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创新是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其重要性不必待言,但问题在于,当创新成为一种标识,成为需要强调和凸显的标签时,创新也就丧失了其本真的意义。如今标举创新之口号者,为数众多,但究竟什么才是创新,创新之为创新的真正意义和本真内涵却依然蔽而不显。文艺学的学科建构和理论创新问题一直是众多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曾繁仁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史论》)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人学理论原则指导下的真正的创新之路。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的结项成果,是第一部从史论的角度全面总结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建设发展的论著,也是真正以创新为实质的一种艰辛而可贵的尝试。 《史论》在其导论中首先肯定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所在:从理论内部来看,中国文论缺乏个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文学理论割裂了自己与传统联系的脐带,不能上承中国古代文论,从而发扬光大传统理论的优秀遗产,以至于传统话语失落;同时在抛弃传统自我的同时,中国文论又没能及时地打造自我,而只是依据借鉴和模仿他人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于是在模仿和借鉴中进一步丧失自我,在不加批判地全部西化中丢失身份;其次,从理论外部来看,中国文论缺失现实立场。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论是借鉴的结果,是理论自身演绎的产物,缺乏现实的土壤,是一株在温房里培育生长的奇花异草,因而不能经风历雨,既不能适应文学实践的需要,不能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又不能体现时代发展的趋势。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用西方术语来概括中国社会现实以及企图构建全球性理论的设想在当前的理论界已成为不断被讨伐的对象。 大家都知道,文艺学是一门对文学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它源于文学活动,并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实践性是文艺学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学科品格,离开了实践,文艺学就丧失了学科的价值,失去了本真的生存意义。于是,针对着“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问题,《史论》给我们开出了一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的创新制剂。 所谓“实事”,就是实际存在的事情,即感性的实际的存在状态或者说存在过程,换言之,就是许多学者所谓的“真问题”,而不是炮制出来的没有现实基础的“伪问题”;就是文学实践的具体活动中确实存在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衡量真假问题的关键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要做到真正了解实际情况,需要深入并参与文学活动的现场,深入社会文化生活的底层,不做推己及人式的高空遐想、不做削足适履式的理论验证、更不做空中楼阁式的辩论游戏,真正做到从现实出发,“以某种原始性直抵存在”。《史论》以全书三编十章的理论结构,不仅梳理和论述了新时期文论基本问题的发展情况,而且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在第二编中所作出的对于“新时期文论发展新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网络文艺研究和生态文艺学研究的提出和探索。正如书中所言,这些新研究的出现“既是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文艺学学科应有的创新性品格”,也即是说,文化研究、网络文艺学研究和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出现既来源于学科本身的时代要求性,也来源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的时代演变与更新,更来源于时代社会生存的整体状态与生态境遇,在“某种意义上将大大推进和丰富现有的文艺学理论体系”。 那么何为“是”?简言之,就是能够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概括,即“存在”。这种理论不是超脱于现实的超验的理念,也不是基于某种情结出发(“大中华情结”、“体系化情结”),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考虑(政治的或全球化的)而推导出来的先验的理论体系,而是“‘是者’身上的‘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使是者被规定为是者的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是“事物之中的是”,是在“是者”之中并借“是者”得以体现的“是”。换句话说,所得出的文学理论是从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学活动(是者)中得来的,并最终用于这些具体的文学活动,而“存在”就是融合在这状态或过程中的澄明或显现。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史论》全面超越了文献汇编和资料陈列的层面,在论题的选择、归类、概括、提炼的过程之后,根据中国文论30年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了突破、发展与建构三个阶段,不仅反映了理论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反映了理论自身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史论》中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历史性,并不是超越“是者”的脱域的存在。