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这段评语绝非仅就李炎全一个人的论文而言，他对治学尤其是治史，提出了具有普遍性指导性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文字。
1950年秋季开学，按照岭南大学的学分制我已是四年级了，容先生重视努力写好论文的教诲时常记于心中，当时考虑到所担任的学生总治会文化委员的任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可能身不由己，需要及早安排毕业论文。我在暑期曾下过一点极其粗浅的功夫研究朱彊村词，我对这位被誉为集千年词学之大师的朱彊村词学，仍然有着想继续做深一步学习研究的愿望，于是决定毕业论文仍以此为题目。我素仰陈寅恪先生之学，并知道概述朱彊村先生生平及业绩的朱彊村先生的墓志铭乃出自陈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先生之手，便想请陈先生做毕业论文导师。我请陈先生的助手程曦助教代为转告陈先生，获允之后我将毕业论文大纲呈交陈先生。数日后，程曦助教告诉我，陈先生说他不大懂词，不过陈朱两家世交，对朱先生的生平事略可能比较清楚，要介绍我和龙榆生先生通信，让我以后写论文有不懂和疑难的问题可直接去信龙先生请教。我听了以后既感激又兴奋。陈先生不仅俯允亲自为我指导论文，还以他的名义请龙榆生先生指导我，何其幸也!龙先生不仅是与夏承焘、唐圭璋三人齐名，同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更是朱氏词学的嫡派传人。朱彊村临终前将其平生所用校词之双砚及词著(包括所校词及本人词作)尽授与龙先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先生当时在上海，我不知道陈先生介绍我给龙先生的情况。
两年多前，家人看到有学者将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书信公诸于世，其中就有陈先生当年为我毕业论文之事致龙先生的信。原信如下：
榆生先生左右：屡从冼玉清教授处得承近状，慰甚念甚。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兹有恳者，岭大国文系女学生林缦华近欲作一论文研究朱彊村先生之学，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并附呈其所拟作论文目录一纸，即求教正。若能详加批示，尤所感幸。林生以后有所求教之处，似可由其迳函左右请益。想先生诲人不倦，且关涉朱先生，必不吝赐教也。令郎厦材想仍在清华肄业。耑此奉恳。敬叩吟安!弟寅恪敬启九月二十九日
附论文题目一纸、旧作一首录呈教正。
当我读到信中“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和“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的话的时候，对陈先生流露出来的严守师道之古训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深有所感。《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东汉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对于师道尊严应该理解为既是对学生尊师重道的要求，只有尊师才懂得重道，才知道敬学，同时也是对为师长自尊重道的要求。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内容。陈寅恪先生又进一步把它视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一个内容，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师长有尊是六纪之一。陈先生以为师之道严格律己，力求达到理想中之最高境界。
