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探究
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的开端，在短短30年间，将一个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并不是毫无缘由。在此之前的近世江户时期，日本的市场经济虽然受幕藩体制和锁国政策的压制，依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以京都、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预示着近代化的到来，为近代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飞跃性发展被称为一个奇迹，殊不知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同样是一个奇迹。短短30年间，由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令人叹为惊止。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走向，那么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呢？本文通过与同一时期欧洲城市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近世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特征。
从日文文献中可以知道，日本的经济发展在18世纪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以每年0.7的增长率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有了近代化的萌芽。0.7的经济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来看却是不容小觑的数字。不仅地方上的区域市场之间的交易增多，连接京都、大阪和江户（东京）的统一市场也逐渐形成。其中，大城市在人口结构、阶层构成、平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水准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日本社会与欧洲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庄园经济之上。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国土都被京都和奈良的贵族、寺庙神社、武家等势力分割占有。每个庄园都有自己小规模的市场，但是庄园本身并没有发展为城市。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过低。但是，在庄园征收的税租（农作物或者金银）向京都或奈良运送的过程中，物资的流通随之活跃起来，物资交汇的地方开始发展为城市，这就是商镇或港口城镇。中世纪，水上交通是搬运物资的主要方式，因此水陆交通相接的港口城镇的发展异常迅猛。 到了中世后期，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不仅是庄园的税收，其他商品也渐渐流通起来。与此相应，城市里的居民和商人脱离了统治者的制约，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利益。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日本城市没有基尔特这样的同业者行会，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有德人的德高望重之人代表居民，通过成员内部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自治之滥觞）。但是，想用从属关系来控制城市居民或自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武家权利作为公权，通过维护城市的稳定、促进商品流通的活跃获得了城市居民和商人的支持。
到了近世（江户时期），大名领主居城的周围-城下町的发展异常繁荣。这些城镇成型于中世纪后期，16世纪时遍及日本各地。近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幕藩体制的政治系统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幕藩体制建立在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的基础之上。
石高制是按照土地的标准粮食收成来征收租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领主把大米作为主要的税物或贡品征收上来，并用其交换自己和家臣武士生活的必需品或武器。另一方面，兵农分离制把家臣武士聚集起来，而向这些武士们提供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工匠和商人们也随之移居到城下町，并由此产生了商品物资的供需关系。这种以城下町粮食、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以及城下町和农村之间生活必需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为中心的市场就叫做藩域市场。
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石发展起来的近世城市促使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益兴盛。伴随着家臣武士在城下町的聚集居住，向他们提供财货或服务的商人、工匠和其他非农业居民也越来越多，人口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武家宅邸和町人聚居区、寺庙神社布局分明就是这种变化最好的证明。
近世城市作为流通市场或消费生活的中心地域，通过对粮食和工具等的需求、劳动力和
资本的调配、生产和流通的系统化推动藩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其规模又受到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大城市，尤其是世界首个工业大国英国，因农业革命而扩大的大众有效需求，为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交通方式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丰富了都市的经济生活。与欧洲城市的发展相比，在幕藩体制的统治下不断发展是日本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各个藩国虽然采取了地区振兴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受幕府锁国政策的影响，不论藩内市场再怎么活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如此，近世日本城市的物资流通和消费生活空间的变化仍然对市场的扩大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二、日本三大城市的发展
进一步细看近世日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京都、大阪、江户三大城市连接而成的中央市场在17世纪期间不断扩大发展，推进了商品生产流通的活跃和进化，成为工业生产向地方市场扩散的原动力。
当然，这三大城市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特性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有关。京都和大阪市是工业城市，而江户则作为消费城市发展起来。并且，虽然同为工业城市，但是京都拥有古都的背景，其市场以高级丝织品、武器等传统工艺的手工业为中心，并且在丝织品、金银器具和武器等手工业生产上，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远远优于其他城市。而大阪作为丰臣秀吉政权的根据地，用政策引发工商业机能，其市场主力是与日常生活物资相关的手工业，同时，这里是日本海沿岸、九州、中国地区、濑户内海沿岸等地物资的集散地，棉纺业等农产品加工业是其代表性产业。以这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畿内（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域）是当时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决定着商品生产流通的规模。