即便它能够脱离其生成的语境做超历史的运用,也不取决于理论本身具有的永恒的品性,而决定于运用时的实际基点。 还有“求”,就是从实事出发,找到或发现新的或合适的理论的过程,过程本身即是尝试,也是创新。如何求?《史论》以其践行性的行动表明真正的“求”没有必要首先去追问: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最好的可应用的和可利用的,因为创新本质上不需要一种首先出现的目标设定。理论创新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必求诸于一种方式,也没有哪一种方式是百试不爽的。理论的生成既可以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也可以走“从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或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问题,同时也表明学科的发展,无时不受其学术思维的制约。《史论》中着重批判了长期以来我国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认为,这种“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缺乏在一定价值判断前提下的包容兼蓄,并对此进行了突破,倡导一种新的“亦此亦彼”的“共生”与“对话”的综合比较的思维方式,为我国当代文论发展道路与方法的全新变革铺就了道路。 秉承着“实事求是”探新途的基本原则,《史论》描绘出了中国文论发展的进程图,我们也随之亲历了重建新型理论话语的一个不断创新的尝试过程。海德格尔说,创新是“以某种原始性直抵存在。我们需要根据这种原始性来估量创造本身,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进行评价,也就是说,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行动,这本身就是至高的创造了”。《史论》以雄辩的“史论”事实告诉我们,在文艺学的整体研究进程中,创新并不缺失,缺失的只是对创新做历史的肯定和过程的认同。也就是说,创新本身不是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将创新“看”成了问题,将创新当做问题并进行言语的宣泄和思维的排遣。即便创新成为问题,对创新问题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创新的开始。因为如果对创新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文艺学创新发展过程的关注,那么对创新的话语间的争锋就只能成为外在的――创新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骨髓和灵魂、内化为实际的和具体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问题过多的外在关注反而会掩盖问题的实质、扰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而造成对研究进程的延迟。对于创新而言,需要的是实干而不是空谈。 伴随着对《史论》的深读,我们看到,承传着“实事求是”品格的创新已经把一种全新的“存在”分发和传达给迄今为止的“存在者”了。立足于文艺学“原始”史料严整剖析之上的《史论》,是真正回到文艺学底要与本质的研究中心、拨开理论研究问题的迷雾、力避修复创新的误区,触摸到文艺学存在的一种至高的创新。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曾繁仁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创新是理论的生命和灵魂,其重要性不必待言,但问题在于,当创新成为一种标识,成为需要强调和凸显的标签时,创新也就丧失了其本真的意义。如今标举创新之口号者,为数众多,但究竟什么才是创新,创新之为创新的真正意义和本真内涵却依然蔽而不显。文艺学的学科建构和理论创新问题一直是众多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话题。曾繁仁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史论》)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人学理论原则指导下的真正的创新之路。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的结项成果,是第一部从史论的角度全面总结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建设发展的论著,也是真正以创新为实质的一种艰辛而可贵的尝试。 《史论》在其导论中首先肯定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所在:从理论内部来看,中国文论缺乏个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文学理论割裂了自己与传统联系的脐带,不能上承中国古代文论,从而发扬光大传统理论的优秀遗产,以至于传统话语失落;同时在抛弃传统自我的同时,中国文论又没能及时地打造自我,而只是依据借鉴和模仿他人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于是在模仿和借鉴中进一步丧失自我,在不加批判地全部西化中丢失身份;其次,从理论外部来看,中国文论缺失现实立场。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中国文论是借鉴的结果,是理论自身演绎的产物,缺乏现实的土壤,是一株在温房里培育生长的奇花异草,因而不能经风历雨,既不能适应文学实践的需要,不能解决当下社会的问题,又不能体现时代发展的趋势。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用西方术语来概括中国社会现实以及企图构建全球性理论的设想在当前的理论界已成为不断被讨伐的对象。 大家都知道,文艺学是一门对文学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它源于文学活动,并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实践性是文艺学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学科品格,离开了实践,文艺学就丧失了学科的价值,失去了本真的生存意义。于是,针对着“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问题,《史论》给我们开出了一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的创新制剂。 