岭南大学中文和历史两系都是小系，历来就读者很少。当时听陈先生课的学生多不超过十人，少则三几人。听说历史系后来还有过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的情况。面对听讲者寥寥，预感到他所研究和所传播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已不被世人重视，继承和发扬为艰，即使如此，仍一丝不苟坚守为师之道。陈先生当时已双目失明，学生到他家上课。不管听课学生多少，即使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内容，他仍然每次讲课前都认真备课。他讲课时身旁有一块小黑板，事先让助教详细知道他所讲的内容，让助教在他讲到一些有关人名、书名和要引证的语句时，同时写在黑板上。中文系听过陈先生讲授的白居易诗和元稹诗的课的学生都共同感受到以史证诗，诗史互证，对所讲诗涉及的时代背景和所讲诗意的个人独特见解都可谓字字句句有据，绝无浮泛之词。以陈先生学问之渊博和朱陈两家世交，绝非对“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却如此自谦，足见先生治学之严，而视“妄谈以误后生”为师者之大忌。陈先生是以极高之标准自律，严守师道。为了使所指导的学生在其论文上得到最好的指导，而不揣冒昧，致信请在该学术领域最深知者帮助指导。领会到陈先生把师道有尊作为理想最高境界之一，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日后陈先生以免“贻误学生”为由而愤然离开教席后内心之痛楚。
我写好了毕业论文的第一章便请程曦助教转呈陈先生，陈先生阅后做了一点批示后便转寄给龙先生。不久我先后收到龙先生寄给我两本他的书著和一封信。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风雨龙吟室丛稿》，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词作《忍寒词》。《风雨龙吟室丛稿》中有一篇他当年对清代词人的论述，我领会他是用他的这篇文章指导我评述清代词坛。所寄《忍寒词》有他的笔迹和印章，上书“縵华女士正之，沐勋寄赠”，然后盖着“箨公”的印章，下写“庚寅暮秋寄自上海”。“箨公”是龙先生四十岁以后所用的另一署名。寄来之信中对我的论文第一章初稿甚为称赞，但未见修改意见和我的文稿。他还问我有无词作，可以把词作寄给他看看。数日之后，程曦助教交来陈先生和龙先生批改后的文稿，龙先生是先将他对我论文的修改寄给陈先生看后，再由陈先生交给我，这是对陈先生的一种尊重。陈先生只在文稿末页提了这样一条常识性的意见：“此文中述及清代诸词人，正文中用字将其名置于括弧内”，批示应是出于陈师母唐筼代笔。龙先生的批语至为精细，大至对某朝代词坛评述之欠妥，小至文言虚词使用不当、错别字、笔误均一一匡正。在一千多字的文稿中修改之翰墨竟多达二十处。龙先生的两本赠书和有两位大师批改的文稿，两年前竟意外发现在父母的香港旧居中，保存完好。我与龙先生素不相识，遥隔两地。因陈先生致信相托，龙先生对我论文指导之热情、周详、严细，使我感动之余，更领会到师者之德。
陈先生这段评语绝非仅就李炎全一个人的论文而言，他对治学尤其是治史，提出了具有普遍性指导性意义的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段文字。
1950年秋季开学，按照岭南大学的学分制我已是四年级了，容先生重视努力写好论文的教诲时常记于心中，当时考虑到所担任的学生总治会文化委员的任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可能身不由己，需要及早安排毕业论文。我在暑期曾下过一点极其粗浅的功夫研究朱彊村词，我对这位被誉为集千年词学之大师的朱彊村词学，仍然有着想继续做深一步学习研究的愿望，于是决定毕业论文仍以此为题目。我素仰陈寅恪先生之学，并知道概述朱彊村先生生平及业绩的朱彊村先生的墓志铭乃出自陈寅恪先生之父陈三立先生之手，便想请陈先生做毕业论文导师。我请陈先生的助手程曦助教代为转告陈先生，获允之后我将毕业论文大纲呈交陈先生。数日后，程曦助教告诉我，陈先生说他不大懂词，不过陈朱两家世交，对朱先生的生平事略可能比较清楚，要介绍我和龙榆生先生通信，让我以后写论文有不懂和疑难的问题可直接去信龙先生请教。我听了以后既感激又兴奋。陈先生不仅俯允亲自为我指导论文，还以他的名义请龙榆生先生指导我，何其幸也!龙先生不仅是与夏承焘、唐圭璋三人齐名，同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更是朱氏词学的嫡派传人。朱彊村临终前将其平生所用校词之双砚及词著(包括所校词及本人词作)尽授与龙先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先生当时在上海，我不知道陈先生介绍我给龙先生的情况。
两年多前，家人看到有学者将新发现的陈寅恪先生的书信公诸于世，其中就有陈先生当年为我毕业论文之事致龙先生的信。原信如下：
