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人民日报》刊发的两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虽短，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精心筹划、撰写而成的。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开始，仅仅是个前奏。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
在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
如果屈服于来自“两个凡是”方面的压力，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这场讨论有可能夭折。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罗瑞卿具体指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修改，为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还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
姚远方带着罗瑞卿的指示，到中央党校找吴江他们商量。真是不谋而合，党校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正在发愁出路。现在军报有求，便决定将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的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文章发表后，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继《实》文之后，又一篇阐述实践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也是第一篇全面批驳“两个凡是”坚持者观点的文章，对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文章问世，局面逐渐明朗，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渐渐少了。但这也不是说，“两个凡是”派就此罢休了。
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简短对话，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讨论的复杂性。
7月18日，罗瑞卿出国做腿部手术，心中仍牵挂着文章的事。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说明他心中也仍存有疑虑。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虽然罗瑞卿未能看到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但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一定是他所衷心期盼的。○
(郝英子摘自2008年07月02日《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梅 宏
1978年初，《人民日报》刊发的两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虽短，却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精心筹划、撰写而成的。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不同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认为真理标准应该是两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回答了一些糊涂认识。但这还不是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开始，仅仅是个前奏。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
在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称《实》文),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当时，人们对文章的认识只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上，还没有把它当政治问题看待。更不曾想到会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等到两位老报人吴冷西同胡绩伟发生激烈交锋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
《实》文发表当天，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批评胡绩伟，责问他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并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要外传。胡绩伟回答说，“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这一交锋立刻将《实》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来，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胡乔木在社科院一次会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
如果屈服于来自“两个凡是”方面的压力，因此而退却，变得鸦雀无声，那么，这场讨论有可能夭折。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罗瑞卿具体指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修改，为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还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
姚远方带着罗瑞卿的指示，到中央党校找吴江他们商量。真是不谋而合，党校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正在发愁出路。现在军报有求，便决定将文章交给《解放军报》发表。
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的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
文章发表后，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继《实》文之后，又一篇阐述实践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也是第一篇全面批驳“两个凡是”坚持者观点的文章，对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文章问世，局面逐渐明朗，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渐渐少了。但这也不是说，“两个凡是”派就此罢休了。
7月底的一天，胡绩伟到医院去看望吴冷西，吴冷西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说，“你可以写文章进行答辩和批判嘛”。吴冷西还坚持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简短对话，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场讨论的复杂性。
7月18日，罗瑞卿出国做腿部手术，心中仍牵挂着文章的事。临上飞机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还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说明他心中也仍存有疑虑。
值得庆幸的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党和国家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虽然罗瑞卿未能看到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但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一定是他所衷心期盼的。○
(郝英子摘自2008年07月02日《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