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走进八宝山公墓，可以在陵园西侧见到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的，是朱德亲笔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在史沫特莱晚年，完成朱德的传记一直是她最后的愿望……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系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美国驻华武官。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跋涉2000英里，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曾见证过史沫特莱对朱德将军的采访……
1937年1月，作家兼记者的史沫特莱，带着自己采访和写作朱德将军的计划，来到了古城延安。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将军，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是，当她见到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时:“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从这一切看去，朱德似乎真如一些对他怀有好感的人的评价:单纯、亲切、平易近人。但联想到他传奇般的经历，史沫特莱对眼前的这位将军，还是以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认为:单纯，这个字眼也许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因为朱德看他们的眼睛，注意力非常集中，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许多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有一点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史沫特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史沫特莱以记者的方式，提出了许多朱德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简洁却真诚地作了回答。他还做了一些纠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个佃农家庭，而不是一些人传说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当史沫特莱站在局外人立场，轻松地提起报纸上称朱德为“土匪”的说法时，她以为朱德会像自己一样，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这位将军却不仅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面，面孔犹如悲剧人物那样，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朱德回答的音调却高亢起来: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从朱德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感受到他内心的丰富，当朱德问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告诉史沫特莱，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并劝告她先到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见面后再做决定。史沫特莱听从了他的建议，到延安等地陆续见到了更多各类人物；甚至，许多人的经历比朱德还富有戏剧性……但是，史沫特莱清楚地意识到一点:中国农民并不充满戏剧性。1937年3月左右，这项写作计划开始实施。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进行，因为尽管朱德将军有着极丰富曲折的经历，但是，当时中国的多数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参加革命后，朱德长期不断迁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在没有信件、日记、文件参考的情况下，朱德甚至无法对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较为准确的时间……尽管如此，工作仍在缓慢进行。每个星期，他们便抽出两到三个晚上，进行交谈。一般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有时由着朱德展开思路，尽量发挥；有时遇见朱德谈得不够翔实，或并不大乐意深入下去的话题，史沫特莱也运用自己记者的直接方式和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详细讲出来或延伸下去……他们当时交谈的场面，也是颇有特色的。虽然史沫特莱在中国已经待了数年，但中文并不通畅，所以身边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
当然，仅仅通过交谈，对于了解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其他时间，史沫特莱也在直接间接地关注着朱德。
例如，史沫特莱与朋友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时，朱德也会在工作间隙走出来，与他们一起讲故事、唱歌、嗑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语，是“吹一吹”，“摆一摆”。
再有些空闲时间，人数多，气氛热烈，史沫特莱便把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自己家乡的一种弗吉尼亚土风舞。朱德对此兴趣极高。用史沫特莱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
不仅学土风舞，朱德还要学西方式的交际舞，并且孜孜不倦。在史沫特莱眼里，朱德虽然很喜欢跳，但他的舞跳得并不出色，没有贺龙将军那与生俱来的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多接触朱德，史沫特莱还常常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去听他的演讲。讲演完毕后，朱德还常常与青年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在球场上，朱德却并没有在战场上那般自如。下场后，他常常对史沫特莱摇头感叹，说这些战士嫌他球技差，组队时都不愿意要他参加。这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军队官兵打成一片的和谐氛围。
但是，这样对朱德的近距离观察和采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朱德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职务，率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线挺进。此时，对朱德的生平纪录，也就是《伟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因为战争，这次有重要意义的访问，终于被阻断。
史沫特莱还曾到过朱德的指挥部，并在这里与朱德发生了一次“争执”。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的友人卡尔逊，获准可以上五台山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知道此消息后，在吃饭时便向朱德要求，希望能准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譬如说凡是上前线的人，都要有打仗的准备。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国)长大的。”
史沫特莱自豪地说。
“可你是一个妇女。”朱德和任弼时几乎同时这样表示。
这句话激起了史沫特莱的强烈不满。她一生都是一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所以一下子发起火来: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接下来，她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