榆生先生左右：屡从冼玉清教授处得承近状，慰甚念甚。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兹有恳者，岭大国文系女学生林缦华近欲作一论文研究朱彊村先生之学，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并附呈其所拟作论文目录一纸，即求教正。若能详加批示，尤所感幸。林生以后有所求教之处，似可由其迳函左右请益。想先生诲人不倦，且关涉朱先生，必不吝赐教也。令郎厦材想仍在清华肄业。耑此奉恳。敬叩吟安!弟寅恪敬启九月二十九日
附论文题目一纸、旧作一首录呈教正。
当我读到信中“岭南大学文史之课，听讲者寥寥，想此种学问行将扫地尽矣”和“弟于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不敢妄谈以误后生。然当今之世，舍先生外亦无他人能深知者。故不揣冒昧，特为介绍”的话的时候，对陈先生流露出来的严守师道之古训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深有所感。《礼记·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东汉郑玄注：“严，尊敬也。尊师重道焉。”对于师道尊严应该理解为既是对学生尊师重道的要求，只有尊师才懂得重道，才知道敬学，同时也是对为师长自尊重道的要求。这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内容。陈寅恪先生又进一步把它视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一个内容，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师长有尊是六纪之一。陈先生以为师之道严格律己，力求达到理想中之最高境界。
岭南大学中文和历史两系都是小系，历来就读者很少。当时听陈先生课的学生多不超过十人，少则三几人。听说历史系后来还有过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的情况。面对听讲者寥寥，预感到他所研究和所传播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已不被世人重视，继承和发扬为艰，即使如此，仍一丝不苟坚守为师之道。陈先生当时已双目失明，学生到他家上课。不管听课学生多少，即使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内容，他仍然每次讲课前都认真备课。他讲课时身旁有一块小黑板，事先让助教详细知道他所讲的内容，让助教在他讲到一些有关人名、书名和要引证的语句时，同时写在黑板上。中文系听过陈先生讲授的白居易诗和元稹诗的课的学生都共同感受到以史证诗，诗史互证，对所讲诗涉及的时代背景和所讲诗意的个人独特见解都可谓字字句句有据，绝无浮泛之词。以陈先生学问之渊博和朱陈两家世交，绝非对“朱先生之学毫无所窥见”，却如此自谦，足见先生治学之严，而视“妄谈以误后生”为师者之大忌。陈先生是以极高之标准自律，严守师道。为了使所指导的学生在其论文上得到最好的指导，而不揣冒昧，致信请在该学术领域最深知者帮助指导。领会到陈先生把师道有尊作为理想最高境界之一，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日后陈先生以免“贻误学生”为由而愤然离开教席后内心之痛楚。
我写好了毕业论文的第一章便请程曦助教转呈陈先生，陈先生阅后做了一点批示后便转寄给龙先生。不久我先后收到龙先生寄给我两本他的书著和一封信。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风雨龙吟室丛稿》，一本是1948年出版的词作《忍寒词》。《风雨龙吟室丛稿》中有一篇他当年对清代词人的论述，我领会他是用他的这篇文章指导我评述清代词坛。所寄《忍寒词》有他的笔迹和印章，上书“縵华女士正之，沐勋寄赠”，然后盖着“箨公”的印章，下写“庚寅暮秋寄自上海”。“箨公”是龙先生四十岁以后所用的另一署名。寄来之信中对我的论文第一章初稿甚为称赞，但未见修改意见和我的文稿。他还问我有无词作，可以把词作寄给他看看。数日之后，程曦助教交来陈先生和龙先生批改后的文稿，龙先生是先将他对我论文的修改寄给陈先生看后，再由陈先生交给我，这是对陈先生的一种尊重。陈先生只在文稿末页提了这样一条常识性的意见：“此文中述及清代诸词人，正文中用字将其名置于括弧内”，批示应是出于陈师母唐筼代笔。龙先生的批语至为精细，大至对某朝代词坛评述之欠妥，小至文言虚词使用不当、错别字、笔误均一一匡正。在一千多字的文稿中修改之翰墨竟多达二十处。龙先生的两本赠书和有两位大师批改的文稿，两年前竟意外发现在父母的香港旧居中，保存完好。我与龙先生素不相识，遥隔两地。因陈先生致信相托，龙先生对我论文指导之热情、周详、严细，使我感动之余，更领会到师者之德。