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黄建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袁天鹏 华盛瑞德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因为翻译和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南风窗》杂志将袁天鹏评为“2007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认为，公民意识、权利保护等等这些理念的落实，是现阶段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的。这也是他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动力。
从“学生会主席”到“学生议员”
黄建军：你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者，据说你以前曾经在北京邮电大学做过学生会主席，那段经历与你现在从事的事业是否有什么关系吗？
袁天鹏：可能关系不是直接的，但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也是我人生经历中不可缺少的、非常难得的部分。它至少使得我后来能有意识地思考公共服务、组织治理、集体协作等方面的问题。我从小就有一个思维习惯，就是不轻信，保持怀疑的态度，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一些问题。
黄建军：就是“坚持独立思考”，是吗？
袁天鹏：对。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有意识地去对比两边“学生会”的区别，我才发现了“学生议员”的机会，而且我一定要亲身去实践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实践的过程，才又让我发现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强有力的领导所带来的强有力的执行，但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反复”与“公开制衡的决策方式所带来的相对缓慢的决策，但能实现长期的稳定”这两种方式之间有明确的取舍，还是在认识和分析阶段。
黄建军：那后来是什么让你产生进一步的判断的呢？
袁天鹏：是在回国做公司期间。我发现在不多的几个股东之间沟通其实非常困难，我的利益会遭到侵害，我的诉求会被忽略或压制，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进而我发现会议决策、公司治理等问题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我自然地想起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发现它还能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能保护每个人的表达权，通过规则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从公民素质、公司治理到公共治理，它能破解很多长期存在的迷局。
和谐社会需要规则保障
黄建军：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袁天鹏：我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还分不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每个人在会议上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必须经过“辩论协商”这个环节，这个过程，是利益相关各方表达自己诉求、了解其他人的诉求，然后共同创造多赢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是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过程。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
黄建军：你能不能具体讲解几条规则，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袁天鹏：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个规则背后有比较深刻的哲学理念。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本身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黄建军：中国人经常发牢骚，很多会议变成痛诉会，甚至有些颇有学识的人在一起开会时，也会把会议开成“高级牢骚会”、“漫谈会”，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袁天鹏：有很多办法，但不是简单的几条规则，而是一整套方法。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制定规则：一是“针对性”，就是议题必须是具体明确的，例如不能是“如何完善个税制度”，而必须是“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各专家在会前就要提交这样的明确观点，由主持人分发给大家，会上大家就可以针对这些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辩论。二是“建设性”，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每个议题有一个表决结果，代表会议的一个多数意见；三是“深入性”，就是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把智慧集中在创造兼顾各方利益的多赢解决方案上来。
黄建军：有很多知名学者，特别是法学界的学者，尤其关注此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袁天鹏：在当今中国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转型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迫切需要有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易于实施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确实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议事规则，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恰恰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
罗伯特议事规则本身也是来自议会法，本质上是运用法学经验、法学思维来解决“会议病”，是议会法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和运用，与法学确实有不解之缘。这也说明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律和规则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实践在路上
黄建军：通过你的努力，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实践状况如何？是否顺利？有没有什么困惑？
袁天鹏：我在盛廷律师事务所展开的是常驻式的培训，我每周去主持会议并培训新的主持人。这样的结果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已经在盛廷扎根，成为企业文化的基础，在推动每个人转变观念，用规则来理性主张自己的权益。虽然还有很多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效果是很显著的。
我在两个NGO组织帮助他们起草章程并实战演练，在一个业主组织中也进行了演练，这些效果都非常好，基本上是体验过的人触动都很大，认为这样的规则太好了，可以解决很多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黄建军：你认为今后罗伯特议事规则都能在哪些领域发挥应用价值？
袁天鹏：事实上各个领域都有应用，只要大家之间需要合作，只要大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平衡，都可以应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实现和谐。我目前很关注企业内部的应用，从董事会、管理决策会到基层员工讨论会，都有它应用的空间，因为目前在我国，企业的相关法律相对比较完备，而企业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决策科学性，降低公司内部交流的成本，减少冲突等方面的需求也最为迫切，从这里着手社会效益会更显著。