所谓“实事”,就是实际存在的事情,即感性的实际的存在状态或者说存在过程,换言之,就是许多学者所谓的“真问题”,而不是炮制出来的没有现实基础的“伪问题”;就是文学实践的具体活动中确实存在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确实存在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衡量真假问题的关键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要做到真正了解实际情况,需要深入并参与文学活动的现场,深入社会文化生活的底层,不做推己及人式的高空遐想、不做削足适履式的理论验证、更不做空中楼阁式的辩论游戏,真正做到从现实出发,“以某种原始性直抵存在”。《史论》以全书三编十章的理论结构,不仅梳理和论述了新时期文论基本问题的发展情况,而且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在第二编中所作出的对于“新时期文论发展新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网络文艺研究和生态文艺学研究的提出和探索。正如书中所言,这些新研究的出现“既是现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文艺学学科应有的创新性品格”,也即是说,文化研究、网络文艺学研究和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出现既来源于学科本身的时代要求性,也来源于学科研究对象领域的时代演变与更新,更来源于时代社会生存的整体状态与生态境遇,在“某种意义上将大大推进和丰富现有的文艺学理论体系”。 那么何为“是”?简言之,就是能够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概括,即“存在”。这种理论不是超脱于现实的超验的理念,也不是基于某种情结出发(“大中华情结”、“体系化情结”),或某种意识形态的考虑(政治的或全球化的)而推导出来的先验的理论体系,而是“‘是者’身上的‘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使是者被规定为是者的就是这个是。”这个“是”是“事物之中的是”,是在“是者”之中并借“是者”得以体现的“是”。换句话说,所得出的文学理论是从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学活动(是者)中得来的,并最终用于这些具体的文学活动,而“存在”就是融合在这状态或过程中的澄明或显现。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史论》全面超越了文献汇编和资料陈列的层面,在论题的选择、归类、概括、提炼的过程之后,根据中国文论30年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了突破、发展与建构三个阶段,不仅反映了理论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反映了理论自身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史论》中对于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历史性,并不是超越“是者”的脱域的存在。即便它能够脱离其生成的语境做超历史的运用,也不取决于理论本身具有的永恒的品性,而决定于运用时的实际基点。 还有“求”,就是从实事出发,找到或发现新的或合适的理论的过程,过程本身即是尝试,也是创新。如何求?《史论》以其践行性的行动表明真正的“求”没有必要首先去追问: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成为最好的可应用的和可利用的,因为创新本质上不需要一种首先出现的目标设定。理论创新的方式是多样的,不必求诸于一种方式,也没有哪一种方式是百试不爽的。理论的生成既可以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也可以走“从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或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问题,同时也表明学科的发展,无时不受其学术思维的制约。《史论》中着重批判了长期以来我国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认为,这种“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缺乏在一定价值判断前提下的包容兼蓄,并对此进行了突破,倡导一种新的“亦此亦彼”的“共生”与“对话”的综合比较的思维方式,为我国当代文论发展道路与方法的全新变革铺就了道路。 秉承着“实事求是”探新途的基本原则,《史论》描绘出了中国文论发展的进程图,我们也随之亲历了重建新型理论话语的一个不断创新的尝试过程。海德格尔说,创新是“以某种原始性直抵存在。我们需要根据这种原始性来估量创造本身,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进行评价,也就是说,能够根据存在的尺度行动,这本身就是至高的创造了”。《史论》以雄辩的“史论”事实告诉我们,在文艺学的整体研究进程中,创新并不缺失,缺失的只是对创新做历史的肯定和过程的认同。也就是说,创新本身不是问题,成为问题的是将创新“看”成了问题,将创新当做问题并进行言语的宣泄和思维的排遣。即便创新成为问题,对创新问题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创新的开始。因为如果对创新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文艺学创新发展过程的关注,那么对创新的话语间的争锋就只能成为外在的――创新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骨髓和灵魂、内化为实际的和具体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问题过多的外在关注反而会掩盖问题的实质、扰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而造成对研究进程的延迟。对于创新而言,需要的是实干而不是空谈。 伴随着对《史论》的深读,我们看到,承传着“实事求是”品格的创新已经把一种全新的“存在”分发和传达给迄今为止的“存在者”了。立足于文艺学“原始”史料严整剖析之上的《史论》,是真正回到文艺学底要与本质的研究中心、拨开理论研究问题的迷雾、力避修复创新的误区,触摸到文艺学存在的一种至高的创新。评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