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中国外交“大周边”布局日趋完善
２０１４年，中国周边外交更加奋发有为，“大周边”外交布局日趋完善。从农历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重要邻国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实现马年外交“开门红”；１１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踏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外交的“压轴戏”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大周边外交布局，对亚太和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１４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以周边揭幕，又以周边收官，充分展示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过去一年中，中国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为自身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中国坚持睦邻友好，坚持与周边国家共走和平发展之路，共谋合作共赢之机，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分歧。
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中国领导人密集访问周边国家，“常见面、多走动”。习近平主席年内７次出访，有５次是访问周边国家。习近平主席三次“点穴”式出访，目的地均为邻国。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习主席“走亲戚式”专程到邻国做客，体现了东方式的亲近感和人情味，表现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荣共存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中国对经略周边的重视，以及中国外交的灵活务实。 构建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网络，对全方位升级周边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越南、韩国、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周边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与中国频繁互动，加强沟通与了解，实现合作共赢。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范围不再局限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而是向覆盖更广的大周边区域挺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说。
王帆认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战略设计是包容的，大周边拓展到太平洋沿岸国家，布局更完善，合作平台更广阔，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和作用力也不断扩大。
在２０１３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亲、诚、惠、容”四个字来定调新时期周边外交理念，要求“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时，提出倡议、推动合作、传递信心，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开拓亚太经济增长新源泉，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出资４００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在加强区域合作中积极有为，彰显了诚意和大国责任，也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
王帆表示，无论是驰援马尔代夫淡水危机，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才、提供无偿援助，中国在援助周边国家的过程中践行正确义利观，真正做到了弘义融利。
２０１４年，中国周边地区面临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热点问题、经济下行以及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同时始终保持冷静克制，加强危机管控，与有关方共同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国与东盟国家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２０１５年，我们将更加积极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弘扬合作共赢精神，与邻国建立伙伴关系网络，以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多做利于民、暖人心的事，深化周边国家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周边三大趋势值得密切关注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的战略建构学术讨论会”1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们围绕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进行了热烈讨论，就中国周边形势特点、恐怖主义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一带一路”与非传统安全治理、亚洲安全机制的构建、东北亚局势的现状和走向等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具体而言，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大国战略遏制的综合影响、热点问题，特别是争端升温带来的风险、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恐活动等。
张蕴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调整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今年有三大趋势值得密切关注：一是中国与周边主要大国关系有望延续总体向好的趋势，二是中国周边的安全热点问题将朝着“大局趋稳”的方向发展，三是恐怖主义威胁和互联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仍将处于高风险期。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该书认为，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的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2014年度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主要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研究人员写作完成，同时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等有关机构和战略型民间机构“国观智库”的科研力量加盟。作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之一，该书从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5年，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大国博弈与亚太三大安全困境
核心提示
当前，亚太地区各主要国家为塑造有利于己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而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困境有所加剧，但尚难改变国际合作的大趋势。在美国和日本的挑动下，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并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尤其在东海和南海方向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呈现联动性增强和可控性下降的特点，可能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风险点增多。对此，中国可以在稳定对外关系、推进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争取战略主动权逐步谋求地区主导权，同时管控危机和冲突，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不中断，确保亚太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变，确保领土主权争端通过和平方式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近年来，亚太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快速崛起、俄罗斯加快复兴以及日本“普通国家化”等重大因素，共同推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在美国和日本的挑动下，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并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中国周边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在东海和南海等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并趋于联动，可能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风险点增多。