“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据在场的卡尔逊记述，这句话引起了朱德、任弼时的哄堂大笑。因为她提到了上帝，而这些将领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还是亲眼看到了朱德在战场上的活动情景。这样的观察，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各种原因，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真正开始写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访8年之后的1945年。
当人们走进八宝山公墓，可以在陵园西侧见到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的，是朱德亲笔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在史沫特莱晚年，完成朱德的传记一直是她最后的愿望……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系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卫队长，美国驻华武官。抗日战争时期他第一个深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跋涉2000英里，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他曾见证过史沫特莱对朱德将军的采访……
1937年1月，作家兼记者的史沫特莱，带着自己采访和写作朱德将军的计划，来到了古城延安。在史沫特莱最初的想象里，她将见到的朱德将军，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是，当她见到这位声名远播的将军时:“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从这一切看去，朱德似乎真如一些对他怀有好感的人的评价:单纯、亲切、平易近人。但联想到他传奇般的经历，史沫特莱对眼前的这位将军，还是以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认为:单纯，这个字眼也许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因为朱德看他们的眼睛，注意力非常集中，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许多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有一点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史沫特莱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想象: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史沫特莱以记者的方式，提出了许多朱德个人经历的问题，朱德简洁却真诚地作了回答。他还做了一些纠正。例如自己出身是在一个佃农家庭，而不是一些人传说的富有的地主家庭。但是，当史沫特莱站在局外人立场，轻松地提起报纸上称朱德为“土匪”的说法时，她以为朱德会像自己一样，不置可否或一笑了之。可这位将军却不仅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望着地面，面孔犹如悲剧人物那样，流露出深沉甚至悲戚的表情。虽然这只是一瞬间，但朱德回答的音调却高亢起来: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从朱德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史沫特莱感受到他内心的丰富，当朱德问她打算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史沫特莱立即回答:“我希望你把一生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感到有些突然:“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告诉史沫特莱，自己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并劝告她先到各处走走，与其他人见见面后再做决定。史沫特莱听从了他的建议，到延安等地陆续见到了更多各类人物；甚至，许多人的经历比朱德还富有戏剧性……但是，史沫特莱清楚地意识到一点:中国农民并不充满戏剧性。1937年3月左右，这项写作计划开始实施。
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进行，因为尽管朱德将军有着极丰富曲折的经历，但是，当时中国的多数家庭文化水平十分低下，参加革命后，朱德长期不断迁徙，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在没有信件、日记、文件参考的情况下，朱德甚至无法对一些重要事件提供较为准确的时间……尽管如此，工作仍在缓慢进行。每个星期，他们便抽出两到三个晚上，进行交谈。一般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有时由着朱德展开思路，尽量发挥；有时遇见朱德谈得不够翔实，或并不大乐意深入下去的话题，史沫特莱也运用自己记者的直接方式和追根溯源的不懈精神，“逼”朱德详细讲出来或延伸下去……他们当时交谈的场面，也是颇有特色的。虽然史沫特莱在中国已经待了数年，但中文并不通畅，所以身边有一位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
当然，仅仅通过交谈，对于了解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其他时间，史沫特莱也在直接间接地关注着朱德。
例如，史沫特莱与朋友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时，朱德也会在工作间隙走出来，与他们一起讲故事、唱歌、嗑花生……用朱德的常用语，是“吹一吹”，“摆一摆”。
再有些空闲时间，人数多，气氛热烈，史沫特莱便把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自己家乡的一种弗吉尼亚土风舞。朱德对此兴趣极高。用史沫特莱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
不仅学土风舞，朱德还要学西方式的交际舞，并且孜孜不倦。在史沫特莱眼里，朱德虽然很喜欢跳，但他的舞跳得并不出色，没有贺龙将军那与生俱来的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多接触朱德，史沫特莱还常常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去听他的演讲。讲演完毕后，朱德还常常与青年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在球场上，朱德却并没有在战场上那般自如。下场后，他常常对史沫特莱摇头感叹，说这些战士嫌他球技差，组队时都不愿意要他参加。这反映出当时共产党军队官兵打成一片的和谐氛围。
但是，这样对朱德的近距离观察和采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个月后，朱德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职务，率军东渡黄河，向山西前线挺进。此时，对朱德的生平纪录，也就是《伟大的道路》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因为战争，这次有重要意义的访问，终于被阻断。
史沫特莱还曾到过朱德的指挥部，并在这里与朱德发生了一次“争执”。
那是1937年的冬天。史沫特莱的友人卡尔逊，获准可以上五台山抗日前线。史沫特莱知道此消息后，在吃饭时便向朱德要求，希望能准予自己同去。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都不同意。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譬如说凡是上前线的人，都要有打仗的准备。
“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国)长大的。”
史沫特莱自豪地说。
“可你是一个妇女。”朱德和任弼时几乎同时这样表示。
这句话激起了史沫特莱的强烈不满。她一生都是一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所以一下子发起火来:
“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接下来，她抛出一句辛辣的讽刺话来:
“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据在场的卡尔逊记述，这句话引起了朱德、任弼时的哄堂大笑。因为她提到了上帝，而这些将领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还是亲眼看到了朱德在战场上的活动情景。这样的观察，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各种原因，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真正开始写作，已到了距最初采访8年之后的19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