对话人：
黄建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袁天鹏 华盛瑞德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因为翻译和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南风窗》杂志将袁天鹏评为“2007年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认为，公民意识、权利保护等等这些理念的落实，是现阶段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的。这也是他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动力。
从“学生会主席”到“学生议员”
黄建军：你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者，据说你以前曾经在北京邮电大学做过学生会主席，那段经历与你现在从事的事业是否有什么关系吗？
袁天鹏：可能关系不是直接的，但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也是我人生经历中不可缺少的、非常难得的部分。它至少使得我后来能有意识地思考公共服务、组织治理、集体协作等方面的问题。我从小就有一个思维习惯，就是不轻信，保持怀疑的态度，用自己的方式去回答一些问题。
黄建军：就是“坚持独立思考”，是吗？
袁天鹏：对。所以我到了美国以后，有意识地去对比两边“学生会”的区别，我才发现了“学生议员”的机会，而且我一定要亲身去实践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实践的过程，才又让我发现了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在“强有力的领导所带来的强有力的执行，但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反复”与“公开制衡的决策方式所带来的相对缓慢的决策，但能实现长期的稳定”这两种方式之间有明确的取舍，还是在认识和分析阶段。
黄建军：那后来是什么让你产生进一步的判断的呢？
袁天鹏：是在回国做公司期间。我发现在不多的几个股东之间沟通其实非常困难，我的利益会遭到侵害，我的诉求会被忽略或压制，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进而我发现会议决策、公司治理等问题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我自然地想起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发现它还能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能保护每个人的表达权，通过规则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从公民素质、公司治理到公共治理，它能破解很多长期存在的迷局。
和谐社会需要规则保障
黄建军：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袁天鹏：我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还分不清“权利”和“权力”的区别。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每个人在会议上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必须经过“辩论协商”这个环节，这个过程，是利益相关各方表达自己诉求、了解其他人的诉求，然后共同创造多赢解决方案的过程，这是化解矛盾、创造和谐的过程。我觉得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
黄建军：你能不能具体讲解几条规则，让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袁天鹏：罗伯特议事规则中有一条，是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个规则背后有比较深刻的哲学理念。一来动机是不可证实的东西；二来会议要审议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对议题的偏离；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指责他人的动机本身毫无意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矛盾。
黄建军：中国人经常发牢骚，很多会议变成痛诉会，甚至有些颇有学识的人在一起开会时，也会把会议开成“高级牢骚会”、“漫谈会”，罗伯特议事规则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袁天鹏：有很多办法，但不是简单的几条规则，而是一整套方法。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制定规则：一是“针对性”，就是议题必须是具体明确的，例如不能是“如何完善个税制度”，而必须是“应该把个税起征点调整到3000元”。各专家在会前就要提交这样的明确观点，由主持人分发给大家，会上大家就可以针对这些观点进行有的放矢的辩论。二是“建设性”，规定同时只能有一个议题，每个议题有一个表决结果，代表会议的一个多数意见；三是“深入性”，就是通过“修改”机制，让大家真正深入和务实地讨论问题，把智慧集中在创造兼顾各方利益的多赢解决方案上来。
黄建军：有很多知名学者，特别是法学界的学者，尤其关注此书，这是什么原因呢？
袁天鹏：在当今中国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转型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公民权利的保障、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迫切需要有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易于实施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确实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议事规则，而罗伯特议事规则恰恰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需要。
罗伯特议事规则本身也是来自议会法，本质上是运用法学经验、法学思维来解决“会议病”，是议会法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和运用，与法学确实有不解之缘。这也说明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法律和规则确实可以大有作为。
实践在路上
黄建军：通过你的努力，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实践状况如何？是否顺利？有没有什么困惑？
袁天鹏：我在盛廷律师事务所展开的是常驻式的培训，我每周去主持会议并培训新的主持人。这样的结果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已经在盛廷扎根，成为企业文化的基础，在推动每个人转变观念，用规则来理性主张自己的权益。虽然还有很多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效果是很显著的。
我在两个NGO组织帮助他们起草章程并实战演练，在一个业主组织中也进行了演练，这些效果都非常好，基本上是体验过的人触动都很大，认为这样的规则太好了，可以解决很多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
黄建军：你认为今后罗伯特议事规则都能在哪些领域发挥应用价值？
袁天鹏：事实上各个领域都有应用，只要大家之间需要合作，只要大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平衡，都可以应用罗伯特议事规则来实现和谐。我目前很关注企业内部的应用，从董事会、管理决策会到基层员工讨论会，都有它应用的空间，因为目前在我国，企业的相关法律相对比较完备，而企业在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决策科学性，降低公司内部交流的成本，减少冲突等方面的需求也最为迫切，从这里着手社会效益会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