亚太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主战场
随着区域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兴起，亚太地区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此背景下，各国围绕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争夺空前激烈，以经济为重点的发展竞争成为推动亚太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国际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欧洲和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与此相适应，主要国家的安全战略布局均开始聚焦亚太。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核心经济举措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一旦协定达成，将使地区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借此不仅可以扭转经济危机导致的国内发展颓势，而且将夺回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而中国由于目前还达不到TPP规则的要求，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被排除在外。美国图谋利用中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抢先建立新一代自由贸易体制，确立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优势。
鉴于美国主导的TPP可能削弱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并可能引发内部分裂，东盟于2013年启动了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由于RCEP不包含美国，TPP
与RCEP已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则启动了中韩、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日本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在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同时，优先考虑推动TPP谈判。
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亚太新兴市场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各国都希望搭乘亚太经济快车。与此相适应，主要国家开始将安全战略布局聚焦亚太，积极推进各自的亚太政治和军事战略。
美国收缩战线，向纵深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调配60%的海空力量强化其亚太前沿部署。俄罗斯致力于实施战略东进，加大对其远东地区的开发力度，并加强核力量和海空军力在东部方向的部署。印度奉行“东向政策”，力推“印太”战略，开始拓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为美国在澳大利亚加强军事部署、增设军事基地提供便利。
警惕日本在东海进行军事冒险
伴随着日趋激烈的发展竞争，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困境不断加剧，可能引发严重的危机或冲突。在亚太地区，形势最为严峻的是三大安全困境———中美安全困境、中日安全困境和尚处于潜藏状态的美日安全困境。
一是中美安全困境。这一困境反映了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相对衰落、维护其霸权地位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美国对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战略焦虑感上升，其将中国视为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对手，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美国通过军演、军援等方式，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企图凭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同盟关系对中国进行包围和约束。
二是中日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依托美日同盟，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势，大力强化军事能力，提高威慑力与实战能力，表明日本已实质突破专守防卫政策，向外扩张的进攻性更趋明显。未来几年，日本将持续增加军费开支，扩充军备，提高夺岛作战能力，谋求在战略对抗中挫败中国。
三是美日安全困境。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美日安保条约》与驻日美军，是导致日本失去战略自主权与“普通国家”地位的根本原因。日本要获得战略自主、成为“普通国家”，真正的斗争对象并非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而是美国。美国和日本对此均心知肚明。因此，在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掩盖之下，美国对日本任何从美日安保体制中独立的企图都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对日本从事研发新型武器装备、扩充军力等行为抱有明显的戒心和疑虑。而日本也对美国暗中压制其“普通国家化”的努力积累着不满和怨恨。这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仇中”但更“仇美”的根源所在。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推进，美日安全困境将逐渐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中日、美日三大安全困境存在相互缠绕、相互加强的趋势，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引发严重的危机与冲突。首先，日本将继续利用“中日安全困境”加剧中日紧张局势，这样不仅可以凸显美日同盟的作用、暂时掩盖“美日安全困境”，而且可以争取美国对其“普通国家化”的支持，为修宪、扩军提供理由。其次，由于美国认为“中美安全困境”更为紧迫，所以乐见“中日安全困境”加剧，这样既能“以日制华”，也有助于缓和“美日安全困境”对美国构成的重大挑战。这一企图突出体现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明显偏袒日本。再次，在“中美安全困境”和“中日安全困境”的掩护下，日本趁机坐大坐强，并最终摆脱美日同盟的束缚。这三大安全困境的相互作用，可能促使日本有意愿在东海进行军事冒险。
亚太仍处于国际合作的框架内
尽管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加剧，战略博弈激烈，但亚太各国依然视国际合作为维护本国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的基本选择。
一方面，大国在竞争的同时也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合作。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两国开始正视双方存在的战略竞争关系与安全困境。双方同意在扎实推进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面向未来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两国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日双方仍然保持着经济合作，并共同启动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长远地看，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是阻止中日走向冲突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中日关系逐渐向好的基础所在。
另一方面，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东亚地区多边合作而言，东亚峰会成为近年来该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合作的最重要的机制。诸如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增强组织内部合作的同时，也对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美国操纵利用亚太地缘政治矛盾
