庭、成长和经历，特别是1947年她和她的丈夫彭咏梧烈士一起到云阳、奉节一带从事武装斗争，她担任川东地下党和重庆市地下党的联络员，许多重要的文件、药品、器材，都是她巧妙地通过敌人严密的检查，冒险送到川东的事迹。《小传》中还提到：“1948年1月云阳起义，彭咏梧殉难，当同志们告诉她：‘老彭已经遇难，而敌人还把他的首级割下来，在奉节示众……’的时候，她没有哭泣，只发出愤怒的吼声：‘好！我们到重庆去，向党报告老彭他们失败的经过，从新检讨一下，我们再来！’”关于江竹筠被捕的经过，《小传》中也写到了。“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当时在万县警察局严刑拷问，始终没有说出任何东西，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后，特务一点不放松她，她在极刑拷问中，曾昏死过三次，但她只承认自己是个候补党员。而这个承认是经过了渣滓洞全体难友通过而请求她承认的。她在敌人面前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了渣滓洞每一个难友。后来何雪松烈士执笔集体写了一首《灵魂颂》献给她，开头的四句是：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索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的典型。” 罗广斌在《小传》中还写到，“在彭咏梧死难一周年纪念的时，渣滓洞的全体难友写信安慰她，表示崇高的悼念。她接到信后，回答各室的难友：”我的丈夫、同志、战友，是被敌人打死而割下首级的，今天来纪念他，愿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最后的任务……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算不了什么……”《小传》的最后还写了江姐在狱中领导女室难友学习，照顾病友等情景，写她在“11月14日牺牲前，扶着病得不成样子的李青林一道走，一齐上车，当她走出渣滓洞的时候，抬头向男室楼上的难友告别。由她出去时的表情和行动，可知她在岚垭殉难时一定是镇定而英勇的。” 罗广斌执笔写的这篇《江竹筠烈士小传》，时间是1949年12月，这是在烈士追悼会筹备工作期间，罗广斌是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他汇集了狱内及狱外江竹筠生前战友、上级领导提供的情况汇总写出，经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重庆市委组织部、川东区党委组织部、西南军区党委组织部及地下党、脱险同志代表组成）审定通过的江竹筠烈士小传，江竹筠烈士被评定为烈士名录中名列最前的几位之一，从而确定了她在这一时期牺牲的烈士中重要历史地位。 再写江姐 第二个写江竹筠烈士的仍是罗广斌，这是我写“话说《红岩》”时疏漏的，时间是1950年5月4日，罗广斌以个人署名，以“我们的丹娘江竹筠”为题，发表在1950年5月4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四十年后，也就是1991年又被北京的群众出版社收进《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一书中。 这篇纪念江竹筠烈士的文章，除了《小传》中写的内容外，罗广斌还写到，“江姐向集中营里的每个战友，明确宣布了‘最后任务’。谁都知道，这个任务就是指的：每个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必要时，应该坚定地走向刑场，视死如归。”8年后，这句话在杨益言写的《在烈火中永生》里，写到江姐遇难时，发挥为“勇敢一些，坚持到最后胜利，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每一个革命者，当他面临着最后考验时，都应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到了1959年他和罗广斌创作小说《红岩》时，罗广斌又把这句话变成江姐临终告别难友时对孙明霞的赠言，以至后来成为流传甚广的至理名言。在《我们的丹娘江竹筠》这篇文章里，罗广斌以他的心灵的感受，写下了一段感触很深的评价江竹筠烈士的话：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确，没有人能用肉体抵抗毒刑而不晕厥痛绝，但一个优秀战士的阶级仇恨和战斗意志，却应该熬过任何考验而始终不屈，江竹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忠诚和老实的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表现了无比英勇！”这不仅仅是罗广斌对江竹筠烈士的评价和概括，也是他对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所有的革命烈士的评价和概括。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小说《红岩》创作之前，他们三人都写过江竹筠烈士，在内容上有详有略，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格，都是他们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晶。如果从时间上来说，罗广斌是开创性的，他最早；如果从字数上来说，杨益言写的最多，由他执笔的《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其中关于江竹筠的篇幅近万字。