另外，巨大的消费城市江户从畿内和一部分地方领主那里运入手工业产品和农作物，在德川幕府的强大货币供应下买卖消费。
日本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探究
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的开端，在短短30年间，将一个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并不是毫无缘由。在此之前的近世江户时期，日本的市场经济虽然受幕藩体制和锁国政策的压制，依然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以京都、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城市化的进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预示着近代化的到来，为近代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飞跃性发展被称为一个奇迹，殊不知作为日本近代开端的明治维新同样是一个奇迹。短短30年间，由蔽塞落后的封建岛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其转变之快、发展之迅猛令人叹为惊止。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变革的走向，那么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呢？本文通过与同一时期欧洲城市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近世日本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特征。
从日文文献中可以知道，日本的经济发展在18世纪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期间，以每年0.7的增长率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也就是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有了近代化的萌芽。0.7的经济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平均水平来看却是不容小觑的数字。不仅地方上的区域市场之间的交易增多，连接京都、大阪和江户（东京）的统一市场也逐渐形成。其中，大城市在人口结构、阶层构成、平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水准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日本社会与欧洲社会一样，都是建立在庄园经济之上。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国土都被京都和奈良的贵族、寺庙神社、武家等势力分割占有。每个庄园都有自己小规模的市场，但是庄园本身并没有发展为城市。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过低。但是，在庄园征收的税租（农作物或者金银）向京都或奈良运送的过程中，物资的流通随之活跃起来，物资交汇的地方开始发展为城市，这就是商镇或港口城镇。中世纪，水上交通是搬运物资的主要方式，因此水陆交通相接的港口城镇的发展异常迅猛。 到了中世后期，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不仅是庄园的税收，其他商品也渐渐流通起来。与此相应，城市里的居民和商人脱离了统治者的制约，可以更加自由地通过商业活动获得利益。与欧洲不同的是，中世纪的日本城市没有基尔特这样的同业者行会，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为有德人的德高望重之人代表居民，通过成员内部解决问题（这就是城市自治之滥觞）。但是，想用从属关系来控制城市居民或自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武家权利作为公权，通过维护城市的稳定、促进商品流通的活跃获得了城市居民和商人的支持。
到了近世（江户时期），大名领主居城的周围-城下町的发展异常繁荣。这些城镇成型于中世纪后期，16世纪时遍及日本各地。近世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幕藩体制的政治系统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幕藩体制建立在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的基础之上。
石高制是按照土地的标准粮食收成来征收租税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领主把大米作为主要的税物或贡品征收上来，并用其交换自己和家臣武士生活的必需品或武器。另一方面，兵农分离制把家臣武士聚集起来，而向这些武士们提供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工匠和商人们也随之移居到城下町，并由此产生了商品物资的供需关系。这种以城下町粮食、武器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以及城下町和农村之间生活必需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为中心的市场就叫做藩域市场。
以这两种制度为基石发展起来的近世城市促使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日益兴盛。伴随着家臣武士在城下町的聚集居住，向他们提供财货或服务的商人、工匠和其他非农业居民也越来越多，人口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武家宅邸和町人聚居区、寺庙神社布局分明就是这种变化最好的证明。
近世城市作为流通市场或消费生活的中心地域，通过对粮食和工具等的需求、劳动力和
资本的调配、生产和流通的系统化推动藩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其规模又受到整个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大城市，尤其是世界首个工业大国英国，因农业革命而扩大的大众有效需求，为市场的活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交通方式的完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又进一步丰富了都市的经济生活。与欧洲城市的发展相比，在幕藩体制的统治下不断发展是日本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各个藩国虽然采取了地区振兴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受幕府锁国政策的影响，不论藩内市场再怎么活跃，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使如此，近世日本城市的物资流通和消费生活空间的变化仍然对市场的扩大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二、日本三大城市的发展
进一步细看近世日本的这种城市化进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京都、大阪、江户三大城市连接而成的中央市场在17世纪期间不断扩大发展，推进了商品生产流通的活跃和进化，成为工业生产向地方市场扩散的原动力。
当然，这三大城市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的特性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有关。京都和大阪市是工业城市，而江户则作为消费城市发展起来。并且，虽然同为工业城市，但是京都拥有古都的背景，其市场以高级丝织品、武器等传统工艺的手工业为中心，并且在丝织品、金银器具和武器等手工业生产上，无论是品质还是数量都远远优于其他城市。而大阪作为丰臣秀吉政权的根据地，用政策引发工商业机能，其市场主力是与日常生活物资相关的手工业，同时，这里是日本海沿岸、九州、中国地区、濑户内海沿岸等地物资的集散地，棉纺业等农产品加工业是其代表性产业。以这两大城市为中心的畿内（古代日本的行政区域）是当时日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决定着商品生产流通的规模。
另外，巨大的消费城市江户从畿内和一部分地方领主那里运入手工业产品和农作物，在德川幕府的强大货币供应下买卖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