随着亚太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激化以及安全困境的加剧，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近年来，美国利用和操纵地缘政治矛
盾，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之间制造紧张和危机，趁机拉拢这些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
在战略重心东移的过程中，美国极力利用东亚地缘政治矛盾。2010年以来，美国调整政策，采取明显偏袒日本、菲律宾等国，导致东海和南海的危机升温，给中国制造战略上的麻烦。同时，美国借南海局势动荡，加强了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战略协调，不断地推动美日韩、美日澳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以达到巩固地缘布局、强化岛链功能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制造紧张气氛和危机，刺激他们不仅愿意在军事和安全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而且愿意在经济上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而这正符合美国与中国进行发展竞争的战略目标，即将东盟十国和日本、韩国全都纳入TPP之中，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从而扭转中国逐渐主导亚洲经济格局的趋势，并奠定长久维持美国在亚太霸权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周边热点难点问题中，美国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借助日本干扰甚至冲击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中日关系的恶化，无疑使双方的经济合作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以TPP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除南海和钓鱼岛问题外，朝核问题也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工具。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随着朝美矛盾加深，朝韩互信降低，美国利用“朝鲜威胁”不断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联盟，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周边安全威胁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操纵，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多个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在东海，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采取了对抗升级的措施，中日“擦枪走火”的风险增加。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军事部署，与日本举行以登岛和夺岛作战为假想背景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均做出过度解读和反应。美国和日本战机多次闯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试探中方的决心和底线；中日战机数度在东海上空“危险接近”。空中飞行安全问题与主权、海洋权益之争相关联，成为新的安全威胁。
在南海，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一面致力于扩大既得利益，进一步蚕食岛礁、掠夺资源；一面争取抱团取暖，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这些国家加紧采购现代化武器装备，竞相发展部署海空军事力量，强化对侵占岛礁的军事控制。此外，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从各自战略需求出发，纷纷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在美、日等国的支持和鼓动下，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加紧勾连，将使中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多方向联动的危机和冲突。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加紧发展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导致了东海和南海局势的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此外，中国周边其他地缘政治方向局势动荡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东南亚，泰国是中国与湄公河区域国家合作的重要伙伴，其国内局势对中南半岛的战略稳定以及中国推进湄公河区域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缅甸民主化进程持续推进、民主乱象增多、社会稳定堪忧，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中缅两国关系构成挑战。
在南亚，巴基斯坦局势恶化，恐怖袭击呈上升之势，严重影响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发展。阿富汗局势亦不乐观，“基地”组织活动频繁，“塔利班”残余势力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各方势力积怨甚深、矛盾重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均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其国内安全局势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亚，“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加之美国等西方大国插手该地区事务，很容易导致中亚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一旦中亚出现动荡或冲突，不仅将对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能源合作以及中国西部边境安全造成严重冲击，而且会使内外勾结的“疆独”势力有机可乘，对中国国内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需确立全面有效的亚太战略
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和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中国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全面而有效的亚太战略。
一是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强化中美战略协调机制，管控分歧和矛盾，并通过扩大合作拓展共同利益，夯实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缓解中美安全困境。
二是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推进合作、增进互信，争取他们的理解和认同，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发展与合作的政治主旋律，警惕和抵制美日等国挑起地区安全竞争的动向与做法。
三是掌握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通过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不断拓展和深化同周边国家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和安全合作。
四是推动建立管控危机与冲突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
五是保持战略定力，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不中断，确保亚太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变，确保领土主权争端通过和平方式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来源：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作者：綦大鹏 张弛责任编辑：黄杨海 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哪出戏？
美国欢迎日本未来将自卫队巡逻区域扩大至南海，日本迫不及待作出回应——
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哪出戏？
■邵正平 袁 杨
2月3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记者会上表示，“南海形势对我国安全保障的影响正在扩大，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成为今后的课题。”他还表示，日本自卫队的警戒监视范围没有地理范围限制。言下之意，日本“关切”南海局势，并且存在“必要时”派遣自卫队介入南海事务的可能性。