如果说三人的作品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三人写的都是纪实作品，他们都严格地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真实。他们的功夫，是花在把握、剪裁史料上，花在叙事、表达能力上。作者的史德、史识、史才，和他们的节操、情怀、见解，全都表达在以史为据，确凿准确的历史观和真实强烈的正义感上。 1959年开始的长篇小说《红岩》则是罗广斌、杨益言二人以江竹筠烈士为原型，在小说《红岩》中塑造的江雪琴的艺术形象。江雪琴的形象是在进入小说创作之后，才产生如何塑造江雪琴艺术形象的构想。构想的基本点，就是不受真人真事的束缚，不再是真人那点简单身世的叙述和狱中表现的写实，而是放在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之中，与小说其他人物的交往中，从各个方面全面的塑造她，正面地描写她。经过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的写作、修改，修改、写作，不断地充实、打磨、加工、润色，才比较成功地塑造出这一光辉的形象。对江雪琴的形象塑造，虽是罗、杨二人共同切磋构思的，但具体执笔，主要是罗广斌完成的，从人物的出场，到情节的展开，从细节的运用到人物的对话，都是他把这一切，让人难以忘怀的内容展示在纸面上的。所以我说《红岩》中江姐形象的成功塑造，罗广斌贡献最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烈士相识相交中有着更多的直接具体的接触和交往，有很深的感情。解放战争期间他从云南转移到重庆以后不久，他的关系就转到江竹筠的手上，由江姐代表地下党与他联系。1947年他在重庆参加学生运动，一直由江竹筠领导。在他提出入党申请后，又是江竹筠受组织委派，对他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全面的了解，才在1948年介绍他入党。之后又派他去四川秀山县开辟据点。罗广斌入狱后，因为他是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曾受到狱中难友的怀疑，又是江竹筠及时出来证明：“此人可靠，我了解他。”使罗广斌很快就融入到狱中革命者的战斗行列之中。对罗广斌来说，他心中十分崇敬的江竹筠烈士牺牲了，如今由幸存下来的他执笔塑造江雪琴形象，他如何能不倾其全部功力啊！1995年11月20日，杨益言的哥哥、也是1956年10月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撰写散篇狱中纪实《锢禁的世界》时邀请的指导老师杨本泉，在《西南经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罗广斌在《红岩》小说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塑造江雪琴艺术形象，有一段详实的叙述。他写道：“罗广斌不但大量运用了他从旁人了解到的真实生活材料来表现江姐，比如和江竹筠同一女牢被囚的垫江盛国玉提供的江姐在狱中的情况；还有罗广斌在自贡作报告时巧遇江姐的亲属，向他介绍江姐家庭的情况。这些素材都十分珍贵，让他在创作中加以想象、生发，使之更加丰满生动。罗还采用集中概括，综合借鉴的艺术手法，使江姐这一艺术形象，更加典型化。例如，他把自己在白公馆狱中绣红旗的情节移植到渣滓洞女牢的江姐身上；把唐虚谷烈士说的：‘筷子究竟是竹做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原话，改为江姐的‘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大大加强了语言力度，且符合江姐沉毅刚强的性格。罗广斌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江雪琴的形象，还不仅仅因为江姐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对江姐有较深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占有大量感性材料，而且善于合理想象，展示了罗广斌在艺术创造上过人的才华。” 塑造“江姐” 罗广斌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在从生活中江竹筠的真人真事的束缚中跳出来，敢于打破历史框框的限制，敢于想象虚构，充实丰富，敢于另起炉灶，重新设计，重新安排情节，在经历了这样一个煎熬磨炼的艺术创造过程后，才塑造出江雪琴这个血肉丰满、光彩四射的不朽艺术形象。 对于江姐的形象塑造和最后完成，罗广斌不仅充实了大量新的内容，而且从江姐的出场到退场，抓准了，抓住了那些最能展示她的精神和面貌，性格和特征，以及内心世界展开的活动、场面、事件、情节、细节，并且把这些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进行细致的全方位的描写，这是他们以往写纪实作品中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和内容。 《红岩》中写江姐在负责《挺进报》的刻写工作时，对担负印刷任务的成岗，有了更多的接触，更深的了解之后，她劝成岗“找个好媳妇”！她批评成岗不要太偏激。她告诉成岗革命和个人生活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事物。她现身说法，“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可爱的孩子，他并没有妨碍我的工作呀！”这些新构思的情节和对话，对丰富江姐的形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江姐是个为革命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的革命者，但她绝不是个苦行僧！她是个女性，有丈夫，有孩子，有家庭，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她都有，她有恨也有爱。罗广斌正是对江姐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才敢于在塑造江姐的形象时展示她的人情味，写出她的女性美，其艺术创造的结果，不仅没有削弱江姐的形象，反而使江姐的形象更丰满，更感人，更人性化、更让人叫好。 罗广斌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对赴川北途中的江姐形象作了更细腻、更丰富、更深刻的描写，虽然过去他们写回忆录时都接触到这个内容，但也仅仅是简单的、平面的叙述，谁也没有深入展开，更不要说什么情节、对话和细节描写了。而在小说中，对奔赴华蓥山游击队的江姐，所展开的一系列描写，就完全不同了，此刻江姐既有肩负重任，参加武装斗争的激动和兴奋，又有对即将见到亲爱丈夫彭咏梧的深情和怀念，就在她心中充满亲情和流动着爱的暖流时，突然发现丈夫的首级悬挂在城楼上，望着亲人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瞬间的巨变，如同电击雷轰，此时此刻罗广斌没有回避一个革命者对战友，一个妻子对丈夫应有的“内心的痛苦”，情节的大起大落，一下子把江姐从幸福和希望的顶峰跌入了震惊和悲痛的无比深渊。阵阵旋晕，几乎不能自已，但眼前的环境绝不允许她有一丝松懈和暴露，她强压悲痛，镇静如常，以严峻的神情，少有的克制力走上了华蓥山，直到和双枪老太婆见面时，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双手紧抱老太婆的肩头，失声痛哭……双枪老太婆也老泪纵横，望着满脸热泪的江姐，痛心地说：“莫憋在心头，江姐，我懂得你的心，我们有相同的不幸……战士的眼泪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代表坚贞的心向革命……在亲人面前，你放声痛哭一场吧！”是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运，让这一老一少喊出了：“怎能流着眼泪革命！”江姐要求到老彭战斗过的地方去工作，她要踏着老彭的足迹，沿着老彭走过的道路，继续革命！在这里罗广斌把双枪老太婆的身世，把江姐的遭遇，把老彭的牺牲，三者揉合在一起，即符合当时敌我斗争的残酷现实，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自身轨迹。通过这样的艺术构想，把江姐的精神和风貌，意志和毅力，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女性的特征和女性美，展示得淋漓尽致。罗广斌在写时，花了大量时间和心血，精心设计，精细描写，几经反复，才一步一步地攀上了艺术的高峰，最后把江姐的形象完美地表现出来，所以江姐被捕后，人们绝不会担心她会经受不住敌人的诱惑和酷刑的折磨。这同样地是在他们过去写的作品中看不到的。 罗、杨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用在江姐身上的篇幅最长，有五章之多，使用的文字也最多，有五万四千多字，占《红岩》全书的八分之一多，罗广斌是主要的执笔者，他贡献最大。 对罗广斌来说，江姐在狱中的表现，鼓舞了难友的斗争，更鼓舞了他，他在渣滓洞集中营这一段时间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勇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力。渣滓洞集中营的难友们为祝贺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在狱中举行春节大联欢那个早上，是罗广斌第一个带头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像咆哮的怒涛从楼上传到楼下，传到院坝，传到对面的女牢，在渣滓洞集中营里引发了一片沸腾。在春节联欢会上，罗广斌脚带重镣，手提铁链，在院坝中央，跳起了踢踏舞，那重镣击打地面发出的铿锵声音，无疑对难友们是鼓舞，是力量，是战斗的号角；面对敌特，则是最大的挑战和蔑视。正因为罗广斌在渣滓洞集中营里的能量太大了，表现太突出了，所以在春节大联欢的当天夜里，敌特就把他转移到白公馆监狱去了。 从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之日起，至今64年了，长篇小说《红岩》从1961年出版，至今也超过半个世纪，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印刷超过了百次，发行超过千万册，至今常销不衰。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江姐的名字，无论是在巴山蜀水，还是在中华大地，已经家喻户晓，享誉全国，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目中无比敬仰的、不朽的革命英雄形象。写到这里，我就想到，如果要表彰对烈士江竹筠事迹的口头和文字的宣传的话，如果要表彰小说《红岩》中的江雪琴的形象塑造的话，首推罗广斌。正因此，我才在罗广斌同志逝世46周年的时候，用如此之多的文字，介绍从江竹筠到江雪琴的写作进程，目的就是面对历史，面对已经离世的罗广斌，不忘他和杨益言对世世代代中华儿女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