中谷元的这番表态，是对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此前有关讲话的回应。罗伯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为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越来越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的区域扩大至南海地区上空。他还表示，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一唱一和之间，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是哪出戏呢？
居心叵测，美国图谋“一石三鸟”
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企图加紧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战略牵制与围堵，另一方面也可借机加强对
盟国的控制。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中日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端，还是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美国都是作局者和幕后推手。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曾在不同场合对中日发出互相矛盾的信息，意图挑动日本与中国的博弈，使两国互耗内力。而在南海问题上，有鉴于个别南海主权声索国实力不济，美国转而鼓动积极推进“军事正常化”的日本进入南海巡逻，这样可收到“一石三鸟”之效：一来借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挑起热点，为美国军事介入南海问题埋下伏笔；二来免得自己出头，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进退收放之间游刃有余；三来可使中日相互牵制，彼此消耗，若能“两败俱伤”，自然最妙。
正中下怀，日本意欲“借船出海”
虽然日本很多时候不得不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但日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希望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借船出海，推动军事正常化，成为“普通国家”，为争取安理会“入常”造势。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与部分国家展开军事安全合作，介入南海事务的企图十分清晰。此次美国力促日本军事介入南海事务，对日本而言，可谓正中下怀。
一方面，日本可以打着所谓“维护南海稳定”的幌子，寻找更多的同盟力量，形成东海、南海联动的“阻华遏华”态势，增加其对华博弈的“本钱”；另一方面，在“军事正常化”的引领之下，未来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在哪一区域、采取何种方式在南海实施海空巡逻，其走出“周边”、迈向南海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其意义，不仅超出了南海范围，也超出了军事领域。
其实，日本对“借船出海”这招并不陌生。海湾战争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就曾派出扫雷艇，迈出了战后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2011年，又打着“反海盗”的旗号，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外军事设施。近年来，日本在安全决策机制和军事安全政策领域进行了频繁的大幅度的调整，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军事安全合作由周边向全球范围拓展。未来日本若派自卫队到南海巡逻，无疑也是这种招数的重演。
南海稳定，各国无意“随风起舞”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美日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一“互动”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无论是美国的“邀请”，还是日本准备进行的“探讨”，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南海形势总体是稳定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事实上，自２００２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以来，有关方从南海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的决心和意志有目共睹。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务实合作，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有关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管控海上争议，并就管控争议、推进合作达成一些原则共识。中国积极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获得地区多数国家理解和支持。相关国家还积极推进海上共同开发和各类海上务实合作。正因如此，不少域内国家态度都很明确：搞合作可以，搞对抗没兴趣。
南海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推动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国与东盟有意愿也有能力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域外国家应尊重本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报》2015年02月07日 08版）
非传统安全问题考验人类智慧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突发疫情„„2015年，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考验人类智慧
■肖铁峰
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处于上升态势，使国际社会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与挑战。
首先，恐怖主义可能持续兴风作浪。“9·11”事件后，美国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反恐”战争，但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变本加厉。在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基地”组织继续兴风作浪，与恐怖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塔利班武装也卷土重来，占据阿大半领土，并严重威胁巴内部稳定。在伊拉克，美国全面撤军后，暴力冲突与恐怖袭击重新抬头，特别是“伊斯兰国”迅速膨胀，攻城略地，还不时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在阿拉伯半岛，沙特与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合流，成立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而且趁也门动乱之机，宣布“建国”。在索马里等东非国家，由于政府管治力疲弱，恐怖组织不断招募成员，势力日益增强，并开始向中东等域外地区扩张。在中亚，“三股势力”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展望2015年，从东北非到中亚业已连片的“恐怖地带”将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相互呼应、彼此支持的“规模效应”，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危害。
其次，气候变化问题将继续成为焦点。近年来，高温、洪水、雾霾、干旱等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频繁出现，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为达成气候变化新协议，联合国多次举行“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变化大会”。2014年12月，利马气候变化大会重申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协议。新协议将是2020年后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但由于各方对新协议应包括哪些要素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新协议应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存在争议。因此，2015年的气候变化谈判若要取得进展，还需要各国付出艰巨的努力，表现出更大的责任感、担当力和灵活性。
再次，疫情防控问题更加凸显。2014年初，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出现，而后迅速蔓延至多国，并呈现洲际传播的初步征兆。截至2014年末，全球累计发现埃博拉病例约2万例，死亡约7千人。防控埃博拉疫情的难点在于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医疗水平有限，医疗保障体系薄弱。在国际社会的强势干预下，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呈现趋缓迹象。2015年，埃博拉之类的大规模、强传染性、高致命性疫情或许死灰复燃，但事实证明，只要国际社会摒弃“各扫门前雪”的狭隘立场，以“有余补不足”，是有智慧、有能力战胜疫情的。
（《解放军报》2015年1月6日 08版）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中国外交“大周边”布局日趋完善
２０１４年，中国周边外交更加奋发有为，“大周边”外交布局日趋完善。从农历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重要邻国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实现马年外交“开门红”；１１月，习近平主席首次踏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外交的“压轴戏”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大周边外交布局，对亚太和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２０１４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以周边揭幕，又以周边收官，充分展示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地位。过去一年中，中国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为自身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中国坚持睦邻友好，坚持与周边国家共走和平发展之路，共谋合作共赢之机，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分歧。
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中国领导人密集访问周边国家，“常见面、多走动”。习近平主席年内７次出访，有５次是访问周边国家。习近平主席三次“点穴”式出访，目的地均为邻国。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习主席“走亲戚式”专程到邻国做客，体现了东方式的亲近感和人情味，表现出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具有相似性和共荣共存的特点，同时也凸显中国对经略周边的重视，以及中国外交的灵活务实。 构建与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网络，对全方位升级周边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越南、韩国、巴基斯坦、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周边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与中国频繁互动，加强沟通与了解，实现合作共赢。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延伸，范围不再局限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而是向覆盖更广的大周边区域挺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说。
王帆认为，中国大周边外交的战略设计是包容的，大周边拓展到太平洋沿岸国家，布局更完善，合作平台更广阔，中国对周边的辐射力和作用力也不断扩大。
在２０１３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亲、诚、惠、容”四个字来定调新时期周边外交理念，要求“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和出席国际会议时，提出倡议、推动合作、传递信心，向世界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开拓亚太经济增长新源泉，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出资４００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在加强区域合作中积极有为，彰显了诚意和大国责任，也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赖。
王帆表示，无论是驰援马尔代夫淡水危机，还是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才、提供无偿援助，中国在援助周边国家的过程中践行正确义利观，真正做到了弘义融利。
２０１４年，中国周边地区面临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热点问题、经济下行以及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同时始终保持冷静克制，加强危机管控，与有关方共同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国与东盟国家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
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
“２０１５年，我们将更加积极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弘扬合作共赢精神，与邻国建立伙伴关系网络，以自身发展惠及周边，多做利于民、暖人心的事，深化周边国家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周边三大趋势值得密切关注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周边安全形势与中国的战略建构学术讨论会”1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们围绕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进行了热烈讨论，就中国周边形势特点、恐怖主义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一带一路”与非传统安全治理、亚洲安全机制的构建、东北亚局势的现状和走向等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认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具体而言，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大国战略遏制的综合影响、热点问题，特别是争端升温带来的风险、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恐活动等。
张蕴岭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调整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今年有三大趋势值得密切关注：一是中国与周边主要大国关系有望延续总体向好的趋势，二是中国周边的安全热点问题将朝着“大局趋稳”的方向发展，三是恐怖主义威胁和互联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仍将处于高风险期。
本次会议还发布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该书认为，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的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2014年度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主要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研究人员写作完成，同时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等有关机构和战略型民间机构“国观智库”的科研力量加盟。作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创新工程项目成果之一，该书从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5年，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大国博弈与亚太三大安全困境
核心提示
当前，亚太地区各主要国家为塑造有利于己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而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困境有所加剧，但尚难改变国际合作的大趋势。在美国和日本的挑动下，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并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尤其在东海和南海方向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呈现联动性增强和可控性下降的特点，可能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风险点增多。对此，中国可以在稳定对外关系、推进国际合作的基础上，以争取战略主动权逐步谋求地区主导权，同时管控危机和冲突，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不中断，确保亚太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变，确保领土主权争端通过和平方式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近年来，亚太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美国相对衰落、中国快速崛起、俄罗斯加快复兴以及日本“普通国家化”等重大因素，共同推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在美国和日本的挑动下，亚太地区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并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中国周边安全局势进一步紧张，在东海和南海等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明显上升并趋于联动，可能发生碰撞和冲突的风险点增多。
亚太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主战场
随着区域内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兴起，亚太地区持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此背景下，各国围绕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争夺空前激烈，以经济为重点的发展竞争成为推动亚太格局演变的主要动力，国际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欧洲和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与此相适应，主要国家的安全战略布局均开始聚焦亚太。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核心经济举措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一旦协定达成，将使地区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借此不仅可以扭转经济危机导致的国内发展颓势，而且将夺回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而中国由于目前还达不到TPP规则的要求，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被排除在外。美国图谋利用中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抢先建立新一代自由贸易体制，确立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优势。
鉴于美国主导的TPP可能削弱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并可能引发内部分裂，东盟于2013年启动了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由于RCEP不包含美国，TPP
与RCEP已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中国则启动了中韩、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日本基于地缘政治考虑，在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同时，优先考虑推动TPP谈判。
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亚太新兴市场一枝独秀的情况下，各国都希望搭乘亚太经济快车。与此相适应，主要国家开始将安全战略布局聚焦亚太，积极推进各自的亚太政治和军事战略。
美国收缩战线，向纵深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调配60%的海空力量强化其亚太前沿部署。俄罗斯致力于实施战略东进，加大对其远东地区的开发力度，并加强核力量和海空军力在东部方向的部署。印度奉行“东向政策”，力推“印太”战略，开始拓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为美国在澳大利亚加强军事部署、增设军事基地提供便利。
警惕日本在东海进行军事冒险
伴随着日趋激烈的发展竞争，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困境不断加剧，可能引发严重的危机或冲突。在亚太地区，形势最为严峻的是三大安全困境———中美安全困境、中日安全困境和尚处于潜藏状态的美日安全困境。
一是中美安全困境。这一困境反映了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相对衰落、维护其霸权地位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美国对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战略焦虑感上升，其将中国视为能够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对手，并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衡。美国通过军演、军援等方式，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企图凭借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同盟关系对中国进行包围和约束。
二是中日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依托美日同盟，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势，大力强化军事能力，提高威慑力与实战能力，表明日本已实质突破专守防卫政策，向外扩张的进攻性更趋明显。未来几年，日本将持续增加军费开支，扩充军备，提高夺岛作战能力，谋求在战略对抗中挫败中国。
三是美日安全困境。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美日安保条约》与驻日美军，是导致日本失去战略自主权与“普通国家”地位的根本原因。日本要获得战略自主、成为“普通国家”，真正的斗争对象并非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而是美国。美国和日本对此均心知肚明。因此，在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掩盖之下，美国对日本任何从美日安保体制中独立的企图都保持高度警惕。
美国对日本从事研发新型武器装备、扩充军力等行为抱有明显的戒心和疑虑。而日本也对美国暗中压制其“普通国家化”的努力积累着不满和怨恨。这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仇中”但更“仇美”的根源所在。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的推进，美日安全困境将逐渐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中日、美日三大安全困境存在相互缠绕、相互加强的趋势，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引发严重的危机与冲突。首先，日本将继续利用“中日安全困境”加剧中日紧张局势，这样不仅可以凸显美日同盟的作用、暂时掩盖“美日安全困境”，而且可以争取美国对其“普通国家化”的支持，为修宪、扩军提供理由。其次，由于美国认为“中美安全困境”更为紧迫，所以乐见“中日安全困境”加剧，这样既能“以日制华”，也有助于缓和“美日安全困境”对美国构成的重大挑战。这一企图突出体现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明显偏袒日本。再次，在“中美安全困境”和“中日安全困境”的掩护下，日本趁机坐大坐强，并最终摆脱美日同盟的束缚。这三大安全困境的相互作用，可能促使日本有意愿在东海进行军事冒险。
亚太仍处于国际合作的框架内
尽管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加剧，战略博弈激烈，但亚太各国依然视国际合作为维护本国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的基本选择。
一方面，大国在竞争的同时也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合作。以中美关系为例，中美两国开始正视双方存在的战略竞争关系与安全困境。双方同意在扎实推进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面向未来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两国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日双方仍然保持着经济合作，并共同启动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长远地看，这种合作关系不仅是阻止中日走向冲突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中日关系逐渐向好的基础所在。
另一方面，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东亚地区多边合作而言，东亚峰会成为近年来该地区国家及域外大国合作的最重要的机制。诸如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增强组织内部合作的同时，也对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美国操纵利用亚太地缘政治矛盾
随着亚太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的激化以及安全困境的加剧，地区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酵，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近年来，美国利用和操纵地缘政治矛
盾，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之间制造紧张和危机，趁机拉拢这些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
在战略重心东移的过程中，美国极力利用东亚地缘政治矛盾。2010年以来，美国调整政策，采取明显偏袒日本、菲律宾等国，导致东海和南海的危机升温，给中国制造战略上的麻烦。同时，美国借南海局势动荡，加强了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战略协调，不断地推动美日韩、美日澳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以达到巩固地缘布局、强化岛链功能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制造紧张气氛和危机，刺激他们不仅愿意在军事和安全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而且愿意在经济上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而这正符合美国与中国进行发展竞争的战略目标，即将东盟十国和日本、韩国全都纳入TPP之中，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政治经济秩序，从而扭转中国逐渐主导亚洲经济格局的趋势，并奠定长久维持美国在亚太霸权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周边热点难点问题中，美国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借助日本干扰甚至冲击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中日关系的恶化，无疑使双方的经济合作失去了必要的政治基础。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以TPP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除南海和钓鱼岛问题外，朝核问题也成为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工具。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随着朝美矛盾加深，朝韩互信降低，美国利用“朝鲜威胁”不断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巩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安全联盟，以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周边安全威胁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操纵，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多个方向面临的安全威胁的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在东海，日本在钓鱼岛等问题采取了对抗升级的措施，中日“擦枪走火”的风险增加。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军事部署，与日本举行以登岛和夺岛作战为假想背景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均做出过度解读和反应。美国和日本战机多次闯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试探中方的决心和底线；中日战机数度在东海上空“危险接近”。空中飞行安全问题与主权、海洋权益之争相关联，成为新的安全威胁。
在南海，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一面致力于扩大既得利益，进一步蚕食岛礁、掠夺资源；一面争取抱团取暖，企图借助域外势力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这些国家加紧采购现代化武器装备，竞相发展部署海空军事力量，强化对侵占岛礁的军事控制。此外，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从各自战略需求出发，纷纷加强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在美、日等国的支持和鼓动下，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加紧勾连，将使中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多方向联动的危机和冲突。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加紧发展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导致了东海和南海局势的联动性增强、可控性下降。
此外，中国周边其他地缘政治方向局势动荡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东南亚，泰国是中国与湄公河区域国家合作的重要伙伴，其国内局势对中南半岛的战略稳定以及中国推进湄公河区域合作将产生重要影响。缅甸民主化进程持续推进、民主乱象增多、社会稳定堪忧，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中缅两国关系构成挑战。
在南亚，巴基斯坦局势恶化，恐怖袭击呈上升之势，严重影响巴基斯坦的稳定与发展。阿富汗局势亦不乐观，“基地”组织活动频繁，“塔利班”残余势力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各方势力积怨甚深、矛盾重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均为中国的重要邻国，其国内安全局势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亚，“三股势力”活动猖獗，加之美国等西方大国插手该地区事务，很容易导致中亚国家出现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一旦中亚出现动荡或冲突，不仅将对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能源合作以及中国西部边境安全造成严重冲击，而且会使内外勾结的“疆独”势力有机可乘，对中国国内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需确立全面有效的亚太战略
面对日趋激烈的大国博弈和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中国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全面而有效的亚太战略。
一是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强化中美战略协调机制，管控分歧和矛盾，并通过扩大合作拓展共同利益，夯实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缓解中美安全困境。
二是继续发展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推进合作、增进互信，争取他们的理解和认同，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发展与合作的政治主旋律，警惕和抵制美日等国挑起地区安全竞争的动向与做法。
三是掌握国家发展的战略主动权，通过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不断拓展和深化同周边国家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和安全合作。
四是推动建立管控危机与冲突的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
五是保持战略定力，确保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不中断，确保亚太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的方向演变，确保领土主权争端通过和平方式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来源：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作者：綦大鹏 张弛责任编辑：黄杨海 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哪出戏？
美国欢迎日本未来将自卫队巡逻区域扩大至南海，日本迫不及待作出回应——
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哪出戏？
■邵正平 袁 杨
2月3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记者会上表示，“南海形势对我国安全保障的影响正在扩大，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成为今后的课题。”他还表示，日本自卫队的警戒监视范围没有地理范围限制。言下之意，日本“关切”南海局势，并且存在“必要时”派遣自卫队介入南海事务的可能性。
中谷元的这番表态，是对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此前有关讲话的回应。罗伯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为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越来越强大的海上力量，美国欢迎日本将空中巡逻的区域扩大至南海地区上空。他还表示，未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海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一唱一和之间，美日在南海问题上唱的是哪出戏呢？
居心叵测，美国图谋“一石三鸟”
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有着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企图加紧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战略牵制与围堵，另一方面也可借机加强对
盟国的控制。明眼人不难看出，无论是中日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端，还是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美国都是作局者和幕后推手。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曾在不同场合对中日发出互相矛盾的信息，意图挑动日本与中国的博弈，使两国互耗内力。而在南海问题上，有鉴于个别南海主权声索国实力不济，美国转而鼓动积极推进“军事正常化”的日本进入南海巡逻，这样可收到“一石三鸟”之效：一来借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挑起热点，为美国军事介入南海问题埋下伏笔；二来免得自己出头，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进退收放之间游刃有余；三来可使中日相互牵制，彼此消耗，若能“两败俱伤”，自然最妙。
正中下怀，日本意欲“借船出海”
虽然日本很多时候不得不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但日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希望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借船出海，推动军事正常化，成为“普通国家”，为争取安理会“入常”造势。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与部分国家展开军事安全合作，介入南海事务的企图十分清晰。此次美国力促日本军事介入南海事务，对日本而言，可谓正中下怀。
一方面，日本可以打着所谓“维护南海稳定”的幌子，寻找更多的同盟力量，形成东海、南海联动的“阻华遏华”态势，增加其对华博弈的“本钱”；另一方面，在“军事正常化”的引领之下，未来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在哪一区域、采取何种方式在南海实施海空巡逻，其走出“周边”、迈向南海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突破。其意义，不仅超出了南海范围，也超出了军事领域。
其实，日本对“借船出海”这招并不陌生。海湾战争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就曾派出扫雷艇，迈出了战后向海外派兵的第一步；2011年，又打着“反海盗”的旗号，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外军事设施。近年来，日本在安全决策机制和军事安全政策领域进行了频繁的大幅度的调整，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军事安全合作由周边向全球范围拓展。未来日本若派自卫队到南海巡逻，无疑也是这种招数的重演。
南海稳定，各国无意“随风起舞”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美日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一“互动”立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无论是美国的“邀请”，还是日本准备进行的“探讨”，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南海形势总体是稳定的，航行自由和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事实上，自２００２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以来，有关方从南海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的决心和意志有目共睹。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积极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务实合作，稳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有关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管控海上争议，并就管控争议、推进合作达成一些原则共识。中国积极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获得地区多数国家理解和支持。相关国家还积极推进海上共同开发和各类海上务实合作。正因如此，不少域内国家态度都很明确：搞合作可以，搞对抗没兴趣。
南海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家园，推动将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国与东盟有意愿也有能力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域外国家应尊重本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报》2015年02月07日 08版）
非传统安全问题考验人类智慧
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突发疫情„„2015年，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对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构成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考验人类智慧
■肖铁峰
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处于上升态势，使国际社会面临一系列新的威胁与挑战。
首先，恐怖主义可能持续兴风作浪。“9·11”事件后，美国开展了持续十余年的“反恐”战争，但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变本加厉。在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基地”组织继续兴风作浪，与恐怖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塔利班武装也卷土重来，占据阿大半领土，并严重威胁巴内部稳定。在伊拉克，美国全面撤军后，暴力冲突与恐怖袭击重新抬头，特别是“伊斯兰国”迅速膨胀，攻城略地，还不时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在阿拉伯半岛，沙特与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合流，成立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而且趁也门动乱之机，宣布“建国”。在索马里等东非国家，由于政府管治力疲弱，恐怖组织不断招募成员，势力日益增强，并开始向中东等域外地区扩张。在中亚，“三股势力”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地区稳定。展望2015年，从东北非到中亚业已连片的“恐怖地带”将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相互呼应、彼此支持的“规模效应”，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危害。
其次，气候变化问题将继续成为焦点。近年来，高温、洪水、雾霾、干旱等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频繁出现，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为达成气候变化新协议，联合国多次举行“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变化大会”。2014年12月，利马气候变化大会重申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协议。新协议将是2020年后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但由于各方对新协议应包括哪些要素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对新协议应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存在争议。因此，2015年的气候变化谈判若要取得进展，还需要各国付出艰巨的努力，表现出更大的责任感、担当力和灵活性。
再次，疫情防控问题更加凸显。2014年初，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出现，而后迅速蔓延至多国，并呈现洲际传播的初步征兆。截至2014年末，全球累计发现埃博拉病例约2万例，死亡约7千人。防控埃博拉疫情的难点在于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西非国家医疗水平有限，医疗保障体系薄弱。在国际社会的强势干预下，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呈现趋缓迹象。2015年，埃博拉之类的大规模、强传染性、高致命性疫情或许死灰复燃，但事实证明，只要国际社会摒弃“各扫门前雪”的狭隘立场，以“有余补不足”，是有智慧、有能力战胜疫情的。
（《解放军报》2015年1月6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